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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森林:虚无主义的三个深渊:以马克思批判施蒂纳为核心

刘森林 · 2022-12-04 · 来源:马克思主义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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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最高限度的虚无主义,还是最低限度的虚无主义,都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施蒂纳的逻辑中孕育、包含和体现着。

  虚无主义意味着某种东西坍塌了、缺失了、无效了,意味着平整的大地不但出现了裂缝,而且出现了深渊,迫切需要填平,从而进一步矗立起大厦。现代虚无主义思想面临着诸多深渊,不同的理论家对其有不同的分析。本文从马克思第一次接触现代虚无主义的反应出发,联系同时代谈论同一论题、并且一同批评资本主义的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探讨现代虚无主义内在的几个深渊。本文认为,马克思对施蒂纳虚无主义的分析批判,足以延续到并串联起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虚无主义的忧虑性分析,他们一同揭示了现代虚无主义的三个深渊。

  1.缺乏根基的新神,没有形体的幽灵

  在传统印象里,启蒙批判是揭示、解构神灵的,启蒙必定导致无神论。但在施蒂纳这里却不是这样。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表明,面临生死抉择的 “神灵”会不断采取新的形式谋求生存空间。“神灵”会转化成各种各样的新形式赢得人们的认同。恰如吉莱斯皮指出的,神在启蒙批判中并没有死亡,只是被掩盖起来了。原来集中统一、高度凝聚着的传统神灵被现代性的快速多变所取代。在新的背景下,神灵采取了多样、隐蔽的形式,甚至变得更亲近、日常和自然,因而更需要仔细的分析鉴别。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施蒂纳的“唯一者”仍是隐藏起来的一 个“神灵”,即使不是诺瓦利斯所说的“魔鬼”之神,也是吉莱斯皮所说的转移之 神。施蒂纳的极端启蒙批判解构了传统之神,却仍然锻造了“唯一者”这个新 “神”。“神”之为“神”的关键所在,不再是超验、高大上、永恒与普遍,而是缺乏基础的虚幻,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切实际。这是施蒂纳虚无主义暗含的第一个深渊。

  从社会经济基础角度看,施蒂纳所思所想恰恰就是德国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无法改变自己贫弱生存状态的表现,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分析的,施蒂纳论述独自性的整个篇章“归结起来,就是德国小资产者对自己的软弱无力所进行的最庸俗的自我粉饰,从而聊以自慰”。缺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实际基础的想象,反映的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幻想。

  尼采批评基督教,其逻辑和基本意思跟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批评极为类似,都揭示出缺乏基础的幻想;都凸显和暴露出原本基础缺乏、实际状况贫弱可怜的真相;都是深入挖掘此种观点的真实根基何在的有效途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挖掘的幻想的形体基础是社会,而尼采挖掘的基础则是自然。

  可以说,作为后观念论哲学家,施蒂纳的出发点、理论建构过程、运思过程都不抽象,他不是跟纯思想打交道,不是跟虚幻的偶像打交道,他与之打交道的偶像都是真实的、具体的,甚至都具有很强很硬的存在性,不是随便怎样就会灰飞烟灭的存在,而是当你不配合、不听话就不只是跟你翻白眼而是直接给你厉害尝尝的强有力的存在体。从马克思和尼采的角度看,这恰恰就是因为施蒂纳没有沿着后观念论哲学之路找到真正的“现实”,他的寻找之路仍然是理性之路,靠的是理性的质疑和否定;得到的却是一种单纯的意志,没有基础、没有依靠、没有方向的空与无。在这个意义上,施蒂纳陷入了虚幻和抽象。缺乏自然根基与社会根基是施蒂纳的问题之所在。

  2.颓废与犬儒,高贵的匮乏

  在施蒂纳看来,基督教背景下的人崇拜神,完全把自己交给了神灵;从神灵中获得解放的“人”仍然可能崇拜物质、精神、制度层面的偶像,仍然没有活出自己;只有消解掉“神”与“人”的“唯一者”才能真正为自己而活。

  施蒂纳指责资产阶级的平庸性无疑是对的,这一点马克思和尼采都会认同,但马克思会批评施蒂纳与尼采把这种平庸从资产阶级延伸到工人阶级身上的观点,并且针对施蒂纳指出,问题不在于反对资产阶级的平庸,而在于施蒂纳的反对方案是否有效。

  第一,不与更多人组成的更大整体联系起来,个人是没有什么大出息的。尼采的“自由人”虽然与施蒂纳的“唯一者”具有密切关系,但明显不同的就是,尼采看到,没有更多人的认同参与,个人是难有大作为的。如果说马克思看到现时代是群众的事业,并致力于探寻能够承担历史大任、把历史继续推向前进的那部分“群众”,那么这部分“群众”只有与哲学结合,在达到应有的自觉性水平之后,才能担当起历史的大任。

  这正是马克思批评施蒂纳的一个关键之处:必须借助和依靠社会性的成就,社会合作的力量,社会累积、历史累积的基础,“唯一者”才能站在“巨人” 的肩上成就自己的某项事业。如果只靠自己,很容易迫于无奈而走向更低的目标,在现代社会中,孤独的个体要保持一种崇高的追求,所面临的各种社会困境,都可能阻碍他取得应有的成效。在这个意义上,施蒂纳是个现代犬儒主义者。

  第二,施蒂纳之所以陷入这个深渊,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不明白启蒙的合理边界、范围与程度何在。不顾一切的极端启蒙,彻底消解一切可能的神圣,连带着否定一切权威、国家、货币,把一切普遍性、约束性的存在一概视为自由的 障碍,把一切权威一概视为压迫的根源和象征,把一切自然、社会、制度的物化 都视为个人自由的对立面,正是施蒂纳走向现代犬儒主义的根本缘由所在。

  为此,马克思对启蒙的态度就不再是越激进越好的传统启蒙思路,而是从激进转向了合理。合理的意思有三:第一,不是否定一切,而只是否定缺乏根基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否定和怀疑一切不是启蒙的本意,却是启蒙的偏狭或逃离。

  第二,根据历史的基础来确立新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把历史维度纳入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界定之中。缺乏历史维度、不考虑时间和过程的合理性存在都是不现实的。第三,跟形形色色的空想、幻想划清界限。该否定的只是它们的特定形式,绝不能用(要否定的)特定来取代一般与普遍。

  正是施蒂纳的极端提醒了马克思恩格斯,促使他们从激进启蒙的路上折返回来,确立一种合理的启蒙,确立合理的边界、范围、程度和方式。启蒙既不能超出自然的限制,违反自然规则和规律,也不能超出既定的社会限制,违反社会规则和规律。在施蒂纳力欲兴奋展开的否定中,他没有仔细思考必须否定、也能否定的是哪些特定形式,无法否定、只能改变调整的又是哪些。连这些都分不清,充其量也就是个只有态度、没有实效的现代犬儒主义者,最后的结局,可能除了莽撞大抵就是颓废,或者除了唐吉诃德大抵就是萨宁。

  3.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

  在《尼采之前的虚无主义》中,吉莱斯皮提出了对虚无主义的另一种理解:与其说虚无主义系指传统的上帝之死,不如说是传统上帝死后可能诞生的新上帝(的胡乱作为)。相较于那个理性、必然性的上帝,这是一个新的上帝, 它以意志取代理性,以自由取代必然性。施蒂纳的“唯一者”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担忧的上帝的诞生地。

  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施蒂纳对资产阶级法律关系普遍性、严格性的敌视中蕴含着为封建习俗开辟可能性空间的风险,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他们由此特别强调,理想社会的构建必须寄希望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美好理想的实现才有可能。没有这种发展,会导致普遍的贫穷,甚至陷入残酷的斗争,使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

  马克思没有去追究“全部陈腐的东西”包括哪些,会以什么方式呈现,在他的理论逻辑中,这些问题出现的机会都会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生产力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小。不过他也曾提醒,如果条件不足而强行革命,就可能导致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是以更加进步为前提的。不具备前提条件的替代势必沦为倒退。

  从施蒂纳经尼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性的“无”所蕴含着的那种吉莱斯皮所谓恶魔似的上帝逐渐显露出来。这个恶魔似的上帝在施蒂纳那里其实早已出现了。这个站在门后等待时机出任主角的“唯一者”不但是一个虚弱的新神,更可能是一个可怕的新神。意识不到这些现代性危险,只想自我发泄和伸张了事,这是施蒂纳“唯一者”所面临的第三个虚无主义深渊。

  没有了自然的约束,没有了共同体的约束,不用顾及任何其他存在,仅仅考虑自己的“唯一者”还远不如尼采的“自由人”有高度、有自觉、有担当。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分析,恰好就构成了他此前一直想完成而没有完成的批判浪漫主义事业的核心部分。同时,对施蒂纳的批判更意味着,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启蒙批判合理限度的重要性,意识到批判越激进越合理观念的荒谬性。

  历史唯物主义对施蒂纳的分析批判,既是对浪漫主义那个反讽主体无限 创造原则的反思、对浪漫主义浪漫化无限憧憬的忧虑、对“唯一者”孤独求败可怜境遇的深深忧虑,也是对借助宗教批判欲虚无化一切崇高价值甚至基本价值,从而可能招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的有力提醒。在初登现代性舞台的“唯一者”与后来意气风发的“超人”以及拉斯柯尔尼科夫、韦尔霍文斯基、卡拉马佐夫之间,以及后来的阿尔兹志跋绥夫的“萨宁”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存在着极易逐步跨越的亲缘关系。如此看来,《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施蒂纳的批判,不但意味着对崇高价值丧失导致的虚无主义的提醒,也包含着对基本价值丧失导致的虚无主义的提醒;不但直接意味着通常意义上崇高、神圣价值丧失维度上的虚无主义的批判,也触及了引申意义上最基本价值丧失维度上的虚无主义的批判。无论最高限度的虚无主义,还是最低限度的虚无主义,都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施蒂纳的逻辑中孕育、包含和体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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