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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左翼文学研究中“世界视野”的引入与反思

翟猛 · 2019-08-13 ·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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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视野”下,从不同角度切入中国左翼文学研究的目的并非仅在于求大求新求异,而在于希望描绘出中国左翼文学更为复杂的历史图景,并界定其在世界左翼文艺浪潮中应有的历史位置,从而提炼与锻造出宝贵的文学资源与历史经验。

  在中国左翼文学研究中引入“世界视野”,关注中国左翼文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世界资源,并在一种“世界文学”的观念之下重审中国左翼文学的历史价值,已成为近十年来中国左翼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新动向。这种新的变化源于研究者对中国左翼文学与20世纪世界左翼文艺思潮之间联系的高度重视。从已经取得的成果看,“世界视野”下的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在欧洲左翼文艺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关系研究、鲁迅研究以及华语左翼文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呈现出颇具启发性的发展态势。同时,由于这一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仍处于探索阶段,因而在如何准确定义“世界视野”,如何处理“世界视野”与中国本土的传统、经验与立场的关系等问题上都对研究者提出了挑战。本文将在介绍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其研究方法和理论背景,进而在总体上评价“世界视野”之于左翼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同时,本文还将就“世界视野”下的左翼文学研究所面临的理论与方法困境展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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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界左翼文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左翼文学1发生和发展的理论与历史资源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和多元性,这就要求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必须具备一定的“世界视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中国左翼文学与异域文学思想的关系很早便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其中又以俄苏和日本的左翼文艺思潮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最受重视。1990年代初期,艾晓明著《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在这一领域进行了颇具开创性的研究。然而,随着学术成果的不断累积,这一研究思路的局限性也日益明显。这主要体现在既有研究过于强调俄苏和日本的影响因素,相对忽视了其他国际左翼文艺思潮之于中国左翼文学的重要性。因而,要进一步突出中国左翼文学资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需要研究者在研究视野上加以开拓,将包括欧洲左翼文艺在内的世界左翼文艺思潮纳入研究范围内,从而对既有研究中偏重俄苏和日本的传统有所更新和平衡。

  在拓展中国左翼文学研究视野方面,香港学者邝可怡对中国现代派与欧洲左翼文艺关系的研究做出了有益尝试。邝可怡著《黑暗的明灯:中国现代派与欧洲左翼文艺》(以下简称《黑暗的明灯》)围绕1927-45年间中国文学现代派与欧洲左翼文艺之间的历史关联展开研究,致力于“揭示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混杂性(hybridity)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特点”2。虽然从研究的出发点而论,《黑暗的明灯》一书最初并未将中国左翼文学单独作为研究重心,但这并不妨碍其对左翼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在从中国现代派的翻译实践探讨跨国现代性的复杂性这一研究过程中,邝可怡将欧洲左翼文艺纳入研究视阈中,为中国左翼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前述中国左翼文学研究中过度依赖俄苏与日本文艺资源的状况,进而以中国现代派与欧洲左翼文艺之间的历史关联为切入点,探究欧洲左翼文学(特别是法语左翼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主要路径及其在中国的接受过程,有助于彰显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作为世界左翼文艺思潮之一种的历史意义。

  对于中国现代派作家的翻译和文学创作活动,邝可怡指出,他们一方面试图摆脱苏联或日本无产阶级运动影响下的中国左翼文学的主流范式,另一方面积极引入欧洲诸国不同倾向的左翼文艺思潮,在参照之下提出反思性的论述。3作为中国现代派的代表性作家,戴望舒的翻译和创作活动是邝可怡的主要研究对象。不同于以往研究多关注戴望舒与法国左翼文人的交往活动,邝可怡的研究主要围绕戴望舒在1934年对旅法俄裔学者高力里(Benjamin Goriély,1898–1986)的《俄罗斯革命中的诗人们》( Les Poètes dans

  la révolution russe,1934,下文简称“《诗人们》”)一书的翻译活动展开。从主要内容来看,高力里此书讨论了1927-32年期间的苏联文学发展历程。不过,不同于当时苏联文坛的主流观点,高氏此书“不仅向西欧读者评述革命时期的俄国文学,更力图通过意象派、未来派和初期无产阶级作家群的写作,探讨个人主义(l’individualisme)和个人性(l’individualité)的矛盾概念、个人主义和革命的微妙关系,以及个人主义进入革命后集团主义社会的独有形态”。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高力里在写作此书时面对的欧洲法语左翼文坛(包括法国和比利时)形势错综复杂。高力里曾在法国左翼作家巴比塞创办的国际左翼文学刊物《世界》担任编辑,但是该杂志在普罗文学等议题上与苏联文坛的主流观点并不一致;另一方面,比利时法语左翼作家们与比利时共产党关系疏远,他们更关注文学本身而不愿涉足政治。这都使得苏联文艺思想在欧洲法语左翼文学中的影响力相对削弱。然而,这也给了高力里一个难得的契机,让他可以在当时众声喧哗的欧洲法语左翼文坛接触持不同立场的左翼文人,从异于苏联文坛主流叙述的角度观察1927-32年的苏联文学。因此,与当时苏联国内和被译介入中国左翼文坛、追求规范与整体性的苏联文学史著作相比,《诗人们》一书带有鲜明的异质性。对于戴望舒来说,翻译这样一本“非主流”的著作,体现了他对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独特思考,即戴望舒对彼时中国左翼文学仅仅从苏联和日本输入左翼文艺资源感到不满,并试图通过翻译高力里的法文著作为中国左翼文学引入新的左翼文艺资源,为其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归根结底,戴望舒及现代派作家们的文化政治诉求与“左联”中人有着显著的差异,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文学的政治性与阶级性。戴望舒与现代派作家对俄苏文学的积极推介并不出于政治诉求,而是基于向中国文坛介绍世界文艺思潮的考量。正如施蛰存所说,“比较左派的理论和苏联文学,我们不是用政治的观点看。而是把它当一种新的流派看”,“在二十年代初期到三十年代中期,全世界研究苏联文学的人,都把它当作Modernist中间的一个Left Wing(左翼)”。5换言之,在戴望舒、施蛰存等现代派看来,俄苏文学是作为世界文艺思潮之一种而存在的,其政治性、阶级性并非他们关注的重点,这与“左联”的立场大相径庭。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开始,中国左翼作家就已经将阶级性视作文学的核心要素。《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左翼刊物对梁实秋等人的批判充分体现了左翼理论家对文学阶级性的捍卫与坚守。“左联”成立后,左翼理论家对文学阶级性的强调更是有增无减,并在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上得到了更为集中、明确的贯彻和体现。而现代派所译介的左翼文学因其阶级性与政治性的淡化而没有受到主流左翼论述的认可,相反被归入了“现代主义”的阵营,并在四十年代成为了与左翼文学所代表的现实主义美学相对立的另一种美学风格,甚至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取向。

  从个案研究的角度来看,邝可怡围绕戴望舒经由法文译介的《诗人们》所展开的研究,对中国现代派研究而言是一个有益的补充;从左翼文学研究的整体来看,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家试图接引欧洲左翼文艺资源参与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努力长期被排斥在既有研究的论述框架之外,邝可怡的研究可谓一次重要的开拓。同时,这也表明,中国左翼文学的丰富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发现,而这有赖于研究视野的拓展与“世界视野”的引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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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左翼文学的旗帜性作家,鲁迅具有开阔的世界文学视野,从20世纪初编译《域外小说集》开始,他对俄、日及中东欧文学保持了长久的热情。因此,深入考掘鲁迅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是鲁迅研究的应有之义。需要注意的是,鲁迅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自成体系,“世界视野”的引入能否切实有效地推动鲁迅研究,尤其是“世界文学”7这一理论论述与研究方法,能否突破既往研究中常采用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范式,需要研究者谨慎思索。近年来,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对“鲁迅与世界文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讨论“世界文学”与“国族建构”之间的关系时,达姆罗什将鲁迅的小说作为重要的例证,以说明世界文学有力地参与了现代中国的国族建构。达姆罗什特别强调了鲁迅在《狂人日记》的创作过程中对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的借鉴。达姆罗什认为,果戈里在创作中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一个混乱、边缘的主题中塑造出一个现代俄国人形象”,而鲁迅的创作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正如果戈里的恐惧是俄国被排除在欧洲之外一样,鲁迅的恐惧是现代中国会被迂腐的过去所吞噬;沉重的经典遗产会吞噬掉过去,也吞噬掉现在”。8因此,在达姆罗什的解读中,《狂人日记》中的“吃人”具有了历史隐喻意义,即现代中国面临着被旧中国“吃掉”或“吞噬”的危机,而如何从“吃人”危机中拯救或建构出现代中国,成为了鲁迅小说的核心关怀之所在。不过,欧美文学资源参与现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并非新论,宋炳辉著《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即考察了近现代中国对东欧文学的译介,以表明外国文学(尤其是“弱小民族文学”或“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现代民族主体意识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9此外,鲁迅与欧洲文学之间的关联也早已被研究者注意。据王富仁的研究,早在1922年,周作人在《晨报副刊》连载的《自己的园地(八)》中就对《阿Q正传》与俄国、日本、波兰文学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讨论,是“第一次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论述鲁迅的小说”。101980年代早期有关“鲁迅与存在主义”的讨论进一步将鲁迅研究的视阈扩大。综合来看,达姆罗什试图在鲁迅与果戈里的比较研究中揭示欧洲文学对中国现代国族建构的参与,无论在鲁迅研究内部还是在整个现代文学研究范围内来看这一尝试的新意都稍显不足,他所倚重的“世界文学”理论论述与研究范式在这一问题上并未展现出应有的力道。

  在特定的“世界文学”理论体系之外,近年来围绕鲁迅与世界文学的研究,已有学者开辟出了新的道路,他们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求鲁迅在思想层面对世界文学的接受与转化。近十年来,鲁迅与俄苏文学的关系仍是学者们探究的重点。11孙郁著《鲁迅与俄国》围绕鲁迅的藏书、翻译、收藏、写作,对“鲁迅与俄国”这一问题展开了综合研究。其中,孙郁对鲁迅与果戈里、爱罗先珂、迦尔洵、阿尔志跋绥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俄国作家的关系逐个进行了考察,以探究这些俄国作家如何进入鲁迅的视野,并内化于鲁迅的思想。已往有关鲁迅与俄苏文学的研究多侧重后者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并多将讨论的重点置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形式、创作方法与思想主题等问题,却并没有从整体上把握鲁迅思想中的“俄国问题”。《鲁迅与俄国》则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侧重考察俄苏作家与文学所裹挟的思想与鲁迅思想的交融与交锋。12日本学者中井政喜在《鲁迅探索》中以鲁迅与《工人绥惠略夫》(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著)的“邂逅”为中心,阐释1920年前后鲁迅思想的变化及其发展的可能性。中井政喜认为,鲁迅与《工人绥惠略夫》的“邂逅”为鲁迅提供了对中国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展开反思的契机。13鲁迅通过翻译《工人绥惠略夫》认识到了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在现实面前的无力,而且往往造成改革者或革命者自身的痛苦。因而,要实现国民精神上的变革,就不能从过去鲁迅所抱持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出发,而应该从现实出发,“从现实本身重新汲取人道主义,并加以发展”。14然而,当时中国社会无望的现实又让鲁迅感到绝望,尤其是在写作《娜拉走后怎样》的1923年,鲁迅思想中绥惠略夫式的厌世个人主义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中井政喜认为,“身在绝望之中的这一年对于鲁迅来说也许是一种拯救。”15因为,1923年以后,鲁迅开始重新活跃起来。例如,从1924年开始,鲁迅成为了《语丝》的重要撰稿人;在1925年,鲁迅创办并主编了《莽原周刊》。鲁迅的文学活动表明他在重新审视现实之后,开始了“韧性的战斗”。16此外,中井政喜还考察了“1920年前后鲁迅的民众观与《工人绥惠略夫》”以及“《工人绥惠略夫》与《孤独者》”等相关问题。中井政喜围绕鲁迅与《工人绥惠略夫》的研究深入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是对异域文学资源在鲁迅思想中内化过程的探究,而且这一研究进一步开掘了鲁迅与俄国文学在思想层面上的联系。

  另外,在“鲁迅与俄国”这一问题之中,托洛茨基是不可忽视的关键性人物。围绕“鲁迅与托洛茨基”的研究,对于理解鲁迅后期的思想,尤其是认识他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另一位日本学者长堀祐造的著作《鲁迅与托洛茨基》以鲁迅对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的阅读与接受为中心,深入探究了鲁迅对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接受问题。长堀祐造认为,托洛茨基对鲁迅的意义,其核心在于同路人作家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同路人鲁迅”的观点。17长堀祐造指出,在1920年代后半段至1930年代初期,鲁迅并没有自认为“革命人”,而是在托洛茨基有关“同路人作家”的理论阐发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显然,“同路人鲁迅”的提出,意在对“革命人鲁迅”予以修正与校准,在日本鲁迅研究历程中自有其脉络可寻。自竹内好的“启蒙者鲁迅”与“文学者鲁迅”至丸山升的“革命人鲁迅”,再到长堀祐造提出的“同路人鲁迅”,日本学者对鲁迅的认知愈发完善精准,形成了独特的鲁迅研究传统。

  整体看来,孙郁、中井政喜、长堀祐造的研究并不着眼于宏大理论的提出和建构,而是从鲁迅思想中与欧洲(主要是俄国)文学的相关处入手,以详细的思想溯源和历史考证揭示了鲁迅与欧洲文学之间的关联。这对于中国左翼文学作家研究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在鲁迅之外,包括瞿秋白和茅盾在内诸多重要的左翼文艺理论家和作家都在翻译方面用力颇深,他们的左翼文艺思想的形成也明显受到了来自异域文学思想的影响,同时多有创发,可以与诸种援引的资源构成对话关系。18因而,既有必要在世界视野下对左翼作家驳杂的思想脉络予以考证和梳理,探寻其世界文学的思想资源;又需要将中国左翼作家置于世界文学格局之中,发掘他们与异域思想之间所发生的互动与共振。惟其如此,中国左翼文学本身具有的世界文学面向才能得以彰显,而世界文学的论述体系也会因中国左翼文学的“加盟”而愈加注入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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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中国大陆之外地区的左翼文学,特别是世界各地的“华语左翼文学”19也逐渐被研究者纳入研究视阈之中。近年来,已有研究者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史中发现并剥离出了“华语左翼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并尝试将这类左翼文学与中国大陆的左翼文学统而观之。

  在海外华语左翼文学研究领域,黄万华关注到了以1929年春至1930年夏的《叻报》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为代表的马来西亚华语左翼文学和以黄运基的《奔流》《狂潮》为代表的美国华文左翼文学。黄万华认为兴盛于1928-36年间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本来就是当时世界革命文学思潮的产物,因此,将同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左翼华文文学思潮纳入考察视野,会拓展和加深对左翼文学思潮的认识。20谢诗坚在其博士论文《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中,分别论述了革命文学、抗战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对马华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终结的长期影响。谢诗坚认为,中国革命文学与马华左翼文学的源头相同,都是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形成的毛泽东文艺思想逐渐成为中国革命文学与马华左翼文学共同的思想理论源泉。换言之,“中国革命文学一直是马华左翼文学的直接的思想资源。”21对中国革命文学与马华左翼文学的历史关联做整体研究,无疑是对中国左翼文学史叙述的有力延展与充实。

  香港学者陈国球指出,“香港的文化政治境况和地理位置,有利于各种思潮的流进流出。”22其中,左翼文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文坛占据了重要位置。在为《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评论卷一》所撰写的《导言》中,陈国球对20世纪30年代香港驳杂的文艺思潮进行了爬梳,并着重介绍了戴隐郎和李南桌两位左翼文艺理论家。戴隐郎出生于新加坡,先后成为马共和中共党员,并参加过抗日战争。1934年,戴隐郎在香港发表了《论象征主义诗歌》一文,以阶级观点批判象征主义诗歌的个人主义思想。相比之下,李南桌在《广现实主义》和《再广现实主义》等文章中对现实主义的思考显得更为深邃。陈国球认为,“李南桌从现代文学思潮最为主流的‘现实主义’出发,同是左翼思维方式,却能打开‘现实’的通道……李南桌以他宽广的胸怀和视野,在香港这个文化平台,把左翼文艺论述带到一个新高点。”23李南桌的“广现实主义”理论所针对的是抗战初期文艺界充斥的机械、教条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理论要求作家在创作中只能塑造非黑即白、非忠即奸、公式化、脸谱化的人物,且只有描写抗战烽火才被算作“抗战文艺”,对作家产生了严重的束缚。在李南桌的论述中,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美学风格和创作手法,更是一种认识论,即“广现实主义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从认识论本身出发、以全方位的‘现实’作为参照,来构建广现实主义理论基础的”。24因此,在创作过程中,“广现实主义”并不规定作家具体的创作方法,而强调作家发挥主体性,突出创作个性,乃至“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主义’”,而“现实包括一切”。25与抗战初期文艺界多机械地运用现实主义进行公式化创作相比,李南桌对“现实”、“现实主义”等概念的思考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开拓,有效解除了创作方法与内容对作家们的束缚。

  抗战后,香港迅速成为重要的左翼文艺阵地。林曼叔曾对郭沫若、茅盾、夏衍等左翼作家抵港后香港左翼文艺呈现的繁荣景象进行过描绘:“他们在港重整荒废已久的香港文坛,他们办学校,办报纸,办杂志,搞出版,香港文坛出现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夏衍主持《华商报》,茅盾等主编的《小说》和《野草》,司马文森、陈残云主编的《文艺生活》《大众文艺丛刊》,达德书院编的《海燕》等,还有陈实、华嘉等创办《人间书屋》,为香港文学史写下重要的一页,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重要的一页。也可以说,在当时,香港是除了延安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26因而,左翼文学成为1940年代香港文坛的主潮。林曼叔梳理了这段时期内香港文坛主要的文艺运动,包括“左翼文艺运动的展开及文艺统一战线建立”、“对‘反动文艺’的斗争”、“文艺大众化与方言文学的讨论”、“关于新诗创作的讨论”等,而这些运动无一例外都是左翼文艺运动。对此,林曼叔总结道:“四十年代的香港左翼文艺的理论建设,为中共政权落实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政策打下基础。”27陈国球和林曼叔对香港左翼文学与文论的整理和研究既凸显了香港作为一个独特文化空间的存在,又表明了香港左翼文学之于华语左翼文学的特殊意义。

  另外,徐秀慧对1925-37年间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特别是“文艺大众化”理论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日本的传播与实践进行了考察。其研究表明,在殖民语境之下,台湾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不仅要处理阶级问题,而且要兼顾民族主义的诉求,即面对日益被日本同化的台湾社会,民族文化倾覆的危机使他们在思考“文学大众化”课题与文学的阶级性问题的同时,不得不思考汉民族文化传承的困境,从而使得台湾的“文学大众化”论述在阶级性的考虑外,还带有汉民族意识的特殊性。28台湾特殊的殖民地情形使得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与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相结合,从而为世界左翼文学提供了独特的文学经验。正如徐秀慧所论,台湾的左翼文学作家“在阶级论述之外,提出了反思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而避免了用俄共、欧洲经验为中心的马列主义的准则来衡量东方境内的革命实践路径”29。

  长期以来,华语左翼文学研究多由各华语区域的在地学者进行,分属“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东南亚文学”等不同领域。而且,随着海外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华人文学等概念的提出与理论建构,华语左翼文学如何因应不同文化政治脉络促生的宏大文学史叙述,强调自身的左翼立场与传统,日渐成为一个棘手问题。如前所述,近十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在华语左翼文学研究领域用力颇深,并尝试与各华语地区的文学研究传统积极展开对话。不过,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对世界范围内的华语左翼文学的研究目前还多是星星点点的孤岛式研究,尚未与作为主体的关于现代中国左翼文学的研究形成有机整合,所以其面貌仍稍显支离破碎,有待提升与统筹。2013年5月,“现代中国的左翼国际主义”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按照会议主席李欧梵的阐述,“左翼国际主义”(Left Cosmopolitanism)主要侧重文学、艺术和文化,区别于以政治为主要关切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同时,现代中国的“左翼国际主义”既包括戴望舒、施蛰存等所谓“现代派”文人从法国引入的欧洲左翼文艺,也包括瞿秋白等中国留俄学生向国内译介的俄苏文艺理论。30与会学者从“左翼国际主义”的视角出发,对蒋光慈、田汉、瞿秋白等人的作品进行了新的解读,揭示了现代中国左翼文学的国际主义面向。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在世界视野内重新理解中国左翼文学具有引领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严格来说,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关系问题并非近年来才被学者所关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者列文森曾在《革命与世界主义》中论及中国左翼作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持续性地翻译、阐释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列文森指出,中国译者侧重“现实主义”、“人民”、“爱国主义”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以此为选译标准,哥尔多尼、菲尔丁、莎士比亚、莱辛、梅里美、雨果等作家的作品译介活动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持续到五六十年代,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世界主义脉络。31总而言之,中国左翼文学本身拥有的世界属性亟需得到更多的关注与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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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述梳理和总结可见,近十年来“世界视野”下的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首先,新的研究已经突破了既有学术框架,为中国左翼文学勘定了新的异域资源。通过对现代派作家,尤其是对戴望舒的翻译实践进行考察,邝可怡的研究强调了中国左翼文学发展中的欧洲左翼文艺这一重要思想资源。其次,围绕鲁迅与欧洲文学的关系所展开的研究,其关注的对象超越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涵盖范围,呈现出更加国际化的面貌。此外,将世界范围内,尤其是香港、台湾和马华文学中的华语左翼文学纳入中国左翼文学的研究视野中,也有效开拓了左翼文学研究的空间范围。

  然而,“世界视野”下的左翼文学研究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与困境。第一,上述对戴望舒和鲁迅的研究都属于个案研究,这也基本上代表了将“世界视野”引入中国左翼文学研究领域之后的主要实现方式。个案研究的重要性基于研究者所选取的研究对象的高度代表性。正如社会学研究者所指出的,“所谓代表性,指的是样本的一种属性,即样本能够再现总体的属性和结构的程度。所以,样本的代表性高,把对样本的研究结论推论到总体的可靠性程度就高;样本的代表性低,把对样本的研究结论推论到总体的可靠性程度就低。”32如果说以戴望舒作为中国现代派作家的代表具有较为充分的理由,那么以鲁迅作为左翼作家群体的代表就值得仔细推敲,即鲁迅的特殊性决定了鲁迅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许不能被简单地推广到其他左翼文学研究领域。

  第二,“世界文学”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所指向或规定的“世界”概念与左翼文学本身所具有的“世界视野”并不完全一致。如前所述,中国左翼文学是作为1920-40年代世界左翼文艺思潮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左翼文学的世界视野有其具体的历史意涵。质言之,左翼的“世界视野”在具有“世界文学”的异质性、多元性与包容性等品格之外,尤其强调其阶级性的面向。以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交往来看,无产阶级属性是双方互动的政治基础。例如,在《世界各国作家对中国焚书坑儒的抗议信》中,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44位作家的联署签名,包括法国作家巴比赛,苏联作家高尔基、绥拉菲摩维支、肖洛霍夫、A.托尔斯泰等人,这些作家绝大多数都是无产阶级作家。该抗议书主要针对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左翼文学作家及相关活动的镇压,尤其针对“左联五烈士”一案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严厉批判和严正抗议。由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发出的《文总致全世界著作家的信》表示,“越过重重的海洋,越过一切民族的界限,在全人类广大的解放运动中,我们要求和你们更紧紧地握手!”33这充分表明左翼文学和左翼作家理解中的“世界”概念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历史规定性。此外,在组织层面上,中国“左联”之所以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发生关系,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组织,而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则受命于第三国际的领导。当时,参加“左联”,形同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34因而,左翼文学自身规定的“世界视野”与自18世纪以来欧洲源自施勒策尔、维兰德、歌德等人且与民族文学颇有渊源的“世界文学”所指向的“世界视野”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不能被等而视之。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强调阶级性的左翼文学所想象的“世界视野”、“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是相对立的。这种差异性是研究者在引入“世界视野”或挪用“世界文学”理论话语时所需要特别予以注意的。

  另外,无论是从中国左翼文学走向世界左翼思潮,还是从世界左翼思潮回望中国左翼文学,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都要求研究者对二者间的关系进行明确定义和阐释。因而,世界与中国、西方与东方、中心与边缘等一系列看似老生常谈却又实则悬而未决的问题便接踵而至,需要小心应对。实质上,无论是面对何种“世界”的定义,对于中国左翼文学研究而言,关键要立足于中国左翼文学的历史主体性。换言之,在“世界视野”下,从不同角度切入中国左翼文学研究的目的并非仅在于求大求新求异,而在于希望描绘出中国左翼文学更为复杂的历史图景,并界定其在世界左翼文艺浪潮中应有的历史位置,从而提炼与锻造出宝贵的文学资源与历史经验。

  把“世界视野”引入中国左翼文学研究,是对左翼文学研究视野的开拓,也促使研究者对既有研究方法和范式进行更新。同时,这也是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历史特殊性的积极回应。显而易见,研究方法和范式的形成与有效性必须通过长期大量的研究实践,特别是高水平研究成果来验证。就此来说,“世界视野”下的左翼文学研究还远未成熟,仍需研究者不断探索和完善。

  1   关于“左翼文学”的基本内涵,本文借鉴张大明对“广义左翼文学”的理解框架,即“广义的左翼文学”包含革命文学、普罗文学、狭义左翼文学三个发展阶段。所谓“狭义左翼文学”具体的起始时间是另一颇具争议的问题。张大明将狭义的左翼文学的起始时间确定为1929年秋至1932年底。其他学者则持不同看法,如桑逢康、黄淳浩均认为,左翼文学的文学史分期应以“左联”的成立与解散为主要标志。参见张大明:《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此外,程凯认为应将1920年代以鼓动革命为目的的文学言论称为“革命文学”,将三四十年代以对抗资产阶级政权、宣扬无产阶级革命或其他革命理念为特征的文学实践称为“左翼文学”,尤以“左联”为其代表。参见程凯:《寻找“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历史规定性》,《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综合上述观点,本文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左翼文学发展的主要阶段,并且把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和普罗文学也纳入左翼文学的范围。

  2  邝可怡:《黑暗的明灯——中国现代派与欧洲左翼文艺》,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第iv页。

  3  同上,第14-15页。

  4  邝可怡:《黑暗的明灯——中国现代派与欧洲左翼文艺》,第34-35页。

  5  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79-180页。

  6  近年来,法国左翼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也日益受到关注,为从“世界视野”认识中国左翼文学和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方面,研究者对马尔罗的小说《征服者》《人类的状况》与蒋光慈、茅盾等创作的革命文学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另一方面重点关注了马尔罗笔下的中国革命对于欧洲乃至全人类的重要意义。刘海清认为,“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相近题材的作品关注的是中国红色革命理想的实现,而马尔罗的起点则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他坚持在文学作品虚构的形式中实现一种克服人类自身命运的宏伟企图”。参见刘海清:《论马尔罗笔下的东方世界》,《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5期。

  7  据方维规的研究,“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发源于18世纪的德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欧美文学理论界讨论的焦点话题。“世界文学”理论浪潮的兴起和发展,最初是为了应对比较文学研究中所难以摆脱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重理论、轻文本”等弊病。随着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不断深入,涌现出了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reti)、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等一批研究者,出版了诸多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Franco Morreti, Distant Reading, London: Verso, 2013; Pascale Casanova,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Malcolm DeBevoise, tr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参见方维规:《何谓世界文学》,《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

  8[美]大卫·达姆罗什:《世界文学与国族建构》,郭文瑞译,方维规主编:《思想与方法——地方性与普适性之间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页。

  9  参见宋炳辉:《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东欧文学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10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11  鲁迅与德语文学的关系也受到研究者重视。熊鹰对鲁迅的德语藏书进行了考察,指出德国学者谢来尔的《文学通史》和瑞克阑姆出版社(鲁迅称之为“莱克朗氏”)的“万有文库”对鲁迅的影响尤为显著。其中,瑞克阑姆出版社的“万有文库”以德语翻译出版了大量北欧及俄国文学作品,这成为了鲁迅了解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渠道,同时也对鲁迅的“弱小民族”文学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见熊鹰:《鲁迅德文藏书中的“世界文学”空间》,《文艺研究》,2017年第5期。

  12  参见孙郁:《鲁迅与俄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13  [日]中井政喜:《鲁迅探索》,卢茂君、郑民钦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第50页。

  14  同上,第62页

  15  同上,第65页。

  16  同上,第79页。“韧性的战斗”源自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说:“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71页)于是,面对“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的中国群众,鲁迅从培养文学青年等方面入手,以对抗令人束手无策乃至绝望的现实。

  17  [日]长堀祐造:《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王俊文译,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76页。

  18  相关研究可参见张历君:《现代君主与有机知识分子——论瞿秋白、葛兰西与“领袖权”理论的形成》,《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19  此处所用“华语左翼文学”仅作为一种描述性概念使用,泛指中国大陆以外用中文写作的左翼文学。

  20  黄万华:《左翼文学思潮和世界华语文学》,《文史哲》,2007年第2期。

  21  谢诗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4页。

  22  陈国球:《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评论卷一》,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第54页。

  23  陈国球:《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评论卷一》,第59页。

  24  皮友来:《广现实主义:对现实特质的一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4期。

  25  李南桌:《广现实主义》,《李南桌文艺论文集》,生活书店,1939年,第4页。

  26  林曼叔:《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评论卷二》,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第44-45页。

  27同上,第66页。

  28  徐秀慧:《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旅行(1925-1937)——以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文艺大众化”的论述为例》,《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2期。

  29  同上。

  30  李欧梵有关“左翼国际主义”的论述,可参见李欧梵:《三十年代中西文坛的“左翼”国际主义》,《关东学刊》,2018年第3期。

  31  Joseph R. Levenson, 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p.10-18.

  32  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33  转引自孔海珠:《“文总”与左翼文化运动》,世纪出版集团,2016年,第198页。

  34   参见孔海珠:《中国左翼文学的产生是一种国际现象》,《学术研究》,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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