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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讲话》发表八十周年】蒋晖 | “普遍的启蒙”与革命:《讲话》和非洲左翼文学运动

蒋晖 · 2022-08-08 · 来源:保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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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非洲的革命期待有能力政党的坚定领导、期待知识分子和大众的结合、期待坚持一种社会主义理想。这也是《讲话》留给我们的意义。在纪念《讲话》诞生的80周年之际,我们认为,《讲话》的意义远远超过中国的革命语境。将《讲话》从中国腹地移向亚非拉广袤大地,把它的中国内涵在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的斗争历史中展开,我们才可以准确看到《讲话》的历史位置——《讲话》其实是第三世界反抗文学最为系统的理论表述。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蒋晖老师一文《“普遍的启蒙”与革命:〈讲话〉和非洲左翼文学运动》。在本文中,蒋老师先是从《讲话》在世界空间中的传播谈起,列举讲话发表后对多国思想界与文学界的影响,强调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由张旭东所提出的“革命机器”和“普遍的启蒙”两点,鼓励更多人从此角度理解《讲话》的政治哲学内涵。接着,作者详细阐述《讲话》在非洲传播的途径。一条是美国非裔民权运动传播到非洲;另一条是以语录体的方式随《毛主席语录》而流传入非洲。二者虽然方式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亚非拉的文艺的发展。作者强调需要认识到《讲话》是第三世界的革命文艺理论,深刻理解其与西马的批判理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区别,方能使其在非洲接受、传播和阐释有本质性的提升。最后,本文谈及非洲左翼知识界对《讲话》的解读。指出第三世界文学的本质是社会底层阶级要求革命的文学表述,呼吁非洲文学家和艺术学家们树立民族主义,弄清非洲革命内部各要素的关系,为非洲国家与文艺思想的崛起做出巨大贡献!在科学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讲话》的内核将会为时代带来更具解放性的思想!

  原文刊载于《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3期。感谢蒋晖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普遍的启蒙”与革命:《讲话》和非洲左翼文学运动

  蒋晖

  一 《讲话》在世界革命空间中的传播

  1942年5月5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合影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于1943年10月19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2年之后,朝鲜语的译本问世,自此揭开这篇光辉的中国革命文学理论文献在国际上的翻译、出版和传播的历史。日译本是《讲话》的第二个国际版本,于1946年出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加速了国际对毛泽东著作包括《讲话》的翻译。1949年10月法语版的《讲话》出版,随后是英语版翻译在英国、美国和印度出版。1950年之后,《讲话》逐渐被翻译成昔日主要的殖民主义语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语言以及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语言,在全世界流行。[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并非由巨大的国际出版资本的利益所驱动,也非来自于纯粹的学术研究的兴趣。从《讲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到不同国家的过程看,《讲话》总是被理解为一种革命的文艺理论,它的目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它总是为那些处于民族解放斗争、反对新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斗争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提供了思想的武器。最近的两篇研究《讲话》在非西方世界的影响充分说明了这点。魏然《在笔与枪之间:〈讲话〉在阿根廷的阅读与挪用》特别讨论了阿根廷作家、批评家里卡尔多·皮格里亚的1972年著作《毛泽东美学实践与阶级斗争》,说明1970年代阿根廷左翼知识界对《讲话》的重视来自于思想界内部斗争的需求:左翼知识分子需要借助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与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文艺观展开斗争,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讲话》里面的“普遍的启蒙”思想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以及阿根廷本土的民间“反智”理论也有着根本的区别。[2]李大可、全炯俊的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韩国的译介》一文梳理了1980年代毛泽东著作在韩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背景,两位作者特别指出,彼时韩国的文学运动正从“市民文学”转向关注工人和农民等社会底层的“民众文学”,《讲话》提出核心问题——文艺为谁以及如何写作——推动了这个运动的发展。[3]我们因此看到,《讲话》在1945年的朝鲜和1980年的韩国的接受缘于不同的斗争的需要。

  里卡尔多·皮格里亚(Ricardo Piglia)主编的《书籍》杂志第25期

  《毛泽东:美学实践与阶级斗争》一文

  张旭东在对《讲话》内涵所做的重新阐释中,提出从“革命机器”和“普遍的启蒙”两点理解《讲话》政治哲学内涵。他解释道,这部机器“首先是战争机器,其次是宣传教育机器,然后才是生产审美愉悦的机器。”[4]“革命机器”说也许是说明《讲话》在世界得以广泛流传的最合适的概念:20世纪全世界的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底层民众从事着旨在改变这个由西方制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的各种各样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改变世界的斗争,而不是依照西方的思想依葫芦画瓢地解释自己生活世界的斗争,而文学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讲话》彻底颠覆了西方的资产阶级美学,它既是毛泽东本人创造性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当世界进入20世纪这个革命世纪的必然的产物,它来自于这个时代“革命机器”的生产实践,最终被毛泽东表述为一套影响深远的理论话语。

  因此,《讲话》的翻译、出版和传播的历史也就是世界革命的历史。若对这个问题缺乏深刻的理解,研究会迷失方向。举例而言,汉学家杜博妮是西方研究《讲话》的大家,她的著作《1943年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翻译及其评论》在1980年成书后,分别于1992年和2020年两度重版,其《讲话》英译被施拉姆收入10卷英文版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奠定了权威译本的地位。[5]杜博妮的贡献是批评了夏志清等人对《讲话》的误读,并以《讲话》的1943年版本为依据阐释《讲话》重要观点的历史起源。[6]杜博妮的工作尽管富有成效,但她犯依然了一个常见的错误,即她太关注《讲话》在美国反共的汉学界的接受情况了。实际上,《讲话》在美国汉学界接受的情况与《讲话》在美国的深远影响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只有把握住张旭东所说的“革命机器”这个概念,才能真正讨论《讲话》在美国的影响。在美国1960年代,传播《讲话》的“革命机器”是经历了从和平到暴力革命方式转变的波澜壮阔的亚裔和非裔民权运动,正是在这个时期,《讲话》被美国“新左翼”奉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艺极为不同的、可以真正指导文化革命的思想武器。美国学者比尔·马伦说:

  《毛主席语录》最持久的影响也许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美国的左翼文化上面。第31节“文化与艺术”是非裔美国艺术家和亚裔美国艺术家们最常引用的部分,他们力图从中发展出一套艺术推动社会变革的理论。特别有影响的段落来自毛在1942年5月所做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铿锵有力的号召鼓舞艺术家们用文艺为大众的斗争服务。[7]

  1967年,美国“革命行动运动”(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领导人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正在中国流亡。在参加纪念《讲话》诞生25周年的活动时,他高度肯定了《讲话》的现实意义,呼吁非裔美国艺术家们用“我们全部的文艺为大众服务”,并将“革命文化”作为革命阵线的一个重要部分。[8]美国华裔音乐家、民权运动者侯维翰(Fred Ho)与比尔·马伦合编了《非裔的亚洲——非裔和亚裔美国人之间的革命政治和文化的纽带》,并撰写了重要文章《毛与中国革命对在东海岸的黑人解放运动以及亚裔运动的指导意义》,[9]文章开宗明义提出,毛领导的中国革命是第三世界的革命,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因为,“中国也曾遭受西欧和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俄国以及西欧国家比,中国的产业无产阶级数量极少”、“中国人民同样受到种族歧视。”[10]侯维翰指出,马克思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以解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只能说明马克思没有能力很好解释欧洲之外的社会经济情况。[11]由此,作者提出他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解:“中国革命无法由具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领袖毛泽东提出了统一战线的理论来反抗帝国主义,领导中国经历民族和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12]在侯维翰看来,毛泽东的第三世界革命理论核心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并非阶级斗争,这样的理论为亚裔和非裔的独特身份认同、反抗白人的统治和文化同化奠定了基础。

  毛主席在延安

  在美国,真正理解《讲话》的重要性的是这些打造“革命机器”的革命者。是这些人把《讲话》的精神散布在美国正统学术界之外,让它和广大的亚裔和非裔民族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让《讲话》从美国传到非洲,进一步参与到那个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去。这或许才是《讲话》的世界历史意义:它构想了与资本主义文艺完全不同的一种文艺,这种文艺是知识分子和大众结合的产物,是改变一个不公正社会的行动。毛泽东的《讲话》的价值存在于具体的革命行动之中,它不仅仅是发生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场争鸣,因此,传统的“影响研究”是无法研究《讲话》的。事实是,《讲话》的革命立场和斗争精神已经转化在世界各个地区的斗争实践中了,在斗争实践中,这些地区逐步发展出自己的革命文艺思想,《讲话》的名字也许不再提及,但其精神遗产却无处不在。这是在今日非洲常见的景象:反抗无处不在,革命机器在高效地运作,但《讲话》的名字鲜被提及。我们只有从漫长的历史时间来看,才能知道,第三世界的革命和反抗的精神无不闪烁着《讲话》的精魂。

  二 《讲话》在非洲传播的途径

  《讲话》是如何传播到非洲的?又对非洲作家和文学理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下文要探讨的问题。

  何时和如何传播到非洲是一个尚未被充分研究的问题。笔者依据现有的材料,只能笼统地指出,《讲话》进入非洲至少有两条途径。第一条,通过美国非裔民权运动传播到非洲,这里面的一个主要人物是尼日利亚社会学家欧玛福姆·弗赖迪·奥贡卡(Omafume F. Onoge)。在196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美国学习,并于1970年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他在美国一些学校任过教,也曾在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的高校任教。他的《现代非洲文学里的意识危机》(1974)是富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论文,其思想明显受到《讲话》的影响。第二条路径则是《讲话》以语录体的方式随《毛主席语录》而流传入非洲,这里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坦桑尼亚。据普里亚·拉尔(Priya Lal),在1967年,《毛主席语录》被翻译成斯瓦西里语,随同它的英译本一起进入书店营销体系,售价为一先令一本(当时属低廉的售价)。一些坦桑尼亚大报刊如《民族主义者》刊登了促销广告,国家图书馆也有藏本。因为乡间民众识字率低下,尼雷尔政府便利用广播将《毛主席语录》普及到农村。[13]1967年是坦桑尼亚一个特殊年份,尼雷尔在这一年颁布了“阿鲁沙宣言”,宣布走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份纲领性文件“借鉴了中国的发展模式,采用了‘长征’、‘文化革命’这些修辞,并以毛主义的三个关键思想即自给自足、大众政治和农民优先为原则” 。[14]在坦桑尼亚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坦桑尼亚政府是如何组织文艺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讲话》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国内的斯瓦西里语学者研究的课题。但我们从一些坦桑尼亚文学创作的状况看,也能够感受到《讲话》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对坦桑尼亚的影响。举例而言,恩丹格鲁《约拉的雄狮》[15]是一部描写坦桑尼亚“合作社”的故事,它塑造了一个类似梁生宝式的农村建设带头人的英雄形象,在小说中,“领路人”盖东·利力姆巴(Gaidon Lilimba)作风清廉,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紧紧依靠群众和各种落后的思想做斗争,带领村民走集体化道路,这些内容无不显示出这部作品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的亲缘性。另外,来自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的两位作家的作品也与中国革命文学有着种种“神似”。沙飞·亚当·沙飞的《福阿德老爷的房子》和萨义德·艾哈迈德·穆罕默德的《苦蜜》描写了桑给巴尔1964年革命进程,刻画了黑白鲜明的正面和反面人物,也特别描写了中间人物,他们在革命中接受再教育,思想发生了积极的转变,斗争意识逐渐加强。小说所强调的社会矛盾也从民族矛盾转移到阶级矛盾。[16]正是在这些文本中,我们能看到《讲话》和中国革命文学的影子。

  各种外文版本的《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英文版

  《讲话》是如何从美国和欧洲传播到非洲的?又如何以《毛主席语录》的形式直接在非洲国家传播的?这其实代表着两条性质不同的传播路径。第一条是折射路径:《讲话》先在西方的左翼知识界发生了影响,来到西方学习的非洲知识分子接触到了讲话,并将之传入非洲。第二条路径则更为直接,是中国的影响力辐射到非洲的结果。在非洲(这里指撒哈拉以南非洲),《讲话》和苏联的文艺理论以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处于何种竞争的关系?苏联内部的文艺斗争的复杂性是如何被非洲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反思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是什么时候进入非洲的?非洲知识界是如何协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的阶级论和非洲民族革命之根本思想——泛非主义的?这些问题都是在研究《讲话》需要呈现的历史语境。此外,具有深远意义的1955年万隆会议、1958年亚非作家会议以及随后由苏联主导的亚非作家协会的刊物《荷花》(Lotus)杂志对研究《讲话》的传播或“压制”都是无法忽略的语境。

  就目前掌握的极其有限的资料看,我们提出如下几点看法,并在余文对这些看法做一些说明。第一,我们认为,《讲话》在非洲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中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影响,也就是说在1960年代《讲话》似乎并未进入非洲作家和评论家们的视野。1960年代末,非洲一些国家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之后随即进入了所谓的“新殖民主义”时期[17],此时,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社会极速贫富分化使得原来的民族主义者逐渐左倾,阶级分析成为左翼知识分子分析社会的武器,在这个背景下,《讲话》所强调的“文艺的阶级性”开始受到非洲知识分子的特别重视。第二,在1970年代,非洲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主要集中在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和坦桑尼亚达拉斯萨拉姆大学。这些左翼圈子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俗称“西马”)理论的控制,而有意无意贬低《讲话》的独创性,在这个西马视野中,非洲文学被理解为知识分子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而非有机地指导底层运动的一个“革命机器”,这样便造成“启蒙”和“革命”的目标的分离,或者,按照张旭东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子内,“知识启蒙”无法上升到《讲话》所要求的“普遍的启蒙”;第三,《讲话》真正发挥影响力的地方可能是经过武装斗争洗礼和革命政党建设的非洲地区,这些地区主要是前葡萄牙殖民地如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津巴布韦,也包括发生了茅茅运动的肯尼亚,后者产生了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这样卓越的非洲“毛主义者”。这个地区的文学我称为非洲的革命文学,并在《从“民族问题”但“后民族问题”——对西方非洲文学研究的两个“时代”的分析与批评》有过初步讨论;[18]第四,《讲话》中的一些观点受到重视,这些观点包括:文艺的阶级性、文学的艺术性和政治性的统一、文艺的大众化(普及)、作家的态度、文艺是工农(缺“兵”)文艺、文学为谁而做、文学的语言等问题。文学研究不从西方美学理论出发,而从实际斗争需要出发以研究具体的问题,是毛泽东美学的基本原则,这点对于非洲文艺理论家的影响是深远的。其实,非洲文艺理论家们很难提出一套关于非洲文学的美学原则,从一开始,非洲文学就被“何谓非洲文学”、“谁是非洲作家”、“使用殖民语言还是本土语言”这些基本问题所困惑,因此,非洲文艺家们对《讲话》提出的从实践中思考具体文学创作问题的方法天然地没有距离。正是这种“天生的熟悉”让我们看到了第三世界文艺的最基本的相似之处,它们是为了改写西方的文艺原则而生的文艺。

  第三世界的文学或许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概念,不同国家的文学实践面对的是不同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困境。但它们又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内容,即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历史命运和出路。如果将农民作为“革命机器”的主体,那革命文艺与西方资产阶级文艺一定是一副完全不同的样子。农民的“进步性”和“保守性”提出了革命先锋队的领导作用、以及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等深刻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没有被非洲的卓越知识分子们所意识到,比如法农,他提出了“大地的苦难者”这个概念,它指占非洲90%的被压迫者,这个概念超越了宗教、文化和部落的差异性,构建了一个非洲底层共同体想象。[19]和“大地的苦难者”相对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法农最表示怀疑的西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精英。法农构建的这个思想传统对非洲左翼知识分子产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它是连接肯尼亚大作家恩古吉和《讲话》的思想和精神的纽带。但是,即使在法农那里,政党作为领导农民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依然没有被强调,这说明非洲的现代政治的形态从整体上说十分不同于苏、中政治模式。加纳是非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恩库鲁玛领导的人民大会党更像是一个大众党而非革命党。在非洲的现代政治条件下,除了葡语殖民地的革命之外,大多数国家的政党无力制定文艺路线,文艺独立于政党政治是一个显著现象。这既有政党与民众脱离的原因,也有非洲文艺家们从苏联那里得到的教训。非洲左翼作家因此具有一副双面面孔:在思想上寻求和工农的结合,在艺术上,则要求个性的独立。这是我们理解非洲左翼文艺运动的关键线索。在本质上,非洲现代文艺是知识分子自我的批判,是在缺乏革命党的领导和革命文艺制度保障情况下进行的,因为这个原因,非左翼知识分子阵营是极其不稳定,只能以碎片化状态存在。

  Frantz Fanon.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Richard Philcox.Trans.) ,

  Grove Press, 2005.

  三 非洲左翼知识界对《讲话》的解读

  第三世界文学的本质是社会底层阶级要求革命的文学表述。在非洲,黑人受到的压迫并不完全是阶级的,而且也是种族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阶级和种族相结合的压迫模式。整个非洲的20世纪历史呈现了三个阶段的反抗形态。在60年代之前,是黑人反抗白人政权争取民族独立的时期。这是第一个阶段。在革命成功后的新殖民主义条件下,非洲大部分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内战和独裁统治,种族压迫变成了阶级压迫,反抗黑人统治阶层争取社会民主变革成了非洲第二个阶段的革命目标。非洲现代文学的第一个阶段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总目标是一致的,这部分文学曾在60年代被部分地译介到中国来。非洲文学的第二个阶段与国内的阶级斗争的形势相一致。非洲文学的第三个阶段发生在全球化时代。

  1959年5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

  来自亚非拉16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朋友。

  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为民族独立运动所做的主要贡献是,第一,促进了非洲民族主义和泛非意识的诞生,这个工作始自30年代在法国留学的“黑人性运动”,这群中产阶级的黑人知识分子在异国他乡的留学中生出了强烈的“乡愁”与文化寻根愿望,他们将寻找丢失的“黑人性”(即黑人的文化精神)作为文学的使命,因此促进了非洲民族意识的自觉。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桑戈尔是“黑人性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建国之后,他在塞内加尔推行非洲的现代主义文艺运动,这种运动以欧洲现代主义所使用的神话体系为方法,为新确立的民族国家提供超历史的叙事。

  从60年代开始,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这代非洲作家开始赢得世界声誉,他们工作的重点是改写在西方作家笔下扭曲了的非洲形象,重新唤醒非洲读者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被誉为“现代非洲文学之父”的阿契贝曾写过不少文章,阐述第一代非洲现代作家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写出和康拉德《黑暗的心》截然不同的描写非洲生活的小说。他尖锐地批评西方人描写非洲的小说不把非洲人看作真正的人:非洲在这类小说里不过是“一套装置与背景,非洲人性的要素是不存在的。非洲被缩减为形而上的抽象战场,是游荡于其中的欧洲人的致命危险。难道有谁看不出幸福的欧洲的变态的傲慢吗?他们把非洲当成道具去给自己狭隘的头脑注入一点想象的活力。这还不是问题之所在。这种态度持续地使其笔下的非洲人看起来没有人性。这类不把另一个人种当人看的小说能算伟大的小说吗”? [21]因此,在阿契贝看来,非洲作家必须是读者的老师,他必须通过文学教育公民,“让我的社会重新获得自信,抛弃长期形成的自卑和自贱的心理”。[22]阿契贝认为非洲文学的本质是一种人学。他的观点比起他的前辈由法语区黑人艺术家和思想家倡导的“黑人性”文学有了新的发展。

  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1930-2013)

  当以阿契贝为代表的第二代作家出现时,“黑人性”已成为塞内加尔官方文艺样态,它阻碍着反映现实生活、批判社会黑暗面的文学的产生。1962年,第一次非洲英语文学大会在乌干达召开,“黑人性”被认为是反动的和保守文艺主张而遭到批判。与会者认为,黑人性文艺满足了西方对非洲的风俗奇异化的好奇,缺乏深刻的现实基础。这场会议深远的一个意义是,它迅速终结了“非洲作家”和新建立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蜜月期,知识分子转而成为政府的批判者。在没有通过暴力革命而建立政权的非洲国家里,知识分子和政府、文人写作和国家的文化政策相互脱节。这样,《讲话》中确立的文艺的“党性”原则和“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相结合”所依靠的体制保障失去凭据。知识分子和民众的结合(做民众的老师以及民众的学生)只能是知识分子的自发行为。这一状况贯穿于这个时期的启蒙文学和随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之中。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从非洲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看到的是独立后的非洲社会面临巨大的贫富差距,新出现的权贵阶层与西方资本勾结,侵吞国家财富,民众无法享受应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这个时候,非洲的阶级的意识开始形成。尼日利亚第二代作家兼文学研究者坦纽·奥杰迪(Tanure Ojaide)为我们描述了1970年代伊巴丹大学激进的氛围:

  学生非常积极地参与政治。1969年,格博拉迪·奥斯诺沃(Gbolade Osinowo)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因为他以“革命”为竞选口号,所以得到学生们的支持,当时学生们寄希望于国家层面的变革。许多次,学生们来到当时的首都拉各斯抗议西方对非洲事物的干预,其中有一次是抗议西方在几内亚比绍制造了流产的政变。1970年博伊·阿甘比阿迪(Boy Agunbiade)赢得学生工会的主席席位,他被称呼为“毛主席”。每次别人喊他“毛主席”,他便回答“为人民服务”。[23]

  在文学领域,以南非的拉古玛(Alex La Guma)、肯尼亚的恩古吉和塞内加尔的乌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ene)为首的以马克思阶级论为分析社会问题方法的文学写作登上历史舞台。恩古吉在《我生活里的亚洲》一文中,点到了毛泽东对非洲知识界的影响力:“尽管毛泽东从没来过非洲,他的思想却是成为后殖民时期非洲思想论证的一部分。他对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比欧洲马克思主义模式更符合非洲后殖民时期的社会现实。克瓦米·恩克鲁玛的《非洲的阶级斗争》一书到处可见毛的影响。[恩库鲁玛从毛泽东的分析中借来的对]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将前者看成国外资本的爪牙,将后者看成民族资本的拥有者已经成为政治理论和发展研究领域的一个分析框架。”[24]

  恩古吉小说《肖先生》书封

  恩古吉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能看出来受到毛泽东的很大影响,毛泽东的“百花齐放”、“文艺为谁”、作者的“态度”、“立场”、文艺的“阶级性”都是恩古吉思考非洲文学问题的关键词,体现在他各个时期的思想论著中。比如在《移动中心:文化自由之战》里,有一节起名为“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的空间”;[25]在《语言的解殖》一书中,恩古吉描述了自己从迷恋英语写作到决定使用自己的母语吉库尤语为自己族人写作的态度的转变。[26]和阿契贝、索因卡、库切和古尔纳等非洲大作家相比,恩古吉是唯一的在战后左翼国际主义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非洲大作家。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恩古吉在1977年发表《血瓣》后宣称未来的文学作品全部改用吉库尤语写作,即使在1981年《语言的解殖》一书中更进一步宣布今后文学思想评论也将使用吉库尤语写作,我们除了钦佩作者在文学大众化方向上所做的巨大努力外,我们也不能不感叹,个体作家的努力是多么微不足道。在没有国家推动本土语文学运动、培育本土语文学市场、经典化本土语作品、让本土语文学进入中小学教学体系的情况下,非洲的本土语创造的匮乏状态至今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

  在文艺研究领域,有一些著作受到了《讲话》的影响,我们知道的主要著作有:古杰尔伯格《马克思主义与非洲文学》、[27]恩格拉《非洲小说里的艺术性和意识形态》、[28]恩格拉《非洲诗歌的形式和意识形态》[29]和阿姆达《非洲文学理论》等。[30]

  出版于1985年的《马克思主义与非洲文学》是第一部非洲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论集。这是一部精英的著作,里面的著者主要为在非洲大学任教的大学教授,他们认为自己在从事一场思想领域的论战,论战的对手只有一个,就是当时声名如日中天的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颇为嘲讽的是,本书出版一年后,索因卡即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左翼评论家围剿索因卡,是因为他们要建立一个非洲(含非裔)左翼思想和文学经典序列,进入这个红色传统序列的包括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革命的政治领袖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美国黑人艺术运动领袖阿米里·巴拉卡(Amiri Baraka)、坦桑尼亚剧作家易卜拉辛·侯赛因(Ebrahim Hussein)、肯尼亚小说家恩古吉、塞内加尔的小说家和导演乌斯曼·塞姆班、南非小说家拉古玛等人。这些人物是最先被经典化的左翼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们的对立面是被古杰尔伯格称为非洲的庞德和非洲的艾略特的索因卡。他抨击索因卡晦涩难懂的现代主义风格和非洲的人民脱节,他的作品起到神化种族和掩盖阶级矛盾的作用。

 

  恩吉古著作掠影

  古杰尔伯格是一位美国学者,他在1976—1977年期间在尼日利亚工作,他自己并不是非洲文学研究的专家。他来到尼日利亚似乎带着一个使命,就是发现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现实,并将之纳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在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连续发展的历史。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他有两个基本的文艺观。第一,他否定政党对文学的管理,反对政党给文学家命题作文,也就是强调文学相对政党的独立性。他特别说明列宁的1905年的著作《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并没有主张政党可以干预文学创作的主题和形式,因此,日丹诺夫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张有悖于列宁的原则。第三世界的左翼文艺应该既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的现代主义文学,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的基本形式是布莱希特所创立的现代主义,一个通过间离效果来引起读者对资本主义反思的文艺。

  我们不难看出,古尔杰伯格所谈论的并不是第三世界的革命文学,而是反思和批判的文学。在这个视角下,《讲话》并无特殊的意义。他发出的主张是非常欧洲中心主义的,要求非洲的文艺工作者从斯大林回到列宁,从卢卡契回到布莱希特。收录在《马克思主义与非洲文学》的文章作者的左翼思想其实是很混杂的,有列宁主义者、法农主义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拥护者,也有分不清通俗文学和批判文学关系的学者。这充分说明在缺乏自身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在西方左翼的干扰下,非洲左翼文艺理论家们缺少自己的独创性。

  我们主要讨论一下《马克思主义与非洲文学》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非洲文学中的意识危机》。作者奥贡戈可以说是本书作者中最为深刻地理解《讲话》的学者。他深刻地抓住《讲话》的精髓,即视讲话为一篇革命文学理论的圣经,而不是西方批判理论的翻版。在这种理解下,他也准确地把握住《讲话》提出的思考革命文学的起点:为谁写作?作者说:“因此,毛认为,革命的艺术家们首要面对的问题是‘为谁写作’的问题?从革命者的角度看,完美艺术的政治标准就是服务于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31]这里奥贡戈所谓的“人民”指投身于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统治的亚非拉人民。他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将非洲现阶段的反帝和反非洲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视为第三世界整体斗争的一部分。他认为这个阶段和1960年代非洲独立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之一就是,此时发生在新几内亚比绍和南部非洲的武装革命和1960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截然不同,后者以宪政主义方式与西方殖民者达成妥协,和平立国,新独立的非洲政府则迅速沦为西方代理人,而在葡语殖民地爆发的革命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它将在非洲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则的社会主义,从而不再重复过去走过的非洲社会主义道路。奥贡戈说:“发生在新几内亚比绍和南部非洲的解放运动已经避开了自杀性的宪政主义迷障,后者吸尽了1960年代早期独立运动的热血。与过去不同,今天的反殖斗争是在进步的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武装革命。”

  《十全九美》书封

  新阶段的革命文学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文学,它否定无差别的普遍人性论,强调革命文艺是为被压迫阶级服务的。奥贡戈特别看重《讲话》的这方面的观点,他也重点引用了《讲话》的这段话:“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

  当奥贡戈把革命文艺看成一部革命机器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中国革命和非洲革命的关系,两者都属于亚非拉第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第三世界并没有共同的本质,只有共同的实践、共同的斗争。奥贡戈从毛泽东的实践论而不是西方哲学的本质论来认识第三世界的共同性。他说:“当前的非洲艺术家们有了获取思想进步的最大可能性。若干年前,在[与非洲]相似的革命环境下,毛泽东告诫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正确思想的源泉不是来自异教徒的迷信传说。相反,包括艺术观念在内的所有观念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这个革命机器要斗争的敌人是“处于热锅上的蚂蚁”的非洲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是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阻力。革命文艺的艺术性是“革命机器”的一个内在的质量,他引用《讲话》称,衡量革命文艺的标准是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结合。

  奥贡戈的第三世界革命文艺观与古尔杰伯格所推崇的布莱希特批判资本主义的文艺观的差别一目了然:两人同时都批判索因卡,认为后者用艺术构建了一个永恒的非洲神话系统从而阻碍了对非洲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认识。两者的差别是,奥贡戈试图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理解索因卡的错误,试图分析索因卡的“神话”写作背后的体制原因,这样就可以找到知识精英和大众隔离的根本原因。他在文章中总结了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殖民语言和大众语言的隔离。用英语、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语言创造出的非洲现代文学是不能为大众所理解的,它只是少数西化精英的文学;第二是精英和大众的隔离。大众识字率非常低,因此,如果文学不能口语化,不能表演,根本无法进入大众的文化生活;第三就是教育系统完全沿袭殖民教育,使得学生在大学接触不到非洲作家作品,只阅读由利维斯等制定的英国伟大经典;第四个隔绝就是出版业完全由西方出版商控制,他们的意识形态决定和影响了年轻作者的写作倾向,革命作品几乎没有发表的地方。为了打破这隔绝状况,“为谁写作的问题”才成为紧迫的问题。这才有了奥贡戈对毛泽东《讲话》认同的社会和历史前提。而古尔杰伯格没有能力像奥贡戈一样做出体制层面的分析,因此他理解的“文艺为谁”的问题是布莱希特式的,在理解非洲文学问题上显得比较抽象。

  奥贡戈的文章以“意识”为题目,如毛泽东一样,凸显了意识的能动性而不是反映论。这显示作者清醒地认识到非洲的现实并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的条件,非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只能是进步作家意识升华的产物。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论述了非洲文学意识转变的几个时期,作者采用历史分期和理论分期两种框架来描述。历史分期强调非洲文学在非洲独立运动中和后独立时期的显著差异。他特别指出,第一历史时期文艺家的贡献是建立非洲文化的自豪感,错误是将自己的传统文化过于浪漫化,形成了文化本质主义,这样,阶级斗争的意识就被压制下来。第二个历史时期,产生了各种意识形态,但主要可以归于两个,一个是批判现实主义,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为尼日利亚的索因卡和阿契贝。这里,奥贡戈并没有将索因卡妖魔化,而是肯定其著作中的现实主义成分。他的文章最后呼吁,当前非洲文学创作的方向,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的革命文学,这就是以恩古吉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阶级斗争的文学。

  奥贡戈代表了1970年代非洲左翼知识界将毛泽东思想、法农理论和万隆精神结合起来的倾向,如果仔细看一下奥贡戈对非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特点的总结,我们会发现它和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里面的思想遥相呼应。他总结非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有如下5个特点。第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认为,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在于清算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第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必须在殖民主义制度里解释资产阶级剥削关系形成过程,同时要高度重视非洲国家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和腐朽性;第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写作主题不是抽象普遍的人性,而是为80%的劳苦大众服务;第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必须乐观,必须相信广大的民众是改变社会的力量。他们要描写农民反抗、雇员协会和工人罢工等种种社会运动,并揭示新社会不可阻挡地正在来临;第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是泛非主义运动,具有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

  坚决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正义斗争

  宣传海报

  四 结语

  在革命过后的全球化时代,《讲话》在非洲还有意义吗?从桑给巴尔流亡到英国的古尔纳去年获得诺别尔文学奖,他的小说提供了欧洲知识界乐于看到的对于印度洋流域“前现代”的“世界主义”文化的再想象,这个想象的前提是这种世界主义已经被西方的殖民统治和随后兴起的民族国家运动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扼杀了。重回传统,为的是批判和否定霸权主义和革命。古尔纳对桑给巴尔的革命史的描写集中在小说《海边》(By the Sea)和《绝妙的沉默》(Admiring Silence)中, [32]在这两部小说,读者看到的不是革命历史发生的过程,而是一幅幅阴暗的暴力画面。他的小说暗示,由英国扶持的阿拉伯人在桑给巴尔统治其实是不坏的选择,至少好于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古尔纳是索因卡文学的继承者,他企图用一个关于世界主义的新的“神话”来遮盖发生革命前夕的各种社会矛盾。在这个时候,非洲还有革命的遗产以批判古尔纳的文学吗?[33]

  Abdulrazak Gurnah, By The Sea, Bloomsbury Pub Ltd, 2002

  Admiring Silence,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2

  2015年,我在南非金山大学访学期间,曾上过一门非洲文学讨论课。课上讨论了南非女作家黑德(Bessie Head)的一些作品,授课老师引导大家讨论黑德晚年对博茨瓦纳民间故事再整理工作。讨论在我看来进行得非常不得要领。因为,黑德的努力不过是用英语重写博兹瓦纳的民间故事,而且期待读者是知识分子。黑德所做的工作很像是人类学家对民间文化的整理工作,是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寻根努力。从为什么人的角度看,黑德的工作需要高度尊敬但也要批判地看待,她工作的目的是在民间传统为现代西化非洲知识分子找一条出路。我当时提到了《讲话》。我的发言引起一名四年级本科生对《讲话》表示了极大兴趣。他发言说“为什么人”是非洲文学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为白人写,还是为黑人写;是为中产阶级写,还是为底层人民写,都非常关键。随后我了解到,他年纪轻轻已经加入了非洲目前最激进的革命党组织——“经济自由战士”。这个党正因为表示代表黑人穷人的利益而获得底层支持,是草根党,口号是将所有白人赶出南非,重新收回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个党吸引了许多底层的青年,这位学生就是其中之一。我当时就感到,只有真正在底层进发动群众斗争、走群众路线的党才会理解《讲话》的重要意义。

  2022年,我从南非的一个叫“国际劳工研究和信息集团”的工会组织(ILRIG)中得到了一幅年历,这个年历上的每一个月份都包含一个非洲女性斗争的历史事件,并配有插图,是由“艺术家证明工作室”制作的,插图具有木刻风格,属于油毡浮雕的印刷绘图,入木三分地展示了黑人妇女斗争的精神,这就是奥贡戈畅想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结合典范。虽然这幅年历的文字说明也没有提到《讲话》,但我还是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和《讲话》所共鸣的那种革命的精神。

  这个年历只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底层民众反抗各种各样压迫的一个例子。在全球化时代,由于政党政治的式微,民族国家体制在第三世界运行时出现了不少弊端,反抗的“革命机器”正向着去中心化、去政党化、民间化方向发展。哈特和奈格里在2000年出版的《帝国》将这种缺乏关联、或者他们称之为的“无法沟通”的全球碎片化的反抗赞美为最有力的反抗形式,因为每一个单独的反抗由于无法横向关联,必然将所有的力量向着纵深的帝国的要害击去。[34]这种天真的想法在他们2019年纪念《帝国》出版20周年的采访中已有所改变。他们重新思考组织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也意识到革命力量之间的联盟的重要性。虽然还有距离,但这种认识已经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接近不少。[35]他们接受采访之后,国际上反全球化运动进入高潮,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被重新提及。但是中国的经验似乎在向世界证明,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组织能力不是相悖的两回事,两者的结合,而不是非此即彼,才是第三世界发展的模式。

  今日非洲的革命期待有能力政党的坚定领导、期待知识分子和大众的结合、期待坚持一种社会主义理想。这也是《讲话》留给我们的意义。

  在纪念《讲话》诞生的80周年之际,我们认为,《讲话》的意义远远超过中国的革命语境。将《讲话》从中国腹地移向亚非拉广袤大地,把它的中国内涵在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的斗争历史中展开,我们才可以准确看到《讲话》的历史位置——《讲话》其实是第三世界反抗文学最为系统的理论表述。

  注释:

  [1] 刘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外的译介与评价》,《中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 魏然:《在笔与枪之间:《讲话》在阿根廷的阅读与挪用》,《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3期。

  [3] 李大可、全炯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的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

  [4] 张旭东:《“革命机器”与“普遍的启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及政治哲学内涵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

  [5] 邓海丽:《杜博妮英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副文本研究》,《文学评论》2021年3期,第72页。

  [6] Bonnie S. McDougall,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ature and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universit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7] Bill Mullen, “By the book: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and the making of Afro—Asian radicalism, 1966—1975”, C. Cook, ed,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60.

  [8] Bill Mullen, “By the book: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and the making of Afro—Asian radicalism, 1966—1975”,p.206.

  [9] Fred Ho, “The Inspiration of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n the Black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the Asian Movement on the East Coast”, Afro Asia: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 Cultural Connections Between African Americans & Asian Americans, Fred Ho, Bill Mullen, ed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55—164

  [10] Fred Ho, “The Inspiration of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n the Black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the Asian Movement on the East Coast”,pp.155-156.

  [11] Fred Ho, “The Inspiration of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n the Black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the Asian Movement on the East Coast”,p.156.

  [12] Fred Ho, “The Inspiration of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n the Black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the Asian Movement on the East Coast”,p.156.

  [13] Priya Lal, “Maoism in Tanzania: Material connections and shared imaginaries”, Alexander C. Cook, ed, Mao’s Little Red Boo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97.

  [14] Priya Lal, “Maoism in Tanzania: Material connections and shared imaginaries”,pp.96-97.

  [15] S. Ndunguru, The Lion of Yola, Dar es Salam: E&D Limited, 2004.

  [16] 参见蒋晖:《从“后殖民”到“后文明”——古尔纳〈海边〉中的世界主义》,《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

  [17] Kwame Nkrumah,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5.

  [18] 蒋晖:《从“民族问题”到“后民族问题”——对西方非洲文学研究两个“时代”的分析与批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6期。

  [19] 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20] 参见蒋晖:《关于非洲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几点断想》,《台湾社会研究》2016年6月第103期。

  [21] Chinua Achebe, “Chinua Achebe on Conrad’s Image of Africa” in BHarold Bloom, ed, Bloom’s Guides: Joseph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Infobase Publishing, 2009, p. 79.

  [22] Chinua Achebe, “The Novalist as Teacher, ” Chunia Achebe, Hopes and Impediments: Selected Essays, Anchor Books, 1990, p. 39.

  [23] Tanure Ojaide, Indigeneity, Globalization, and African Literature, Personally Speaking,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124

  [24] Ngugi wa Thiong’o, “Asia in My Life”, in Ngugi: Reflections on his Life and Writing, Simon Gikandi & Ndirangu Wachanga, eds, James Currey, 2018, p.198.

  [25] Ngugi wa Thiong’o, Moving the Center: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Freedoms, London: James Currey, 1993, p.12—25.

  [26] Ngugi wa Thiong’o, Decolonizing the Mind,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81, Chapter 2 “The Language of African Theatre”.

  [27] George M. Gugelberger,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ture, London: James Curey, 1985.

  [28] Emmanuel Ngara, Art and Ideology in the African Novel: A Study of the Influencce of Marxism on Afican Writing,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85.

  [29] Emmaneul Ngara, Ideology & Form in African Poetry: Implications for Communication, James Currey, 1990.

  [30] Chidi Amuta, Theory of African Literature: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al Criticism, Zed Books, 2017.

  [31] Omafume F.Onoge, “The Crisis of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African Literature:A Survey”,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an Studies,Vol.8,No.2(1974),pp.385—410.以下引文均出自该文,不再注明出处。

  [32] Abdulrazak Gurnah, By The Sea, Bloomsbury Pub Ltd, 2002; Admiring Silence,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2

  [33] 对古尔纳《海边》的革命历史叙述的分析,见蒋晖:《从“后殖民”到“后文明”——古尔纳〈海边〉的世界主义》。

  [34]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55.

  [35] Michael Hardt, Antonio Negri, “Empire: Twnety Years On”, New Left Review, Nov/Dec 2019, 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i120/articles/empire—twenty—ye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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