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1943年6月28日，刘少奇起草了一封写给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的信。毛泽东看了信稿之后，针对刘少奇关于人性的看法，写下了批语（参：《毛主席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稿上的批语》） 。毛泽东批语的看点，在于批评了刘少奇信稿中的历史唯心主义以及人性二元论的观点。毛泽东的批语对于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无疑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人性问题？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在第四集，我讨论了“阶级差别是否源于生物差异”。接下来我讨论第五个问题：刘伶不穿裤子，是否就强调了人的动物性？
一、毛泽东给刘少奇的批语
刘少奇说：“如王阳明主张‘狂’，六朝文士甚至认为人在当时可以不穿裤子，就是强调人的动物性。”
——毛泽东批：“人不穿裤子并不是动物性，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
二、心向往之
在讨论“不穿裤子”的问题之前，我先回答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和希望。
拙文前几集发表后，有不少读者表示“看不懂”。
有同志提出：“能否再通俗一些吗？”
这是同志们对我的希望和鼓励，我虚心接受。
把理论问题通俗化，需要相当的功力。毛主席是“深入浅出”的大师，我要向毛主席学习。
努力学习是一回事，能不能达到是另一回事。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当尽力而为。
为了能够通俗地讨论“不穿裤子”的人性问题，接下来，我从读者的质疑说起。
三、母牛带胸罩吗？
我在拙文（第四集《人多差距源于生物差距吗》）中提到，“就连人的性别，其实也摆脱不了社会性”。对此，有同志提出了质疑：
——“我不能理解男女性别的差异也是社会性的！”
言下之义，人类的性别差异只有纯粹的“动物性”，跟人的“社会性”没有半毛钱关系。
性别当然是天生的。但是，人类的性别与“社会性”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大大的。
为了帮助这位同志从“不能理解”的泥潭中走出来，我提两个反问。
反问一：母牛带胸罩吗？雌猴穿打底裤和蕾丝袜吗？
——人类社会的女性之所以要带胸罩、穿打底裤和蕾丝袜，这不就是性别的“社会性”使然吗？
反问二：动物群体（比如猴群）里面有太监吗？
——人类社会创造出太监这种“性别”，难道不就是“社会性”的结果吗？
即便是天生的性别，人类也越来越能够加以人为的控制。今天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人类可以控制并改变天生的性别。
——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动物生下的后代中雌性、雄性的几率都是随机的。然而现代的基因技术已经可以改变自然规律，英国科学家使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控制了出生性别，在小鼠试验中，雌性、雄性的比例可以100%地得到确定。
请问“不能理解”的那位同志，这种人为的控制甚至改变，难道不是“社会性”的结果吗？
四、境界有没有高下？
我在拙文（第四集《人多差距源于生物差距吗》）中说，“人的差距在于境界”。对此，有同志略带讥讽地提出了质疑：
——“我期望你能指出什么是高尚的境界，什么是低俗的境界，以便我能够见贤思齐嘛。”
这“期望”的言外之意，你赵某人就别在这里装13了，你凭什么说雷锋的境界就高尚，而“经济人”的境界就低俗呢？
我在拙文第四集指出，科学已经证明，人们的智商差距并不大。所以，雷锋的智商跟“经济人”的智商，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然而，智商的差别不大不等于境界的差距也不大。
在我看来，尽管雷锋与“经济人”的智商差距不大，但境界或格局却存在着高尚和低俗的区别。
什么是“境界”？境界就是格局，就是看问题的角度，就是思维方式，就是价值取向。
境界跟智商有关系吗？没有。人的格局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即“境界不同”，并不等于智商的不同。
——比如，我们不能断言，一个嗜赌如命的高手，他的智商就一定比一个沉浸在书本里的书生的智商差。反过来也一样，一个酷爱读书的书生的智商，未必就比一个资深赌徒的智商高。
那么，境界有没有高下或雅俗的区别呢？有！格局或境界的不同，当然存在着“高下”与“雅俗”之分。比如：
——毛泽东平时的兴趣是读书（比如《二十四史》与毛泽东朝夕相伴24年，毛泽东对其手不释倦），而某些领导同志平时的兴趣则是打qiao牌。虽然喜欢读史书和喜欢打桥牌并不能说明谁的智商高，但是请问，这两种兴趣所反映出来的境界，难道就没有高低差距吗？
——雷锋同志一有时间就有写日记的冲动，就有做好人好事的冲动；而某些同志一有时间就有数钱的冲动，就有打麻将的冲动。虽然数人民币和做好人好事并不是区分善恶的标准，但是请问，这两种境界难道就没有高尚或低俗的区别吗？
——陈副教授说，努力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赚大钱娶美女住大房子；而抢话筒的蒋同学却说，努力学习是为了振兴中华。虽然他们都呼吁要努力学习，但是请问，这两种境界难道就没有高尚和低俗的区分吗？
所以，我必须说：雷锋同志做好人好事的境界，肯定比只爱数银子的同志的境界要高出一大截子。
至于提问的那位同志能不能从此“见贤思齐”，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我看好你哟！
五、境界为什么不同？
我在拙文（第四集《人多差距源于生物差距吗》）中提出，“是什么导致了境界的不同呢？是什么导致了兴趣和修养的不同呢？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对此，有同志希望我来回答这个追问：
——“我更有兴趣、更期待知道是什么导致了境界的不同？”
在我看来，导致境界和格局不同的，当然不是智商（看看酷爱赌博的高手吧，他们哪一个不是“人精”？）。
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或导致了境界的不同呢？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认为从根本上讲，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境界不同。比如：
——在毛泽东时代你去问孩子们：“你们长大了想干什么呢？”他们绝大多数会回答：“我想当解放军”，“我相当科学家”，“我想开火车”，“我想当石油工人”，“我想当公交车售票员”……。
——若今天你去问孩子们：“你们长大了想干什么呢？”他们很多人会回答：“我要当董事长”，“我要当大官”，“我要当有钱人”，“我要当超市老板”……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不同，究其原因，还是在于这两个时代的“社会存在”不同，在于这两个时代的“社会关系”不同。
顺便插一句。之所以陈宏友的境界越来越没市场，之所以抢话筒的蒋同学这样的例外多了起来，我以为，这与新时代以来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有内在关系。至于这样的积极变化是否触及到了“社会存在”的层面，另说。
六、总有例外
对于我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来解释境界的不同，有人不同意，说：
——“凡事总有例外，你如何解释那些例外呢？”
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例外，比如：
——恩格斯的父亲是资本家，恩格斯本人也曾经继承了父业。处在这样的“社会存在”之中，按理说，恩格斯应当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可是为什么他却站在反对资本家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呢？
——彭湃是大地主的儿子。处在这样的“社会存在”之中，按理说，彭湃应当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可是为什么他却坚定地站在被剥削的农民阶级一边去了呢？
——陈宏友副教授与抢话筒的蒋同学，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关系应该大致差不多。可是二人的“三观”却如此不同。那么，为什么陈宏友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赚大钱娶美女，而蒋同学学习目的却是为了振兴中华呢？
根据波普尔的“证伪原则”，但凡只要有一个例外，那就推翻了原有的理论。
既然生活中存在着这些例外，那么，这些例外是不是就推翻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呢？
七、为什么例外
对于这些例外，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解读大相径庭。
唯物史观把例外的根源归结为“社会存在”（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唯心史观则把例外的根源归结为“社会意识”（即“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在我看来，即便是例外，也应当用唯物史观来解读，而不应当用唯心史观来解读。
因为即便是例外，也推翻不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这些例外之所以推翻不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因在于，这些例外从根本上来讲，仍然是由这些例外所处的“社会环境”或“社会关系”所决定的。
换言之，这些例外与例外中的个体所处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仍然有着内在关联。比如：儿童时期父母的言传身教，学习期间老师的人格影响，读过的某本书带来了巨大冲击，经历某个事件后的深刻触动……等等。
前几天政经专业的师生们讨论“例外”，有老师和同学说：
——“即便有例外，那也否定不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逻辑。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例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所以产生彭湃这样的例外，根源仍然在于当时无比黑暗的‘社会存在’。正是黑暗的‘社会存在’，促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彭湃等人的思考和反叛。”
请问读者诸君，你们同意唯物史观对例外的解读么？
既然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在人性问题上针锋相对，且已然不可调和，那么在例外这个问题上，人们的分歧肯定不小。至于答案，各位就看着办吧。
不过想必大家会有这样的共鸣：例外毕竟是特殊的，常态才是一般的。
但是，正因为有了例外，才使得境界的差距是那么的显眼，那么的耀眼，那么的让人过目不忘，不能视而不见。
八、不穿裤子，还是社会动物
懂得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道理，我们对本集中毛刘在“不穿裤子”上的分歧，也就有了清醒的认识。
刘少奇说：“如王阳明主张‘狂’，六朝文士甚至认为人在当时可以不穿裤子，就是强调人的动物性。”
刘少奇强调的“人的动物性”，引发了我的进一步思索：穿裤子，这是人的“社会性”。但是，人不穿裤子裸奔，人性是不是就具有了“动物性”呢？人不穿裤子，人性就成了“二元”的吗？
——比如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刘伶，纵情饮酒，赤身裸体，有人看到后就讥笑他。刘伶不以为然：“我把天地当房子，把房屋当裤子，你们为什么跑到我裤子里来了？”
刘伶为啥要疯狂到不穿裤子的地步？看看当时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就清楚了。刘伶之所以不穿裤子，原因就在于魏晋时期的政治环境非常险恶黑暗。
刘伶不穿裤子，其实是对黑暗的政治环境的反抗和回应！而并不是在“强调人的动物性”。
离开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用抽象的“动物性”来分析刘伶的心理活动（意识和观念），这不是唯物史观，而是唯心史观。
所以毛泽东评论说：
——“人不穿裤子并不是动物性，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畴，美国‘行为派’（以庸俗唯物论为表形的主观唯心论）正是如此。”
即使醉酒的刘伶不穿裤子，他的人性还是在于“社会性”，而非“动物性”。
至于马戏团的猴子穿着裤衩到处乱窜，这并不能证明猴子这种动物从此具有了人性。即便训猴人给猴子穿上裤衩，猴子的本性还是“动物性”，而非“人性”。
“人性”不是“动物性”。穿上裤衩的猴子，还是猴子。
九、什么目的
拙文在《红歌会网》转载之后，有人跟帖严厉谴责我：
——“都是伟人捧一个贬一个 你什么目的啊？破坏XXXX？”
——“毛、刘二人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写文章还是要多讨论一下眼前的问题，不要骂祖宗！”
俺同意这样的定位：毛主席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但是，这并不能因此就可以回避他们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区别，也不能因此就抹杀他们在把握马克思主义上的差距。
同志们经常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可是一旦面对人性问题，某些同志就立马站到唯心史观那一边去了，还给出了充分的理由：“人性就是二元的，人性就是‘动物性’加‘社会性’”。
从“听毛主席的话”的好学生，到反对毛主席的“一元论”，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并非在于毛泽东的“一元论”错了，而是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弄懂唯物史观。
所以毛主席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
至于拙文有“什么目的”，这里可以公开告诉大家：我想通过毛刘在人性问题上的分歧，尽可能让更多的人懂得，什么是唯物史观，什么是唯心史观。
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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