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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林|我们如何面对柳青的遗产? ———从柳青“随笔录”说起

郭春林 · 2019-05-07 · 来源:保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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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走到今天,现实在逼使我们重新面对柳青, 面对柳青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首先需要对柳青的遗产进行清理,在柳青全部的遗产中,是否有已经不合乎时代的东西,又究竟有哪些恰恰是治愈这个时代之恶疾的良方?!

  保马编者按

  本文对当代文学史上由柳青及其创作引发的三次柳青热的简单梳理,讨论了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如何重新理解柳青及其写作。除去第一次对《创业史》出版引发的关注和第二次柳青离世的怀念性热潮,21世纪第三次的柳青热更值得我们思考。这种“热”不仅在文学领域,在社会学领域、在“三农”研究和实践等领域似乎也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话题。当新启蒙的批评浪潮褪去,柳青与他的《创业史》重回人们视野,21世纪严峻的“三农”问题呼唤着梁生宝式的人物的回归,当代文学研究对“红色经典”的讨论也引发对作品与作者的“再解读”和广泛的关注。从梁生宝到自身,在柳青身上并不存在文学者与革命者的矛盾,它是一个整体,是其全部的生命历程。而抛却时代中的陈腐观念,面对柳青热的再度兴起,我们又能从他的写作中得到什么呢?

  本文原载于《长安学术》第十二辑,感谢郭春林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摆在我面前的是柳青女儿刘可风整理的《柳青随笔录》。可以换一个说法,叫《柳青谈艺录》。不是长篇大论,全部都很简短,有些就是格言式的对于文学创作的随感。总共也就百余则,一万六千余字。就柳青使用的概念和语言看,这些带着时代气息的名词,在今天大量舶来的西方新理论文学研究界看来,大概算是陈腐而烂熟的。文字的简练外,是其明白易懂,并没有什么密码,或特别晦涩艰深的理论藏在里面。但在我看来,它和其他那些谈文论艺的文字,以及说人生、评历史的文字,甚至《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等非文学作品类的文字一起,都是打开柳青文学世界的钥匙,也是了解柳青精神世界的不二法门,它们与《种谷记》《铜墙铁壁》《皇甫村的三年》《创业史》等作品构成了柳青文学世界、精神灵宫,乃至全部生命历程的整体。

  根据有些条目附记的时间, 以及涉及的相关话题,大体可以判断,这些随笔,多写于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这百余条随笔当然不是柳青对文学艺术思考的全部文字。我所见到的柳青谈文论艺的文字,有这样几种:

  (1) 收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四卷本《柳青文集》[1]卷四“集外文”中的几篇,计有《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美学笔记》《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创作的几点看法》和1978年3月20日在《延河》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生活是创作的基础》。最后一篇是柳青最后一次公开发表讲话的录音整理稿,且本人因病重未到会,是将发言事先录好,拿到会场播放的。柳青于同年6月13日在北京朝阳医院辞世。

  《柳青文集》收作者的三部长篇小说、两部作品集,编为四卷:

  第一卷《种谷记》《铜墙铁壁》

  第二卷《创业史》(第一部)

  第三卷《创业史》(第二部)

  第四卷《地雷》《皇甫村的三年》 集外文

  (2)1985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了蒙万夫等人所编的《柳青写作生涯》,除四篇附录外,其余十七篇均是柳青所撰,其中《自传》和《我的思想和生活回顾(节录)》所述为个人经历,其余部分都可以说是柳青讨论文艺的文字。有些是已经发表的,比如那篇对严家炎的《创业史》批评文章的回应文字《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也有一些类似《美学笔记》和《柳青随笔录》的文字,如《艺术论(摘录)》,基本上与《美学笔记》相重复(被删除的几个段落都是柳青征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讨论文学创作相关问题的文字,这无疑是1980年代意识形态的表征)。相对而言,《柳青写作生涯》是此类谈艺文字最为集中的选本,但它最大的缺憾是有六篇标明“节录”“摘录”字样,需要重新核对查考。

  (3)1982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孟广来、牛运清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辑》中,收录了《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的启示》《永远听党的话》和《三愿》这三篇未被上述两个集子收录、但已发表的文字。这三篇也不见于1979年由山东大学中文系编订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

  本书作者是柳青长女,从1970年到1978年陪伴柳青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九年,后又走访历史当事人,做了大量的文字记录;自2000年起全力写作本书,为我们呈现一个不同于文学史经典叙述的丰富的柳青,呈现一个时代的精神创业史。

  散见于一些回忆文章、著作以及传记中的相关文字。如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柳青长女刘可风撰写的《柳青传》,附录了“柳青和女儿的谈话”,涉及文学艺术的内容颇多。而因《创业史》出版与柳青结下深厚友谊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在其《岁月传真》中,凭借他与柳青20年的交往,既有多次面谈, 又有书信往还,也为我们更具体、深入地了解柳青的文艺思想提供了颇为可靠的材料[2]。此外多为零散的单篇回忆文字,如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何启治《〈铜墙铁壁〉的再版和柳青的谈话》,不仅对《铜墙铁壁》在“文革”后期再版的修订过程和一些具体细节有颇为细致的记述,也涉及写作《创业史》的意图, 据此也可以看到柳青文艺思想的某些方面[3]。但此类文字最为集中的还是《大写的人》和《柳青纪念文集》(人文杂志丛刊第1辑)。两书均为纪念柳青逝世而选编, 前者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 也由该社出版,后者是人文杂志社编辑部与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合编。两书作者虽略有重复,但内容基本不同。两者共同的特点是怀人为主,即使涉及柳青的文艺思想,也是服务于怀人目的的。其中不乏可以补正我们对柳青及其文艺思想的刻板印象的细节。

  柳青的乡党胡采说:“历史实际证明,任何一位真正的杰出的作家,往往同时又是思想家和理论家。”[4] 诚哉斯言。柳青自己也说:“作家也是哲学家。”(《柳青随笔录》第5则)只不过方式不一样。就体量而言,以上所有的文字加在一起,也只是不厚的一册,即使与并没有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的著作相比,也显得有些寒碜,但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思想家和理论家的依据并非著作的厚度,而是其思想的深度、广度,即对时代、社会和人心、人性的把握之精准,且不止于某一时代,还能超越时代和历史,具有一种普遍性。同时,对文学家来说,其思想和理论还以形象的形式蕴含在其作品中,甚至形式本身也是其思想和理论的美学表达。

  

  这些年,学术界颇有点“柳青热”的意味,而且这个“热”不局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在社会学领域、在“三农”研究和实践等领域似乎也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话题。诚如洪子诚最新的研究成果《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一文所说:“……柳青为当代文学贡献了《创业史》这样的作品:一部今天仍不断引发争论,也就是仍有生命力,而且让一些读者读过之后心潮澎湃的作品。”[5]

  简单地梳理一下“柳青热”的来龙去脉,对我们重新理解柳青及其写作的意义应该是有帮助的。

  虽然中国知网并没有将所有正式出版的报刊都作为资料来源, 而是以与今天学术体制的等级化呼应的原则进行取舍,但大体上可以作为考察主流学术界知识生产的重要参照。而当我以“柳青”为主题,搜索中国知网,一个很清晰的曲线呈现在我面前。

  柳青于1978年6月逝世,在这之前,柳青引起文学界最热烈讨论的当是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 柳青自己也亲自参与了的那场讨论。据洪子诚的研究,特别是1962年8月大连会议(全称“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被批判后,在当代作家农村题材书写成就的位置上,柳青与赵树理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创业史》(第一部)产生的热烈反应,更是‘十七年’小说所罕见”[6],虽然其中有错位,即对小说塑造最成功的艺术形象究竟是梁生宝还是梁三老汉,争论的双方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但双方均对小说的艺术成就一致认可。这是柳青第一次引起普遍的关注,他的病逝引发的第二轮关注, 发生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

  第二轮的“柳青热”,有相当一部分是回忆、纪念性的, 包括上文提及的几部资料选编和纪念文集,但也不乏对柳青文学成就更为全面的研究, 如开风气之先的阎纲的《创业史》研究[7],其后, 山东大学中文系徐文斗、孔范今合著的《柳青创作论》于1983年出版[8],西北大学中文系蒙万夫带领学生在搜集材料、选编《柳青创作生涯》的基础上,开始了《柳青传略》的写作,该书于1984年初完成,迟至1988年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其中或许就包含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柳青日益受冷落的原因。确实,柳青在这一阶段文学教育中的位置已经处于尴尬之中, 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及与之相呼应的文学研究方法正在兴起,新中国前30年的文学努力正处于这一套新观念、新方法的审视,甚至审判的眼光下,但有意味的是两者却只是遭遇,并未形成真正的交锋,起码就柳青研究而言是这样,某些地方甚至还共享着对历史的相同结论和对未来的共同期待。这是“文革”后处于转型期的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场域特有的景观[9]。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并不能称之为“热”。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整个90年代,对柳青的研究基本上局限在文学领域,且在“重写文学史”的脉络中,对柳青及其文学成就的评价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柳青这样的作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启、80年代中在中青年知识分子中确立起霸权笼罩地位的新启蒙的价值体系中,已经不仅仅是受冷落了,而是要被批判的了。于是有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出现[10]。虽然有反对意见[11],但在新启蒙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并没有引起更大范围的争论。似乎一切已成定论,曾经获得广泛赞誉和影响的《创业史》不过是概念化、公式化的政治写作的代表,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然而,造化弄人,历史并没有“终结”在20世纪。21世纪以来却逐渐形成了与60年代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柳青热”。或许可以将《寻找梁生宝》当作这一轮“柳青热”的引子,从题目的双重意涵大致能了解文章的内容。有意味的是,文章作者并非文学研究领域中人,网络上能搜到“武春生”这个姓名,可无从判断究竟是哪一个,姑且不管。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2004年第6期。作者之所以要寻找梁生宝和梁生宝式的人,是因为: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后一家一户的单独经营遇到新的困难,暴露出一家一户小团队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仍然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不但在分田单干后各自独立的农户间客观上存在着超家庭联合的必要,进城的打工族和城市工人也需要团结起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己救自己。新的合作组织或许是一条引导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出路[12]。

  于是作者想起了当年带领蛤蟆滩的贫雇农坚决走合作化道路的梁生宝。

  在这个意义上说,柳青及其《创业史》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是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引发的结果。但这是一个方面, 虽然在我看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来自当代文学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红色经典”研究无疑是重新讨论“十七年”文学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体现,而思想界的“新左派”也逐渐浮出水面,且面目也日渐清晰,虽然“红色经典”研究并不都是新左派, 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延续的是新启蒙+90年代学院体制化专业化的思路,但十七年的文艺成就在“后革命” 时代重新引发“再解读”和广泛的关注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个路向,另一个路向则是源自对20世纪80年代的反思,这一路向伴随着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的电视剧改编,以及陈忠实《白鹿原》的获茅盾文学奖和随后的影、视、剧等各种形式的改编,柳青等陕西老一辈作家与当代陕西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被前所未有地关注。于是,我们在知网看到,21世纪以来柳青研究的论文数量基本上呈逐年攀升的走势,虽然它也与文学研究的体制化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柳青之被广泛关注则是有目共睹的。

  可以说,这一轮的“柳青热” 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农村的现实状况这一大背景下,知识界、思想界与文学界以及影视等大众媒介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且目前尚未有停息的趋向。有论者说:

  柳青是40年代“整风”运动后在西北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因此,他终身的文学命运都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纠结在一起,其荣与辱、浮与沉都源于对《讲话》精神的操守和践行……[13]

  诚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从上文资料汇编,柳青的三篇似乎颇多政治色彩的文字多被选家舍弃就可以看出,特别是其中一篇的题目《毛泽东思想指导着我》,大概就会令一些人看着就刺眼吧。但这恐怕并非全部的因素,就如同对毛泽东的评价一样,它也是与现实紧密关联在一起的。随着刘可风《柳青传》、邢小利与邢小美《柳青年谱》相继在2016年的出版[14],随着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随着文学研究方法的拓展,更随着现实中狰狞一面的充分暴露,我相信“柳青热”还将持续下去。

  

  柳青之被关注,除了他的写作,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对他这个人的敬佩。有意思的是,这种钦佩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新启蒙话语的笼罩下几乎完全处于无声状态。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却又逐渐开始抬头,仿佛在令人不满的现实中蓦然回首,突然发现曾经的历史并非主流叙述的那样,可是好像又没有想明白究竟,于是将时代精神归结为“浮躁”“急功近利”“商品化大潮”, 于是突然发现文学史上竟然有柳青这样一个作家。

  1995年5月, 在1985年创刊、由天津文联主办的《文学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假如柳青还活着》的短文, 作者吴崇厚,也是位无从查考的作者,大概也是文学爱好者或文学、文化机构的从业者吧。文章从一连串的假设发问:

  假如柳青还活着,他还会继续蹲在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吗?他还会披着那件土布大褂,穿着那双系麻绳鞋,跟那班提着小烟袋、吸着竹管土烟的老农泡在一起吗……他还会仍然“占领”那破旧祠堂的一角,躺在那充满泥土味的土炕上,一股劲儿写着《创业史》的续篇吗?……

  接着是想象其时主流社会对柳青仍然活着会怎样地想象,但作者坚信,柳青如果活着,绝对不会搬进城里,住进有“现代化电器相伴”的大房子,更不可能“下海”,“像柳青那样的人,很难变。即使变,也不可能是时下那些时髦的西洋化变法”。可是,“如今似乎再不时兴蹲点、扎根那一套了”,要是还有人“再跟满脸皱纹、满身泥巴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直是不合时宜的大傻瓜。‘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被当做抽象的教条”。至于写作,只要“你侃我侃大家侃,几个晚上就可侃出一部具有轰动效应的巨著来。反正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哪怕是过把瘾就死”。这显然是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市场体制中大红大紫的王朔。而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浮躁的社会氛围”和“急功近利的时尚”产生的结果。他因此“……怀念柳青,崇敬柳青,钦佩他当年植根农村、深入生活的那种可贵的执著精神,对待农村父老兄弟纯朴真诚的炽热感情,淡泊名利、献身文学的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15]。

  无独有偶,在《假如柳青还活着》发表之前一年的非文学类刊物《老区建设》上,有一篇更短的《学点梁生宝如何》,用商量、建议的口吻,希望老区的“某些从事乡镇企业工作的同志”学习一点梁生宝买稻种时的“艰苦创业”精神,有意思的是,作者还引了老家的俗话:“财主是刮成的(刮,小气的意思)。这可谓经验之谈。”[16]

  这两篇短文都出自非名家之手,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代表那个时代的普通人,他们的感觉也才更具有普遍性,虽然他们对柳青的理解和认识并不全面,甚至只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更有甚者还存在对柳青笔下人物内涵的原则性误读,可他们的意图却是十分明确而一致的———柳青及其塑造的人物身上有很多东西是值得90年代的人们学习的。

  在吴崇厚的认识中,柳青令他钦佩的是:① 与农民打成一片,“对待农村父老兄弟纯朴真诚”,真正“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② 真实地书写农民;③“甘于寂寞”“淡泊名利、献身文学”。很清楚, 这是在一个普遍性意义上对当代中国作家的期待,虽然其中也包含着政治,但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底层书写的政治,而不是柳青念兹在兹的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只能是社会主义整体事业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实际上他既将柳青与《创业史》相剥离,又将柳青抽离出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在这个意义上,他延续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普遍主义,如果将这一套话语放置在20世纪90年代初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脉络中看,他对其时现实的批判其实跟人文精神讨论更相洽。一般而言, 这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他对假如柳青还活着的期待除上面那三点,还有第四点,那就是柳青将在皇甫村“一股劲儿写着《创业史》的续篇”,这就有麻烦了。

  历史不能假设,逝去的生命也不能“假如还活着”,但就柳青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后的20世纪80年代是否会续写,并如何续写《创业史》而言,这个假设,也许会帮助我们重新打开《创业史》,起码会对柳青的理解多了一个角度,也就可能更贴近历史中的柳青。这里无法继续展开,但可以肯定,柳青面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会和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一样难以想明白[17],会体会到比陈忠实所感觉到的震动更大的震动,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当年被否定、被批判的“三自一包” 并非完全一样,但其中的矛盾也绝不是可以轻松而简单地调和的,更不必说面对发展、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后“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状况了。且看陈忠实的回忆和叙述:1982年的春天,陈忠实“……被我们西安市灞桥区派到渭河边上去给农民分地,实行责任制”,某天晚上凌晨一点,在回驻地的路上,“突然意识到,一九八二年春天我在渭河边倾心尽力所做的工作,正好和柳青五十年代初在终南山下滈河边上所做的工作构成了一个反动。完全是个反动。三十年前,柳青不遗余力,走村串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宣传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好处;三十年后,我又在渭河边上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说服农民,说服干部, 宣传分牛分地单家独户种地最好,正好构成一个完全的反动。那个晚上从村子走回到我驻地的时候,这个反动对我心理的撞击至今难忘”[18]。一个是集体化,互助合作,共同富裕;一个是分田到户,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如果集体化道路确实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分田包产;如果先富确实能够积极地带动后富,自然,也不会有今天再集体化的呼声。但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就完全是集体化乃至人民公社的制度之恶造成的吗?在这个意义上,续写《创业史》,最大的障碍是要不要走集体化的共同富裕的道路,放弃了这一条,柳青也将不再是柳青。尖锐一点说,即使柳青还活着,比如活到20世纪90年代末,并能继续写作,且也仍然住在皇甫村,他也不可能完成《创业史》。

  实际上,类似吴崇厚这样去历史化的理解并非孤立现象。已故的路遥和陈忠实都宣称柳青是自己文学写作的导师,但他们对柳青的赞美仍然是他伟大而高尚的人格,对《创业史》的激赏是其长篇小说的杰出而富于创造性的艺术成就[19]。

  柳青关于文学家的“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的理论常常被文学界和文学研究界提及,2017年, 贺桂梅就以“柳青的‘三所学校’”为题专门讨论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及与柳青的写作之间的关系[20]。确实,我们不能忘记柳青著名的三个学校中有一个“政治的学校”,而柳青的政治,是特指的政治,不是今天已经被泛化的政治。政治的泛化是后革命时代,也是后现代的产物。如果一定要为柳青所说的政治作一个说明,我觉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写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21]在泛政治化的时代,如何重新讨论社会主义的政治,一定程度上说是个时代的难题。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将柳青放回到他的时代里去。柳青的同代人胡采说:

  柳青同志,作为一个作家,是属于从三十年代走到七十年代的老同志之一。如果可以把这个历史时期走过来的革命作家分为两种类型的话,比如说,一部分同志是从文学到革命,另一部分同志是从革命到文学,那么,依我看,柳青基本上是属于从革命到文学这一类型的人。就是说,他是从革命工作需要出发,而从事文艺工作,拿起笔来写东西的。他所走过来的这一实际生活创作道路,既是形成他的世界观的基础,也是形成他的艺术观的基础。反过来,这种世界观和艺术观,又影响着和作用着他的生活和创作本身[22]。

  从文学者到革命者,与从革命者到文学者的不同路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文学事业的不同态度,以及对文学事业与革命事业之关系的理解,如果简单一点,或许可以说,前者是在文学的意义上理解革命,将革命视为文学的一种替代或高级形式,而后者则是在革命的立场上重新界定文学,并将文学视为实现革命整体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柳青而言,不能将文学者柳青与革命者柳青割裂开来,两者水乳交融地统一在一起,甚至可以干脆地说,在柳青身上并不存在文学者与革命者的矛盾,它是一个整体,它就是柳青全部的生命历程。这一点最充分地体现在《创业史》全部的写作历程中。在这里,“写作历程”不仅仅指作为文本的写作过程,即从构想到实际写作直至最终完成乃至完成后的不断修改,而同时包含了作者全部的日常生活在内。

  柳青一直被人称道的是他将《创业史》第一部的稿费全数捐献给公社机械厂,又从出版社预支第二部的稿费捐献给公社,可见其无私高尚。但这并不仅仅是人格的伟大,而是与他殚精竭虑、用生命书写的《创业史》的主题完全一致。他对王维玲说:“我写《创业史》,是宣传人们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用共产主义思想,创社会主义大业,我是这样写的,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23] 这样的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已经颁布若干年后的今天听起来,不啻是天方夜谭,但它是事实。而这样的事实说明柳青从未将写作之外的生活与自己的生活当成两个世界,在他身上,就是一个世界。他自己就说:“《创业史》也是我自身的经历,我把自己体验的一部分和我经历过的一部分,都写进去了。生宝的性格,以及他对党、对周围事物、对待各种各样人的态度,就有我自身的写照。”[24]他还说,“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怎样塑造自己呢?在生活中间塑造自己,在实际斗争中间塑造自己。”[25]也因此,塑造梁生宝这样的人物,正是一个革命者的伟大目标。

  柳青是独一无二的,是伟大的,但不能将柳青成为柳青视为他个人的成长史,就如梁生宝一样。柳青说:“我认为任何受人欢迎的作品,首先从养育作者的社会的,政治的条件去分析,去理解,其次才从作者的主观努力去理解,去分析。”(《随笔录》第32则)这才是真正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

  

  2018年是柳青逝世40周年。历史走到今天,现实在逼使我们重新面对柳青, 面对柳青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首先需要对柳青的遗产进行清理,在柳青全部的遗产中,是否有已经不合乎时代的东西,又究竟有哪些恰恰是治愈这个时代之恶疾的良方?!

  注释

  [1]柳青著:《柳青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共四卷。

  [2]据王维玲说:“柳青给我的许多信件,都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但从其文中可以看出,他还是保留了一些“文革”前与柳青来往的书信。(王维玲著:《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王维玲对柳青的回忆文章最早写于1980年,柳青逝世3周年纪念时有修订,修订文字收录在《大写的人》中,篇名《追忆往事》,该文收入《岁月传真:我和当代作家》时,又略有修订,特别重要的是添加的结尾:20世纪80年代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政策,在当时是最得人心的,是解决当时农村中广大农民彻底摆脱贫困和饥饿, 走向温饱和富裕,实现增产增收,最妥实的办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大西北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八十年代初曾经使农民有了很大变化和发展的一家一户单独经营的模式和分配方式已经滞后了, 在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市场化的进程中,暴露出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制约性,

  而超家庭联合的趋势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优势和强势……人们就发现当今社会太需要梁生宝这样为农民信得过,公正、公道、无私、能干的带头人了!人们也越来越感觉到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塑造的这个坚决带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梁生宝存在的价值!”(见王维玲前揭书,第99—100页)王维玲的叙述和对现实的把握并不完全准确,但大体上与时代和社会变化的状况是相符的,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使用的“超家庭联合”这一概念(或许这一概念与其观点一样,多受到了下文将涉及的武春生《寻找梁生宝》一文的影响),并寄望于以此克服一家一户模式的局限性。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40年后,仅仅依靠这个“超家庭联合”就能解决积弊多多的三农问题了吗?时代呼唤梁生宝, 然而, 在盛产“精致的利己主义” (钱理群语)的时代和社会中,梁生宝的诞生如何可能?不能不说这些问题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3]何启治著:《文学编辑四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

  [4]胡采著:《新时期文艺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页。

  [5]洪子成:《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 》,《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第14页。

  [6]洪子诚:《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 》,《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第7页。关于大连会议更详尽的分析,参看洪子诚著《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相关章节。对柳青亲自参与论争一事, 目前的结论多采信自贺桂梅对当事另一方严家炎的访谈。据严家炎2008年的回忆,柳青对严家炎第一篇讨论梁三老汉的文章“很欣赏”,对3年后发表的讨论梁生宝的文章“很生气”,柳青怀疑严家炎受到某大人物的指使, 且不知道严家炎当时还只是“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因此,在1967年两人在西安见面后, 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就冰释前嫌了, 后来柳青在北京住院,严家炎还去看望,两人“相处得很好”。参见贺桂梅《从“春华” 到“秋实” ———严家炎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 第53—54页)。和解应是无疑的, 但并不意味着分歧就不存在了,换言之,对严家炎而言,他对梁生宝与梁三老汉哪个形象更成功的结论是不会改变的,而对柳青来说,他也绝不会因为并无大人物指使就放弃他自己对《创业史》人物形象塑造的自我判断。也因此, 要紧的是如何理解这个分歧,以及柳青和严家炎各自的坚持背后的东西。

  [7]阎纲自1976年开始研究《创业史》,并于1980年完成《〈创业史〉与小说艺术》,翌年该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8]徐文斗、孔范今著:《柳青创作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9]20世纪80年代初的“清除精神污染”当然是从文学领域爆发并影响人文学科其他领域的思想政治运动,官方采取的手段基本上是过去行政化的处理方式。

  [10]论文首发在《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之后被一些选本收录,如徐俊西主编、王纪人分卷主编《上海五十年文学批评丛书: 思潮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如江晓天《也谈柳青和〈创业史〉》就是直接针对宋文的回应文章,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2期。江文被收录进陆梅林、盛同主编的《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下)》,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一直要到21世纪后,这一论争才成为高度体制化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如刘忠《“重写文学史” 争鸣中的观念碰撞和思想交锋》(《中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12]武春生:《寻找梁生宝》,《读书》,2004年第6期, 第36页。

  [13]赵学勇、王贵禄著: 《守望·追寻·创生: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页。

  [14]邢小利、邢之美著:《柳青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15]吴崇厚:《假如柳青还活着》,《文学自由谈》1995年第2期第94—95页。

  [16]向东:《学点梁生宝》,《老区建设》1994年第1期第20页。该刊由江西省扶贫和移民办公室、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创刊于1986年。

  [17]武春生没有找到梁生宝,王家斌已经于1997年去世,据武文,“他一九九七年前后去世的遭遇更让我不胜唏嘘———下着雨,村上没有一个乡亲来送行, 棺木是用拖拉机拉到坟地的”。见前揭文。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和陕西出版局领导的朱语今在柳青逝世5周年时作《寄故人》一阙,起首句云:“下堡凄凉,生宝潦倒,长使故人心折。”见《人文杂志丛刊第一集柳青纪念文集》,第12页。

  [18]陈忠实:《〈创业史〉对我的影响》,《中国文化报》2010年5月9日第3版。

  [19]路遥:《病危中的柳青》,见《路遥全集 早晨从中午开始》,第379页,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版,第379页。

  [20]贺桂梅:《柳青的“三所学校”》,《读书》2017年第12期。贺文说: “一九六二年,在作协西安分会的报告会上,柳青提出了作家的‘三所学校’这一著名主张。”此说或许是根据邢小利、邢小美《柳青年谱》(前揭书, 第67页), 年谱称,1962年4月19日,作协西安分会举办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会上的讲话》20周年报告会,柳青受邀出席并发言, 正是在这个发言中,柳青“提出作家有三个‘学校’,即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不知贺文为什么没有注明是纪念“讲话”的报告会的发言,也许是一种修辞或表达的需要? 而邢小利、邢小美此说或许是根据《延河》1962年第5期发表的一篇报道《作协西安分会举办报告会———柳青同志谈作家的学习问题》,报道说:“柳青同志说:作家有三个‘学校’,即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他说:这三个‘学校’没有毕业的期限,活到老,学到老。作家要不断地从生活、政治和艺术三方面学习,加强自己的修养,才能提高水平。”报告会的时间是1962年4月19日。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3月17日,其时还住在皇甫村的柳青写作了《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一文,文末说:“当延安文艺座谈会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 我把平时学习的点滴体会写出来,请同志们指教。”但从这篇文字中,除了在快结束的地方有一句“生活是作家的大学校。生活培养作家,锻炼作家和改造作家。”外,再没有其他关于“学校”的比喻。但这篇事先写就的文字首发何处,一时尚无从查考。如果说柳青就是为一个月后的发言提前做的准备, 那么也就存在另一种可能,在报告会上,柳青并没有按照讲稿讲;但恐怕更可能的是,柳青深知自己的写作与“讲话”的关系,正值20周年之际,又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不久,有一些新的体会想写下来,于是有了这篇“信仰和体会”,而一个月后的报告会上,柳青在即兴演讲中,更进一步地提炼出了著名的“三个学校”理论。无论如何,柳青与《讲话》的关系,虽不能说最紧密,恐怕也超乎于受其影响的很多文艺家之上。另,柳青自己的提法是“三个学校”,而不是“三所学校”,个中存在细微差别。

  [21]柳青:《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柳青文集(第4卷)》,第321页。

  [22]胡采前揭书,第178—179页。

  [23]王维玲前揭书,第23页。

  [24]王维玲前揭书,第6页。

  [25]柳青著:《柳青文集(第4卷)》,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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