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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尤其是电影、戏剧、小说、电影等，是我们认识历史与现实，思考社会和人生的一种方式。
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在当下的中国，相对于全社会对教育，尤其是对中学教育近乎病态的极度关心来说，这方面的作品实在太少了。
前两年，倒是有人拍了几部青春片，但这些青春片，除了早恋、畸恋、多角恋之外，其实已经和青春无关，当然也和教育无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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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昨天，在中国国家话剧院看了“第五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上演出的小剧场话剧《家长会》，却令我眼睛一亮。
这场由林蔚然、王人凡编剧，郭蔡雪导演，武汉市艺术学校演出的话剧，触摸到了令许多人感到焦灼但无从把握的中学生教育问题。
全剧由家长会引出英语试卷被偷事件，围绕刘学、邱秋、韩可杰、方毅辉这四名高中生的学习生活展开剧情。一番闹剧般的调查之后，刘学的父亲、学校清洁工刘满仓承认是自己为了要“帮儿子做点什么”，趁打扫卫生的机会进入英语教研室偷出试卷放进了儿子的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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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虽然出场的机会并不多，但却是《家长会》的“主角”，因为整个故事都是围绕着他策划偷英语试卷，并且把“偷”到的英语试卷“分享”给其他同学而展开的。
刘学家境贫寒，但品学兼优，担任校学生会主席。他的父亲是学校清洁工，但他出于虚荣，却对同学们吹牛说父母都在国外做生意。他做生意要偷一张英语试卷，是因为如果他这次考试能够取得好成绩，他将获得保送上大学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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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会》虽然极度克制批判当下教育制度与教育理念的冲动，但刘学的命运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高考制度已经演变成了新科举制度。刘学和《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一样，都把“中举”(对刘学来说就是“保送”)当成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家长会》还触及了当今的社会分化对孩子命运的影响。
刘学由于家庭出身的缘故，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个人奋斗，所以和同学们相比，他显得深沉、成熟、老练，他不仅利用对他言听计从的好朋友方毅辉，也利用对他有朦胧爱情的女同学邱秋，目的就是要偷一张英语试卷。
韩可杰的母亲米粒是一个官员。她是一位精明强干，非常强势的母亲，韩可杰的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米粒是那种弗洛伊德意义意义的“恶魔母亲”，在潜意识里，因为害怕失去儿子而不允许儿子长大。慑于她强大的掌控能力，韩可杰索性自暴自弃，沉溺在电子游戏里，不愿意主动做任何事情，一切都等待母亲来安排。
米粒是《家长会》中塑造的最成功的形象，演出了一个官员的道貌岸然、专横与虚伪。比如，当她觉得教导主任怀疑韩可杰可能是偷试卷的人时，就暗示说“我还知道你们学校改建教学楼非常缺乏经费，而我和你们局长正是好朋友。”
邱秋的父亲邱星弛是一个发了财的小老板，早早为女儿安排了出国留学的前程;而方毅辉的父亲方亮，则是一个开“网约车”为生的小市民，油滑、世故，对孩子也没有什么要求，方毅辉也胸无大志，满足于毕业后过一种平凡的安稳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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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会》虽然有不少优点，但剧本总的来说还是单薄了一点，有不少“裂隙”，这影响了作品的感染力。
“偷试卷”是全部剧情的核心，但刘学为什么产生偷试卷的强烈冲动，却并没有足够的交代与铺垫。
如果按照剧情交代的那样，刘学胸有大志，一定要出人头地，那他绝对不会轻易做出偷试卷的决定，更不会用一种近乎大鸣大放的方式连续动员几个同学偷试卷。
要知道，“偷试卷”是一个极严重的行为，仅仅是“刘学要偷试卷”的消息被张扬出去，就足以毁掉他的全部努力。
所以，一定是刘学遇到了极不公平的遭遇之后(比如原本属于他的保送名额被校长外甥夺去了)，他才有可能 “偷试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正常的规则竞争已经失去意义，“偷试卷”反而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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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裂隙”是，在剧中，刘学的性格克制机敏、一丝不苟、深不可测，一下子就令人联想到《红与黑》中著名的于连·索黒尔。
但问题是，刘学的父亲仅仅是一位到城里打工的清洁工，如何能够把刘学培养这样的人物呢?刘学的忧郁、愤世嫉俗、以及他能够让男女同学共同着迷的神秘魅力究竟是从何而来呢？显然不可能来自他那憨厚、愚而好自用的父亲。
于连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来自于他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对波旁王朝复辟后重建的贵族等级制深恶痛绝，有一种搅乱他们盛筵的恶作剧心理。此外，他的舅舅曾经是拿破仑一世的近卫军上尉，是于连的偶像，但刘学的偶像是谁呢？
没有这些交代，刘学的性格就缺乏可信度，就会让观众感到奇怪。
况且，刘学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比如钱或奢侈品)来支撑他父母都是有钱人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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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会》中还有一个让我感到最不舒服的基本设定——当然这不是《家长会》独有的问题，现在几乎所有电影、电视剧、戏剧等都是这样设定的——那个最坏的、最不择手段的小子一定穷人，而富家子弟、官家子弟一定单纯善良。
甚至连我比较喜欢的《恰同学少年》都有这样的设定——最大反派恰恰是来自最贫困家庭学生的刘俊卿。
虽然《家长会》努力想让观众觉得刘学是值得同情的，但刘学却是四个同学中最没有道德感的人：他厌恶自己贫困的父亲，唆使别人偷试卷，一切被揭穿后又以跳楼相威胁。
以同情穷人的名义暗示穷人的原罪，对穷人在道德上进行有罪推定，并由此论证富人统治的合理性，这是当下文艺创作中的一个相当普遍的集体无意识，这也再次证明，文艺真的是有阶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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