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具有一种莫名其妙之滑稽戏剧性，就像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样具有滑稽性。还有诸如莫言张艺谋的洋奖项，都是资本主义西方列强对中华思想文化的侵略工具。事实上西方列强对东方文化一直存在着根本弄不懂的神秘感，怎么能分清优劣？如何能辨别张艺谋莫言书上写的是真实还是胡编乱造？直到如今诺贝尔家族的不少人依然强烈反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存在。与自然科学界的诸多重大发现联系在一起，自带有自然科学王冠的光环诺贝尔奖，为何要搅进自然科学家无法理解，并根本不熟悉的政治经济学领域这潭浑水？假如诺贝尔奖官方只是单纯地试图把社会科学包括进其评价体系，那么为何跟经济学在学科史上同样重要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偏偏就一直缺席呢？为何在世界上影响巨大公认的伟大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建立了三个世界划分伟大学说，推动了世界公平正义和平的伟大毛泽东等，偏偏就一直缺席呢？在知识界，一些分析者也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不是真诺贝尔奖，只不过是瑞典中央银行奖而已。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为什么瑞典中央银行会涉入，这个央行奖又如何与诺贝尔挂钩呢？（许准：社科城头大王旗——从经济学何以拥有诺贝尔奖说起 来源：《读书》2022年第11期。）
科斯制度经济学——极致遥控术，专为和平演变万里之外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量身打造的“理论”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其所创立的新制度经济学，提出“如果无企业制度，每要素所有者都直接参加市场交易，那么，市场交易者的数量就特别巨大交易摩擦将更加激烈，解决摩擦的费用将极高，因而交易成本高昂。企业作为一种组织，以内部交易代替外部市场交易，从而减少市场交易者数目，减少交易摩擦，降低交易费用。”
科斯的一切理论的前提，就是这个所谓的“如果无企业制度” 的假设，十分荒谬滑稽，企业制度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了，怎么能“如果无”呢？在这个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无”荒谬滑稽假设下，得出了企业能降低交易费用的结论，以及连篇累牍的“巨著”，必然十分荒诞滑稽，因为科斯制度经济学的华丽大夏竟然是建立在沙滩上，或者说建立在“如果无”上。事实上，计划经济公有制下的交易费用才是最低的，或者说几乎没有交易费用，可以忽略不计为“0交易费用“；而私有企业主之间的交易费用是浩大的，各种尔虞我诈的契约，以及由此产生的巨额企业纠纷和法律诉讼费用广告费用，是众所周知的。又一件皇帝的新衣炮制出来了。
记得以前有一种白酒，其成本构成：瓶子包装10元，广告费80元，酒酿造成本10元，税收70元，销售价格170元。有兴趣和精力的年轻学者，可以收集企业纠纷耗费和损失费用，企业法律诉讼费用，聘请法律顾问资费，签约费用（包括交通通信宴会费用）,铺天盖地庞大的广告费用等数据进行研究，我相信这会是一个天文数字，社会为此付出的巨额浪费成本，至少在GDP占2位数强的百分比。
计划经济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生产和消费，可以消除市场竞争的盲目性。计划经济是节约型经济，它不用考虑销售这个环节，而销售环节耗费了人类大量精力。计划经济避免了商品的梯级批发和零售环节所增加的商业成本及庞大的广告费用，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人力、物力及财力等社会资源的浪费。计划经济制度下的厂长经理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降低消耗组织扩大生产方面，而不是为资本家的利润，考核企业优劣的标准与资本主义是本质不同的。
由于社会主义不是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而是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在一种官僚阶级势力深厚的封建专制落后国家首先建成，在推翻私有制之后，计划经济运行现实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另外一种更严重的异化现象：这就是走资派官僚阶级，走资派官僚阶级不是人，而是官帽的人格化。他的灵魂就是官帽的灵魂。走资派官僚阶级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只惟上，做大官帽，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官场官帽若不能不断地做大，就将被官场无情地淘汰，一旦进入官场，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不放过任何一个官帽做大的机会，只有官帽不断做大才有生命，官帽越大，它的生命就越旺盛，所以官帽的每一个布縫都滴着血腥和肮脏。官僚阶级只关心自己的官帽，惟上是从，新生特色资本家阶级和他们的代言人资产阶级文人，与颠覆了君主官僚阶级专制的西方传统资本主义不同，由于身兼资本和官僚两个阶级本性使然，贼喊捉贼，把“权力经济”“统制经济”“权力配置资源”“官僚主义计划经济”这些走资派官僚阶级自己造成的罪恶，嫁祸，甩锅，给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本身，从而导致新生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失败，历史出现怪异的反复。
科斯所谓的“产权清晰理论”“契约理论”，以及相关的MBO，管理层持股和管理层收购，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不过是把西方资本主义存在了几百年的陈旧企业制度重复了一遍而已，却是造成中国国营集体企业被私有化搞乱的理论源头，是杜勒斯之流从经济领域实施和平演变策略，新自由主义肢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拙劣武器。从1991年获奖的时间节点看，这似乎是专门为和平演变颠覆社会主义公有制量身打造的“理论”。因为当时中国已经被自由主义攻破了国门，D的“政企分家，党政分家”已经推行，计划经济制度被摧毁，计划经济委员会被裁撤，”利改税“，”拨改贷“，”引进推行西方先进财务制度“，”引进推行西方先进现代法人治理“，”引进推行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厂长经理负责制”等等，一系列削足适履骚操作，狂飙重击之下，25年来一直经营管理良好，创造了短短20年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进程的经济史奇迹，立下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数量庞大，却突然陷入空前混乱普遍亏损的80多万
家国营集体企业，如何处置？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但肯定不能复制解散人民公社做法，把土地农具一分了之，一夜倒退回小农经济时代。公有制企业已经跨入了社会化大生产阶段，你不能把企业厂房，机器，设备全都拆了，各家都分一堆废铜烂铁碎水泥块吧？正在焦头烂额，手足无措，无计可施之时，科斯制度经济学来了，科斯的理论很大部分“恰好“是特色政府正在迫切渴望寻求的，或可以接受的“及时雨宋公明”，犹大旱之望云霓，殷纣之思妲己，“闻忠耳似聋，见佞眸如水“，这决定了它必然成为官方理论工具箱的重要部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虽然官方还在“反自由化“，但此自由化非彼自由化。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企业本来就是这种制度，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存在历史了，完全没有任何必要，按老百姓粗俗的话就是”脱裤子放屁“，再搞一套所谓“制度经济学”。事实上，科斯在西方企业界波澜不兴，而在中国，自由主义分子言必科斯，一时间成为显学，成为学术刊物和媒体曝光率最高的术语，直至价值数百万亿的公有制企业被搞垮，贱卖，瓜分，白送，冰棍化，完毕。饕餮盛宴已结束，使命已经完成，现在已很少有人提起科斯了，他正在被逐渐遗忘……..人民公有制企业之死，千古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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