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革命何以...? (一)首先驳斥了保守主义学者对“革命”的抹黑，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观念，其次通过“事在人为”和“形势大于人”两个维度，分析了十月革命的政治过程。本文将深入“事在人为”的革命观，强调“认知解放”的意义和实践方法，并批判不同革命组织所面临的结构性困难和挑战。
那么，我们可以回答“革命何以”了吗？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然而，十月革命并没有如列宁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欧洲发达国家革命的导火线。首先一个结构性因素是，1916年的列宁错误评估了发达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关系。例如，他低估了发达工业—金融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性，并夸大了对殖民地的依赖。
更进一步，列宁远远低估了官方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超强魔力。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融合已经超过了任何社会身份和政治思想，笼罩并统治了整个欧洲大陆。（本文并不准备进一步展开，推荐三本书《想象的共同体》《传统的发明》和《Banal Nationalism》，这三本书详细分析了民族主义是如何统治了世界。）
列宁和其他革命者的组织模式，也为发达国家的革命的爆发提供了障碍。他意识到发达国家通过超额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大背景，但又不断批判（甚至嘲讽）其社会主义同盟为“机会主义者、叛徒、没骨气的、强盗的同伙”。然而，这些被“开除左籍”的“社会主义同盟或社民党员”在西方有大量的工人阶级支持者。当列宁试图跳过这些“国际同盟”直接动员西方无产阶级，“唤醒他们的革命意识”的时候，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原因不是西方工人阶级对列宁的不认同，而是因为缺乏接触，而导致的缺乏信任。
那么，革命何以...？
我们强调了很多结构性因素，仿佛在强调“革命是等来的”，但革命实际上是一系列因素的互动的政治过程，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回归意识形态和话语、组织和自发性、动员和联盟的问题上，而读者有必要思考以上话题所处的政治环境。
革命组织的首要任务便是采纳一种世界观，它能有效地向每个被压迫者传达这样的一种看法，那就是现存的社会结构比在某个正常的时期更不合理，而这种不公平绝不是命中注定。
一个优秀的斗争框架（革命思想、话语、呼吁、象征符号等等）可以让人们凝聚起来，并达到“认知解放”的作用。比如“和平、面包和土地”的呼吁不仅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表达了与资产阶级革命相当的大众情绪，尤其是关于和平的呼吁更甚于资产阶级。
为了"和平、面包和土地"
总结来说，革命框架需具有以下特征：使动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框架必须是行动导向的；第二是斗争性，也就是挑战那些导致社会和阶级矛盾的权威；第三是动态性，也就是框架不能是机械的，而是必须随着所处的斗争过程不断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内卷可耻，躺平有理”就是目前一个合适的斗争框架，首先它风险较低，易于实践；其次马克思强调，“对工作日长度的限制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又富有斗争性；最后它又适用于高渗透但又依托“人口红利”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建构或者渲染一个成功的革命框架，大约需要五步，首先是对问题和挑战严重性的强调，其次是确认问题的根源，然后是对被革命的对象的批判，接着是要明确变革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最后是强调行动的正义性。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框架是可以只在书房里看电脑新闻就能构建出来的，反而是需要不断地社会实践，融入并切身理解社会生产过程。
听起来马列思想很好地反映了这五条？难道不可以直接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嘛？
斗争框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来自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记忆和对所处政治环境的认知的互动结合体。首先我们来看反例，五月风暴的学生高呼“给思想以力量”或“继续斗争”，然而这些呼吁虽然听起来斗志昂扬，却不能在排队等汽油或领不到工资的法国工人那里引起共鸣，结果给了法国政府趁虚而入瓦解联盟的机会。
另一个层面，框架的建构和政治合法性也相关（和保皇的政治宣传无关），政治合法性是指人们对其所共享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认知。例如传统的统治者强调“以德治国”，而其人民也认可“当官不为民，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价值观，这就把道德表现塑造为一种互动的政治合法性。那么，当一场斗争运动从道德上挑战一个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权时，任何国家控制手段都被视为非道德的，自然而然地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当然也有可能释放出可怕的民粹的力量）。
一个挑战是，革命者既要发展出有活力的象征符号，打破固有的社会认同，使之产生新的身份认同，从而引起变革；又要扎根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提供熟悉的象征符号。“群众路线”正是一个积极的案例，毛泽东既没有简单回归马克思的工人中心论，也没有彻底否认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而是根据民国独特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发展，这与只会念经，甚至分不清“革命”和“社会运动”的“网左”实在是云泥之别。
正如前文所分析，列宁思想及其先锋队组织在十月革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但这无法脱离当时俄国独特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结构，若是脱离了时代背景，就想依靠复制先锋队以复制革命，那未免是天方夜谭。
两种权力结合而成的四种理想型
组织的运行需要组织成员提供两项重要资源——时间和金钱。这两样资源在“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背景下，或是一些中产阶级发达和拥有独立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欧美的社会中是相对充足的。欧美国家相对来说有更高的结社自由，同时大众传媒对群众抗争的报道比较公开，这使得各类组织成为可能。然而在一些国家-社会边境模糊，大小事务都被列宁式官僚制度领导的现代国家，独立组织是很难生存或发展，更不要说是运动组织了。
当然不是说组织不重要，而是不能不考虑后果，不能为了组织而组织（正如一些组织喜欢为了运动而运动一样），更要意识要在某些社会进行组织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到底是什么。通过对没有一战背景和沙皇统治的案例——欧美民权运动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批判性研究，希望可以引起读者的一些思考。
美国19-20世纪中期之间，大部分运转良好的挑战性组织，都采取了科层制的相对正式的组织模式。但随着更多进步运动（有关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发展，这一组织暴露出一个问题，正式的组织虽然有助于调动资源，但却缺乏动员更多人参与的草根性。于是乎，一个运动组织越是企图运用一个科层制的结构把作为思想和金钱来源的“外部灌输者”和作为主要人力的受益者工农阶级联系在一起，组织内部的矛盾和紧张就越多。
当组织者的利益替代了工农阶级的利益，反而限制了社会合作和民主的力量。进一步，科层制会导致“寡头化”，要么使得运动领袖被直接收买（林冲？），要么使得运动领袖左倾冒进（王明？），那么科层制组织就成了实现变革的阻碍。
最重要的是，组织越是涉及意识形态，矛盾和冲突就越大，注意是组织内部的矛盾，而非阶级斗争意义的矛盾。组织同盟对于社会变革的程度和选择的策略的观念差异越大，敌意性就越大。这就使得很多西方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只是有能力解释“伟大导师的著作”并将它们与今天的事件联系起来，而并没什么实际的阶级斗争的经验。
除此之外，当一个组织（在秩序井然时期）是建立在思想共识之上，而非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经验或物质兴趣的基础，那就如同是“建立在沙子上的组织”，是不可持续的。欧美的列宁主义组织存在一个基本误解是认为只要继续招募新人，就能解决问题，然而这只是一种试图通过“集体努力”合理化“警告”的行为。其结果，最后不过是建立一个和一般中产阶级社会运动组织一样的组织，既和革命无关，也和阶级力量关系不大。
对于抗争者来说，认知偏差：“一种无懈可击的错觉”，“自我任命的思想卫士”，“自认为有历史站在自己一边”尤其危险。再加上学生们丰富的文化资本意味着左翼抗争者对革命等历史拥有更多的或乌托邦或教条的记忆，这样“改天换地”的英雄主义的记忆使得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一种“投机性”，具体体现在活跃分子们往往盲目地夸大政治机遇。政治机遇可以分为稳定型（国家中的议题文化、大众话语、阶级合法性等）和变异型（精英分裂，社会秩序混乱，国际动荡等），冒进的活跃分子往往在矛盾尚未爆发的时候便极力鼓吹或试图创造变异型政治机遇，而将稳定型政治机遇视为“妥协或投降”，最终导致失败和牺牲。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批判的对象多是来自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欧美的组织案例。但是如果背景是一个官僚专制国家，又会是如何？历史上一个常见的答案，是“国中之国”的组织形式，其特点是（民主？）集权制、等级制、结构严密的、意识形态主导的。他可以高效地在专制政治的背景下运作和生存，但同时也可能因个别领导人的失误，而葬送整个组织，例如德国社民党建立的国中之国在面对纳粹的新挑战就毫无招架之力。列宁和毛泽东给出了解决方式，即建立一个很强的依附于农村、邻里、工厂的人际网络，只有这种组织形式才能在这种不平等的国家社会关系下建立广泛的和跨地区的联盟。
这是不是唯一的答案？ 值得读者思考并探索。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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