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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展安 | “探索新英雄人物”与“触动本质的矛盾”之背反

周展安 · 2019-05-12 · 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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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柳青的创作特点出发,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的内在困局

  编者按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柳青随笔录》及柳青的其他相关评论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了两个命题:“探索新英雄人物”和“触动本质的矛盾”,并分析了柳青文学创作中这两个命题或者说两个追求间的联系和背反。同时,作者从柳青的创作特点出发,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的内在困局,在文章中为了更加突显文学领域的困局,作者还分析了同时代理论界对于现实、矛盾、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认识,并由此提出“时势”的分析视野。

  本文原载于长安学术第十二辑“柳青研究”专栏,感谢本文作者周展安老师授权保马发布!

 

  “探索新英雄人物”与“触动本质的矛盾”之背反

  ——从《柳青随笔录》谈“社会主义文学”的内在困局

  周展安

  

  《柳青随笔录》(以下简称《随笔录》)收录了柳青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初这几年中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感悟。其主要内容是探讨什么是好的文学、文学创作的规律何在等问题,在这些大的问题下面,还包含了对于什么是风格、什么是好的语言、如何写矛盾冲突、如何组织情节、如何设置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之间的关系等具体创作问题的见解。除了这些可以说是从“文学的内部”来提出的问题而外,《柳青随笔录》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涉及“文学的外部”问题,即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家的关系、党和文学的关系、社会变革和文学的关系,以及作家如何在创作中对待批评家的意见等内容。这里提及“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是为了分析的清晰而作出的区分,对于柳青而言,这两方面其实是统一的,文学的外部和文学的内部是相互交织的关系。

  文中还有一小部分内容是柳青学习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言论的感悟,虽然简短,但颇能显示柳青创作思想的理论依据。综合来看,虽然柳青说自己在创作中没有刻意去想过如何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加以结合的问题,但基本上可以说柳青是一个将“两结合”作为自觉创作导向的作家。没有刻意想过,并不是排斥的意思,而是高度认同并浑然内化的结果,这在柳青以“探索新英雄人物”为同时代文学创作之光荣任务并以“无产阶级作家”自居这一点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而正是因为自觉承担了“无产阶级作家的神圣职责”,所以《柳青随笔录》中的整体语言风格是高度自信乃至于带着一些火气的。这一风格特征在柳青的其他评论文字中也能看到。总之,《柳青随笔录》的内容有多方面,在这里无法一一论说,我想就中提出“探索新英雄人物”和“触动本质的矛盾”这两个命题,尝试去探讨这两个命题之间的背反性,并由此出发,去摸索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以柳青的创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特质及其内在困局。

  “探索新英雄人物”和“触动本质的矛盾”可以说是柳青在创作中最关心的两个命题,这不仅体现在《随笔录》中,也体现在他在同时期围绕《创业史》的评论所写的回应文章当中。但是这两个为柳青所同时孜孜以求的命题其实处于一种相互抵牾的背反关系当中。

  关于“探索新英雄人物”,《随笔录》中是这样说的:“仅仅写出几个反面形象是不值得钦佩的,不可羡慕的。没有正面形象,或正面形象站不起,反面形象没有多大意义。当代的光荣任务是探索新英雄人物的精神品质。”众所周知,《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正是这样的新英雄人物。这种人物形象的出现,其意义是极为重大的。我想,这种重大的意义不仅表现在新英雄人物作为一种文学形象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更在于对于新英雄人物的“书写”本身成了一个事件,即通过对于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人物的书写行动,而介入了既定的现实。也就是说,这不仅是以写作的成果即作品在反映“现实”,更是以写作这个行为本身作为一种行动给既定的现实加入了新鲜的因素,而改变了既定现实的序列。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要求的“推动矛盾的转化”。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准确地说,社会主义文学,不再是杰姆逊所说的一种“社会性象征行为”,而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改变既定社会序列的行动。这一点暂时不必深论。我在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这一形象所暗含的一种脆弱性。

  这里的脆弱性指的是“新英雄人物”在根柢缺乏坚实的现实基础,即这不是一种由下而上、由小而大成长的人物形象,而是由另一种力量所赋形的。这另一种力量就是:党。在六十年代关于梁生宝形象的论争中,严加炎先生不满于梁生宝的形象因为缺乏充分的矛盾冲突来进行烘托而过于理念化,作者柳青和众多评论者则认为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将梁生宝放置在矛盾冲突中来描写。在这两者之间,我是倾向于严加炎先生的看法的。但实际上,即便是在严加炎的逻辑上来思考,即尽可能充分地设置矛盾冲突,让人物的生长获得一个较为自然的条件,梁生宝这一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从根本上依然不是在冲突中成长起来的,而是由“党”在最终的意义上加以保证的。梁生宝脱口而出的“我代表咱党”这一句最简捷地体现了这点。“党”的正确和伟大(这是当时几乎所有为梁生宝新英雄形象进行辩护的文章所都提及的内容),从根本上保证了“新英雄人物”的成立。不过,这一点在当时并没有被置于反思的状况中,而是相反,被全力地拥抱了。如柳青所直截了当指出的:

  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在这部小说里,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不是因为有个梁生宝,村里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是梁生宝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受教育和成长着。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党,批评者为什么始终没有看见它?①

  也就是说,在柳青看来,批评者如严加炎根本没有抓住他小说的重心。简单说,严加炎抓住的是作为文学形象的梁生宝——其真实性与可能性,而作者柳青的重心则在于通过梁生宝来写出“党”的位置,由此说,“梁生宝”对于柳青而言主要是媒介的意义。换言之,20世纪60年代围绕《创业史》的论争在很大程度上是错位的,也因此会各执一词不可开交。

  我在这里提出“反思”的概念,不是说要去“反思”党本身正确与否或者伟大与否,而是说要反思小说家和众多评论家把“党”当成新英雄人物之最终依托的思维模式。因为以正确和伟大的党为最终依托,带来的只能是一种静态的形而上学思维,在逻辑上是取消了现实的意义,也即取消了“矛盾”的意义。从而,柳青在《随笔录》里所孜孜以求的“触及本质的矛盾”就谈不上“本质”,而只能是表面化的。在《随笔录》中,柳青将“矛盾”的有无和深浅视为创作的生命。他反复这样说过:“没有矛盾是不行的。没有矛盾,既不能表现人物,也不能表现生活。因为生活里充满矛盾,所谓矛盾是绝对的,协调是暂时的。”又说:“误会的矛盾和性格的矛盾,不是本质的矛盾,本质的矛盾是思想意识的矛盾。不敢触动本质的矛盾,怎么能成为真正的作家呢?”又说:“如果没有矛盾,完全可以跳过不写。除了矛盾,没有事件发展的过程。”但是,“矛盾是绝对的”这一说辞在“新英雄人物”这里只能止步。

  柳青对“探索新英雄人物”和“触动本质的矛盾”的论述,不仅属于柳青,其实是同时代的共识。而这两者之间的背反性,也不仅存在于柳青的创作中,更反映了1950—19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一种共同的内在困局。

  除了梁生宝外,《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等都属于“新英雄人物”的序列。周扬1960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宣布:“创造新英雄人物,就成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荣任务。我们的文艺应当创造最能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人物。”②探索新英雄人物,对应的也就是“两结合”中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然而,革命的浪漫主义如何得以成立呢?很显然,革命的浪漫主义之成立不在于浪漫主义本身,不在于理想本身,而在于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必然性。“对我们来说,改造世界的革命事业是没有止境的,今天的理想,是明天的现实,而明天又会有新的更高的理想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我们的斗争和劳动,就是为了不断地把先进的理想变为现实。”③理想之转变为现实的必然性,并且由此而推论出的“理想和现实”的统一乃至同一(比如高尔基的“未来的现实”一语的广泛流行)之深刻支配文学的创作者特别是批评者对于“现实”的理解,这不仅是1950—1970年代中文学广泛存在的现象,就是在现代文学时期也广泛存在,从革命文学论战中的太阳社、创造社成员对“未来的光明”的遥望到延安时期周扬的“光明不是一个抽象观念,而是具体的实际的存在”的确信,在在显示了这一点④。

  柳青对《创业史》字里行间所徘徊着的巨大形象——“党”的确定,根本上也是维系于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必然性,即维系于党能领导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存在着这样一条可以依次推论的线索: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必然性—党的不容置疑的伟大和正确—新英雄人物的存在。在这样的推论逻辑当中,包括柳青在内的绝大多数文学的创作者和评论者尽管反复强调“现实”,强调“矛盾”,但是现实和矛盾不可避免地处在一种被极度挤压的状况中:矛盾的书写必须是谨慎的、经过严格选择的,悲剧是不可能存在的。仅举林默涵1958年的几段讲话为例。关于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写矛盾以及如何写矛盾,林默涵列出了四条原则,其中有如下内容:“特别是(不能)夸大群众和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的矛盾,夸大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否则)就流于无政府主义”“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利益的矛盾,人民的创造性同个别工作人员的命令主义的矛盾,并不是我们社会必然要产生的矛盾,它只是由于某些人的思想作风的错误,由于旧社会遗留的恶习而产生的。”因为新社会本质上是不可能产生矛盾的,即便有矛盾,也是旧社会的遗留,夸大这一点就会变成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因此,要解决这些矛盾,也必然是回过头来依靠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在作家和批评家的论述当中,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存在产生矛盾的可能,或者说,矛盾的分析方法不适用于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也因为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本不会有过去的悲剧,艺术上的悲剧问题在此可以被取消:“在新社会里,人民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而崇高的、美好的东西总是要得到胜利的,在旧社会所发生的悲剧,今天是不会再发生了。”⑤

  林默涵是如此,柳青对“矛盾”的理解也有类似的思路。他曾在一篇文章中严格区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之间的区别。简单说,在民主革命时期,斗争是尖锐的,也即矛盾是尖锐的。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斗争则被压缩至“思想”的层面,即社会主义思想和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之间的斗争。(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

  不仅“悲剧”消失了,“矛盾”也仅在有限的空间内存在,甚至“现实”本身也不需要多么在意了,“真实”本身的意义也不那么重要了。有署名“石舟”的铁路工人这样说:

  ……工农兵并非对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就特别喜闻乐见,也并非对不是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就不喜闻乐见。……事实上,凡是写得好的作品,不论是写真人真事或非真人真事的作品,都受到我们工人的欢迎;反之,即便是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写得不好我们工人也不欢迎⑥。

  因此,可以说,在“探索新英雄人物”和“触动本质的矛盾”之间,相应地,也就是在“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前者压倒后者乃至吞噬掉后者的趋势。也因此,当着共产主义理想被认为太过遥远乃至不能实现的时候,连锁式地,“新英雄人物”也就被视为假大空。而这,正是“文革”结束之后一大批评论文章所分享的观点。有学者曾这样说:

  共产主义理想当然是理想,可是,这并不是三五年十年八年可以实现的,而是长远的将来才能实现的。所谓未来,范围很空泛,不久的将来是未来,遥远的将来也是未来。如果要文艺作品去具体表现遥远的未来,势必使作品脱离现实生活,成为虚假的东西。⑦

  以上,是就社会主义文学在对于“理想”“未来”这个维度上的无反思状态的分析。但是,我并不是由此要完全取消“理想”“未来”这些维度本身的潜能。在1950—1970年代,“理想”和“未来”等用语之所以变成了一种历史的负担,是因为这些用语被过分凝固在一种确定的目的论线索上。“理想”和“未来”本身那种开放的召唤力量,那种不仅可以激活“现实”也能激活“过去”的召唤力量,因为被一种确定无比的目的论凝固化而丧失了。所以,问题不在于“理想”和“未来”乃至“浪漫主义”本身,而在于那种被预设的凝固的目的论。在今天,在不仅目的论而且“理想”和“未来”等也都失去召唤力量的时刻,我们要做的不是接续“文革”后的脉络去嘲笑“理想”和“未来”,而是寻找新的方式来重新激活这些概念,避免落入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文学上的自然主义的窠臼。在这里,我想提出中国传统经史之学中所看重的“时”和“势”这一对概念,特别是“势”这个概念。当代理论对“势”或者“时势”有复杂的分析⑧,这里不去展开,而只想强调一点,即“势”是一个介于“瞬间”和“永久”之间的时间单位,也是一个介于直观经验和线性目的论之间的思想单位。它拒绝线性目的论的绝对预设,也不由此而停滞于琐碎的直观经验之中,而是试图从直观经验的内部出发,尝试将琐碎的直观经验进行勾连,把握经验之间的矛盾关系,把经验整理成一种具有向度的“现实”,用古代哲学的语言说,是在“事”中思考“理”,而最终获得一种“事理”⑨。这种“现实”不包含黑格尔意义上的“必然性”,但它提示了一种方向感,而且这种方向感是开放的。

  也许,只有在“势”的视角中,“探索新英雄人物”和“触动本质的矛盾”才有可能获得一种平衡和联结。“矛盾”也即“现实”能获得应有的地位,而不至于被“未来”吞噬,同时,因为“势”的引导,“现实”/矛盾/斗争不至于丧失方向感。丧失方向感的“矛盾”,也就失去了“转化”的可能,也就是脱出了“辩证”的构造而压缩为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们在这里反复指出社会主义文学丧失了“现实感”,把“党”的正确伟大以及共产主义的实现形而上学化,压缩乃至否认矛盾的真正存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1950—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的全部图景。当我们将目光从文学界转向理论界的时候,则会发现一副完全不同的情形。那就是,在理论界,普遍地承认矛盾的广泛存在,这矛盾不仅存在于一般的社会生活中,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存在于党的内部。而且长时段来考察,可以发现从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报告开始,经过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强调矛盾在社会各领域广泛存在的理论文章层出。特别是进入70年代后,伴随着“无产阶级专政”提法的频出,这种文章就更多了。但是,文学界却基本无视了这一点,不仅无视,而且在文学创作的原则上从“两结合”发展到“三突出”,在这种发展过程中,“矛盾”“问题”被看成更容易化解的东西。也许,正是在这种落差/错位中,隐含着社会主义文学之为社会主义文学更多的规定性。限于论题的集中,这里不便再拓展,但仅指出一点或许也是有意义的,那就是相比于中国现代文学,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学更多是匍匐于当代的理论辩论之下的存在,而现代文学则扮演者一个从整体上俯瞰同时代中国社会的角色。在现代文学当中,我们能发现“现代”时期的辩论的整体形态,而在当代文学中,我们只能得知辩论形态的一翼。不,我们甚至连这“一翼”的角色也不能发现,因为要发现这个角色,必须把视野扩展到理论界的辩论上,在那里,我们才能获得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解。

  当我们沿着这样的逻辑继续往前推论的话,就会得出对“社会主义文学”更多的批判意见。但也许说到底,这些批判意见对于彼时的“社会主义文学”来说是无谓的,就如当年严家炎先生对柳青的批判在柳青看来说到底是无谓的一样——在《随笔录》中,柳青面对严家炎的批判,曾放言:“我怎么会和一个年青人去计较?”——因为,即便是对于从事“社会主义文学”的作家们来说,已经发生了的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发生、历史真理已经掌握,还有什么需要操心的呢,即便“文学”本身又有什么可以珍惜的呢?这也是从周扬到柳青严格区分了“社会主义文学”和“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根本原因。我们,之所以还斤斤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得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拥抱过信任过“历史真理”,我们把寻找“历史真理”的希望部分地寄托于“文学”。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社会主义文学”或许更应该从“宗教文学”那里去获取一些有益的方法和路径。

  注释:

  ①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②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5页。

  ③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第464页。

  ④周展安:《在文学内部思考政治——重探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及其历史逻辑》,《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4期。

  ⑤林默涵:《文学艺术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的矛盾》,《电影艺术》1958年第8期。

  ⑥石舟:《我也来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与写真人真事》,《山花》1959年第5期。

  ⑦陆一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⑧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 第一部 理与物》,三联书店2004年版;林少阳:《“势”或“时势”:一个重审现代与时间观之关系的概念》,《开放时代》2010年第8期。

  ⑨唐君毅著:《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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