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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为何物质刺激是理解资产阶级法权的关键点——谨以此文纪念十月革命105周年

老田 · 2022-11-1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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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十月革命一百零五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老一辈共产党人在新制度创造与修复道路上所付出的艰辛努力。革命后所创造的新制度,今日早被阶级性的力量所废弃,毛教员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对于此一后果,曾洞若观火并试图加以遏制,但未能成功。回顾老一辈人对理解和推进新制度建设的思考和努力,会对后人的奋斗带来有益的启迪。

  【今日是十月革命一百零五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老一辈共产党人在新制度创造与修复道路上所付出的艰辛努力。革命后所创造的新制度,今日早被阶级性的力量所废弃,毛教员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对于此一后果,曾洞若观火并试图加以遏制,但未能成功。回顾老一辈人对理解和推进新制度建设的思考和努力,会对后人的奋斗带来有益的启迪。物质刺激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是毛时代党内争论的焦点,在新的生产关系如何完成再生产方面,曾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想象力,有必要重访当年那些不同政见的差别与对立,挖掘其对后续历史演化的作用。本文最初是与毛选读书会的几位老师讨论时候的发言,经过整理成文。】

  前三十年的中共高层,在有关物质刺激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发生过严重的不同政见与争论,其中一些意见带有预言性质。而后的四十年间,在公有制转化为私有制的历史演化过程中间,相关意见得到了较高程度的经验印证。这部分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生产关系如何再生产的理解,但相关内容往往被人刻意地遮蔽和扭曲,本文就来挖掘一下相关的状况。

  在毛教员一方面看来,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想象力之下的改革方向,总归是要破坏(再造)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相关条件,逐步泯灭劳动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剔除生产关系内部的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含量,瓦解毛式公共领域最后实现私人化,生产领域会全面回到私人领域(以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去统御),这就完全跟资本主义一致了。

  一、毛教员一方面如何理解资产阶级法权

  1958年毛教员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新提到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还由此回顾革命时代的官兵平等所创造的高水平自觉努力;此后,在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很反感书中对于物质刺激的一贯推崇,还表示在生产关系三要素中间要搞好“人与人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再次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特别是干群关系上的政治不平等。

  在北戴河会议之后不久,张有一篇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张所选择的理解角度,说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是等级制,这当然也意味着上级控制和激励下级,这个理解角度会格外重视管理手段的激励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就看不惯革命时代的实践,官场中人说“干不干、二斤半”,用这个去菲薄供给制,潜在地主张垄断管理权和搞普遍化的激励措施。显然,从这个“资产阶级法权角度”看问题,看到的都是“积极的官员”和“消极的群众(下级)”,然后,这种理解方式会收敛为一种官样文章的写作——往往会在经验总结方面把所有的成绩,都记在领导英明的账户下去讲述。

  姚文《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则预测对手会从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入手,满足各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严重的人,大范围改变人们的努力方向和预期,鼓励争名争利并全面破坏党内和单位内部的政治生活准则,鼓励社会分化并逐步达到按权按资分配,在完成化公为私之后,就会明确吁求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于光远等人选定的宣传口径和改革的最初出发,就是强调按劳分配和强化管理权,要求按照经济规则办事等等,吹捧孙冶方等,针对这些初期阶段的宣传材料,贝特兰1977年就断言他们要搞“工厂专制主义”去统治劳动者。看起来,对立面后续选择的宣传和政策实践路径,对照毛教员他们的事先的诊断和预测,完全对得上。

  毛教员本人则主要从物质刺激角度看问题的,“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与丹麦首相谈话)“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74年理论谈话要点)物质刺激要能够起作用,还能够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并引导预期,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货币与商品市场,是不可或缺的背景和平台。

  从强化物质刺激开始,肯定会联动的大变化有:强化管理权和物质刺激手段的运用(这个是对立面一开始就要着手之处),弱化劳动者的政治地位最后瓦解公共领域(必定有的配套措施),改变个体预期(鼓励个体努力争取更多报酬、争等级名利等;鼓励过好小日子退回私人领域),改变平等看待干部群众的眼光或者意识形态(想想人日的胡绩伟那个爆款宣传口径“大锅饭养懒汉”——典型的“积极的官员”和“消极的群众”对照视角),从这个核心内涵改变入手,一切关联性的重大事务都会跟着联动和改变。如此下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没有了,生产关系在不断的再生产过程中间,是向后退回资本主义私人领域;而限制和缩小资产阶级法权,则是要把生产关系向所需要的方向推进,不断强化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建设,管理权或者行政工作要服务于领导权建设需要,这样,在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间,就会逐步向前接近共产主义。

  在九大一次会议上,毛教员说相当一个多数干部,跟刘路线走,搞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不讲究无产阶级政治;苏联之所以不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苏东都没有搞过民主改革系列的领导权建设,没有这样的政治可供破坏和毁损,这个问题意识和眼光就不存在。毛教员说苏联的教科书“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赫鲁晓夫除了物质刺激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也不想其他的办法。”(《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

  普通的劳动者,对于新生产关系的理解,可能偏于礼俗社会传统所肯定的干群平等与亲厚关系,最重视的是成员资格的有无,所以大规模抗争不从强化物质刺激开始,而是发生在买断工龄阶段。改变礼俗社会传统是一个渐变过程,有点温水煮青蛙的味道,只要同一批老的干部队伍和群众共处在一起,相互关系模式就迅速地大改,变化的时间段会延续一二十年之久。而从领导权出发的眼光,就很有预见性,姚文就是这样的,甚至毛教员还能够全面诊断苏联“缺什么”。

  一句话,围绕着物质刺激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想象力中间的改革,是全盘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或者所需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也是违背从三湾改编到鞍钢宪法所重申的革命路线内涵的,舍弃了人民革命进程中间开创的兼容人民政治主体性的现代性方案。

  二、为何“物质刺激-资产阶级法权”成为党内高层不同政见的焦点

  实际上,从未在经验基础上写出过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借助于这个理论空白,1980年代主流经济学家们从苏东或者西方经济学模型出发,对于前三十年的制度运运作实绩,进行过各种再解释。但是,这些解释都未能恰当地验证相关制度演化结果,更不能预测或者解释经济运行的实绩变化趋势,其中一个较为尴尬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们都肯定改开的各种措施都会更有助于企业的精细管理和效益提升,但打脸的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各系效益指标,反而从1980年代开始一路走低,效益越改越差,到1996-1997年两年连续出现盈利企业总盈利小于亏损企业总亏损的“全局亏损”。很显然,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再解释,都只具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不足以理解相关制度内涵及其对效益生产的影响,从而也就解释不了现实的经济运作实绩及其一路走低。

  反而是前人的争论,更能够解释相关的制度演化的动力、过程与实质。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和姚文,最初的关注和重视,是河南的造反派老袁提醒的,他说姚文已经预测到了“复辟派的纲领”。后来,看到冯兰瑞等人的系列回忆,他们按照于光远的部署,自居“唯生产力论”,以狠批四人帮的名义批毛,从反面证成了姚文的预见性。

  可能想要居功,冯兰瑞后来挺赤裸裸的,说她自己就是从捍卫按劳分配开始,后来主张按要素分配,那就是不完全的按劳分配了,到了90年代初期就认定只能够按照劳动力市场价格确定工资了,这就是完全不按劳分配了。这些非常有启发,这些人选择这样的进攻要点,说明从反面做选择,也得与正面选择的“工事”维护者对垒,这样,就相当于“物质刺激-资产阶级法权”,是受到正反两个方面共同选定的攻防“要点”了。

  毛教员不同意的刘少奇路线,代为归纳其支撑点有二——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这确实是生产领域转为“私人领域”的关键——不管还有没有私有制,生产目的变为为利润而生产,用管理手段去激励或者控制劳动者,管理权垄断在专职技术专家或专职官员手里,劳动者就肯定要被驱逐出“毛式公共领域”了,距离雇佣制就很接近了。

  把物质刺激突出出来,就会出现几个关键的制度方面的近距离联动和巨变,包括管理权的质变,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间地位的坠落,干群相互关系等,都会发生因应和质变。而且,配套的意识形态护持或瓦解的要点也会变,还有被塑造的个体预期,都会随之发生联动。想一想人日胡绩伟1981年创新性地提出“大锅饭养懒汉”的爆款宣传口径;以及劳动者此后被反复号召干好自己的事情,过好小日子,别多事的新定位;此种“去政治化”宣传,还伴之以对毛派政治犯的大规模镇压(从两案审判到“清理三种人”),此种政策实践会对所有人带来强大的说服力,敦促劳动者自觉退出毛氏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和家庭回归。

  对照回顾革命路线的内涵,从三湾改编到鞍钢宪法,从革命时代建设的政治经济平等起步,以政治化要求红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部分地否定绝对分工,此种干群密切互动的毛式公共领域存在,才能够支持“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运作。而苏联的马钢宪法,则意味着管理权垄断和管理手段的强化,劳动者的工具化地位突出,政治化地位不被承认,同时也丧失了相关参与权利。

  资产阶级法权被提出来,还被泛化理解,确属一个关键的要点,其中与强化物质刺激相关的管理权和劳动者地位变化,可能是最为核心的内容。这是以改革之名,创造新的生产关系的起点,也是在选定的这些关键点上,形成与旧日的区别。

  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万物商品化,一切以交换价值去衡量,劳动力本身也只是生产要素之一,管理权自然地服从最大化积累需要。同时,在于光远等人选择的辩护策略,好像很希望确立一种让多劳者多得,避免懒惰者占便宜的精细管理,建设一种基于工具效率的平等待遇;但是,打脸的是,在后续的新生产关系里,完全得不到体现——因为监督和测量个体对于劳动过程贡献的成本过高,这样的事情,在私有制的老板厂里很少会认真去做,为了节约管理成本结果就彻底拉平了报酬。目前珠三角的普通农民工工资支付,如果只干五天八小时,多数情况下就只能够得到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此种市场化的工资率形成与普遍化机制也很值得思考,相当于把所有的行业、工种、岗位、勤奋程度乃至于熟练程度差异,统统给抹平了,显然,这是把管理成本节约做到了极致之后的结果。

  作为新时期在于光远领导下的辩护士骨干,冯兰瑞最后强调只能够在劳动过程之外,参照要素市场价格确定工资,他们就这样,从坚持按劳分配出发,到了最后连最低限度的名义标榜也不要了,堪称彻底。

  三、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对标资产阶级法权及其相关叙事

  如果不从经济基础内部看问题,换一个角度看,也很有趣,重读《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并回顾中苏论战时期的双方争论,感觉要害还是出在“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入门实践形态)上。

  后来,贝特兰在《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序言中间,对于苏共二十大及其后的经济主义阐释,给出的分析很有力。

  他认为经济主义作为一种解读和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式,强调生产力发展不足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必要条件决定一切,劝说人们等待未来生产力充分发展之后,各种问题自然解决,目前不要有急躁情绪。

  此种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特权阶层掩盖或者不想要改变现实服务的。他说苏共接受赫鲁晓夫的虚假解释,并把苏联党内政治上的各种消极现象,都记在斯大林个人账户下给予批判,其实也是为了掩盖社会矛盾并且不愿意正视和解决,这样,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就成为不分析的了,而是纯粹辩护性的。

  为了应付民众的不满和日益增长的经济动力不足,苏东国家的当权派,都倾向于各种“经济改革”,以强化和扩展特权,以加强社会分化的方式进行刺激,以一种给社会矛盾添油的方式设计转化路径。即便是所谓的改革有一点暂时的成果,但终究会归于无效。

  四、作为激励手段的物质刺激(资产阶级法权)是否无法超越

  用劳动收入和消费品分配,作为控制手段激励劳动者多干活,这个方式是否不可超越?等量劳动相交换看起来公平,多劳多得也符合人们的正义标准,这有助于“合法化”控制程序和手段。1970年代末期,于光远他们搞了好几次按劳分配与价值规律讨论会,诱导整个学界的跟随,就是从这些看起来还很可取的角度写文章的。公平的控制或者评价方式本身,可以有光环,还得到群众认可,但是不是就不能够超越?这样追问之后,才会挖土见泉。

  毛教员从井冈山开始,就一直在探索另外的路径,有没有可能争取到人们自觉的高水平努力,如果可以,那么,就肯定就松动了这一想象力的前提。三湾改编的变革,依据毛教员自己的总结,其内涵是“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礼节,经济公开。”显然,这首先是建设了一种官兵在政治和经济上平等能的新型“社会关系总和”,然后,透过党代表发展积极分子的政治工作,以及士兵委员会的运作,就构建了一种干群密切互动的公共领域,共同讨论和处置管理事务,由此,管理权充分地向被管理者打开了。据说,哪怕是白军士兵过来,也觉悟红军与白军是两个世界,红军像一个熔炉俘虏兵一过来就被熔化了,作战变得更加勇敢。虽然红军内部少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权与管理手段的强制,但是,红军士兵倾向于付出更高水平的自觉努力。

  由此看来,红军战士作为全面发展的人,在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中间感受到政治解放和被尊重,在公共领域中间参与和理解全局性目标和学会干预各种消极行为,在分兵做农村工作中间识别阶级和敌我,生成觉悟和组织能力。这相当于是一个最大化兼容人民政治主体性的现代性方案,所赢得的高水平自觉努力,最终比强制性激励和控制条件下为多。

  毛教员一贯认为,革命与建设时代,同样的经验,面对同样的人民,都是成立的。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间,原本有这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是我们历来的方针。过去实行这个方针,是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现在为了新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论在革命中间,或者建设中间,同样应当实行这个方针。”在毛教员身后正式发布的文本中间,这个关键表述被修改并抹去了,显属不同政见者刻意而为,目的是人为制造毛教员与他们有更多的一致。

  这在某种程度上,红军的效率源泉,近似于“自觉的泰勒制”。而建国后城市私营企业中间的员工在获得翻身解放体验之后,一样爆发出较为强烈的学习技术和努力工作的热情,郝建秀细纱工作法、陈碧兰落纱工作法等等,不仅被创造出来,还能够较少受到劳动者抵制而得到推广,这是一个新的想象力起点。劳动者在少有激励和控制条件,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外表公平和可信服的规则,本身可以找到高水平自觉努力的条件,这可能是彻底走出来的要点。

  其实,泰勒本人也认为,实现泰勒制需要一种雇主与雇员双方的思想革命,但是在私有制条件思想革命的条件,却无法具备。

  泰勒本人最终也认识到:各种科学的管理手段本身并不能保证其成效,因为这些手段都抵不上心理革命的重要性。

  “管理的首要目的,”泰勒说,“应该是保证雇主最大限度的富裕,以及每名工人最大限度的富裕。”泰勒的互利原则强调需要双方的长期合作,以保证每个人的富裕。泰勒认为,效率专家损害了科学管理的名誉。他警示大家,“不能把管理的机制误当成它的本质,或者它潜在的哲学基础。”泰勒并不是革命家,也不是共产党人,但是他最终看到了工人的效率要更多地依赖于“心理革命”而不是外在的管理手段的强制,他明确指出:

  “科学管理不是任何效率策略,不是确保效率的任何措施,也不是任何效率策略的组合。它不是一套新的成本核算制度,不是新的报酬支付方案,不是计件工资制、分红制度,不是奖金制度。它绝不是任何报酬支付方案,它不是用于实时监控、记录工人的行为,不是工时研究,不是动作研究,也不是对工人动作的分析。它不是一大堆表格的复制和制作,然后放在一组工人面前,说‘这就是你的制度,拿去用吧’。它不是工长分工制或者职能工长制,不是提及科学管理时人们通常联想到的任何策略。听到‘科学管理’这个词,通常人们会想到一个或几个策略,但它并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我并不鄙视成本控制系统、工时研究、职能工长制,也不鄙视任何新改进的报酬支付方案或者效率策略,如果这些策略的确是为了提高效率而制定的。我相信这些策略,但我所强调的是,这些策略不完全是或者完全不是科学管理。它们是科学管理有用的附件,正如它们也是其他管理系统有用的附件一样。

  “从本质上说,科学管理,对于在具体公司或者行业工作的工人来说,将会是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他们对工作的责任、对同事的责任、对雇主的责任,都是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同样,对于管理层—工长、主管、企业所有人和董事会—也将是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他们对管理层同事的责任、对工人的责任、对日常出现的问题的责任,也是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如果没有双方彻底的心理革命,科学管理就无从谈起。

  “这就是科学管理的本质,伟大的心理革命。”(转引自雷恩著、孙健敏等译《管理思想史》(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9年,第167-168页)

  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的泰勒制,不需要内涵白领蓝领的技术统治,完全能够逆转“概念与执行分离”的设计,缩短“从不会到会”的时间,以技术学习成本的岗位分摊,加快学习进度。在这个设计的延长线上,要求实现教育革命——培养各种技术性与管理型的有机知识分子,内在于群众和生产过程,更好起点领导作用,全面超越私有制条件下,少数人驱使多数人的潜在对抗结构。

  五、修正主义的逻辑越界及其社会学解释

  回到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路径上,过度的修正,最后会守不住形式逻辑的边界,造成逻辑错误。

  生产力发展或者相关的经济因素,对于历史或者制度变革的作用,证明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人类社会早期的关键制度变革——私有制、阶级形成和国家起源等,都是如此;如果生产力不达到一定水平,这些都不会发生。马克思说过不到一百年内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如果作为必要条件去理解,可能依然是成立的。

  但是,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只是一个革命的外在形势或者客观条件,而革命的主观条件或主观力量,则需要在领导权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去努力,共产党的基本职能当然是要去发展革命的充分条件。

  贝特兰也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考茨基等人,之所以表现出格外“服膺”经济主义,是与社民党的地位及其面临着的风险有关的,如果真的去发展革命的主观条件,那么就有可能遭遇到国家机器的镇压,这恰好是考茨基们竭力要避免的。这个看法,与罗伯特·米歇尔斯在《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中间的解释一致,对于社民党来说,现在是组织的生存本身,成为第一位的目的,其他党的宗旨和纲领,倒是变成可以随时牺牲的了。

  社民党和考茨基们面临的困境,恰好揭示出“和平过渡”的硬瓶颈所在——遭遇敌对方面的镇压机器——资产阶级专政所设置的生存风险,这会带来党魁们主动的避险选择,与此相关的理论叙述方法和努力方向都会做出应变——回避各种政治斗争以及有可能触动镇压机器的行动,潜在的思考安全线,就这样划定了修正主义的机会主义理论底色。这样,和平过渡就催生了“议会迷”与不(关心)过渡。

  由此看来,修正主义的逻辑错误,是把生产力等相关的必要条件,强调到了越过逻辑边界的地步,去遮蔽和反对对于充分条件的理解,也不承认共产党的本职工作,是要推进革命的主观条件和主观力量发展——就是建设和维护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这个地方批判考茨基的,而毛教员也是在这儿狠批国内外的赫鲁晓夫的。

  从形式逻辑的理路看,必要条件具备之后,如何预备充分条件就成为决定性的了,在这样的阶段,对于事物的判别标准,就需要依据充分条件方面的诸要素加以度量和检验。这里,涉及到公有制社会中间,如何判别阶级的老话题,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不存在了,是不是就再也没有阶级了,斯大林这么宣布过,赫鲁晓夫更是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毛教员显然是有不同政见的,他对于修正主义和走资派的界定,基于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界限,来划定的,这是从充分条件角度看问题。

  阿明也认为,资本主义早就成为腐朽堕落的制度了,其存在仅仅由于对手的弱小。话说,这意味着必要条件早就具备了,欠缺的是充分条件,没有劳动阶级的普遍觉悟和有组织奋斗,再堕落的统治阶级也不会自己灭亡的。阿明还认为需要新时代的毛主义,来创造性地解决我们时代的问题,改变作为对手而过于弱小的事态。

  六、交换价值与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条件

  有学者认为,对“交换价值”(体现在商品生产、社会秩序生产、文化生产)的承认和重视,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

  从经验层面看,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不过,这可能是与特定的社会前提相互绑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关系的货币化相对彻底,这不仅是资本积累的条件,同时也是社会控制赖以进行的平台,还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关键机制之一。如果,普遍的社会关系货币化这个条件没有了,例如毛时代晚期,那么,相关分析是否还成立,如何进行认定?

  这么来看,资本主义以对物的统治为外观,本质是为了实现对人的统治,在交换价值普遍化的社会,交换价值可能会同时成为统治的手段和目的。

  资产阶级法权,毛教员说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没有说在公有制中间逐步破除,这个相当于是说——看起来是一种对于特定经济激励手段的依赖,但问题在经济场域中间解决不了,最后还得回到政治场域去找答案——最后还得依靠建设新的劳动群众领导权,去加以克服和超越。

  显然,这就需要有新的想象力,而且新的想象力还不在旧有轨道的延长线上,要逐步破除对经济公平的依赖性,提升政治解放的可信度(包括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可见与可信度),在充分条件——真共需要以经营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为核心业务——的建设轨道上,去培养新生力量,催生新生事物。即便如此,毛教员依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更为悲观的看法是,过高的内在的否定性,还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会利用四旧去裹挟人们的跟随,翻盘或者走回头路的可能性更大。

  毛教员1960年代提出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不自信命题”,得到了后续历史与政治的检验,从这样的历史循环经验中间,劳动人民需要返回和学习毛教员的思想,给后续的解放事业注入新的动力,把有关解放斗争的思考,提高到更自觉的水平上。

  毛教员还在1949年说过,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显然,建设和推进有利于人民的新制度,这个任务要艰巨得多。历史的循环往复,也不完全是坏事,会相应暴露出各种对立的思路与力量及其相互作用,这会给人民是认识上的启迪,逐步学会更多,未来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更高的层次上来思考:如何更好地推进解放事业与制度建设努力。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六日初稿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七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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