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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华:如何研究“革命队伍中人”?——从李斌《女神之光:郭沫若传》谈起

李国华 · 2019-05-14 ·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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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面对的是革命队伍中人,就必然会有立场的问题。但要害不在于有没有立场,而在于立场的表达经不经得起批判。立场本身其实没有多少值得讨论的空间,至少当下是这样。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建立经得起批判的立场,并以此开拓研究的对象和境界,充分打开革命队伍中人留在历史上的可能性和创造性。

  新近出版的,由李斌撰写的《女神之光:郭沫若传》(作家出版社,2018年),大量使用报纸、杂志、日记、书信和档案上的一手材料,多呈现事实而少论证论断,是一本有质量的学术型传记。本文是青年学者李国华对《女神之光:郭沫若传》的学术述评。他根据自己研究赵树理和茅盾的经历,从“革命”角度展开一些相关的话题。李国华认为在“革命”这一语词之下,包括面貌各异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存在都有着丰富的可能性,以及巨大的创造性。就“革命队伍中人”而言,郭沫若、赵树理和茅盾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由于郭沫若的复杂性,面对郭沫若要有比面对赵树理和茅盾等人更大的耐心。此外,郭沫若研究应当抓住“革命队伍中人”这一具有总体性意义的身份,避免由某些局部和细节建构起个人一厢情愿式的郭沫若形象,从而形成新的隔膜和误解。因此,研究郭沫若一定要回归郭沫若自身,进而探寻他思想中最核心的关切之处。作为“革命队伍中人”,郭沫若研究应当通过建立经得起批判的立场,并以此开拓研究的对象和境界,才可以充分打开革命队伍中人留在历史上的可能性和创造性。

  如何研究“革命队伍中人”?

  ——从李斌《女神之光:郭沫若传》谈起

  郭沫若传记不易写,或有材料档案未见之虞,或有根据道德崖岸自高之嫌,或有各守专门、强分畛域之忌,甚至眷于切身之历史经验及个人体验,言下或多悔悟之词,或多咏叹之调,又或是生分隔膜,全从字面上做文章,于历史毫无同情。李斌著《女神之光:郭沫若传》(作家出版社,2018年)大量使用报纸、杂志、日记、书信和档案上的一手材料,多呈现事实而少论证论断,是一本有质量的学术型传记。这里,笔者想结合自己研究赵树理和茅盾的经历,谈一些有关联的话题。

  《女神之光:郭沫若传》第七章“鸡鸣风雨际天闻”写郭沫若五十大寿,引用了周恩来的文章《我要说的话》,其中“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一句,我以为是最值得注意的。大概所有与郭沫若有关的学术或非学术的是是非非,都能从“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一语入手。

  说到革命,我以为需要注意的是,在革命这一语词之下,包括面貌各异的存在,而且每一存在都既有丰富的可能性,又有巨大的创造性,值得深入研究。例如赵树理作为“革命队伍中人”,他最关心的是农民在革命中和革命后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他对一个农民何以走上革命道路,又能为革命提供怎样一些有意义的面向,是有精到和高明的理解的,而且他通过小说做了很好的表达。在《小二黑结婚》中,他写最先起来呼应区政府处理金旺兴旺兄弟的是被他们兄弟作践垮了的年轻人;在《李有才板话》中,他写最需要发动起来参加运动的是老实巴交却受尽欺压的老秦;在《李家庄的变迁》中,他写主动寻求革命的是被强权侵吞了家产的铁锁:这都是些切身感受到了农村社会秩序的不公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革命的要求,进而从不同路径接近并走上了革命道路的农民。在其他小说中,赵树理也往往都是这样写人物的。在赵树理看来,革命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农民的切身感受和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种密切联系不仅仅与利益和权力相关,即不仅仅是要通过革命的方式共享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权力,而且与农民固有的习惯以及对社会秩序的理解相关。在赵树理笔下,农民是因为天性好“说理”而找到了在思想上与革命一致的入口。无论是在《李家庄的变迁》中,还是在《邪不压正》中,赵树理都特别强调,铁锁听了共产党员小常对未来社会的想象之后,王聚财看到土地改革建立的农村社会秩序之后,他们才觉得这是个“说理”的世界。我认为,赵树理要表达的意思是,革命不仅是为农民的,而且也就是农民的,革命不是外在的,而是农民内心想要的。同时,赵树理还通过他的小说表达,在一个具体的农村社会中,不同的农民有不同的利益和权力诉求,有的是因为土地财产问题,有的是因为爱情婚姻问题,有的是因为生存和尊严问题,各不一样,但都追求一个“说理”的世界。也就是说,在赵树理看来,农民因为天性好“说理”而与现代政党政治引导的革命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是渴望从既有的社会组织中解放出来,并在未来的社会组织中真正解放和发展自己的。那些对“农民”和“革命”的关系作出负面理解的人,对赵树理无疑是相当隔膜的。即使是那些称颂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和革命的人,恐怕也有不懂赵树理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懂得经由赵树理及相关人等的努力而曾经展现出的革命的可能性和创造性。

  而茅盾作为“革命队伍中人”,通过他的文学和其他工作展现的又是革命的别一副面貌。和赵树理不同的是,茅盾与革命发生关联的时间更早,与具体革命运动的中枢距离更近,关心的社会也包括农村,但更关心更熟悉的乃是都市,尤其是上海。茅盾对革命的总体性和大方向有专门的叙述,比如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就被吴组缃认为暗示了下层阶级的兴起。所谓暗示了下层阶级的兴起,意思是指工人阶级是当时的历史主体,未来社会是工人阶级主导的社会。《子夜》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即对五卅运动纪念日的描写,这个细节是以范博文等一干围绕在吴府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视点展开的。小说写范博文炫耀自己五年前参加过五卅运动,认为彼时“The world is world, and man is man”,而他们正在观看的五卅运动纪念的游行差之甚远。看起来,范博文他们正在观看的游行是五年前五卅运动游行的重复,范博文甚至认为这一历史的重复就是闹剧。但是,在这一细节里,茅盾显然不是在翻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关于历史与重复的精彩论述,而是讽刺像范博文那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法理解革命的顿挫,更无法理解在看似闹剧的表象之下,革命有其真正的可能性和创造性。这一讽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指向茅盾自身的深刻的反讽,因为茅盾在写作《子夜》之前曾经有过动摇和幻灭,曾经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宣称为小资产阶级写作的正当性;那正是作为革命者的茅盾也曾经无法理解革命的顿挫、无法理解在看似闹剧的表象之下革命真正的可能性和创造性的表现。革命队伍中人抉心自食,从而在更高的意义上理解革命,继续走在革命的道路上,这样的人生选择和人生经历所蕴含的革命问题,无疑有着值得深入阐发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说赵树理的农村工作实践是理解其小说的重要参照,那么对于茅盾而言,其一生与革命相关的行迹,无疑也是理解其小说的参照,而且更应当凭借极为细腻的文学形式理解,将之从其作品中读出来。对于革命队伍中人而言,作品固然是介入社会的重要力量,是一种有力的实践,本人的一生行迹,更值得深入解析。如果有人因为茅盾一生行迹的摇曳变化而各有取舍,或者褒扬其《蚀》三部曲和《虹》的创作而视此后为退化史,或者褒扬《子夜》以后的创作和行迹而视此前为幼稚或投机,大概也是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想象得过于简单或抽象的一种表现吧。以这样的表现,恐怕是无法理解茅盾何以进入革命队伍,也无法理解茅盾何以属于革命队伍,从而也就无法理解革命和文学。

  与赵树理和茅盾相比,郭沫若是一个更复杂的存在。如果说贴着农村土地的赵树理很容易发现经由农民而通往革命的路径,茅盾也因为自然主义文学的趣好和对上海金融世界的熟悉而可以发现经由工人通往革命的路径,郭沫若是如何发现通往革命的路径的,就不太好理解了。他曾经高蹈在为艺术而艺术的世界里,大而幻想自己就是能够吞噬一切的“天狗”,小而幻想自己在恋人的双乳间就足慰平生,是新文人而有着才子佳人的旧趣味。但他很快就参加了大革命,是北伐部队中的一员,转而又是南昌起义的一员,从此可谓戎马倥偬,凡所言所行,几乎无不与革命的具体任务攸关,解释起来,殊非易事。而且,郭沫若深度参与或涉猎的知识领域极广,在各社会领域和政党政治领域,也有着相当广泛而深入的介入,同时又每给世人以长袖善舞的印象。如果不抓住“革命队伍中人”这一具有总体性意义的身份,就无法提纲挈领地把握郭沫若一生的行迹和道德文章。而一旦失去提纲挈领的把握,就很容易以局部为整体,涣散在各种细节中,构建起也许不乏精致但其实却是自己一厢情愿的郭沫若形象。在鲁迅研究领域,日本汉学界常有“某某鲁迅”之类的表彰,这当然是有其值得肯定之处的。但我以为,尽最大努力去贴着对象讲,或许比“某某鲁迅”之类的讲法,会更有价值吧。比如有人按照自己对托洛茨基的理解而试图以托洛茨基覆盖鲁迅,就难免给人以考证再严谨细致也缺乏说服力的感觉。对于郭沫若而言,我以为尤其要小心“某某鲁迅”式的研究,即将自己的理解、用心和抱负寄托在郭沫若身上,从而将郭沫若拉进自己的学术世界里,用力愈深,郭沫若的本来面目反而愈模糊。以局部为整体,抓住一部分细节讲郭沫若,看上去也是贴着对象在讲,但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比赵树理和茅盾更为复杂的郭沫若,我以为仅仅贴着某些局部和细节来展开研究,越是专门和学术,就越是不但无益,而且有害。通过某些局部和细节建构起来的判断,非但难以抵达郭沫若作为“革命队伍中人”的身份,往往还会生产出一些障碍,使人更加无法理解郭沫若,并因而形成新的隔膜和误解。比如有人认为郭沫若是个浪漫主义诗人或浪漫文人,有人认为郭沫若是个长袖善舞的文人或政客,有人认为郭沫若是个知识分子因而面对政党政治,尤其是1949年后的政党政治,必然另有心曲,就都会将郭沫若从革命队伍中拔出来,安插进自己的想象的秩序里。

  因此,如何研究郭沫若这样的“革命队伍中人”,首先要有比面对赵树理和茅盾等人更大的耐心。这种耐心包括:不以投合一时社会风尚的二手三手材料为据,去论证或想象郭沫若在革命的铁轭下的痛苦或承担,而一定要使用一手的文献、档案和作品,言必有据,反复求证;当材料和证据不足,结论未可遽下时,一定要耐心地斟酌表达的分寸,不能斩截利落之时,切忌斩截利落;围绕着郭沫若的隔膜和误会很多,也要有耐心等待,等待结实有效的反拨,等待历史淘洗出真相。在真相面前,一切疑云和谣言都不能不消散。

  其次,要对革命本身有更具总体性的理解。只有大局观不出现大的偏差,对郭沫若一生行迹和各种功业的品评和判断,才不容易出现偏差,对郭沫若本人的理解才不会过分道德化,或者站在后设的历史视点上,过分抽象化。以我研究赵树理和茅盾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总体性往往会被琐碎的片断、庸常的表象和顿挫的阵痛所遮掩,革命本身也有其变迁史和话语史。革命总体性通过具体的人与事显现出来时,其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历史的脉络也不一定相同,必须从更长的历史时段以及更广大人群的利益的基础上去考察,寻踪革命的变迁史和话语史,才有可能避免对革命的悔悟式、咏叹式的理解。

  第三,一定要贴着郭沫若讲。郭沫若有各种功业,包括新诗写作、小说创作、历史剧创作、中国古代史研究、古文字学研究、政党政治和革命政治的宣传工作、外交工作以及中国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工作,等等,各分畛域,各有专门,但郭沫若的目标并不是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从专门之学出发,以专门之学的标准去贴近郭沫若的世界。但郭沫若又并非博学而无所成名,他仍然遵守专门之学的现代知识机制,因此又不能放弃专门之学的标准。贴着讲的困难由此可见一斑。在我看来,郭沫若总该有他最核心的关切,如同赵树理关心农村而茅盾关心上海一样。什么时候找到了郭沫若最核心的关切点,什么时候就能真正贴着郭沫若讲了。

  最后,我想申述几句的是,因为面对的是革命队伍中人,就必然会有立场的问题。但要害不在于有没有立场,而在于立场的表达经不经得起批判。立场本身其实没有多少值得讨论的空间,至少当下是这样。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建立经得起批判的立场,并以此开拓研究的对象和境界,充分打开革命队伍中人留在历史上的可能性和创造性。而要建立经得起批判的立场的表达,除了必须要有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更重要的是阅读和理解当下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的人生,走出前辈经营好的舒适区,从自己的感知中获得智慧,获得表达。荀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术研究虽然最能自成门派、条贯和脉络,但仍然以切己为要。只有一己已立,立场才有根基,对于立场的表达,才能转俗成真,既切己而又有所超越。革命队伍中人不就是既切己而又有所超越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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