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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的抗战题材电影史上，1986年由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血战台儿庄》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这部电影开创了两个“先河”——
第一个，是开创了正面表现国军抗战的“先河”。
在《血战台儿庄》中，国军的形象和在《铁道游击队》中配合日军一起围攻微山湖，又在抗战胜利后下山“摘桃子”的形象迥然不同，也和《东进序曲》中国军的地方实力派在各种力量的夹缝中首鼠多端的形象不同，而是一个华丽转身，变成了类似红军或志愿军那样的英雄史诗般的形象。
以《血战台儿庄》为转折点，影视作品中再也没有关于国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形象的展示，银幕上的国军形象一律是“铁血”、“悲壮”、“刚强”等等，重新建构了一到两代人对国军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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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最早意识到这一转变重大意义的，竟是一批已经到了耄耋之年的国军降将。
比如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的原国军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即电影《南征北战》中李军长的原型），就不顾90高龄，和导演杨光远谈了整整三个小时，临别时不仅坚持要将杨光远送到门口，还感慨万千地向比他小四十岁的杨光远行了一个标准军礼。
记得当年有一部记述战犯管理所改造国军战犯的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现在看，“决战”也没有止步于战犯管理所，而是悄然转向了记忆和历史领域，国军将领在这个战场上取得的战绩比在烽火连天的真实战场上的战绩要令人刮目相看得多了。
《血战台儿庄》也得到了当时仍然健在的蒋经国的肯定，他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也意味着，影片也符合台湾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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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开创了按照新的主题重新讲述抗战历史的“先河”。
在此之前，关于抗日战争历史的主流叙述是“抗日战争的历史就是人民战争的历史”，强调人民战争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在《血战台儿庄》上映之后，关于抗战历史的叙述，“人民战争”的主题悄然隐去，“正规军抗战”的主题日渐凸显。
在这样的主题下，国军就不可能不成为抗战历史叙述的绝对主角。而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只能作为“国军一部分”，以正规军的形象才能出现在影视作品中，如《亮剑》。
这样的历史叙述持续地以影视作品的形式被不断再生产的结果，就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完全不能理解人民战争，也完全不相信人民战争，他们关于人民战争的概念基本是和“手撕鬼子”、“裤裆藏雷”一类荒诞无稽、低级下流的桥段与镜头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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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再能够理解也不再能够讲述人民战争，影视作品的主创人员再也看不到中国相对于日本进步之处，关于抗日战争的解释，就只能接受三十年代国民党上层精英的观点：中国唯一的优势在于能够比日本承受更多的伤亡。
从此，抗战主题的影视作品，基本是都是花样翻新地展示各种死亡：身上捆满手榴弹从城墙上跳下去、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围上来的时候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在最后时刻孤注一掷地冲向敌人然后被一排子弹击中，等等。
像电影反映人民战争的经典之作《地道战》结尾时，民兵队长高传宝一把抓住颓丧的日寇山田队长的脖领子拎起来，断喝一声“睁开你的眼睛瞧瞧，中国的地面上绝不允许你们横行霸道”那样豪迈的画面，再也看不到了。
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胜利也无非意味着更多的死亡。在《血战台儿庄》的结尾，就用布满尸体的城墙，非常直观、形象地展示了这一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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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就会发现这样两个“先河”，实际上意味着全面放弃了对抗日战争解释权的争夺，全面放弃了1965年，即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时候，以林彪元帅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所阐释的关于抗日战争的全部观点。
据相关报道，《血战台儿庄》的拷贝被送到台湾后，蒋经国、宋美龄和所有国民党的中常委都观看了影片，一向只喜欢美国影片的宋美龄甚至看了两遍，可见她是多么欣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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