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猪头事件
从大门口走进来的那个人，是党支部书记高大泉。在这样新春佳节的日子口，这个极受群众爱戴的带头人，回到大伙儿中间，立刻给热闹的场所增加了喜悦的气氛。这些肚子吃得饱、身上穿得暖的人们，把他围住，亲切地间这问那。有的人，高兴得不知道跟他说点什么才好了：
“支书，在训练班上净吃好的了吧？你可胖多啦！”
“瞎扯，我看他比走的时候瘦了。一天到晚坐在那儿啃书本子，比干活可累人。”
“人家爱动脑筋的人，跟咱们可不一样。人家看书写字儿，比喝酒吃蜜还要香甜。”
“都拉倒吧，见了面，不问支书带来啥任务，光论吃喝，你们是馋的呀？”
“哈哈哈……”
高大泉含笑地望着这一张张亲切的脸孔，用简短的话回答他们的问候；不大一会儿的时间里，心里边把那件要紧的事翻腾了几个来回。在训练班的后半段，他怀上了改造大草甸子土壤那个新的理想，总盼快一点毕业，赶回芳草地。毕业典礼一开完，他恨不能一步迈到芳草地。为啥呢？为了早点儿把自己的理想告诉如今围着他的这些人，把自己的理想，变成他们的理想，把自己的计划变成众人的计划，再变成众人的实际行动。他以往的几次出门，都是带着一种追求离开芳草地，又怀着新的理想返回芳草地，都是跟大伙儿一见面就谈心事、论打算；谈论完了，大伙儿就都像他一样，怀上了新的理想，立刻就成计划，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而这一次，他的归来，所怀上的新理想，比任何一次都强有力地燃烧着他的心，都使他忍不住地要向众人诉说、宣传，以便马上行动起来，大干一场。因为改造大草甸子的土壤，比挖一条泄水渠，比修一道引水闸门，那意义可重大得多。如果这一次的举动搞成功，不仅会给全村，也会影响整个大草甸子，给半个县带来根本性的大变化。而且，这件改造土壤的工程也是艰巨的，需要投放最大的财力和人力。因此，需要有更多的人们具有最大的勇气和热情。这就越发使他急不可待地要把自己的心事和打算，告诉众人，听听他们的反映，一块拿拿主意。可是，回到村里，不一会儿的工夫，他连续的遇到几件事情，已经让他敏感地认识到，芳草地的政治气氛和社员们的思想状况，有了新的变化；那个新理想所需要的最大的勇气和热情，很可能要多费些气力，才会调动起来。他得慎重一些，通过这个猪头事件，把变化了的情况和底细，进一步摸清了以后，再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他的理想，组织群众力量。他想到这些，就一边跟大伙儿闲谈，一边走到杀猪案子跟前。（大泉有政治家的胸怀了。）
朱铁汉跟在高大泉的身边，看着高大泉那张冻得发红的脸孔，乐得他抿不上嘴。高大泉一回来，他的肩膀头立刻就感到轻松许多。他得赶快给高大泉汇报，实际上是移交“抓全盘工作的领导权”。要汇报的事儿，很多很多，一定都能够让高大泉听了高兴。他想，等高大泉到杀猪案子那儿看一眼，跟社员们都打过招呼，再一块儿到办公室去；捅欢了煤火炉，泡一壶浓茶，面对面坐下，亲亲热热地聊个够！
高二林和周永振两个人，使劲儿摁着挣扎蹬腿、拚命乱叫的“花脖儿”，笑呵呵地迎着走过来的高大泉。
高大泉问他俩：“一共杀几口了？” 朱铁汉替他们回答：“刚四口，差多着哪。”
高大泉又问：“圈里还有几口？” 朱铁汉又替他们回答：“够膘的都逮起来了。”
高大泉指指案子上的“花脖儿”： “这个不大够膘吧？”
朱铁汉说：“凑一口是一口。顶个数呗。”
高大泉又对高二林和周永振说：“不要硬凑数目嘛，快把它放开吧。”
朱铁汉说：“放开它，又少了一口，更不够啦！ ”
高大泉看看拴绑着蹄腿、躺在地下的那些肥猪，说：“究竟够不够，咱们再盘算盘算。二林、永振，你俩把这几口猪也撒开。”朱铁汉着急了：“为啥都撒开呀？” 高大泉说：“今天先杀四口，收拾利索，把肉分下去。还要杀多少，咱们研究一下，明天再说。”
朱铁汉刚要说什么，忽见刘万在牲口棚那边正卸牛车，就冲他喊：“刘万，你买来几个猪头？” 刘万装作没听见，只顾卸他的大花牛。
朱铁汉又大声喊：“刘万，我问你买回来几个猪头！听见没有？”
高大泉扯扯朱铁汉的袄袖：“走吧，到屋里我跟你说几句重要话。”无论朱铁汉怎样莫明其妙，他也不管，一直把朱铁汉拉进饲养员刘祥住的那间小屋里去了。
围在这儿看热闹等猪头的人，见此光景都挺奇怪。有的人估计，高大泉可能从县里带回什么新的工作精神，急着要跟村长商议，所以顾不上杀猪分肉的事儿了。大多数人却认为，他们商量的事情一定跟杀猪的事情有关系；要不然，杀猪分肉又不占他们的手，何必让二林和永振把好不容易逮住的猪又抖落开绳子放掉呢？
大个子刘祥手指捏着小烟袋，举着，脸上带几分趁心的神态，猜测说：“大泉准是嫌这猪杀多了。我早这么说，他不听呀！”周永振摇摇头：“不会。咱支书才不是那种算小帐的人哪。”“啥是小帐，啥是大帐？我一瓢一瓢地喂了大半年，你们这么一闹腾，几个圈全空了。”
“嘿，您这人真怪！咱这儿不是动物园，喂猪就是为杀肉吃的。至于把你心疼成这一个样子吗？”
“不是动物园，也不是屠宰场！ 一个不剩，连窝端，不够膘的也杀。真叫人扫兴！”
高二林见刘祥说这句话的时候挺动心，就宽慰他：“大叔，您别嫌圈里空。等过了节，我到天门、春水赶俩集，就给您拉一车小猪崽来。保险够您喂的。”
刘祥不再说什么，蹲下身，动手给小花脖解绳子松绑。人们这样谈论着，瞅着高二林和周永振也帮着刘祥撒猪，又都不约而同地留住步子没散开。他们都在等候着两个领导干部，想听听消息，也想等把杀了的猪收拾好，顺便把猪头、下水或是猪肉提回家里去，免得落空，也可以少跑一趟腿。反正是休日，在哪儿不是呆着呢！
这当儿，高大泉和朱铁汉已经坐在土炕沿上争论起来。“四十多户人家，吃得了那么多的肉吗？” “大春节，一家分个十斤八斤的，还算多？” “你算算帐看：加上赵玉娥新生的那个丫头，咱社总共二百零八口人。你要杀十五口猪，平均一口出一百四十斤肉的话，就是两千一百多斤，这哪是一家分十斤八斤的肉，一个人摊十斤还多。我们六口人，就得割七十斤肉。这么多的肉，我说同志，你让我咋吃？
“杀少了，猪头下水更不够啦。”
“啥叫够，啥叫不够，这得看怎么一个算法…… ”
“这还不好算。这两天光找到我门上订猪头下水的，就超过了三十户。”
“你给我举个例子，哪一户，要是没有猪头吃的话，这个春节就过不去呢？”
“咱们不是要显示优越性儿嘛！”
“噢，集体化的优越性就表现吃猪头上边？外边的人来参观学习，不看我们抗拒天灾人祸的力量，不看我们改天换地的精神，专门跑这儿来看看先进社的社员是怎么吃猪头的？” “我是想给大伙儿鼓鼓劲儿，今年好好干哪！”
“照你这说法，吃猪头就有劲儿，就好好干；不吃猪头就没劲儿，就不好好干？对不对呀？要是真的这样，我若咱们社的问题大了，任意儿下去，非垮台不可！” （以前觉得是小题大做，现在理解了。）
“芝麻粒大的小事儿，你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 （好像看到了铁汉那直率的样子）
“针鼻大的窟窿斗大的风，日久天长就要变，屋子里的热气就要变成冷冰冰的气；何况像你如今这样，不是扎一个针鼻大的窟窿，而是支窗户摘门地大开放呀！ 这种风气发展下去，还能搞社会主义吗？” “我看没有这么严重。”
“不，很严重。这几年，我们连续打胜仗，有的人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乱了是非，脑瓜里不长青苗长了草。你是领导，对这些歪的邪的不制止，还摇旗呐喊带着干。不严重？”
朱铁汉跳起来了：“我的大支书，你可真行！你大撒巴掌跑出去一个多月，知道我的日子是咋过的？我像走钢丝绳一样干工作。一夜只睡三四个钟头，做梦都喊小心，别出漏子…… 我还冲昏了头脑？我还乱了是非、长了草？你在训练班上的暖屋子里休息好了，有精神气了，进门就打我闷棍子来了？你随便地乱扣帽子，有调查研究吗？”（俩人的关系太近了，能够这么说话。但往往就是从这样的话语开始，俩人会慢慢产生隔阂。好在这二人之间还没有。）
高大泉说：“你不用急，我现在就跟你调查调查—— 咱们的粪送出多少去了？”
朱铁汉当是高大泉被他一吵吵，要转题目，就抓住不放地说：“你得先把我是不是昏了头脑，是不是乱了是非，全都讲清楚，咱们再说别的。”
“我就是要跟你讲清楚这个，你报个数，到底送出多少粪？” “没开春，送什么粪呀！”
“为什么不在腊月里，把粪送出去呢？” “早送晚送，误不了播种就行了。”
“我给你写信，说得明明白白，争取春播前改造一些土壤。要是腊月里把粪送完，我们就可以抽人抽牲口集中力量干那件大事情。可是你一点没干，这是不是昏了头脑？你说呀！”朱铁汉被问 得眨巴眨巴眼睛，接着又使劲儿摇摇头：“冰天雪地的往地里送冻粪，可不是个容易事儿！”
高大泉不放松地叮问他：“你摆摆困难，咋个不容易法？没有人力，还是没有车力、畜力？你让劳力坐着大车逛天门镇，叼着烟袋挤到饲养场等着猪头下水…… ”
“不是放假了嘛！”
“谁规定的这么早放假，又放这么长的假？” “唉，说你不了解情况，你偏不服气！一进冬天，出工的人少了，过了腊八，根本没有几个了，我们一商量，还不如来个名正言顺地放假哪！”
高大泉听到这句话。不由得在心里打个沉，赶紧叮问：“这么严重？人们为啥不出工了？” “过冬闲，坐热炕头，老习惯呗！”
“不对吧？一九五二年刚刚搞起农业社，咋没有这个老习惯啦？那年冬天，突击积肥的运动搞得多欢。一九五三年冬天最冷，咋没有这个老习惯？那年冬天，修整泄水渠，人们搞得多冲。彩霞河上的引水闸门，不是一九五四年还没开春就动手干的？怎么偏偏临到一九五五年。就怕冷了？就恢复老习惯了？就没有几个人出工干活了？铁汉。咱们得坐下来，好好分析分析这个新动向啦！”
朱铁汉不加思索地说：“不能这么比。如今的社员，不是不愁吃穿了嘛。”
高大泉拍一下手说：“对。你这个看法有点道理，对我有启发。生产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过舒服日子的心抬头了，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松下来厂。你说严重不严重？”
朱铁汉说：“这个你不用愁。到了农忙的时候，我一吆喝，都得下地干活计。”
高大泉摇一下头：“不。你越这样说，我越发愁了。眼下还得靠种庄稼分粮、分钱，他们当然得干活计。我们当领导的，得琢磨琢磨，社员们是自觉地干，还是被迫地干？是全心全意地干，还是半心半意地干？这里边的分别可是带着点儿根本性的大问题呀！铁汉，你要知道，咱们农业社，如今还只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不要说离着共产主义的大目标，还差十万八千里，就是离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还差着一大截儿。要是照着眼前这个样子滑溜下去，芳草地可咋前进？我这回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懂得一点儿发展生产力和完善所有制改造的规律和关系，心膛里亮了好多。头一条，社会主义一定能成功。这个咱们谁也不用犯嘀咕。还有个第二条，就是这个成功不是等着信马由疆、自自然然地到门口。得按着规律，主动进攻。眼下咱芳草地发生的情况，更实实在在地告诉咱们，光等着，不进攻。不光不能前进，还得倒退。拿干集体事的劲头来说，比乍动手那两年，是迈步了，还是收腿了？肯定是收腿了。依着我看，出了这种弯曲，不能怨社员群众，得从咱们领导班子里边找原因。根子全在领导身上…… ”朱铁汉一摆手打断他的话，绷起脸皮说：“你不在家，老周忠病着，我是抓总的，罪过全是我的了，对不对？” 高大泉说：“不能把错误全都推到你身上。可是，你也得吃药，因为你也长了毛病。”
朱铁汉一听，便起脖子，随后就故意刺人地说：“你没白到训练班学习一场，水平高了，能相面，光这么看一眼，就瞧出我长了毛病。”
高大泉说：“我是和你谈心，可不是找你斗气玩。”朱铁汉说：“你是专门回来寻找我碴儿，挑我的毛病！” 高大泉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条子，举到朱铁汉眼前：“你有啥毛病，你自己都交待了，还用我相面，还用我来挑吗？告诉你，除了猪头事件，我还没收了你的香烟，缴获了你的鞭炮－－一你没上训练班，从哪儿学来这一套阔少爷作派？”
朱铁汉朝纸条子扫一眼，认出是他刚才给秦文吉开的那一张，就分辩说：“这么一丁点事儿，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芳草地就倒退了？你也太能吓唬人了！社员们辛辛苦苦地干了一年，春节了，当领导的，不该想法子让他们过得痛快痛快呀！” 高大泉提高了声音：“好一个痛快痛快！把应当上交国家的肥猪，全杀了分着吃，自己痛快痛快。把给集体造肥的，还不够膘的猪，也杀掉，自己痛快痛快。人家新社都憋足了劲，过革命化的春节，准备春耕；咱们扔下生产劳动，放假十天，痛快痛快。不光放任社员利用假日请客送礼、拉拉扯扯，社里还要开支公益金买纸烟糖块，村公所还要大放鞭炮，也是痛快痛快。同志，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样干，是啥思想痛快了？啥思想不痛快了？你要知道，嘴里冒冒烟，耳朵听听响，这一下子，集体的一辆大车钱可就没有了。”（此一时彼一时，高大泉是为了众人的长远利益。和现在有些人的做法形式上相似，本质上不同。大泉不是为了整群众。）
朱铁汉听着听着，觉着许多事儿凑一堆一看，似乎是有点不对劲儿，也有点不好意思了；听到“一辆大车钱”这句，又有点别扭，就钻了个小空子说：“你别夸大其辞了。纸烟、鞭炮能花几个钱，一辆大车要多少钱，这不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事儿吗！”
高大泉说：“你是昏了。我找个明白人给你算算帐。”他说着，抽身站起，一撩门帘，冲着院子里的刘祥喊：“大叔，您来一下。”刘祥一边进屋，一边察看两个人的气色。他立刻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试探地问：“大泉，你是不是觉着猪杀多了？” 高大泉说：“杀猪多少，不是大事；最可怕的，是那种传染病，闹得太厉害。”
刘祥没听清：“什么传染病？” 高大泉一字一句地说：“就是摆阔气、图享受、对搞社会主义松了劲的思想作风病！”
刘祥打个沉，又朝撅嘴鼓腮的朱铁汉看一眼，这才冲着高大泉点点头说：“不错，这个传染病有，连我家小春禧都沾上了点儿 。前天，她妈觉着过节了，得干净一点儿，就把土改分的那件花棉袄给她改了改，套在褂子里边穿，挺好的。她就是不要，说老气，难看。瞧瞧，她多不知道天高地厚！”
高大泉说：“是这么回事儿。在县里学习，一天中午我到街上遇弯儿，碰见咱社的两个青年，专门跑到县城去做衣服。我说，天门镇有缝纫社，离村近，何必跑这么远。他们说，县里做的衣裳样式时兴，好看。过两天，又碰上一个，专门请假，是到县里安装耳机子的。我越琢磨越不对味儿。可是，当时还没有看得太严重。今个回来，听说社里刮起大买猪头风，才觉着严重。一进村，又碰上要专程到天门买纸烟、鞭炮的小山和文吉。说实话，我害怕了。”
刘祥说：“那几天，我瞧见那么多的人围着铁汉吵吵怎么过节，怎么过得红火，都给他开单子，我就从心里别扭。咱们刚刚够着碗边儿，哪经得住这么折腾呀！ 今年分配决算一完，想过舒坦日子的人多了，想苦干社里事儿的人少了。邓三奶奶跟我磨叨了好几回。铁汉呀，不是我说你，在这些事情上，你的耳朵太软了。” 高大泉接茬说：“可是我刚才往他耳朵里刮七级大风，他都不活动一点儿。那耳朵，硬得很。对啦，我请您来帮他算一笔帐，买一辆车，要花多少钱？” 刘祥说：“那得分什么车啦。”
高大泉说：“就拿咱东方红农业社的那辆家底子车当例子，您给他算一算吧。”
“哪一辆？从滚刀肉手里买的那辆？” “对，那辆多少钱？” “不是一百斤小米子吗？” “您看这个条子，买这么多鞭炮，再加上五条纸烟、十斤糖块，合多少钱呢？” 刘祥眨着眼，掐起手指头盘算起来：“一斤好小米一毛五分，十斤一块五，一百斤十五块，…… 哎呀，连烟带糖，外加鞭炮，一百斤小米子的钱可买不来！”他吃惊地说到这儿，忽然明白，指点着朱铁汉说：“你呀，你呀，你是掌着咱这个大家产的大权的人，怎么能信着他们的意儿干这个傻事呢？” 其实，高大泉一提到“东方红农业社的那辆家底子车”，朱铁汉就听明白了。他的心里猛然一惊，好像一坑平静的水，突然投进一块大砖头，一下子就翻动起来。那是一个多么深刻的记忆，朱铁汉怎么能忘掉呢？仅仅是两三年前，就是面前这个党支部书记，为了买半辆老式的旧车，作了多大的难，吃了多大的苦？就是面前这个饲养员，为了帮农业社一把，咬着牙要出卖房基地！ 为了买那半辆车，想凑一百斤小米子，十几条硬汉子，都急得团团转，最后不得不把往肚子里填的口粮均出来；车买上了，男女老少，却勒着裤带过了好几个月苦日子！不易，真不易呀！千难万难，又是千幸万幸，总算从那个难关里闯过来了。如今，社里的粮仓满着，社员的粮囤满着，一半人家在银行里都有了存折，没有存折的主儿，手里也有富余钱。穷苦人，好不容易地熬到了这一步，还不该吃得好点儿。穿得好点儿，玩得痛快点儿吗？说这种想头就是病，就是传染病，朱铁汉总有点想不通。当然，杀那么多的猪，把交国家的任务往后推了，把给社里多积肥的事忘掉了，这不对，纸烟、鞭炮，也不是非买不可，节约下来，也是对的。但是，支书把弦儿定得那么高，未免有些小题大作了吧？朱铁汉这个人，心里有事脸上挂幌子。他对高大泉的批评，在肚子里转了这么几个圈儿，气消了，脸色也缓和了。（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能丢，现在提倡超前消费，不论对主观世界，还是对客观世界都不是一件好事。都是在透支将来，贻害子孙。）
高大泉了解他，从他的表情，看出他对做错的事情己经能够正视，就进一步开导他说：“铁汉哪，关心社员的生活，这是咱们当干部的本分，一时一刻不能忘到脖子后边，一辈子也不能忘到脖子后边。可是，这个关心，咱得关心在点子上 。条件允许做到啥地步，就做到啥地步，不能出圈子、跳格儿。特别不能顺着一些人的心思办事儿。个人的要求，那是个没底儿的洞，谁也填不满。一个农民，入了社，思想就变成干干净净的社会主义的了？不见得。包括咱俩在内，要想真正地抖落掉身上的农民意识，不知道得在砧子上再锤打多少遍哪。我们要生着法儿给社员打防疫针，也得不怕疼，先给自己打防疫针，不闹病，不闹传染病，一心一意地朝正道上拉着社会主义的大车，不停气地往前奔。”（这样的觉悟和干劲，被人说成“穷过度”、“瞎折腾”，天理何在！）
朱铁汉抽身站起，爽快地说：“你不用再往下讲，我明白了。咱们猪不杀了，纸烟、糖块，还有鞭炮，都不买了。还不行吗？” 刘祥满意地说、“早该这样。四口猪的肉，也足够用。猪头、下水，谁家急用，社委会讨论一定，得了。这多干脆！”（现实生活中，正副职之间要想做成这样，其实很难。） 高大泉笑着说：“刘祥大叔，你别上当，他并没有真明白。”朱铁汉朝他翻白眼：“咋样才算真明白？戴上纸帽子，拉上我游两趟街，你才满意呀？” 高大泉说：“拉你游八趟街，也不顶用。不是我小瞧你。说实在的，连我自己，对眼跟前发生着的问题，也只是刚看到一点小苗子，刚闻到一点味儿；它到底是个啥问题，多深？多浅？多严重？根子在什么地方？用啥药才能治好？题目一大堆，道理一大串。咱们得再认真地看看、仔细地闻闻。”
“哎哟，你还能抓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来呀？” “不会。这种毛病，要是撒开巴掌让它长，像彩霞河决了口子也不堵，也许比一个反革命集团更害人、更可怕。（人的私心是无底洞，本书到这部主要矛盾在于思想斗争）你别不出好气儿。我不逼你立刻就一通百通。只要求你提高警惕性，自己堵漏洞，也用心察看四周的动静。咱们好一块儿研究对策。把大伙的劲头扭到搞社会主义的正道上，好好地大干一场。前进一步。”就在这时候，保管员玉环，带着正在家里度寒假的巧桂和春禧走进来。
玉环一迈门槛儿就说：“村长，他们的腰鼓队，初一参加大团拜，跟我来领腰鼓和鼓槌。”
朱铁汉正没好气儿，就眼皮也没抬地回答她说：“她们领啥，你就给她们吧。这事儿也找我？”
春禧插言说：“那鼓槌上的绸穗子都褪了色，难看极了。”巧桂也帮着说：“大伙儿说得换新的，说你答应给买。”朱铁汉瞪起眼珠子，吼地喊了一声：“你们都全得传染病啦？”
三个姑娘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话弄得不知啥馅儿，互相看一眼。
玉环有点不高兴地对朱铁汉说：“你就点个头，或是摇个头，给不给他们买吧？”
“不买！” “初一还演不演呢？” “不演！”
三个姑娘又互相看看，全都撅起嘴巴。
春禧不怕朱铁汉，冲着他说：“我们怎么你了？你干吗跟我们耍态度呀？”
朱铁汉说：“我得了大传染病！”
玉环赶忙推着两个伙伴要往外走。
高大泉忍住笑，叫住她们问：“等到初一，你们的腰鼓队真不演出了？” 巧桂也显得很恼火地说：“村长不让演，就不演呗！” 高大泉又问：“群众要求你们演呢？”
春禧脸朝着朱铁汉回答：“那就让群众找他。把他拉出来，在会场上扭一个！”
两个伙伴“嗤”的一声笑了。
高大泉接着自己的话茬说：“能不能想个别的办法？本着东方红农业社的老传统，想个最好的办法，这样，既能保证演出，又不用买绸子浪费钱。”
玉环想了一下说：“那就不要穗子。”
巧桂说：“不要穗子，光秃秃的两根棍，那叫啥呢？” 高大泉说：“对。穗子还得要。”
春禧眨了眨眼说：“我猜着了，支书的意思，从各家去借。对吧？” -
玉环说：“瞎掰。谁家有现成的绸条子呀？'
高大泉说：“私人手里肯定没有这种东西。我的意思，也不是让你们去借。我想了个东方红社老传统式的主意，你们去试试看—— 能不能买一袋红颜料，把旧绸穗子煮一煮，染一染呢？” 玉环先叫好了：“这个办法行，反正旧绸穗并没有坏。一染，准像新的一样。”
刘祥也插了一句：“煮的时候，放几个盐粒儿，一定挺鲜艳。”三个姑娘马上要去试验。
高大泉又叫住了她们：“要是试验成功了，你们总结一下经验，写一篇感想稿，广播广播。咱们都得在心坎上死记住一条：过个人的日子要勤俭，过农业社的集体日子更要勤俭。增产跟节约配上对儿，才是搞社会主义的作风，才是光彩的、好看的。咱们得永远发扬这个作风，才能搞好社会主义的事业。铁汉，你说这样对不对？”（抓住时机，见缝插针。要正其路，先正其心） 朱铁汉没有回答，一撩门帘走出屋。
春禧挺奇怪地间高大泉：“大泉哥，村长到底犯啥毛病了？” 刘祥笑着替高大泉回答：“你个小孩子家，别乱插嘴。常让大泉哥给你们打打防疫针，就传染不着你们啦。”
这时候，从大院外的广播台上，传来朱铁汉的声音：“东方红的社员同志们，马上到饲养场领过节的猪肉，每口人平均二斤，只能少要，不能多要。快着点呀！”
高大泉静静地听着，沉思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又到了一个新阶段，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与天奋斗，与天奋斗，与人奋斗，并非只是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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