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题记
在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文化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为了壮大这支军队的力量，就要纠正当时延安文艺界的一些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为此主席开展了一场从思想上到组织上的整风运动。
主席从工作立场，工作态度，工作对象入手，言简意赅地明确了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歌颂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暴露剥削阶级的反动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主席认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文艺标准，而在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越阶级的文艺，无产阶级的文艺服务于无产阶级，而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然服务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
“而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以史鉴今，我们不得不感叹主席的格局和远见。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文坛巨匠认为文学艺术从来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只是要用来一味地批判，揭露，揭露人性，揭露社会。这样的揭露和批判与鲁迅的揭露和批判截然相反，鲁迅执笔为枪，笔锋直指剥削阶级；而今天的文坛巨匠却将笔锋一转，嘲笑和攻击起了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其用来攻击的手段，正是所谓人性论。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乎于人性。”于是文坛巨匠想要揭露无产阶级人性的丑陋，就说得通了。
文坛巨匠又说，文学艺术不应该是唱赞歌的工具。对此，主席这样评价：“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于是文坛巨匠不想唱赞歌的动机，就说得通了。
主席认为“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既要立场鲜明，又要态度端正，既要面向群众，又要服务人民，既要揭露剥削阶级反动，又要为无产阶级唱赞歌，如此重担竟担在了今天的文坛巨匠肩上，着实有些难为他了。既然做革命文艺家需要这么高的标准，那何不寻找另一个门槛更低的标准呢？
于是文坛巨匠下定决心不唱赞歌，只是写尽“暴露人民”所谓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或嘲笑乌合之众觉得人民群众愚昧无知之类的描写。文坛巨匠也学来了春秋笔法，从百姓生活写起，从乡村陋习写到人性丑陋，从追求幸福写到极权暴政。文坛巨匠将人民群众丑化妖魔化，再冠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美名。以此来获得资产阶级文艺标准的青睐，终于一路攀升到了文坛巨匠的地位。
我们莫要被资产阶级文学奖发出的腐朽的金光迷住，以至于闪瞎了双眼。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从来不是为资产阶级唱赞歌的工具，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们，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认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他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蠢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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