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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人民学与自我学

韩少功 · 2019-08-11 · 来源: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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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与“自我”,都进入了新的陌生水域,都需要注入实践和理论新的活血。

  文艺批评 编者按

  在十九世纪作家中涌动着的“文学即人学”的潮流在进入二十世纪逐渐分化成“自我学”和“人民学”两条路线,着两条路线成为了二十世纪的两大文学遗产。韩少功老师认为,“自我”和“人民”应该是“人学”的一体两面。进入21世纪,“人民”和“自我”也有了新的含义和视角,这两条路线也都需要注入新的实践和理论的活血。

  本文原刊于《文艺报》2019年7月22日2版,转载自公众号“文艺报1949”。特此感谢!

  回望历史,在19世纪那些作家们笔下,冒险家(杰克·伦敦)、暴发户(巴尔扎克)、灰姑娘(夏洛蒂·勃朗特)、凤凰男(司汤达)、心机姨(福楼拜)的生动形象令人难忘。作家们鲜活、敏锐、广博地表现着世俗人间,富有烟火气,不避重口味,实现了认知的一时井喷。从总体上说,这一过程将文学从《荷马史诗》《山海经》的神学状态,从宫廷传奇那种“神怪+王侯”的准神学状态,最终推向了Humanism,即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间主义,或者说“文学即人学”的广阔大地。

  不过,当时流行的人性论和善恶模式,作为文学的聚焦区,作为现代启蒙思潮的重要部分,在进入20世纪的前后数十年里却出现了分化。

  情况之一,“人学”成为“自我学”,或者说出现了自我路线。这种现象多来自发达国家的都市,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危机中。尼采的“酒神”说、弗洛伊德的“本我”和“无意识”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引导和呼应。尽管弗洛伊德因临床数据造假,后来在心理医学界光环不再,但阴差阳错,正如彼德沃森在《思想史》中指出:“现代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美学对应物。”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伍尔芙、卡夫卡等这些西方作家,差不多不约而同,把文学这一社会广角镜,变成了自我的内窥镜,投入了非理性、反社会的“原子化”和“向内转”,在作品中弥漫出孤绝、迷惘、冷漠、焦虑的风格。“他人即地狱”,萨特的这一名言,打掉了人道主义的乐观与温情,鼓舞了多少人进入一种高冷幽闭或玩世放浪。他们不一定引来市场大众的欢呼,却一直是院校精英们的标配谈资,构成了不安的都市文化幽灵。

  情况之二,“人学”成为“人民学”,或者说出现了人民路线。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追念普希金的文学成就时,使用了“人民性”这一新词,阐明了有关的三大内涵,即表现“人小物”,汲收民众语言,代表民众利益。后来,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等俄国作家,大多成为这种忧国和亲民的文学旗手,一直影响到中国以及东亚“为工农大众”的“普罗文艺”,乃至影响大半个地球的“红色三十年代”。这一幕出现在资本主义发达体系的底部和外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难理解,深重的人间苦难,非同寻常的阶级撕裂和民族危亡,作为穷国和穷人的尖锐现实,构成了文学新的背景和动力。鲁迅怀疑抽象的人性,说流汗也得分“香汗”与“臭汗”,已有阶级理论呼之欲出。托尔斯泰不赞成“西欧主义”,斥责莎士比亚不道德的“肉欲诱惑”,也与早期人道主义拉开了距离(其激烈态度甚至被列宁怀疑为过了头)。若比较一下后来东、西方的经典书目即可发现,哪怕像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复活》,更不要说高尔基和鲁迅了,都因社会性强,下层平民立场彰显,通常就会在西方院校那里受到无视和差评。这与它们在东方广受推崇,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

  “人民学”和“自我学”,大概构成了20世纪两大文学遗产。

  其实,不论是哪一种遗产,都没有高纯度且一直充满争议,在传播中也可能遭遇曲解和误读。在正常情况下,“自我”与“人民”,作为微观与宏观的两端,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拓展对“人”的认知和审美,差不多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生活催生一种文字,释放了不同的感受资源和文化积淀。在良性互动的情况下,这也是“人学”的一体两面:真正伟大的自我,无不富含人民的经验、情感、智慧、愿望以及血肉相联感同身受的“大我”关切;同样道理,真正伟大的人民,也必由一个个独立、自由、强健、活泼、富有创造性的自我所组成。可惜的是,历史实践总是泥沙俱下,任何一种遗产都可能被有些人学偏和做坏,包括出现教条化、极端化、投机化的自我挖坑。当年鲁迅批判过“留声机器”和“招牌”式的高调“革命文学”,“文革”时期也出现过“造神”化的某些文艺宣传,直到当下广受非议的“抗日神剧”和“高级黑”,“人民”的形象在文学中屡遭扭曲,一再变得空洞而干瘪。在另一方面,非理性、反社会的独行者们也并非灵感大神,其自恋、自闭、自大的文字,其幽闭或放浪的风格,无论是“沉默的”(布朗肖语)、“零度的”(罗兰·巴特语)、还是“无意义的”(昆德拉语),都让后来文学中的“自我”越来越面目雷同,离真正的个性更远,离复制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为另一种高发性都市心理病——以至“文青”、“文艺腔”、“文科生”这些词,不知何时已在互联网上声名狼藉,已是舆论场上嘲讽和同情的所向,成为文学及其相关教育的负资产。

  更重要的是,时代在变化,文学不能止步于20世纪。“人民”与“自我”也都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随着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潮扑来,多种视角该如何彼此含容和多元统一,重新融铸成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又比如,自有了生物克隆和人工智能,很多“自我”其实都是可以格式化、数据化、甚至能精确预测和管理的,哪有作家们以前想象的那么天赋异禀?当人的很大一部分智能被机器接管,众多专家发现,人类最后的差异性,恰恰表现于人的情感、精神、价值观、创造力。而这一切,恰好是共生环境和群体关系千变万化的产物,大大超出了“自我”的边界,不再那么“自我”,不是什么人成天照镜子可以照出来的。

  换句话说,“人民”与“自我”,都进入了新的陌生水域,都需要注入实践和理论新的活血。

  文学可能仍是“人学”,至少到目前为止,不大可能回归神学或半神学。那么,在认知“人”的漫漫长途上,随着科学理论的刷新和社会现实的演变,文学的21世纪该是一个什么新模样,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模样,还需写作人进一步观察和体会,进一步努力干活。

  本文原刊于《文艺报》2019年7月22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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