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私有与公有之我见
古家林
看到有朋友批评一些人曲解马克思，为私人资本捧场的文章，觉得有必要说几句。应该说这些朋友的批评是对的，情况确实如此。在本人前些日子所发的几篇与李惠斌先生商榷的文章中，也曾谈到李先生在其获得中央编译局优秀学术成果二等奖的《企业劳动产权概论》一书中，通过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手段，先把资本说成普通的“价值”，然后将其归结为“物化劳动”，再把“物化劳动”等同于“活劳动”，最后得出资本收益（利润）属于“按劳分配”的结论，为私人资本脱罪洗白。不过笔者今天写这段文字，不是为了重复以前说过的话，而是认为一些朋友对资本的理解未能与时俱进，有必要说明一下。
不知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笔者在文章中说到资本的时候，往往总是说“私人资本”而不单单直说“资本”。甚至在引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时，笔者也习惯于加上“私有”或者“私人”，以示资本的社会属性。这是因为马克思所处的是资本主义时代，他所讨论的也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资本，无须多此一举，突出资本的私有性质。而在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中，既有私人资本，又有公有（国有）资本的存在，所以，我们在讨论资本时，不得不突出区分是公有（国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
确如一些朋友所说，过去我们没有公有（国有）资本的说法，有的只是国有（公有）资产、国家（公有）资金，甚至在我国有关国有企业的法律法规中至今也只是说“国有资产”，而没有“国有资本”的说法。这种状况可以说由来已久，几乎是从苏联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起，国有（公有）资产就被视为和资本主义私人资本相对立的概念而提了出来，所以过去的有关介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籍或资料中，只有国有资产的说法，而从来不谈国有资本。其实，现在看来这不免有点古板教条，形而上学了。只不过，在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年代，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只说国有（公有）资产，不说国有（公有）资本，无关大局，无伤大雅。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性质的经济共存的情况下，在私人资本已然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的情况下，再讳言“国有（公有）资本”，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大家都知道，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公有）资产在投资经营后，同样具有“带来剩余价值”的功能或作用，它虽然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但也要求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把“利润”的高低视为衡量企业经营搞得好坏的重要参数。所以，国有资产也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一点和私有资本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称之为国有（公有）资本并没有什么不妥。国有（公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功能或作用是否相似或相近上，而在于资本归谁所有，为谁服务上：归私人所有，为私人牟利，那就是私有资本；资本归劳动者集体（国家）共同所有，为广大劳动者谋利，那就是公有（国有）资本。
笔者曾写过一篇《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殊性》（乌有之乡网刊2019-06-24）的文章，上面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外‘私’内‘公’”的二重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独占性和排他性，令社会主义公有制得以披上“私”的外衣，能够与私人资本同台共舞，或竞争，或合作，以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内公”的利益。
所以，笔者以为，将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称为国有资本，是恰当的，也是必须的，更是有益的。当然笔者也不否认，国有（公有）资本的提法，也反映了资本和劳动在某种程度上的分离现象，但是这种一定程度上的分离，与私人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性质完全不同。关键在于，国有资本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占有，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私人资本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占有，是“取之于民，用之于私”！
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2022年4月2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8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十分英明，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以上管见，仅供有关朋友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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