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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 张慧瑜 | “显影未来” 的晚清政治科幻

李飞 张慧瑜 · 2019-08-09 · 来源:保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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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认为当前科幻文艺总体上看只是消费性的,还没有走向真正的政治成熟。因此,作者试图重返曾经科幻在中国新媒介社会文化的历史场景,通过分析晚清时期中国的科幻文艺的发展情况,展现了科幻文艺走向政治化,彰显未来的作用。

  编者按

  一部《流浪地球》让我们看到了国产科幻片巨大的市场潜力。近两年来,一些科幻产业报告表示,科幻电影将成为中国电影新增长点。科幻片虽然在中国成绩惊人,但多为好莱坞进口片,国产科幻片十分稀少,国产科幻片起步较晚,技术不够成熟。

  本文作者认为当前科幻文艺总体上看只是消费性的,还没有走向真正的政治成熟。因此,作者试图重返曾经科幻在中国新媒介社会文化的历史场景,通过分析晚清时期中国的科幻文艺的发展情况,展现了科幻文艺走向政治化,彰显未来的作用。科幻作品在当时不只是单纯地表达了对未来科技的展望,更化身为不同政治力量用于政治游说的武器,既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展现出对能够体现自己政治构想的未来理想世界的想象,变成了社会中不同群体表达不同的未来的想象的一个渠道,不同的政治力量在此互相角逐,这是一场显影未来的科幻游说战争。作者希望通过这种分析为当前国产科幻电影的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

  原文刊载于《艺术广角》2019年第4期

  文  |  李飞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张慧瑜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引言

  当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试图用“未来考古学”来概括科幻小说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这种科幻体裁本身具有深刻历史性--体裁无法超越内容,其在今天失去了生命力,成为了“死的”形式,成为了考古学的对象,“但其技术型的艺术技巧却发展到了异常灿烂的地步”【1】。作为一种特定的表现体裁,科幻小说反映了特定时代建立在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的想象力水平,建构未来世界的技术型艺术技巧所能达到的程度以及对未来政治的打开能力--亦即詹姆逊关注的“乌托邦”。有研究者试图沿着詹姆逊“乌托邦”的路径对中国科幻小说进行梳理,并采取文学史内史的方式对中国科幻小说脉络进行梳理。同时,他意识到其中空间表达的复杂性,因而将西方实践之中“乌托邦”及相邻/相关的空间概念—恶托邦/异托邦也纳入了思考,并在这个脉络里面处理了刘慈欣。【2】

  这固然是一种不错的学术处理方式,但其恰恰可能遮蔽科幻文艺和社会之间更为复杂面向—这也是改编自刘慈欣的3D奇观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上映后,中国科幻电影往何处去需要探讨的。而3D奇观科幻电影作为一种新媒介文化形态,目前还没走出一种只是为消费而生产的状态,我们对《流浪地球》的消费也仅停留在所谓“中国性”层面。但从新媒介社会文化史的脉络来看,“现代报刊”在中国还是新媒介时候,其成为了“显影未来”的争夺战场--“未来”成为了近代古老的中华文明步入现代世界体系的惨痛过程中各派政治势力所争夺的,科幻文艺只是一种游说支持者的手段:由于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并非是自发而是裹挟进去,是在国族的危亡状态之下发生的。在这种革命/救亡/启蒙交织在一起的文化传承中,也形成了对科幻的不同理解与认知。而不同的认知均处在一种争夺民众的过程中,在以“游说”的方式回应着时代的问题。相比于今天对“显现“的未来文本的关注,显现未来的媒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同样是一个值得考量的变量—正是依托于这样的一个媒介形态与历史化的媒体形态,科幻文艺方才同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联系在一起—而这也正是科幻文艺历史性的体现,也是其给今天科幻电影的启迪。作为一种舶来的现代性的产物,科幻文艺是在跨文明的情况下被译介/转述进入到中国社会之中,本身同当时“西学”进中国的路径呈现某种耦合之处,通过当时中国国人自办的新式报刊传播。从科幻/新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的互动角度来看,本文尝试重返曾经政治科幻作为一种新媒介文化形态在中国产生的社会文化场景,重点关照梁启超与陈天华的政治科幻小说对决—这也是中国科幻文艺发展史中少有的针锋相对的游说对决。

  01

  晚清科幻的社会生成场景

  科幻在中国可以找到类似的文化产物--在传统中国,关于“不合理”的时空世界的想象,可以从《山海经》《庄子》等到“志怪小说” 、神怪小说等之中找到相应的文本。武田雅哉将这些不合理的世界称之为“桃源乡的空间”。在他看来,“中国人的故事世界,看上去荒诞不合理。中国人不慌不忙,不动声色地驱使语言,以面不改色的申请,静静编制不合理的世界。在那里,书生口中吐出的美女,正一一吐出驱动桃源乡的机关装置【3】。”作为中国手抄本向印刷媒介传播阶段转型的文化产物,这些“不合理”的世界想象中,安放着那些或不得志,或处于安然自得清闲状态之中的士大夫文人在慢节奏生活之中的闲情雅致。武田雅哉笔下描绘的正是从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延伸到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想象另外一个宇宙”的“中国人的故事世界”。作为传统士大夫与文人的文化之中,武田雅哉所言的“桃源乡”世界虽然如同陶潜的《桃花源记》中一样,难以寻觅,但作为一种奔腾的想象,提供了某种闲情雅致的寄托空间。

  这种不合理的“桃源乡”世界在近代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之中逐步被边缘化,并被“西学”所冲击。“条约口岸”成为一种独特空间--由于殖民者本身在绝对人数上是少数,因此他们也积极吸纳一些本地精英进来,部分原因是出于“统而不治”的需要;部分原因则是出于一种更行之有效的管理与殖民需要—而这本身是科学治理的一部分。在这种殖民者与本地精英勾结媾和的过程中造就了一批新精英群体的出现。原本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之中边缘者/落魄者—即“士绅及末宦一流”很快在“条约口岸”找到新的发展机会,成为庞大殖民机器中的一环—他们通洋货、懂洋学、用洋货,很快成为了“条约口岸”都市之中的“市民”【4】。尽管,“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5】,但不乏王韬、蔡尔康等作为最初的新闻劳工。这种“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活动对于新闻的理解以及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6】。当“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兴起之际,更是形成了以洋务派为代表的“新学”同顽固派所代表的“旧学“之间的冲突【7】。而这种官僚体制内的“新学”与“旧学”的冲突,实际上是原本局限在“条约口岸“的西学对体制内发生影响扩展而来。在这个过程中,柯文所称的“上海-香港走廊”【8】中,原本在外人所办的所谓“现代报纸”中工作的人员如王韬等基于现实之中民族危机加深的现实,国家自强目的与文明变轨的需要,开启了国人自办报纸的实践。甲午战争的失败促使康粱在公车上书之后,也开始了办报传播新学的社会动员,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政治家办报”的传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受西方影响而出现的戈公振所言的“现代报纸”,从“条约口岸”、“上海-香港走廊”逐步主流化。掌握这种新媒介形态的报人主体也从之前“士绅及末宦一流”逐步转变成为正在上升的、代表新式政治的政治家群体。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桃源乡”的想象在现实的危机面前变得扁平起来。

  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科学知识体系日益成为一个大写的存在,在文化氛围上死的科幻成为了“桃源乡”的替代方案。吴友如主笔的《点石斋画报》,更是以图像的方式呈现了这种东西方混杂状态下,传统的“不合理时空”世界如何渐次被现实世界所影响,形成“单一叙事顷间的时空表达、混合顷间、空间的时空表达以及连续时间的多幅图像叙事的时空表达”【9】等。当旧式的画师吴友如主笔之际,他“神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但对于外国事情,他很不明白,例如画战舰罢,是一只商船,而舱面上摆着野战炮”【10】 。作为旧式画师的吴友如,在触碰到不熟悉的西方经验之际,只能凭借放飞的想象来弥补不足,将主观想象以画报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这种西学跨语际的传播与转译通过新式的通俗画报的形式抵达中国读者这里。这种跨语际,意味着中西方两种不同经验的转换。旧式文化之中浸润的中国画师出于谋生之所需,成为这种跨语际的经验表达的桥梁,职业需要使得他们在旧技法的基础上糅合了新表达,形成一种暧昧的“畸形空间”。【11】

  这种暧昧性同样体现在科学本身之上,即便是那个时代所谓“睁眼看世界”的精英,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对科学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带有某种形式主义。曾在科举中进士,并被点翰林院庶吉士,后转提倡新学的蔡元培,可谓新旧学俱佳。即便是这位对中国新式教育做出重要贡献的思想家、学者,在1900年撰写的《夫妇公约》之中,同样不免有某种科学暧昧性在其中:“体交之事,限于难与女者何也?曰男子之欲,阳电也;女子之欲,阴电也。电理同则相驱,异则相吸。其相驱也,妨于其体也大矣……”【12】当蔡元培试图用当时流行的“电学”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男女关系,这种形式主义的解释恰恰带有某种科幻感。

  在构建社会蓝图过程之中,当时的西学也成为了重要的依据,只是这种社会构想本身也有浓厚的科幻意味。康有为早在1884年就开始着手撰写的《大同书》之中,就以某种科幻的方式描绘儒家大同世界的“普遍性”:“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海王诸星之生物耶,莽不与接,杳冥为期,吾欲仁之,远无所施。【13】”这种乌托邦的世界,并不是彻底用西方的文明覆盖,而是一个更加宏大的儒家大同的社会构思在其中,以某种近乎科幻的方式展现着那个既处于危亡状态,同时又处在文明碰撞状态下放飞的理想社会想象。

  02

  漂泊时空中的未来争夺战

  中国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状况对科幻在中国是以政治科幻的形式发挥作用起到重要影响作用。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反思此前的失败,意识到了小说本身的社会启蒙与动员作用:“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14】”在这种从他者反观自身的过程,让梁启超意识到政论同小说结合的必要性,而这也导致《新中国未来记》横空出世。如果说梁启超对政治与文学的联姻是基于欧美各国变革经验,那么这种联姻的形式则是受日本的启发:“当梁启超在流亡日本的旅途中读到《佳人奇遇》, 遂动手翻译 ,连同接受日本的政治小说的样式一起, 被域外文学所照亮的古老小说眉批 ,一定也以新的不同和意义重新进入梁启超的视野【15】。”日本作为东方文明成功变革的典范以及成功的改良道路,成为了梁启超的参照。

  在这个时期,新式的“现代报刊”还只是作为一种新媒介存在,因而具有各种实验的空间。戊戌变法的政治失败导致康梁等幸存的维新派不得不流亡日本。政治上碰壁,同时也导致了梁启超的文化转向。作为这种转向的结果之一,则是小说的政治化。在1902年《新小说》上,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强调小说在再造新人/新政治/新风俗过程之中的政治功能,原因是“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6】。” “新小说”、“新道德”、“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等都只不过是迂回地回应着“新政治”。“新小说”只是一种维新派缔造凝结“新政治”的方式,其真正目的则是对维新变法在政治失败的一种回应。

  作为梁氏新小说实践的《新中国未来记》试图在实践理论上说明这点。梁启超点明这种作为一种新媒介文化形态的报刊杂志对于小说生产的影响—相对于传统的著书是写完杀青的方式,报刊杂志则可以写完部分出版,边写边发,同时对篇幅的要求也没有那么大。对于梁启超而言,这也提供了一种根据出版时间进行写作的安排的可能。这种新媒介文化的生产模式的出现,在于报刊杂志的媒介规定性与书籍不同。同时,这种写作也给梁启超提供了一种开放写作的可能:他可以根据当前的状况决定继续写或者暂停。梁氏当时漂泊状态以及中国国内外形势起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小说的形态。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写作状况,使得《新中国未来记》没写完,但是依然遗存了下来。

  小说的时间设定上是未来完成时:“话说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今年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 (今年二千零二年)。岁次壬寅 ,正月初一日, 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 ,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17】。”小说在时间设定上,并行着三种时间的计量方式:孔子纪年,西历与天干地支纪年。这种复杂的纪年方式,不再是帝王纪年。贾立元在对小说时间的考察之中指出了文章之中存在时间错误,并强调西历和旧历,过去与未来之间换算给作者带来的困扰【18】。除了这部分原因之外,时间本身意味着新的历史的叙事。当时间选择孔子纪元之际,其同时也强调了历史是从儒家文化层面展开,从这背后依然能够看到康有为“保教立国”【19】的影子—而小说之中安排孔子旁支裔孙孔弘道讲解中国如何走向民主。而旁支裔孙的设置,事实上也是康梁维新党人的自喻。除了孔子纪元外,西历纪元时间同天干地支纪年并行,这意味着这种未来的叙事本身是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完成的。

  在这开头的时间设定上,梁启超完成了他的小说政治化的表达。同时,在文中的叙事,叙事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穿梭,同时作者的批注提供了某种不确定的时间“黑洞”。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应着前现代社会之中“桃源乡”的不确定时空,只是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时间空间的不确定又具有某种相对确定性一面—尽管叙事者与评论者并不在同一时空之中,形成叙事与评论的张力与时间错乱感,但是这种错乱感却提醒的是当下:如何达到“新中国”。事实上,无论是文章之中安排的黄克强与李去病的辩论,孔弘道的演讲,以及梁启超尚未落实的庞大写作计划《旧中国未来记》与《新桃源》,均是从正反两面在论证着只有维新才能救中国,才能有出路【20】。同时,在时间线条上,梁启超搭建了一个叙事与评论对话的框架,使得这种未来具有某种不确定的确定性。而这个框架本身是使得维新走向成功显得具有科学色彩的地方,即预备时代--分治时代--统一时代--殖产时代--外竞时代--雄飞时代。梁启超没有怎么展开的殖产时代--外竞时代--雄飞时代,在后面的“高阳氏不才子”的《电世界》,陆士谔的《新中国》和《新野叟曝言》等中被展开来了。

  在中国惨遭列强瓜分之际,以这种具有科学步骤的由弱变强发展的设定,使得《新中国未来记》具有了科幻色彩。这篇小说第一回描绘的便是一幅中国翻身从被列强瓜分之中命运中摆脱,步入盛世的未来图景。在这种祝典场景之中,英日俄正是参加现实之中瓜分中国的列强主力,而菲律宾正是弱小的民族。梁启超通过这种场景的描写,以想象界满足的方式弥补了现实之中的创伤。

  尽管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之中安排“维新”的黄克强说服“革命”的李去病,并且未来的结果是“维新”,但是这场自导自演的辩论遭到了现实之中革命派的驳斥【21】。相对于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之中对现实之中惨痛状况的有意无意回避,比他年轻两岁的革命党人陈天华则更加“现实主义”。同《新中国未来记》类似,陈天华的《狮子吼》也同样没有完成—不过,部分原因在于作者因抗议日本出台《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与日本媒体诋毁中国留学生而蹈海自杀【22】。同梁启超在日本被奉为座上宾相比,陈天华所代表留日革命派学生,留学期间同时得回应日本社会之中对中国人不公对待,更加漂泊无定,对民族危机感知也更强。

  《狮子吼》自1906年被《民报》第二期开始刊载,除第六期没刊登外,一直连载到该年第九期。第一回楔子署名是“过庭”,此后署名均为“星台先生遗稿”。在文笔形式上,《狮子吼》较《新中国未来记》文笔更为通俗和直白。在楔子部分,交代了文稿系这位“好替古人担忧”的男子的朋友偶得,派人送过来的—这种开头的方式比鲁迅的《狂人日记》更早。有论者在进行症候式读解过程之中指出“被传统的历史梦魔所控制的文化语境中狄必攘式的英豪就不可避免地要转化为“狂人式的精神分裂者”【23】。而更确切地来看,这实际上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世界体系过程之中所需要的代价。但狄必攘式故事的获得,其经历本身具有某种科幻的意味—“忽然石破天惊,飞出一铁函来。小弟比时吓死在地,醒后拾起,牢不可破,用斧头劈开,乃是一卷残书”,“拿归家中,用了好几日的功,才分辨出来,知是混沌人种的历史,混沌最后一个人所做”。【24】

  然而,在后面的章回之中,却是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讲起,引出世界上人种问题与中华民族沉沦与生存危机。【25】在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梳理过程之中,作者尤为突出的是满洲残杀汉人罪行、满清统治的腐败、康梁变法及失败后沦为保皇党的丑行等。同时,小说之中同样也以未来完成时的方式,留下一个光明的未来:“东南海中一个小岛,产生几位豪杰,后日竟把中国光复转来,变成第一等强国【26】。”相对于梁启超的精英叙事,在《狮子吼》之中则是一种群英叙事,是一种日常生活革命的叙事,并且带出了组织革命的内容。文中同样采取游说的方式,来灌输革命的奋斗与革命的理念—而这种方法实际上同梁启超同出一辙。陈天华在文中也通过文明种之口,将之前梁启超的辩论再次颠倒过来--《新中国未来记》用黄克强的话竭力诋毁革命--“若到革命起来,一定是玉石俱焚”—而这也正是黄克强最后走上立宪的原因【27】。而在《狮子吼》的后文之中,从守旧转变而来宣言革命的文明种,支持的却是具有社会契约论意义的“国民教育”,是“民族主义”-- “不论是做君的,做官的,做百姓的,都要时时刻刻以替民族出力之心,不可仅顾一己。倘若做皇帝的,做官府的,实在于国家不利,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国民的权利,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这才算尽了国民的责任【28】。”通过文明种之口,留学日本的陈天华否定了君权神授与传统的政权合法性,强调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恰恰在于国民。同时,他试图通过将“狄必攘”等群英塑造成为新的国家革命的主体,表现他们日常生活来实现小说的政治游说。相对于《新中国未来记》而言,尽管《狮子吼》可能没有梁启超那么强烈的未来感和科幻感,但其在人物的表达与形象的塑造上,无疑比梁启超更成功。

  03

  显影未来:在未来/现实/过去之间

  作为一种新媒介文化形态,科幻文艺进入中国是通过“现代报纸”这种新媒介渠道。当时中国的不同的政治力量也拿起科幻文艺这个武器,在民族危亡关头进行政治游说。在这个过程之中,科幻文艺也走向政治化,一方面记录了当时人们救亡的焦灼以及功利游说的焦灼,但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他们在“桃源乡”之外,重构另外一个理想世界想象的能力,实现科幻与现实政治的连接。也在这种意义上而言,晚清科技与科幻领域会出现“飞翔吧!大清帝国”的繁荣。同时,也极罕见地出现在科幻刚进入中国没多久,就出现极具有政治性的梁启超与陈天华针锋相对的科幻游说“战争”。

  在新媒介的社会文化史意义上而言,晚清的科技与科幻想象的繁荣在于那个危机时代,中西两种文明形态发生剧烈的碰撞。这时候,社会之中的科幻作品并不是“未来考古学”能够概括的,而更多走向的是某种“未来政治学”,是显影未来的战争。无论是本文中详细论述的梁启超与陈天华的政治科幻对决,还是后来的《电世界》《新中国》等,这些科幻作品在显影未来的时候,除了游说社会,同时也在处理中国文化传统,现实诉求与过去记忆之间关系,同我们社会之间是一种有机的关系。而这也正是今年电影工业尽管在鼓噪“科幻元年”,并出现《流浪地球》这样票房不错的作品,但是这种从“科幻到科幻”的科幻文艺总体上看只是消费性的,还没有走向真正的政治成熟,并不足以承担新时代显影未来的作用,不足以表现社会中不同群体对于未来的想象与角逐。而这,恰恰是晚清政治科幻在其作为一种新媒介文化进入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对当下的启示。

  注释

  【1】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75页.

  【2】王德威:《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http://www.sdxjpc.com/main/newsdetail.cfm?iCntno=14051

  【3】[日]武田雅哉:《构造另一个宇宙—中国人的传统时空思维》,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页

  【4】 王维佳:《现代中国空间政治变迁中的知识分子与文化传播》,《天涯》, 2011年第5期.

  【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 64 页

  【6】张垒研究中强调了以王韬为代表的口岸知识分子本身的双重性。在他看来,这些“名士”被教育成心忧天下,但同时,又非统治阶级中的一员,没有“既得利益”之累。这种若即若离的“边缘人”身份使其能够成为传统“士人”之外的一种过渡性的新生力量。这种过渡的新生力量在近现代社会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西学中介以及开启新政治与新文化的作用。参见张垒:《理想与回声:中国近代新闻理念的呈现与演变》,清华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

  【7】余秉颐:《从文化哲学看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学”与“旧学”之争》,《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

  【8】(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6 页。

  【9】沈冠东:《〈点石斋画报〉图像叙事中语言与时空表达的关系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年博士论文

  【10】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页

  【11】[日]武田雅哉:《飞翔吧!大清帝国——近代中国的幻想与科学》.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年版,第197页

  【12】蔡元培:《夫妇公约》,《蔡元培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103页

  【13】康有为:《大同书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不忍杂志汇编》,1914 年初集第4期

  【14】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1898年第1期

  【15】转引王向阳, 易前良:《梁启超政治小说的国家主义诉求——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例》《南京社会科学》, 2006年第12期

  【16】梁启超:《论小说与政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卷 第1期

  【17】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稿本):第一回》,《新小说》, 1902 年第1卷 第1期

  【18】贾立元:《向着“未来”前进——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新解》,《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

  【19】干春松先生将康有为的现代方略概括为“保教立国”。具体内容可参见干春松:《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三联书店,2015年版,

  【20】具体内容分析可参见贾立元:《向着“未来”前进——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新解》,《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

  【21】王鉴清:《陈天华<狮子吼>批驳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求索》, 1983年第4期

  【22】李钧:《陈天华创作论—20世纪"寻根小说"之视角》《理论学刊》 2012年第2期

  【23】王一川:《现代中国的“英雄”梦——世纪初小说的三个人物与20世纪中国小说之源》,《文艺争鸣》 1993年第1期

  【24】过庭:《狮子吼》,《民报》,1906年第2期

  【25】星台:《狮子吼》(续),《民报》,1906 年第4期

  【26】星台:《狮子吼》(续),《民报》,1906 年第5期

  【27】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新小说》,1902 年 第1卷 第2期

  【28】参见星台:《狮子吼》(续),《民报》,1906 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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