所谓“懒人”根本上就是一种标签，类比于中国的孩子一旦从事和学业无关的事情，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的独特发展道路，中国的家长总是会给其贴一个“不学无术”、“好吃懒做”的标签。同样的，一个东亚内卷国的国民，一旦他不是在一个大垄断企业里有一份按时纳税的高薪工作，或者走向国家公职人员的道路，他也被人们定义为是一个“懒人”，仅仅只是因为他追求自己的理想，追求自己那不被主流认可的生活方式，人们就会说这样的人是“没出路”的，是社会的“寄生虫”。
我一再强调的一点是，所谓主流的生活方式，诸如上述的去应试教育内卷，去互联网大厂上累死累活。这些被定义为是“道德”的，是“正义”的。
问题是这样的主流的生活方式，是谁定义的？是权力。是掌握这个社会的有权者，赋予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一种必然正确的道德价值，将其内化在每一个心里，进而使得每一个人都追求这样的生活方式活下去。
注：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是通过它的世界观对人类的意识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造而行使统治的，这种世界观通过长期的传播与普及后，终于被群众所适应，成为“常识”（大多数人觉得正确的社会流行见解）；另外资产阶级对自己政权的维持，主要不是通过对生产数据和暴力手段的垄断，而是通过赢得其他从属阶级对它的意识形态的同意，因为它的统治主要是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霸权统识。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当有权者-无论是官僚还是资本家，他们发动他们的宣传机器如此定义的时候，并不是优先考虑被定义者-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他们之所以塑造这样的价值观念，是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利益。官僚的诉求是社会稳定和千秋万代，而资本家所需要的是更多人为其打工榨取越来越多的利润。他们不会直接把自己的诉求告诉普罗大众，而是给他们说，你们唯有这样做，才是道德的，才是正常的，任何不这样的做的，就是社会的“寄生虫”；任何反对这样主流观点的人，就是万恶的“颠覆分子”、“卖国贼”。
这些掌握权力的人，试图向人们灌输一种观点，那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的哲学和社会基础，是来源于士绅阶级的同情，来源于“绅士精神”、来源于慈善，来源于贵族姥爷们对底层穷鬼的同情。归结于一句话，这样的福利是来源于“人道主义”。因此，在这样的观点下，福利仿佛只是给可怜人的施舍，而不是公民的权利。
这是完全错误的。
北欧的福利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基础，根本上不是来源于所谓的同情，而是来源于政府对公民的责任，来源于公民自身的权利。以残疾人为例，北欧国家对于残疾人的福利安排，所依据根本不是所谓“人道主义”的同情，而是民主原则，残疾人也是公民的一份子，所以政府有义务为他们提供兼顾到他们需求的公共设施，“残疾”本身并不被视为是一种缺陷，而被视为一部分公民对公共事物的特殊需求。
举个例子，难道厕所分男女，是因为对女性的同情吗？还是因为对男性的同情？同样，街上有一个盲道，难道是视力健全的人对盲人的施舍？
这样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实际上是站在一种“主体民族中产阶级健全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潮，暗示这种人才是社会的统治者，才是“人”，而其他人都是“非人”。而“非人”只能在这些“人”的统治下苟活，还要对其偶尔的施舍万分感激。
这根本上是一种身份政治的思考逻辑，是一种封建主义的思维，只有在封建主义，才会有贵族的种种类别和平民。这是一种“宗法制度”，更是一种“礼乐制度”。
福利国家所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根本不是那样只针对少数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援助”，或者用一句专业的术语来说，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者们摒弃了“残余式”的福利制度，而建立起“普惠式”的福利制度，任何人，不会因为你年老体衰或者是个性少数群体，又或者是一个残疾人，而被认为是弱势的，你和其他人一样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和其他人一样平等。而政府会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他所需要的公共设施，以及为每一个公民提供政府需要提供的高福利，以实现整个社会的最大幸福。
这是一种去身份化的福利制度，任何人都可以享受的福利制度。类比于中国，那就是有一天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被彻底取消，城里人和农村人、干部和群众，都能享受一样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福利安排。
这才是北欧，这才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人是生来平等的，现在很多人反对这句话，他们会说有些人生下来就智力障碍，有些人生下来就没有别人好看，有些生下来爹妈就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
这种情况下，人怎么可能是生而平等的？
这是因为，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新自由主义仍旧占据主流，人们没有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智力障碍的人一定比不高智商的人要道德优越吗?
好看的人就天生拥有着占据社会财富的法理性？
人的父母就决定了这个人注定只能过低人一头的生活？
不是！
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任何人都是生来平等的，任何的导致人们不平等的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念，都是权力者为其个人利益塑造的伪道德，他们试图将他们自己的道德观念灌输给每一个人，进而让这个社会-这个他们统治的社会能够世代地阶级再生产，能使他们目前所能享受的一切地位和财富不至于垮塌。
出于对这样观念的批判，因此才有了文化多元主义，人是平等的，人是生而平等的，这种平等不是建立在任何的生理或者财富或者社会地位上的，不会因为任何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而使得某一些人低于另外一些人。任何人的特质，都不会使得其低于其他任何人，而一个真正理想的社会，就是要保证这样权力衍生出来的评价标准不会出现，任何人都不被标签化。
回过来，所谓对“懒人”的批判，实际上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上，那就是勤奋内卷的人，要比摆烂躺平的人，在道德伦理上要更高等。这种问题对于北欧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一个勤奋工作的人未必比一个整天躺家里的人更高等，两者在道德上是平等的，没有谁是对的或者说谁是错的。只要这样的生活是个体想要过的生活，是他自己真正的需求，那么他就可以去过这样的生活，政府也有必要为每一个人过他想过的生活提供条件，而不是政府为每一个人提供有权者想要他们过的生活的条件。
为了去掉这样的价值评判的影响，福利国家的人甚至会在话语上下功夫，这一点中国人也有其智慧，比如用“内卷”这样的一个负面词汇消解掉“勤奋”这样一个积极的词汇。在福利的领域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流量汉在台湾被称为“街友”，以“残疾人”代替“残废”等等。消解价值评判的同时，也解构掉了价值评判背后的权力，没有了权力，才会有人平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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