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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淼:数字技术时代下资本主义的分工演进与权威消长——基于马克思“分工—权威”思想:数字技术时代下资本主义的分工演进与权威消长——基于马克思“分工—权威”思想

易淼 · 2022-11-21 · 来源:政经茶坊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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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从社会分工与企业内分工两个层面出发,创造性地将“分工”与“权威”联系起来,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分工对应的“弱权威”格局和企业内分工对应的“强权威”格局,并由此形成丰富的“分工—权威”思想。基于马克思“分工—权威”思想展开分析可以发现,数字技术引致当代资本主义“分工—权威”格局演变,具体表现为社会分工对应的权威格局呈现出“积弱”的演变态势,企业内分工对应的权威格局呈现出“积强”的演变态势

  摘   要:马克思从社会分工与企业内分工两个层面出发,创造性地将“分工”与“权威”联系起来,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分工对应的“弱权威”格局和企业内分工对应的“强权威”格局,并由此形成丰富的“分工—权威”思想。基于马克思“分工—权威”思想展开分析可以发现,数字技术引致当代资本主义“分工—权威”格局演变,具体表现为社会分工对应的权威格局呈现出“积弱”的演变态势,企业内分工对应的权威格局呈现出“积强”的演变态势。这就在社会分工与企业内分工两个层面,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分工—权威”格局失衡。因此,数字技术不仅拯救不了资本主义,而且正在不断加速资本主义走向既定的历史命运。

  关键词:数字技术;资本主义;分工;权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活动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时期,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并且不断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数字经济勃兴,似乎造成了一种新的错觉,即数字技术能够帮助资本主义摆脱危机,避免走向崩溃。但是,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所言,“一旦资本主义再次重生,下一次危机的种子早已深埋在政治经济结构中。那么,一方面,不断崛起的数字资本主义强有力地推动资本的重新积累;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引发翻天覆地的矛盾和张力”[1]。显然,数字技术拯救不了资本主义。那么,如何科学把握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深层关联呢?马克思“分工—权威”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理论视角。具体而言,基于马克思“分工—权威”思想,我们能够从“分工—权威”格局演变中理解数字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深远影响,通过剖析数字技术时代的分工演进与权威消长,更准确地理解数字技术何以引致资本主义两个层面的“分工—权威”格局失衡,进而把握数字技术时代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向。

  一、马克思“分工—权威”思想的理论阐释

  马克思在批判吸收色诺芬、柏拉图、斯密、斯图亚特、霍吉斯金、施托尔希和斯卡尔培克等人的分工思想后,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分工理论。其中,对社会分工和企业内分工的明确区分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两个层面系统分析,是马克思分工理论的重要组成内容,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四篇第十二章中的“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一节。同时,马克思从社会分工与企业内分工两个层面出发,创造性地将“分工”与“权威”联系起来,探讨了两类分工对应的“分工—权威”格局及其历史演变,并剖析了“分工—权威”格局演变的技术动因,形成丰富的“分工—权威”思想。

  1.两类分工对应的“分工—权威”格局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分工对应着体现资本自由的“弱权威”格局。马克思专门指出,“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2]55。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生产不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社会分工早已存在于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中。同时,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主义对社会分工体系发展的促进作用。他认为,正是“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深化广化,“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2]56。然而,“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2]683,这些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者们又极度向往“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于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2]412。为了实现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资本家会极力抵触任何权威以及由此带来的束缚和不自由,“高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2]413。

  与社会分工不同的是,企业内分工对应着体现资本专制的“强权威”格局。在马克思看来,企业内分工指向的是“人数较多的工人受同一资本指挥”[2]416,生产同一种商品的“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2]412。在资本主义的企业内部,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手中,工人不拥有生产资料,这是展开企业内分工的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只会“称颂工场手工业分工,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2]412。于是,工人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而成为“局部工人”,就只有在企业内部生产过程中绝对地服从资本,彻底失格为“附属物”。这正如马克思吸纳施托尔希相关观点后的论述,“工场手工业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作,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展开生产活动”[2]417。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企业内分工关系必然催生出资本对劳动施加专制统治的权威关系,“资本家对于只是作为他所拥有的总机构的各个肢体的人们享有绝对的权威”[2]412。于是,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成为在企业内部组织生产的绝对权威,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2]359。针对这一资本专制的“强权威”格局,马克思专门用类比的方式进行论述,即“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2]384。

  综上可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边是社会分工对应着体现资本自由的“弱权威”格局,一边是企业内分工对应着体现资本专制的“强权威”格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进一步揭示两类分工对应的权威格局之间的规律性关联,即两类分工所对应的权威格局之间互为反比关系。对此,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曾专门指出,“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由企业主的权威详细规定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3]624。在随后的《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专制是互相制约的”[2]413①。同时,马克思在这一论述的注释中直接引用《哲学的贫困》中的相关观点,对两类分工对应的权威格局互为反比关系进行具体说明,即“下面一点可以订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工场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就越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工场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2]413。

  2.“分工—权威”格局的历史演变

  马克思并没有将“分工—权威”分析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考察,而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角度来把握“分工—权威”格局演变。马克思不仅借助“分工—权威”分析框架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将相关研究拓展到前资本主义社会。他在《资本论》中专门论述,“在职业的分离自然地发展起来、随后固定下来、最后由法律加以巩固的早期社会形式中,一方面,呈现出一幅有计划和有权威地组织社会劳动的图画,另一方面,工场内部的分工还完全受到排斥,或者只是在很狭小的范围内,或者只是间或和偶然地得到发展”[2]413。在他看来,前资本主义时期呈现出的是另一番景象:一边是社会分工层面展现的“有计划和有权威地组织社会劳动的图画”,这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分工层面“弱权威”格局的“无政府状态”截然不同;另一边则是工场内部的分工受到排斥,企业内分工还未成型,使得生产组织内部尚未形成资本权威,这同样有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内分工对应的资本专制的“强权威”格局。

  显然,放眼更长的历史跨度可以发现,“分工—权威”格局处于不断动态演变之中。结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关论述,可进行如下的纵向研判:一方面,作为向前追溯的研判,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权威”格局相比,前资本主义社会恰恰呈现出相反的情形,即社会分工层面呈现为“强权威”格局,生产组织内部呈现为“弱权威”格局。同时,与资本主义社会相类同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层面的权威格局仍然保持着互成反比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向后展望的研判,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分工—权威”格局必将动态演变,不仅表现为社会分工和企业内分工两个层面的分工演进,而且表现为两类分工对应的权威消长。

  3.“分工—权威”格局演变的技术动因

  马克思不仅探讨了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权威”格局演变历程,而且深刻剖析了推动“分工—权威”格局演变的动因所在。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创新对“分工—权威”格局演变起到根本的推动作用。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创新不仅促进了社会分工深化与广化,而且促进企业内分工的形成与发展,从而推动两类分工各自对应的权威格局呈现出强弱消长的动态演进。

  一方面,技术创新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化与广化,推动社会分工层面的“分工—权威”格局演变。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不仅引发生产过程的变革,而且促进社会分工的演进。正如他论述的,资本主义通过采用各种新技术,“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2]560。随着各类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不同生产部门的重新配置,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部门结构也将发生变化,从而引致社会分工体系相应调整。而且,“在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2]412,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分工体系演进具有自发性和无约束性。于是,在社会大生产方面,前资本主义社会“有计划和有权威地组织社会劳动的图画”慢慢褪色,取而代之的是体现资本自由的“弱权威”格局,以契合资本借力技术创新获取剩余价值的内在需求。

  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内分工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企业内分工层面的“分工—权威”格局演变。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创新特别是一系列“劳动工具的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企业内分工不断型塑和演进。对此,马克思深刻论述,“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地形成的。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扩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变化,除了在次要事情上的变化以外,始终只是由于劳动工具的革命”[2]421。一开始,在工场手工业生产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2]437,他们作为“局部工人”逐渐接受资本的权威。在随后的大工业生产中,“变革的劳动资料,在工厂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获得了最发达的形态”[2]453。此时,资本甚至通过机器生产来支配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对这些“补充劳动力”进行占用,从而“转化为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2]454,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内分工层面资本专制的权威格局。

  二、数字技术推动资本主义“分工—权威”格局演变

  当今世界,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深化全球范围内互联互通的驱动力量,促进资本积累过程扩展到全球生产的各个方面。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就率先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地球”等概念。此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行系统性的规划,围绕云计算、大数据、先进制造、5G、量子通信等前沿领域进行战略布局,不断推动数字技术发展和资本主义数字经济勃兴。按照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所述,202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4.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74.7%;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平均为54.3%。作为最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2020年数字经济继续世界第一,规模达到13.6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41.7%。毋庸置疑,数字技术已经深度嵌入并重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按照马克思“分工—权威”思想的分析逻辑,数字技术引致“分工—权威”格局演变,推动当代资本主义两个层面的分工演进与权威消长。首先,结合马克思主义的量变质变规律分析可知,当代资本主义“分工—权威”格局不会因数字技术运用而发生质的变化。也即,社会分工对应的依旧是体现资本自由的“弱权威”格局,企业内分工对应的依旧是体现资本专制的“强权威”格局。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社会分工层面,数字技术已被资本主义用于排除阻碍资本前进的各类障碍,从而“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3]756;另一方面,在企业内分工层面,数字技术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本质,因此工人阶级仍然无法摆脱资本的专制统治。与此同时,当代资本主义的“分工—权威”格局演进所体现的“质的相对稳定性”[4],并不否定量的变化。数字技术时代下资本主义“分工—权威”格局演进的量变,体现的正是两类分工对应的权威格局此消彼长、强弱累积。具体而言,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对应的权威关系继续弱化,权威格局呈现“积弱”态势;资本主义企业内分工对应的权威关系继续强化,权威格局呈现“积强”态势。

  1.在社会分工层面呈现为继续弱化的“积弱权威”格局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数字技术引致的社会分工演进仍然遵循着资本逐利的内在逻辑。在国内层面,数字技术引致资本主义国内的社会分工体系扩容和重构,仍然要以实现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为目的,而拒绝任何束缚和不自由;在国际层面,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层面的社会分工体系变革,不断强化数字帝国主义和数字霸权主义。这两个方面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即在社会分工层面,数字技术时代的资本主义不仅“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而且不承认“竞争的权威”[2]412,所对应的权威格局在既定的趋势下呈现“积弱”态势,旨在让资本拥有更充分的自由度并更好实现增殖与扩张。

  一方面,在国内层面,数字技术引致资本主义国内的社会分工体系扩容和重构。在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急切为资本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寻求新的途径。数字技术带来的新产业衍生和产业融合发展正好满足了资本主义的内在需求,为资本实现增殖与扩张开辟广阔的自由空间。数字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量,不断提高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两化融合、智能制造、车联网、平台经济等融合型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加速重构资本主义国内的社会分工体系,使得社会分工体系的复杂程度不断提升。但是,数字技术时代的资本家对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有增无减,甚至希望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难得契机,在新的领域规避约束、野蛮扩张,更好实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就使得社会分工体系扩容和重构仍然具有自发性和无约束性,拒绝任何束缚和不自由,促使对应的权威格局呈现“积弱”态势,以实现资本尽可能多的自行增殖。

  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数字技术时代下的国际分工体系变革。随着数字技术运用的不断深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规模和深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拓展,使得马克思揭示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向全球各个角落渗透[5]。资本主义的巨型数字跨国垄断企业将众多国家吸纳到自身构建的国际生产贸易体系及分工体系之中,遍布全球的中小数字企业则成为它们编织的全球数据网络中的价值创造节点[6]。于是,数字技术成为资本主义突破国界地域局限的利器,进一步强化资本主义对全世界的统治,并使得资本主义逻辑通过数字帝国主义、数字霸权主义等新形态呈现出来。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催生出资本主义诸多新的经济乱象,比如互联网平台巨头凭借核心技术优势,逐步形成数字霸权,为获取高额利益,而不顾产生的抑制创新、损害福利、跨国剥削、监管困难、发展失衡等深层次问题[7]。显然,数字技术引致的国际分工体系变革,已经不断重构形成更加适合跨国资本自由扩张的“积弱权威”格局。

  2.在企业内分工层面呈现为继续强化的“积强权威”格局

  数字技术作为革新力量,在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层面“分工—权威”格局演变的同时,还会推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分工—权威”格局演变。我们知道,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自我改良,后福特主义的组织管理模式已经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得到普遍采用。但是,借助马克思“分工—权威”思想可知,这样的改良不过是在形式上制造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经济民主的“去权威化”假象。这一假象所力图遮蔽的事实是,在数字技术时代,资本主义企业内分工对应的权威关系仍然朝着既往方向演进,呈现为资本权威继续强化的“积强权威”格局。

  一方面,数字技术引致的企业内分工演进,通过加速劳动者之间竞争以及采取新的雇佣形式,进一步强化劳动对资本的依附和隶属。资本主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企业内分工演进都受资本主导,因此企业内部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权威的专制格局不会改变。在雇佣劳动与自由劳动并存的数字时代,劳动者不仅要面对内部竞争,而且还受到一个新生劳动者阶级的威胁,即受到数字技术运用、“众包(crowdsourcing)”实践和其他“免费时间(free time)”剥削价值手段创造的外行预备部队的威胁[8],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劳动对资本的依附和隶属。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还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企业内分工层面催生出“猎身”和虚拟移民等新的雇佣形式,旨在吸纳来自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IT劳动者来构建新的企业内分工,通过施加高度剥削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些对劳动者而言缺乏安全感的雇佣形式,进一步强化了劳动对资本的依附和隶属。以其中的“猎身”为例,被“猎身”的IT劳动者只与发展中国家的中介招聘机构签约,与他们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真正雇主不发生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而且,这些劳动者还必须签订限制他们行动自由的合同,必须按照资本的要求随时奔赴到任何地方展开工作,直到他们的能力不再被需要[9]。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引致的企业内分工演进更加遵从“铁的规律”,进一步强化资本对劳动的监控与支配。为了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资本主义企业更严苛地要求劳动过程各环节协同,企业内分工演进更加遵从“保持比例数或比例的铁的规律”。于是,作为重要的保障力量,数字监控已经全方位嵌入到劳动者的生产空间,对劳动者的生产过程进行更加严密的监控和支配,以确保“铁的规律”以及最大化的资本利益得以落实。可以说,数字监控技术的发展以一种更加量化的方式将劳动者置于监控之下,揭示了劳动过程中以前无法衡量的方面,例如情绪、疲劳、心理健康和压力,使得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层全面地掌握劳动者的工作状态[10]。在此基础上,数字技术时代的资本家已经获取全新的方式来“监督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2]359。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19年4月,美国数字企业亚马逊被曝利用AI监控仓库工人的工作效率,并根据实时监控数据在线生成解雇员工的指令,自动解除巴尔的摩工厂内300余名未达到生产率指标的员工[11]。

  三、数字技术时代下资本主义“分工—权威”格局的双重失衡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崩溃的科学论断。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2]284。对此,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13]。毋庸置疑的是,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在何种历史阶段上出现新的变化,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还存在,就无法逃脱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借助马克思“分工—权威”思想展开分析可知,数字技术在社会分工和企业内分工两个层面引致了资本主义“分工—权威”格局的双重失衡。具体而言:(1)在社会分工对应的“积弱权威”格局下,数字技术促进资本主义的垄断程度进一步提高,加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无序性和结构失衡,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加深。(2)在企业内分工对应的“积强权威”格局下,数字技术在加剧企业内部劳资利益关系失衡的同时,也在进一步壮大发展与整个资本主义相对抗的革命力量,造就数字技术时代的资本主义“掘墓人”。

  1.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层面“分工—权威”格局失衡

  在社会分工对应的“积弱权威”格局下,数字资本拥有了更高的自由度,通过无序扩张不断推动资本主义垄断的新发展,加速促进垄断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数字资本主义已经呈现出1960—1970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共有现象:市场集中、控制与垄断。这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技术运用,产生了供给层面的规模效应和需求层面的网络效应,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马太效应”更加显著[14]。而且,数字大资本与金融大资本相结合造就的国际垄断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加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加剧了跨国垄断资本同母国政府之间、跨国垄断资本之间、发达国家政府之间及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诸多矛盾[15]。可以说,在社会分工对应的“积弱权威”格局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垄断性和掠夺性,不仅在本国国内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对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的独占。

  于是,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资本在通过积累和扩张以强化其统治地位的同时,又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数字资本的无序扩张和利益独占,不断加剧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层面“分工—权威”格局失衡,并阻碍了数字技术的充分运用和长足发展。这依旧遵循着马克思所阐释的逻辑,即“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2]874。毋庸置疑,数字技术必将不断挣脱垄断资本的操控,并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扮演“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方式”的重要角色,不断逼近“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2]874,从而加速资本主义走向自身的历史命运。

  2.资本主义企业内分工层面“分工—权威”格局失衡

  在企业内分工对应的“积强权威”格局下,资本仍然是作为一种统治的社会关系存在的,是控制劳动的执行者[16]。在数字技术时代,更激烈的同行竞争、更掩蔽的剥削方式、更严密的劳动监控,迫使资本主义企业的每一位劳动者不得不处于普遍的紧张、焦虑、缺乏安全感的不良状态,从而不断强化资本权威以及劳动对资本的依附和隶属。在这样的情形下,劳动者们不仅必须接受劳动过程中的精密时间安排,而且面临着空余时间也是工作时间的现代性苦闷。这如同马克思批判的,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2]306。于是,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劳资关系天平更加倾斜,资本地位继续跃升,劳动地位不断坠落。易言之,数字技术正在进一步加速资本主义“物的世界的增值”以及“人的世界的贬值”[17]267,从而加剧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劳资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因此,数字技术不可能从根本上为资本主义消除发展的限制,因为这个限制的根源依旧是资本本身。随着资本主义企业内分工对应的“分工—权威”格局日趋失衡,随着企业内部劳资之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加剧,资本主义在微观经济层面的发展受到了新的限制和阻碍。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还在不断壮大发展与整个资本主义相对抗的革命力量,推动数字技术时代的新型无产阶级的成长与觉醒,因为“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2]874。同时,数字技术为整个无产阶级的联合提供了新的条件,使得无产阶级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带来的新的交往方式实现了“越来越扩大的联合”[12]281。可以发现,企业内分工层面“分工—权威”格局失衡正在加速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进程,因为“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17]283。

  结合以上两个层面分析可知,资本主义操控数字技术,使得社会分工对应的权威格局积弱和企业内分工对应的权威格局积强。同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数字技术运用已经陷入技术异化的困境,不断加剧当代资本主义“分工—权威”格局失衡,从而引发丹•席勒所言的“翻天覆地的矛盾和张力”,加速资本主义走向既定的历史命运。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18]。对于当前的数字技术而言亦是如此,即资本主义不过是将数字技术转化为更好实现资本自由并加速资本积累的工具性力量,并不能为数字技术提供最适合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数字技术条件下,社会分工对应的“积弱权威”格局和企业内分工对应的“积强权威”格局,不仅仍然互为反比关系,而且彼此之间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强弱反差。显然,两个层面的分工演进和权威消长,所体现的深层逻辑是一致的,即资本主义通过支配数字技术以更好实现资本增殖和积累。

  四、结  语

  马克思从社会分工与企业内分工两个层面出发,探讨了两类分工对应的“分工—权威”格局及其历史演变,并剖析了“分工—权威”格局演变的技术动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深刻揭示,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技术革新都促进“分工—权威”格局演变,引致分工演进与权威消长。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大范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深化全球范围内互联互通的驱动力量,促进资本积累过程扩展到全球生产的各个方面。按照马克思“分工—权威”思想的分析逻辑,数字技术推动当代资本主义“分工—权威”格局演变,使得社会分工对应的权威格局呈现“积弱”态势,企业内分工对应权威格局呈现“积强”态势。这两个层面的分工演进与权威消长,意味着资本主义不过是将数字技术转化为更好实现资本自由并加速资本积累的工具性力量。因此,数字技术拯救不了资本主义,无法帮助资本主义摆脱危机以及避免走向崩溃。而且,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必然陷入技术异化的困境,在社会分工和企业内分工两个层面引致资本主义“分工—权威”格局的双重失衡。在此情况下,数字技术不仅加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结构失衡,而且加剧企业内部劳资利益关系失衡,从而不断加速资本主义走向既定的历史命运。

  注释:

  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二章“分工与工场手工业”中进行了如上的论述。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第五十一篇“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中,马克思再次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一方面,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在企业内部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了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在资本家之间,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极端的无政府状态。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97-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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