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方式应当或者可以永恒化这个主观意图遇到企业运行中千头万绪的实践，无论是自觉的，还是被动的，无论是形形色色的私有资本，还是公有资本，不得不卷入“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资本与劳动的关系⑵2，589，不得不回到马克思的资本的本质是社会关系，不得不回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的无止境主题——为确保劳动者在联合生产中的主人翁地位，要不断变革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深层的关键问题，否则，新中国“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⑷9，573。
马克思时代的任务，是以建立公有制为标志戳穿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毛泽东的任务，是让已经建立起的公有制为活劳动服务，这是马克思针对小生产提出的消灭“社会劳动的对抗形式”⑴37，2020年，300的深入。公有制在官本位特权腐败下易演化为官有制，官员和工农群众势不两立，“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公有制”就变成了“名义”，这也是1975年四届人大修宪时毛泽东坚持允许工人罢工的原因。即使不谈晚期苏联，中国自工作重心转移以来贪腐的普遍性构成了极为生动的企事业单位内部的阶级斗争当代史。在另一个方向，“如果资本也必须劳动才能生存，那么它就不是作为资本而是作为劳动来保存自己了。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也就只是名义上的了”⑴46上，1979年，286，资本性质被劳动所改造，被雇佣者成为企业主人。
劳动者生产地位在生产方式中的互变，所有制也就从不同方向成了“名义”。也就是说，从劳动二重性这个政治经济学枢纽出发，现代市场体系所围绕的劳资关系轴心，即围绕活劳动，也即围绕着通过劳动使用价值的效率即生产力，所体现的“表现为价值的劳动”的生产关系，是本质内容，生产资料所有制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经验主义或机械唯物论往往不懂得这一点，它们或者把生产力中性化，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或者把围绕活劳动主体的公有制的必要条件混淆为充分条件，看不到毛泽东关于公有制中人与人劳动关系不断变革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程度远不如100年前的英法，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肯定了农民以土改获得的资产入股中相对“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⑷5，67，肯定了人民公社集体化对合作化早期股份制的提升，这种提升在最新通过的国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得到一定的精神继承；毛泽东首倡公有制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⑷7，363，苦口婆心的规劝全党尊重价值法则，赞扬华西大队商品生产，实际上，毛泽东对农村集体化的总结，对信用和现代工厂制度的肯定和对企业管理的总结，为任正非的“不让资本进来”，让资本“作为劳动来保存自己”，为于东来的“不做资本的奴隶”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按照毛泽东继续革命和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宏大思想，华为、胖东来这样以活劳动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方位严格核算的企业迟早都是要出现的。任正非在讲话中，经常提到学习大庆，以人民军队的用语描述管理，就反映了一种传承，这种企业文化在长期以港台电视为默认信息源，以恭喜发财的商品财神拜物教和忠义仁信的珠三角地区商圈文化中，是独特的。
由以上看到，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他们共同坚持的本质问题，是从劳动二重性出发的活劳动主体。生产资料公有权必须体现活劳动主体，否则就是名义，就可以罢工，这是毛泽东晚年的重大贡献。
在错误的市场理论引导下，在公企改制实践中，把本来是企业领导班子建设问题，本来是建设市场主体问题，变为鼓励少数企业管理人员和社会资本，普遍采用高值低估等方式侵占公有资产的私有化，打着探索公有制新形式旗号，公企名义化，私有实质化，根本的问题，是把公企的同志关系质变为资本雇佣关系。而源自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并列、折中所演化的错误改革理论，从违背劳动二重性开始，形成商品拜物教实质的市场崇拜，产生一系列旨在质变劳动为雇佣性质的中性中性、所有制中性、市场主体中性的折中主义理念。华为和胖东来作为名义上含混的民营企业，与资本反其道而行之。华为的内部“资本”不脱离劳动，分配中劳动占比数倍于“资本”占比，把雇佣关系中的被动劳动改造升华为创新奋斗；胖东来从提高薪酬入手，企业劳动关系把市场劳动力变为“家庭成员”，引导员工把精心服务当作发掘自身价值，形成愉快劳动集体。这就抓住了关键。
（本文是《华为、胖东来的实践——坚持劳动二重性，正视劳动使用价值》节选，全文近17000字）
2024.9.24
注释：
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⑶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⑷ 《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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