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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着魔的资本拜物教——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研究

张一兵 · 2022-12-05 · 来源:现代社会政治哲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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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充分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的经济物相化表象层面的各种错觉,从而科学地说明了被这些假象遮蔽起来的剩余价值来源。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放弃了在自己经济学研究中的哲学批判话语。

  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

  作者单位:张一兵,南京大学哲学系。

  摘要: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地方不是流通领域,而是在结束了资本与雇佣劳动形式上平等的交易后的、在“市场之外”和“流通领域之外”的生产领域。资本家重新投入再生产的剩余资本是剩余价值转型而来的、又用来榨取工人活劳动的剩余价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充分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的经济物相化表象层面的各种错觉,从而科学地说明了被这些假象遮蔽起来的剩余价值来源。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放弃了在自己经济学研究中的哲学批判话语。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拜物教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中,如果说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都是对资本主义商品流通领域中的经济关系的事物化颠倒的反映,那么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意识形态观念幻象的资本拜物教则贯穿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在它颠倒式的魔法背后,从作为资本的货币投入生产过程开始,一直到作为剩余价值形式的利润、地租和利息,它们一起成功地掩盖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全过程。而在观念表象上,则神秘地建构了一个巨大的资本拜物教之谜。我的判断是:马克思的资本拜物教批判话语实际上是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众多科学思想实验结果之上的阐释话语方式,其中,科学的劳动异化理论在总体上被刻意压抑了,但如果不能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关系事物化颠倒理论和科学的劳动异化理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资本论》中的资本拜物教批判话语实践本质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资本论》中的资本拜物教批判理论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的最终成果。

  一、货币在流通领域中转化为资本的戏法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第二章是“货币转化为资本”。在此章的开始,马克思就提出了著名的“资本的总公式”(Die allgemeine Formel des Kapitals),这当然是继《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思想实验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的一种逻辑概括。他分析说,上述讨论的“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因此,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Handel),总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historischen Voraussetzungen),16世纪现代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modern Lebensgeschichte)”[1]。这是在交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前提,即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作为贸易的商品流通过程。马克思说,商品(Waaren-W)的流通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货币,所以,货币(Geld-G)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die erste Erscheinungsform des Kapitals),或者说,商业资本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但是,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在流通形式上,呈现出两个不同的路径:前者是W-G-W(商品-货币-商品),而后者是G-W-G(货币-商品-货币)。这里的“G-W-G,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在运动中通过这后一种流通形式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资本,而且自在地,即按它的使命来说已经是资本”[2]。这里的阐释性概括精准而简明扼要。马克思说,G-W-G的完整公式应该是G-W-G'(货币-商品-货币+余额)。马克思明确说,这个“G-W-G'事实上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allgemeine Formel)”[3]。这是资本总公式在流通领域中的外部表现形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我们还会看到它在生产过程和其他领域中的表现形式,比如剩余价值分配中借贷资本的假性公式G-G'(货币-利息)。马克思分析说,在这个G-W-G'中,“其中的G'=G+Δ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Increment)。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Mehrwerth,surplus value)。可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4]。

  显而易见,在整个《资本论》的写作中,马克思是按照“教科书”式的叙述话语来阐释自己的观点的。他总是假想自己面对的是普通读者或者工人。他千辛万苦在《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复杂思想实验获得的剩余价值概念,就这样直接出现在商品流通领域,这明显是面对古典经济学学术讨论域的逻辑关涉点。马克思告诉读者,这里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说明,通过这个G(货币背后的抽象劳动结晶的价值)投入到商品流通过程后创造出一个增量ΔG,恰恰是资本家对这个价值增量ΔG(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才使得货币转化为资本。显然,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商品流通过程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流通领域,而是包含了生产过程的资本“大流通”,因为剩余价值绝不是在流通领域中产生的,商品原有价值的“保存”和“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都不会发生在买卖关系场境中。马克思下面会逐层揭露这一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假象。马克思指出,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自我增殖运动”是无止境的,作为资本关系人格化伪主体的资本家,“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5]。在《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那种极其复杂的辨析和分析过程,在这里仅用了简短的一段表述,问题的实质就一目了然了。然而,这种逻辑简化并不能取代马克思业已发生的深刻思想革命,这是《资本论》与《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复杂主体视位关系。《资本论》在经济学话语编码中当然是更加成熟了,但并非直接呈现马克思在哲学方法论上已经达到的深度,这是我们一定要仔细辨识的问题。

  其实,马克思提醒我们,这个包含财富增量ΔG的G'正是资本拜物教发生的第一个歪曲表象层面,即在流通领域中资本物(作为资本的货币)的自行增殖的观念假象,是这个魔术的第一幕。问题在于,那个ΔG(剩余价值)是不是真的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蒲鲁东等激进批判话语所说是出现在流通领域?马克思的回答是简洁和直接的:流通领域中的买卖关系是不会多出来财富的,即便是真的有少数人在商品买卖过程中“贱买贵卖”,但“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6]。这是一个极有针对性的重要断言。马克思说,在流通领域中,资本拜物教迷雾的第一个魔法,是在公平交易的前提下,通过货币购买到一种特殊的商品,这里的第一个客观条件是,这个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交换价值源泉(Quelle von Tauschwerth)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将来存在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 von Arbeit wäre),从而是价值的创造(Werthschöpfung)。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spezifische Ware),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Arbeitsvermögen o-der die Arbeitskraft)”[7]。

  有趣的是,这里马克思突然放进了一个Vergegenständlichung(对象化)的哲学概念,并且强调了劳动在时间上的将来存在(Arbeit wäre)[8]。依概念考古词频统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中共计106次使用Vergegenständlichung/vergegenständlichte概念。这种特殊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一种将要发生的可能性,恰是这里被隐匿起来的将来存在的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是Quelle von Tauschwerth(交换价值的源泉)。还应该注意到,这里赋型价值的劳动不是工人塑形和构序对象的具体劳动,而是抽象劳动结晶为特殊的社会关系场境。前者只是后者的物性基础。这是剥去资本拜物教第一层面神秘面纱的关键性的一步。马克思指出,发生在流通领域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可是,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劳动力这一商品的使用权的费用,而隐匿了劳动能力创造剩余价值的可能空间。因为,在劳动力商品的“实际消费”中,恰恰是劳动的对象化保存和创造了原有价值和剩余价值。当然,马克思也告诉我们,工人不同于奴隶,“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消费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9]。这就是说,工人只是在一定的时间限定中将自己的劳动力使用权卖给了资本家。这是工人区别于直接属于奴隶主的奴隶的地方。

  我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构境背景的指认,他直接给出了黑格尔的一段相关引文,这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67节关于“所有权转让”讨论中直接涉及到劳动能力转让的一段表述:“我可以把我身体和精神的特殊技能(besonderen,körperlichen und geistigen Geschicklichkeiten)以及活动能力(Möglichkeiten der Tätigkeit)的个别产品让与他人,也可以把这种能力在一定时间上(in der Zeit beschränkten)的使用让与(veräuΒern)他人,因为这种能力由于一定限制,对我的总体(Totalität)和普遍性(Allgemeinheit)保持着一种外在关系(äuΒerliches Verhältnis)。如果我把在劳动中获得具体化的全部时间以及我的全部作品都转让了,那就等于我把这些东西中实体性的东西(Substantielle)、我的普遍活动和现实性(allgemeine Tätigkeit und Wirklichkeit)、我的人格,都让给他人所有了。”[10]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67节的“附释”和“补充”中,专门区分了奴隶与“雇佣关系”,比如“雅典的奴隶恐怕比今日一般佣仆担任着更轻的工作和更多的脑力劳动,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他们的全部活动范围都已让给主人了”[11],而雇佣关系是一种有限的转让,是有限地转让人的活动能力和生产活动。马克思给出这段文本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关于劳动力使用权的有限买卖关系的观点是受到了黑格尔这一论述的启发;二是他独立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后,援引黑格尔的相关讨论作为支援背景。我个人倾向于第一种可能。虽然马克思破解剩余价值难题是在《大纲》中,《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也重复了这一发现过程,但他都没有同时直接给出黑格尔的这段表述,而在向公众阐释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发现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给出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这一重要思考。必须说,马克思是诚实的科学家。当然,黑格尔这里的讨论并不是直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雇佣劳动的本质,但他的奴隶与劳动的关系与雇工拥有自己的劳动所有权但可以有限转让给他人的观点,会启发马克思解决劳动力商品问题中的难点,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文本细节。并且,相比于《精神现象学》中那个劳动外化为对象性的异化批判话语,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更加接近社会历史现实一些。

  马克思接着说,资本拜物教在流通领域的戏法还必须有第二个客观历史条件,这就是“劳动力占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内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12]通俗一些说,处于资本主义流通过程中的工人已经一无所有,他如果想要活下去,只能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商品。所以,“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freien Arbeiter)。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事物(Sachen)”[13]。

  其实,这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ökonomischer Umwälzungen)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赋型(Formatione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on)灭亡的产物”[14]。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历史地发生的,它是在过去的旧的生产方式中萌芽和不断脱型和变革的新型经济关系运动的结果。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确立的历史前提是:“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Weltgeschichte)。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Epoche)。”[15]马克思再一次指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形成,正是由于资本关系的历史发生,其本质就是资本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通过盘剥和无偿占有工人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巨大财富,从而创造Weltgeschichte(世界史)上的资本主义的新纪元。

  马克思告诉我们,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中,资本家购买的劳动力商品的具体使用价值的消费并不是通常商品的消费,“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ProduktionsprozeΒvon Waare und von Mehrwerth)。劳动力的消费,像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auΒerhalb des Markts),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因此,让我们同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Stätte der Produktion)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wie das Kapital producirt),而且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wie das Kapital selbst producirt wird)。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16]。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资本拜物教或者资本家“赚钱的秘密”最关键性的一段话,它表明,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地方根本不是流通领域,而是在结束了资本与雇佣劳动形式上平等的交易后的在“市场之外”和“流通领域之外”的生产领域。只有进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才有可能发现资本关系是怎样发生的,资本自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这两个“wie(怎样)”,是真正打破那个在流通领域中现成在场的经济物相化[17]实在——商品-货币-资本的拜物教假象的唯一入口。马克思形象地描绘说:“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Gerberei)。”[18]

  作为资本拜物教第一幕的平等交换的皮影戏表演落幕于资本家和工人走出交易市场,因为从此之后,工人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使用就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资本家,于是他们之间关系的本质才真正显露出来。尾随在资本家后面的工人的活劳动,将被资本这个吸血鬼彻底榨干。也是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剧的“剧中人”的比喻。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第一次指认人既是社会历史剧的剧作者,也是剧中人,以说明人面对自己创造出来的历史辩证法世界的复杂性。[19]而在这里,他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换比喻为一场精心策划的历史剧,只是这里的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场境中的演出是愈益复杂的,因为作为剧中人的骗人的资本家和可怜的工人,表演的并非主体性的有钱的个人和一贫如洗的穷人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背后的资本关系和雇佣劳动关系在演他们,因为,看起来“有意识的个人活动”的他们,只不过是特定经济关系的人格化。更可怕的是,这种历史剧的剧作者并不是资本家个人,而是无脸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说,是作为历史性主体的整个资产阶级,而所有现实的个人所扮演的历史角色,都不过是在这种人之外的经济物相化创制的似自然性的“第二自然辩证法”自发整合(integration)运动中,被市场价值规律的“看不见的手”(“理性的狡计”)操控的牵线木偶。也因此,阿尔都塞曾经将其深刻地指认为一部“没有作者的戏剧”[20]。

  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自我增殖戏法

  马克思告诉我们,工人跟着资本家灰头土脸地从流通领域进入“非公莫入”牌子后面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这是面对普通读者的资本拜物教大戏的第二幕。在上面流通领域中的“平等交换”的第一幕中,“问题的一切条件都履行了,商品交换的各个规律也丝毫没有违反。等价物换等价物。作为买者,资本家对每一种商品——棉花、纱锭和劳动力——都按其价值支付。然后他做了任何别的商品购买者所做的事情”[21]。现在,马克思带着我们进入的舞台空间是一个纺纱厂的老板的领地。在《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我们也多次到过这个虚拟的纺纱厂构境空间。马克思告诉我们,现在这个纺纱厂的老板通过支付货币,手中同时获得了三种合法地属于自己的商品,一是作为原料的棉花,二是作为劳动资料的纱锭,三是将要进行劳动的劳动力。依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三种商品都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双重属性,然而,这里的例外在于,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可变的劳动本身。这里最关键的条件是,进入纺纱厂的工人虽然仍然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但在生产过程中,他的劳动力本身在一定时间内的使用权却不再属于自己,“从他进人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做活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中”[22]。这也就是说,在他与纺纱厂老板签下雇佣劳动合同后,工人的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就成了老板的东西了。为了揭穿资本家的资本拜物教魔术,马克思事先埋下了解套的活扣,即劳动是“活的酵母”,并入到生产过程中其他“死的要素”之中。这就是说,将来资本家手中的资本增殖的“发面”奥秘,并不在于作为资本的物质对象(原料、机器和厂房等),而在于让死的物发生变化的活劳动“酵母”。

  现在,这个纺纱厂的资本家要组织商品生产了。马克思说,资本能够自我增殖的戏法恰是在这里发生的。他先指认说,如果对应于前面已经指认的商品的二重属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以及背后的商品生产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那么,这里纺纱厂老板组织的纺纱生产必然是具体劳动-使用价值生产和抽象劳动-价值形成及增殖的双重过程,马克思并且刻意地界划说:“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23]这两个劳动-生产过程的差异,就在于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上,正是这个“价值增殖”造成了资本关系的历史发生,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当然,这个重要的认识真正形成于《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复杂思想实验过程中。这个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实际上包含着这样两个不同的负熵质:一是马克思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中所揭示的劳动者通过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对象生成forus的用在性使用价值,这是一般社会历史负熵质的赋型;二是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专门指认在经济的社会场境中,由商品生产与交换场境中客观抽象出来的抽象劳动凝结起来的价值关系,而通过盘剥活劳动使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构式负熵质的生成,由此,forus已经不再是为了人的需要,而是转换为经济物相化编码中疯狂地追逐金钱。

  首先,是具体劳动塑形物品生成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一方面,马克思说,人类通过物质生产改变外部世界的劳动过程,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般基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定位。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劳动过程作为“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Stoffwechsels)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ewige Naturbedingung),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allen seinen Gesellschaftsformen)所共有”[24]。这是《资本论》中关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最重要的重申。在这个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自然物”的劳动过程中,forus表现为“人类的需要”,或者说是人们直接生活资料的真实需要构成的真实爱多斯(eidos)。这其实就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观点,人们直接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全部的社会定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劳动作为人类生活的ewige Naturbedingung(永恒的自然条件),存在于“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中。马克思在这里为了分析剩余价值理论的构式需要,特地将物质生产过程强调为劳动过程。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就不得不进行生产劳动,以创造自己需要的直接生活资料和社会定在物质条件。这是一个永恒的客观必然性。

  另一方面,在有目的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通过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化,进而改变劳动对象的使用价值,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基础。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zweckmäΒige Thätigkeit)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5]过去,传统解释框架从这里挪移到“生产力三要素”时,将其中最关键的劳动活动变成了物相化中对象性的劳动者。一是劳动是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使用,由此,劳动从可能性的Dynarnis(潜能)到实现,这也是工人成为“从现实性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劳动本身是非对象性的活动,资本拜物教之谜中最关键的一环,正是遮蔽起这个当下在场发生却随即消失在对象物塑形和构序改变中的劳动物相化活动的功能性场境存在。二是劳动对象,它可以分为自然对象和劳动原料,后者是“已经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滤过的劳动对象”。三是“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Leiter)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Kom-plexvonDingen)”[26]。马克思在这里没有使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通常出现的生产工具,因为工具无法涵盖大工业生产中出现的机器系统,而是特意使用了KomplexvonDingen(物的综合体)这样的表述。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资料的作用是传导劳动活动,它并不直接改变对象。其实,在机器化的生产中,劳动资料已经不仅仅是传导劳动活动,而是直接替代劳动活动,它所传导的是劳动的主体塑形和构序,但已经是科技信息编码转换为客观的机器工序和运行机制。

  回到马克思列举的纺纱厂的生产语境中来。他分析说:“劳动过程是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Formveränderung)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通过这个过程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Form der Unruhe)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ruhende Eigenschaft),以存在的形式(Form des Seins)表现出来。劳动者纺纱,产品就是纺成品。”[27]按照马克思给出的定义,这里的劳动就是纺纱工人劳动力蕴含的Dynarnis(潜能)在劳动过程中的实现活动,棉花是采摘下来的劳动原料,而纱锭和纺织机都是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是纺织工人借助纺织机器和纱锭,使棉花“发生预定的变化”,在这一劳动过程结束时,作为织成品的棉纱和棉布是棉花通过劳动物相化活动塑形和构序而获得的“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使用价值。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马克思所指认的工人的纺纱劳动消失在从棉花到棉纱再到棉布的Formveränderung(形式变化)中。他巧妙地说,劳动被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劳动从Form der Unru-he(动的形式)变成了被加工了的产品的ruhende Eigenschaft(静的属性)。马克思在这里的所有努力,都在于让劳动对象化这样的哲学话语通俗化从而容易被读者理解。

  当然,以上这些分析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在劳动过程终点上出现的棉纱和棉布,作为劳动的产品并不属于工人,而属于纺织厂老板。因为从资本家的角度(这也是受到资产阶级法律保护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客体视位和经济物相化伪境)看,“劳动过程只是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Waare Arbeitskraft),而他只有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上才能消费劳动力。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zwischen Dingen)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zwischen ihm gehörigen Dingen)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正像他的酒窖内处于发酵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一样”[28]。

  因为在资本关系支配下的劳动过程中出现的所有要素,如劳动力、棉花和纱锭等都是资本家投入到生产中的货币购得物,劳动过程中不管发生了什么,都是属于资本家的gehörigen Dingen(所有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所以作为劳动产品的棉纱和棉布属于资本家似乎天经地义,这正是资本拜物教戏法第二幕中最关键的骗人把戏,因为正是在这里,资本增殖直接表现为经济事物本身的生产过程,仿佛资本不再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只是金钱买来的原料、机器和劳动力等几种经济事物之间发生的客观生产过程,在这之后,李嘉图等人只要帮着资本家计算货币转化为资本物中的“生产成本”,在平均利润率中预算市场价格,把经济事物生产出来的有用的产品卖出,那个多出来的神秘ΔG(剩余价值)就会光明正大地落入资本家的口袋里,于是,一桩合法的G-W-G'的资本增殖就平等、自由、博爱地结束了。在此,资本家并没有直接掠夺任何人,除去他与工人的平等交易,就是生产过程中资本物的自我增殖,工人拿到了生活下去的工资,资本家拿到了理应属于他的利润,一切都是如此的美满,这就是资本拜物教戏法正剧的神秘终曲。这里这个zwischen Dingen(物之间)的“第二自然辩证法”的假象,恰是资本拜物教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经济物相化编码后的遮蔽。在《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这会被指认为资本支配的生产过程中劳动条件和劳动本身的异化和事物化颠倒(II)。

  其次,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是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这正是马克思揭秘资本拜物教骗人把戏背后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说,纺纱厂老板在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了棉布,可是作为有用产品的棉布并不是他自己所直接需要的东西,他必须把它作为商品卖出。即我们上面指认的forus已经不再是为了人的需要,而是转换为疯狂追逐金钱。这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物相化的经济物相化空间。马克思说,在作为商品出售的棉布中,业已包含着超出资本家投入劳动过程的资本(G),也就是说,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ΔG(剩余价值)是在劳动过程中同时产生出来的。所以,马克思说,资本家“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交换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29]。于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中的使用价值-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的脱型和转换链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这样,“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Einheit von ArbeitsprozeΒ und WerthbildungsprozeΒ)”[30]。而马克思在这里则要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必然还是一个占有无偿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统一。

  马克思说:“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该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的物相化劳动(materialisirten  Arbeit)的量决定的,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gesellschaftlich nothwendige Arbeitszeit)决定的。”[31]这就意味着,“一定生产领域的商品的价值不是决定于单个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而是决定于在该领域的平均条件下生产那个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32]。这是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则。他举例说,在棉纱的生产过程中,假设纺纱厂老板事先投在工人工资、棉花、纺纱机和纱锭等生产条件上的货币是10万元,但最后获得的棉纱在市场上却价值12万元,即多出来一个2万元的ΔG(剩余价值),正是这个ΔG(剩余价值)的出现,才使资本家投入生产过程的货币转化为资本。那么,棉纱作为商品所内含的物质性劳动是如何发生改变的就是问题的关键。这恰是离开流通领域后,资本拜物教假象背后资本物在生产过程中自我增殖的秘密。

  马克思认为,在棉纱的生产过程中,在资本物发生资本增殖的假象背后,价值形成过程包含了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劳动条件原有的价值通过活劳动转移到产品中。具体说,在纺纱厂的生产过程中,“纱锭和棉花不再相安无事地并存着,而是在纺纱过程中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改变了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形式,使它们转化为棉纱”[33],然而,棉花和纱锭这些物并不会自己结合起来,而是工人的劳动作为塑形的活火,造成了棉花和纱锭的有序结合,进而编码和构序成棉纱。其中,棉花和纱锭使用价值的改变并没有改变自身原来所内含的过去劳动(采摘棉花和制造纱锭)的价值量,只是将其转移并保存到棉纱上了。马克思还专门交待说,这种保存旧价值的工人“活劳动的自然恩惠”[34]是不费资本家一分钱的。二是工人活劳动在生产中创造出剩余价值。马克思说,除去转移到棉纱中的旧价值,棉纱中还包含新的劳动价值量,这是纺纱工人活劳动新塑形和构序的结果,因为,如果工人每天工作半天,就已经偿还了纺织厂老板付给他的工资,而实际上工人却工作了一整天,另外这半天的劳动时间则创造出了包含在棉纱中的ΔG(剩余价值)。当然,这只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盘剥。所以,马克思指出,全部问题的关键正是这个工人劳动力商品,“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交换价值的源泉(Quelle von Tauschwerth),并且是大于(mehr)它自身的交换价值的源泉。这就是资本家希望劳动力提供的独特的服务”[35]。“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发挥作用或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36]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多出来的“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Mehrwerth),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我把工作日的这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时间(Surplusarbeitszeit),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Mehrarbeit,surpluslabour)。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vergegenständlichte Mehrarbeit),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经济的社会赋型(ö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en)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37]。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对《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剩余劳动和狭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经典阐释,这正是对资本拜物教之谜的彻底破解。一是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正面表述: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是从活动的形式到静的物相化结果形式的对象化的劳动。二是工人在生产中超出生产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中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三是与传统社会形态中对剩余劳动的直接掠夺不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是被合法的“平等交换”关系掩盖起来的。可是,资本作为一种看不见的“强制关系”,它“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剩余劳动的搾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38]。这意味着,这种看起来非强制的经济剥削,是比公开的掠夺更可怕的隐性奴役和盘剥。这是马克思对这个表面上文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深刻透视。

  如果我们回到那个纺织厂的生产过程中去就不难发现,纺织工人在那多出来的半天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凝结在棉纱中的新价值,就是被纺织厂老板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会是这个“半天”的N次方。马克思有些激动地说,也正是在这里,“戏法终于变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了”[39]。那个G-W-G'的经济物相化伪境被建构起来了。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所鼓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交易问题中的“一切条件都履行了,商品交换的各个规律也丝毫没有违反。等价物换等价物。作为买者,资本家对每一种商品——棉花、纱锭和劳动力——都按其价值支付。然后他做了任何别的商品购买者所做的事情”[40]。但是,资本家的腰包却通过那个隐匿起来的ΔG(剩余价值)鼓了起来。他对工人剩余价值的经济剥削被严实地遮蔽起来了,因为,这种增殖是在货币转化为资本后“物之间”的客体辩证法中发生的事情。工人被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这一剥削的本质,在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则显现为资本物的自我增殖,这就是资本拜物教秘密戏法的真相,这也构成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意识形态立场正当性的基础。当然,在马克思眼里,“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personifizirtes Kapital)。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Kapitalseele)。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verstorbene Arbeit),它像吸血鬼(vampyrmäΒig)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lebendige Arbeit)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41]。

  这是马克思在《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重要发现,即经济的社会场境中社会主体反向经济物相化现象。资本家并不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而是资本关系反向物相化的人格化伪主体,在这场经济物相化的皮影戏表演中,他没有人的灵魂,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疯狂追逐剩余价值的灵魂,这种资本的力量像吸血鬼一样,靠吮吸工人的活劳动维系自己的生存,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正的本质。至此,马克思的结论是:在这里,“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VerwerthungsprozeΒ)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kapitalistische Form)”[42]。我以为,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的一次最重要的进展。

  三、经济拜物教与经济物相化、事物化、

  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的非周延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在《大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是通过重启科学的劳动异化构式III的批判话语,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客观发生的我-它自反性矛盾,即工人创造的劳动对象化产物对活劳动本身的盘剥。在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先在《大纲》中说明了价值关系的事物化与货币权力异化、资本异化、劳动异化,又在《1861-1863经济学手稿》中揭露了劳动条件的异化、劳动能力本身的异化、劳动协作中联合力量的异化、劳动分工中结合力的异化、机器与科学技术的隐性异化,以及分配领域中剩余价值不同形式的异化等重要问题。可是,他在向公众和学术界介绍和阐释自己的经济学重要成果的过程中,却没有直接呈现这一复杂的批判话语格式塔。如果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他只是回避了劳动异化概念,而在《资本论》的写作中,马克思则是用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策略性地替代了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学说。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做法显然不同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根本否定态度,因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主动隐匿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的意图并不是否定它,而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容易地进入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构境。所以,这种话语遮蔽仅仅是策略性的做法。在这一替代性话语编码转换中,马克思尽可能不使用异化(Entfremdung)和异己性(fremde)这样一些哲学概念,而使用一些更通俗的术语,如死劳动(verstorbene Arbeit)、事物性外壳(sachliche Hülle)、物质变换(Stoffwechsels)、动的形式(FormderUnru-he)和静的属性(ruhende Eigenschaft)、形式变换(Formveränderung)和让与(veräuΒern)等概念,而少量使用颠倒(Verkehrung)和倒置(Verrückung)。比如,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讨论劳动条件异化的地方,我们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第三章最后看到了这样的表述:“只要我们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情形就不同了。生产资料立即转化为吮吸他人劳动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anwendet)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作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stoffliche Elemente)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Ferment)来消费,并且资本的生活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sich selbst verwerthender Werth)的运动。”[43]在他思想实验进程中写下的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多重异化关系批判的劳动自反为资本的奴役关系,现在变成了每一句话都是通俗易懂的简单关系。他宁可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与工人相对立”[44],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而不再使用对象化的劳动条件是工人对象化劳动的异化这样的表述。这对于马克思特别想让其读懂《资本论》的工人读者来说,自然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但是,这并不表明在这些通俗说明背后被策略性地遮蔽起来的深层次哲学话语是不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也是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表述:“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这种颠倒(Verkehrung),死劳动和活劳动(todterundlebendigerArbeit)、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werthschöpferischerKraft)之间的关系的倒置(Verrückung)。”[45]这与《大纲》开始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历史现象学话语显然是不完全重合的。因为离开了人与人的关系呈现为物与物之间事物化关系的颠倒,这种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Verrückung(倒置)是无法真正说清楚的。当然,这也就出现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的理论关系问题,即马克思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的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与经济物相化、事物化和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的复杂关系。

  依我的初步认识,作为马克思建立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构境,历史现象学就是要透视经济物相化存在论的幻境,其中,事物化关系颠倒与劳动异化批判构式都是这种科学的批判认识论的有机构成部分。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I)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一是发生在资本主义流通领域的商品交换过程,它是一个历史性发生的客观抽象;二是作为资本的货币所购置的劳动条件,在进入生产过程时事物化(II)颠倒为资本关系的不在场的在场;三是工人的劳动技能被客观抽象并通过科技物相化,转移到物性机器的工序编码中发生的事物化(III)颠倒;四是剩余价值形式在利润、地租和利息上的事物化(VI)颠倒。事物化透视构成进入劳动异化关系批判构境的入口,事物化批判理论是对经济的社会赋型历史进程中一种客观的社会关系颠倒的揭露和批判,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异化批判的前提。而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是说明由于事物化的关系颠倒,工人的劳动能力、共同活动的结合力与对象化劳动结果(剩余价值本身)成为奴役和支配自己的我-它自反性外部力量,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奴役本质最重要的科学认识。而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只是指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将商品、货币和资本关系的事物化颠倒状态误识为天然物性,以构成主观的物化意识,由此支撑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天然性和永恒性的意识形态幻象。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替代事物化和劳动异化学说时,就较好地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的经济物相化表象层面的各种错觉,以便于科学地说明被这种假象遮蔽起来的剩余价值来源。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放弃了在自己经济学研究中的哲学批判话语。我留意到,日本学者广松涉和望月清司都关注了马克思思想中的“物象化”与劳动异化的关系,但二者的观点却是相反的。我已经指出过,日本学界将马克思的事物化概念误译为带有主观色彩的“物象化”,由此错失了马克思的经济物相化与事物化的边界。广松涉认为,马克思有一个从人本主义异化论向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物象化批判的转换,但他否认马克思晚期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而望月清司则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是贯穿其思想史始终的,只是他错误地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当成了不变的主线,所以,他才会将“物象化”视作“异化”的下属概念:“物象化只是一个描绘什么东西以什么为契机转化成‘物象’关系和关系态的结果性概念,而不是像‘异化’那样去动态地反映使自己相生外化的人的活动本身。”[46]二人都将马克思的丰富思想抽象地简化了,并从不同的立场不完整地描述思想史。但是,他们的观点都具有“片面的深刻性”(孙伯鍨语)。

  所以,马克思的三大经济拜物教批判可以较好地在经济物相化的表象编码层面,分别指认商品、货币和资本在流通-生产领域的物性神秘颠倒关系,以及剩余价值形式中出现的物神现象,但是,它并不能周延地涵盖马克思的全部事物化和劳动异化批判构式,特别是马克思劳动异化构式III中新发现的劳动协作联合异化、分工结合力异化以及机器化生产和科技力量异化等重要内容。所以,在《资本论》后面涉及上述内容的讨论中,马克思不得不再次少量使用了异化概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页。中译文有改动。

  Karl 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5,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3,S.120.

  [8]Vergegenständlichung von Arbe it wäre一语的英文翻译为Objectification of work would be,也是“劳动将来的对象化”。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157页。

  [10][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5页。马克思给出的原书出版为1840年柏林版,第104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注41(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Werke7,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0.S.144-145)。

  [1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5-76页。山东社会科学2022·10马克思主义研究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5,Text,Berlin:DietzVerlag,1983,S.122.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5,Text,Berlin:DietzVerlag,1983,S.122.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5页。

  [17]物相化,这是我在本次研究中从马克思思想中提炼出的新概念。我在《回到马克思》中已经使用物相一词。在物理和化学等科学研究中,phase又称“物态”。一般指物质分子的聚集状态,是实物存在的形式。通常实物以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聚集状态存在。在特定条件下又会出“等离子态”“超导态”“超流态”等物相。但我所设定的物相化中的“相”却不仅仅是物态之意,而兼有实现出来的主体性爱多斯(eidos,共相)之意,因为黑格尔、马克思思想构境中的一般物相化,总是指一定的主体目的(“蓝图”)和理念对象性地实现于对象的用在性改变之中,这是看起来现成事物对象的消逝性的缘起。因为日本学界在日译马克思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概念时,通用了“物象化”一词,而中文中与意象相对的物象概念本身带有某种主观显象的痕迹,所以,用物相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透视的用在性实存对象。马克思在自己晚期经济学的文本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中,经常使用materialisirt(物相化)一词来表达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活动(爱多斯)在塑形对象效用中在物质实在中的消隐[KarlMarx:Grundrissen,Gesamtausgabe(MEGA2)II/1,Text,Berlin:Dietz Verlag,2006,S.221;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4-1,Text,Berlin:DietzVerlag,1988,S.47]当然,人历史地实现自身的主体物相化、人创造出不同历史时间质性的社会共同体组织的社会物相化、工业生产中机器化大生产中的科技物相化、商品市场经济场境中整体盲目无相化的经济返熵和反爱多斯(eidos)经济物相化是更难理解的。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8页。

  [20][法]阿尔都塞、[法]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8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5,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3,S.137.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5,Text,Berlin:DietzVerlag,1983,S.162-163.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3-314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6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7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8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4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1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4页。Karl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II/5,Text,Berlin:Dietz Verlag,1983,S.248.

  [46][日]望月清司:《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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