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想对策
广播的声音停了好久，还不见朱铁汉转回来，高大泉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他很重视这个“猪头事件”。特别是因为这个事件，引起来的一连串新矛盾的苗头，把他的思绪打乱了。从训练班回来的路上，他想好了一个开展工作的计划；春节前，把支委会、党团员会、干部会，还有社员群众会，一个接一个地全开完，抓住改造土壤，作为眼下的中心任务，让大伙畅畅快快地讨论讨论，再把具体的做法，一项一项地安排妥当；春节一过，就来个大突击，热热闹闹地干一场。现在看来，他发觉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改造土壤这件大事情，要靠人来做。那么，他身边这些人，如今都在琢磨什么？追求什么？都在干什么呢？邓久宽那副凶狠狠的样子，那字字带着刺儿的话，总是在他的眼前晃荡。总是在他的耳朵里嗡嗡作响。他心里不停地猜测着：邓久宽这一通表现，是偶尔地发发脾气呢，还是已经形成了一种扎了根儿的错误思想，不由自主地流露呢？邓久宽这样的人，这样的思想，是个别的人，还是有了几个呢，或者已经很普遍了呢？东方红农业社出现了这种人，这种思想，从根子上说，又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一切一切，他必须很快地弄清楚。（大泉的思维才是精英的思维，人真是有天分的，不服不行。）
他磕打了烟锅里没有抽透的烟末子，从上炕沿上抬起身。他要马上找老周忠去。老周忠一直在家里呆着，虽然不能经常出屋活动，但是耳目灵通；对村子里，特别是农业社里的状态，会有独到的看法和想法。
当高大泉拉开那个独扇的门子，正巧碰见朱铁汉急冲冲地转回来，就说：“走吧。咱们一块儿到周忠大伯家去，好好地摆一摆，说道说道。”
朱铁汉说：“我这会儿顾不上串门儿，…… ”
高大泉说：“商量眼前的大事儿，怎么是串门儿呢？” 朱铁汉说：“啥是大事儿？你当是只有一个邓久宽发了脾气？好几个人都嘟嘟囔囔地不高兴。得赶快给没分到猪头的人道道歉…… ”
“谁去道歉？” “谁让我嘴巴一张许下愿。我去呗！”
“你去了，这个歉咋道呢？” “就说，这一程子我的头脑发了热，光想改善社员生活，没有多想领导生产；支书批评得对，我错了。请原谅吧…… ”高大泉噗哧一声笑了。
“你笑啥？有错认错，干干脆脆！”
“同志，你这不是不认错。”
“是什么？” “是蘸着浆糊擦浆糊，糊糊涂涂地乱抹一气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你这话，我可不明白了。”（铁汉有点急了）
“说实在的，到这会儿，我也没有完全弄明白。咱们一块摸摸再说吧。等摸了底儿，对症下药，再认你的错也不迟。”朱铁汉犹豫地说：“不赶快说开，要影响干群团结的。”高大泉看朱铁汉一眼，带着嘲笑的口气说：“村长同志，你咋变得这么胆小怕事了？要是光因为分不到猪头就跟干部闹不团结，把想法一说，多数人马上可以想通；明白了我们的想法，还闹，那就肯定不单是吃猪头的问题了。要是这样，你光怕，行吗？” 朱铁汉不耐烦地问：“你说这个底儿怎么摸？” 高大泉只好改变话题：“晚上先召开一个支委扩大会，举邓久宽当例子，分析分析社员们的思想动向。大伙儿一块摸摸底儿。”
朱铁汉听了这句，回味起刚才邓久宽“逼债”的情景，心里边压着的火，又冒了一下子：“哼，这个聋家伙，多可恨哪！我非得好好地整整他不可！”
高大泉说：“糊糊涂涂地整人可不行。说一遭儿，最要紧的事，还是得把社员的思想细摸透亮。咱们一块儿到周忠家去吧。”朱铁汉没回答，跨前一步，从窗台上提起被秦方扔在那儿的猪肉，转身就走。
高大泉冲他背后喊：“你干什么去？”
朱铁汉头不回地说：“我得亲自给秦方送去，当着面给人家赔情道歉。”
高大泉觉得这倒是一件应当马上处理的事情，就没有再说什么。
猪肉已经分完了。看热闹的人陆续地散去。饲养场里变得空荡而又安静。
高大泉朝院子当中走的时候，看见高二林拿着一把大扫帚，正帮着刘祥打扫院子。他用铁锨铲些土，把留下污水和血迹的地方，都垫盖上了。
这个走过弯路的汉子，自从那一场灾祸以后，就一心一意地跟着大伙儿往前奔，一天里不声不响，干活、管家，过得挺有意思的样儿。那么，这些表面的背后，是不是也同样滋长了新毛病呢？高大泉想，等有了空，抽时间得找他谈谈。他是支部书记家里的人，各方面要求得要严一些。
周永振正在猫着腰，在一个老式铁洗脸盆里撩着水，哗啦哗啦地洗着手脸。他背上披着的棉袄，都快从那没有衬衣、只是一件背心的后脊梁上滑下来了。这个青年，从打入党以后，就担起了治保这一摊工作。前一段，他对学习文化不如过去抓紧了，文娱活动也不爱参加了，不知道最近怎么样。高大泉想，这几天得留神观察他一下。
刚刚拌完草料的刘祥，迎着高大泉走过来。他老远先笑了：“你回来得真巧劲。要是晚一步，瞧热闹吧。”
高大泉问：“没有分到猪头、下水，有人不满意了吧？” 刘祥说：“乍一听，有人吵吵起来。过后，就不吭声了。”“为啥呢？是认识到不该这么铺张吗？” “有的是这样，像朱荣、万淑华一吵嚷，没等我劝说，朱荣就跟她宣传开了：过去咱家过年，连猪肉都见不着影儿，你又惦上猪头了。好好干，多喂点猪，明年就有你的份儿。”
“别的人呢？” “有的人，怎么跟他解释，也吵吵。后来见到有的人，像苏克俭，分到了猪头硬往回退，这谦让劲儿，闹得他们怪不好意思，就不吵嚷了。”
“还有另外想法的人吧？” -
“人多了，啥样的人没有？他们不出好气。一见邓久宽跟你和朱铁汉顶起嘴来，看出你挺坚决的，他们也就不再发牢骚了。这样的人不多。谁能这样不知道好歹呢？这样做，少杀点猪，多卖几口，多留几口，对国家、对集体，对个人家，不是都有好处吗？肉跟猪头有啥差别？我看他们是钱多了，烧包儿！”
高大泉点点头：“这话说得对，钱多了是好事，没个正确的眼光，就要变成坏事。”
刘祥皱起眉头，说：“真是这样。久宽这么小脸子，我压根儿没有想到。等把牲口喂足了，我得找他去。”
高大泉笑笑说：“我支持。您先替我去一趟吧。我要是赶这个热火劲儿找他，他更得犯倔。他那个新毛病长在一颗犟脑袋上，一时半时难以转弯子，他一拿出那种不讲道理的劲儿，我真没办法他。”
刘祥也笑了：“都怪你惯的他。他对老周忠和邓三奶奶咋不敢这样？”
高大泉点点头，承认了，又说：“您这惯字，用新词儿说，就是迁就。过去那几年，总觉着我们从小在一块儿滚，大了又一块儿拼，我摸他的脾气，遇上事儿，当是他撒撒脾气就完了，也出不了大圈儿，就让着他点儿吧，总让他撅着个嘴干啥呀。没想到，像发面馒头，胀开了锅盖儿，这回可出圈了。能那么对待人家秦方吗？他刁难的不是秦方一个人，是刁难那个农业社。那是一个穷社。说严重点儿，这叫嫌贫爱富！”
刘祥说：“你用这话品评他，我看一点不过分。这一程子，我也闻到一些呛鼻子的味儿，让我心里犯嘀咕。像你说的，有人害了传染病，嫌贫爱富的传染病。就拿入社来讲吧。不错，扩社工作完了，这会儿再提申请，晚了点儿。可是，常国瑞的媳妇上个礼拜从城里搬回来的，一个从来没有干过庄稼活的妇女，带着挨肩的三个孩子，是啥贵重人材？可好，他们一提入农业社，五个社都抢。为这个，新生社的周士勤，跟奋斗社的秦方还争得面红耳赤。”
高大泉很有兴趣地听着，不由得问：“为什么这么争？” “唉，常国瑞家的那两块地，不是又多又好又离村近吗？外带，常国瑞是技术工人，挣的钱多，答应入社以后，给社里买个缝纫机当投资，她媳妇会砸（“砸”，指用缝纫机缝制衣服，因为缝纫机头上的针杆是上下摆动的，就像不断地抬起和砸下一样）衣裳，给大伙做。这样的好事儿，谁还不抢？铁汉对这件事倒做得挺漂亮。人家本来是冲着东方红社来的，铁汉不光劝秦恺别争，还劝常国瑞媳妇入别的社。最后终归让新生社的周士勤，把这个“财神爷”给抢去了。你看。他们对这种人，真是热心如同火炭。翻过来看一看，他们对待没有油水的穷人，可就冷如冰籍了。他们把农业社的大门口都封个紧紧的，不光加了栓，还上锁，甭想进来。”（这才是前进中的问题。虽然是前进中的问题，但也是问题，不解决就不能继续前进！）
高大泉此时的心思，几乎有一半缠在邓久宽的身上了，就没有顾上对刘祥说的这几句十分重要的话细细地追究下去。（遇到的事情越来越复杂了，脑子难免不够用。永贵大叔进了政治局，压力比大泉应该大很多。）他走出饲养场，打算先到周忠家去等候朱铁汉，一方面看看老人家的身体，一方面听听老人家对村里的事儿有啥看法；同时，再把今晚召开支委扩大会的打算，跟老人家磨叨一下，问问有啥意见。他很知道心疼老人家，在一般情况下，尽量不让烦事干扰那位让他挂心的病人。可是，这一回，改造土壤是一件大事情，从一些思想苗头看，搞起这件大事，会遇到很多困难，他必须得找周忠，当他的主心骨，帮他想想对策。
一进入冬闲季节，这里的庄稼人，还按照着老辈子流传下来的习惯，一天只吃两顿饭（还是粮食产量低）。他们早晨起炕，空着肚子干一盘活计，打中歇的时候，回家吃饭，放下碗筷，又接着干活。太阳一平西，收工吃第二顿饭。这以后，就是他们闲着的时候了：开会、串门儿、上俱乐部，或是搞家务事和坐在炕上做针线。天气短嘛，这样可以挤出好多的工夫来。
这当儿，差不多是吃下午饭的时候。那些买到肉的人家，也许要片下一点儿瘦肉或肥膘子，给孩子们开开荤、解解馋。所以街头上很少有人来往。只有后街的北口，也就是苇子坑旁边，站着两个老太太，比比划划地说得挺热闹。一个是军属邓三奶奶，一个是周丽平的妈妈。冷嗖嗖的小西北风，使劲儿吹扯着她们的衣裳襟儿。
邓三奶奶并不显老，冷眼看去，跟土改结束那阵儿差不多。尽管她有点干瘦，腰杆并不是驼得很厉害；尽管两只眼睛还是那样老花，倒也很精神。她戴着黑色的大绒帽子，在正顶的脑门上缀着一颗长圆形的、翡翠绿色的玻璃珠子。她身上穿着半截的大襟羊皮袄，袖子和腰身都特别肥大；两只青筋暴露的手，合在一起，拄着那根早就被磨蹭得又光又红的拐杖。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洪亮，富有表情。（邓三奶奶特写镜头）
丽平妈比前几年可显得老多了。尽管她还是那么胖胖的，但是皮肉松弛，皱纹很深；脾气还是那么爽快，动作却有点迟缓了。她也穿着青布大棉袄，没有吊皮子，棉花絮得倒不少。她一只胳膊上挎着柳条编的篮子，篮子上罩着一条雪白的羊肚手巾；另一只手提着一个新瓦盆的边儿。（和邓三奶奶的对比。应该是操心家务事吧。不管怎样，人都有一个时间会急剧衰老。）
高大泉发现她们以后，就转了个弯，从一片干菜畦上横插过来，老远就打招呼说：“你们老姐俩，怎么在这个风口上吹着呀？” 邓三奶奶先笑着搭话：“凉风吹吹，不是清醒脑袋嘛！”丽平妈也笑着问：“大泉你啥工夫回来的？” 邓三奶奶替高大泉回答，“这你还用问，他要早上回来，决不会鸣锣打鼓地要杀十五口猪。他哪能干这种挺大肚子的事儿。他要是等杀完了猪再回来，不会有人临时又改了主张，把那十一口猪饶了。准是不早不晚，刚要杀猪的时候，他正巧赶到的。大泉，你说估计得贴谱不？” 高大泉点头说：“对啦。正是那时候到的。我先在地里转转，进村正赶上杀猪。我们一商量，就决定少杀了。”
邓三奶奶说：“你应当把那杀猪的刀子借过来，给我使一使才好。”
高大泉不解地问：“借刀子干啥？” 邓三奶奶发狠地说：“先把铁汉那大手丫子给他剁半截儿去，看他还敢往大张不！”
高大泉说：“这件事情他有责任，也不能完全怪他，这是眼下咱社里一种不大对劲的情绪影响的。”
“还有个邓久宽，对吧？” “看样子，也不是他一个人。”
邓三奶奶又发狠地说：“再用那刀子，把久宽那舌头给他割半截儿去，看他那个馋劲头儿还有多么大。”
丽平妈说：“你也别光怪久宽。这一程子，人们一开口，没有别的事儿，都是春节怎么吃，怎么穿，怎么玩，怎么乐！ 他大伯一批评他们，他们就背着他做，还说他是老保守、受罪吃苦的脑袋。”（搞社会主义要和人的贪图安逸作斗争）
邓三奶奶说：“他们是享受的脑袋，肥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海吃一个春节，明年春天就不活了？就不干了？就不再往地里卯劲了？”
丽平妈说：“我听他大伯说，一入冬，久宽媳妇就入了穴，再没有干过一会儿活计。”
“是吗？她在家干啥哪？专门捂白脸，给久宽一个人看哪？” “喂猪、做饭、带孩子，老娘们呆在家里，还没有事儿做？要不想出工，一年到头也难把家务事情搞利落。她不出工，还给别人当了影壁墙。张小山那个队长一找人干活，就挨堵：郑素芝为啥可以不出工？她还是副队长家的人哪！ 就不兴我干点家里活？说得张小山张口结舌。看看，这多不好。”
邓三奶奶用拐棍拄着地说：“我得抽空教训教训她去。太不像话了。”她扭脸冲着高大泉，郑重地说：“大泉哪，刚才我还跟老周忠和朱旺他们说，应当给你打封信去，让你知道知道家里的事儿。我们总觉着，这一程子，人心有点儿散了，不像前几年那么抱团了。有些老社员，也不如从前，想公众的事儿少，顾自个家的事儿太多。这样下去，开春咱们那生产咋搞？红旗挂得高，非落下来不可！”
高大泉点头说：“您看得对呀。我去找周忠大伯，好好琢磨琢磨，得想点有效对策，把这股歪劲儿扭过来，扭到干社会主义的事情上去。”
邓三奶奶说：“我也去，插不上嘴，听听。这些天把我气得没法没法的。”
丽平妈听说高大泉要找周忠，却有几分慌乱。她连忙说：“你出去这么久，刚回来还不先到家里看看孩子大人的。快去吧。等到晚上，我让他在家里候着你。”
高大泉顺口问：“他这会儿没在家里？” 丽平妈倒被问住了。“啊，啊，在家，在家。他不是养着病嘛。”
邓三奶奶“璞嗤”一声笑了，指点着丽平妈说：“你呀，你呀，你真是凿子凿出来的人，心石（实）。大泉他都回芳草地了，到处都是耳朵眼睛的，啥事你还能瞒得了他？”
丽平妈也解嘲地笑起来：“事前也不知道他回来的信，脑袋一时转不过弯儿了。”
高大泉见此光景，倒有不安地问：“出什么事儿，告诉我，不要紧。”
邓三奶奶责怪丽平妈说：“看看，你别把他给吓着。他还当咱们老周忠伸腿了哪。”她赶紧告诉高大泉：“周忠这半个月，没有在家里住。怕支部给你写信、打电话，你不赞成，又让你担一份儿心。也怕村里那些人知道了，进城去看见你，说露出去；还有那事儿成与不成，还没个准头，也怕嚷嚷开，好像咱们自己瞎胡吹。就为这些个，对谁都瞒着哪。”
高大泉盯问：“他搬到哪去了？”
邓三奶奶朝北一指：“就过去那个姓范的住过的小屋，不是闲着吗？”
“大冷天，他搬到那儿住干什么呀？”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他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讲，三句话两句话就念叨起你来。难怪呀，他比我们这几个老糟想事儿可想得多啦。”
高大泉没顾上告辞一声，就往北边的小土屋那边急步快走。丽平妈对邓三奶奶说：“你刚打那儿来，要回家吃饭吧？走吧。”她抬抬挎篮子的胳膊，“这里边的饭，是够仨人吃的。” 邓三奶奶不顾回答，就扯开步子，在高大泉的后边，一溜小跑地追上来。
两间没有隔断墙的土屋，已经收归村里公众所有。地里庄稼成熟的季节。巡逻的民兵或是“看青护秋”的人，常在这里落落脚；赶上下雨，地里干活的人也跑到这儿避一避。除此以外，这地方多半是空闲着的。半个月前，老周忠让他的儿子周永振和在乡里工作的周丽平（丽萍原来在乡里搞妇女工作），给收拾了一下：扫净了尘土，裱糊了窗户，搬来了行李，他就独自一人悄悄地搬到这里来住了。挤满了枯草根的路，本来已经没有一点路的痕迹。这几天，经过往来的人一踩，又露出了它的面目。三面院墙上都靠着高高的秫秸捆，梢头上的干叶子，在寒风里级轻地抖动。院子的木板门关闭着，高大泉上前去敲了几下，里边才有人应声；过了一阵儿，才有人开门。开门的人是朱占奎的老父亲朱旺。
他笑得咧开掉了牙齿的嘴巴，上下打量高大泉，说：“嘿，正念叨你，你就来了。”
高大泉急切地要知道老周忠搬到这儿干什么，就一边通过朱旺的肩膀头上往院子里探视，一面顺口地说：“你们真会找清静地方呆呀！”
朱旺把门扇拉大，让高大泉走进院子，挺得意地补充一句：“这地方没有闲人来串门儿，方便。它又变成我们几个老朽的议事厅了。”
屋子的外形没变化，窗户改了样子，下边的多半截儿都安上了窗玻璃。那玻璃，不是一方方的整块儿，而是用别人裁剩下来的碎玻璃条条拼凑起来的。（做事节约的细节）
高大泉在那玻璃窗上，看到一张老人的面孔，原来是老周忠。
老周忠把脸贴在玻璃上，朝外边观望着。当他发现走进来的人是高大泉的时候，那皱纹的脸上绽开了笑模样，
高大泉上前去，揭开了挂在门口的一个又大又厚的用谷草打成门帘子。他立刻感到一股热腾腾的气息扑到脸上。（有点当今蔬菜大棚的感觉）土炕上铺一领半新的丈五苇席。席子的靠窗子那一端揭起，像遮着炕上的什么东西；另一端平展地铺在炕上，放着行李卷，摆着一个大火盆。旱烟笸箩，还有两杆烟袋。
老周忠从窗台那边回到火盆跟前，招呼人们上炕烤烤手。跟着高大泉转回来的邓三奶奶先上了炕。丽平妈放下手里的东西，也上了炕，朱旺跨坐在炕沿上，朝火盆倾过身子，指着另一边的空地方，让高大泉坐下。
当这几个老人围坐成一圈的时候，高大泉猛然想起一件在心里铭记深刻的往事。那是土地改革运动刚刚结束的时候，在翻身农民还没有长全羽毛的时候，在高大泉这个一心想带领穷人往前飞奔，又不太明确方向，还被那个“发家竞赛”大石头压着的时候，芳草地的几位老人，常常自动地集合到邓三奶奶家。也像现在这样，大伙儿围坐在火盆周围，焦急不安地议论村里的形势，有见识地策划堵挡恶势力反扑的办法。高大泉有了困难就跑到他们跟前，说说自己的心思，听听他们的意见；每一次都使他受到启发和鼓舞，得到力量和智慧。他曾经用自豪而又感激的口吻，把那个地方叫“议事厅”和“参谋部”。转眼之间，将近五年的光景，有声有色地过去了。这五年中间，芳草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翻身户的翅膀硬了，都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壮大了。优秀的青年成了先锋队组织的一员。连那时候刚刚学会迈步的孩子都上了学。可是，这里的这些从旧社会苦海中挣扎冲闯过老一代，年龄不饶人，都已经衰老了。宋五爷完全失去了活动能力，对他说话都得伏在耳边大声喊，没人搀扶出不了门；这工夫，很可能孤孤单单地躺在他那小屋子里。还有一位比在座老人年纪小一些的陈大婶，去年腊月，竟被一场急性肺炎夺去了性命。老周忠是这一伙老人们的首领。他在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运动刚刚掀起高潮，追捕暗藏反革命分子范克明的时候，老周忠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敌人朝他射击了罪恶的一枪。经过医院的抢救、治疗，他保住了生命，又返回工作岗位。可惜，他的内脏受了创伤，体质一直不好；一到天冻季节，就害哮喘病，连炕也下不了。心里装着革命大目标的好强老人，怎么不焦心哪！同志们劝他休养，区里领导和乡里领导都给他下过命令。可是他不肯听，总是拄着棍子，到处走动。如今，他搬到这个安静的地方，是听从了大家的意见，来安心养病吗？（新陈代谢，人间正道是沧桑。）
周忠见高大泉坐在炕沿边上以后，就说：“刚才朱旺回家吃饭去，才听说你回来了。我正想让他叫你去哪。积下好多事情，得跟你交谈交谈哪！”
高大泉说：“我也有些想法，急着想找您讲讲；这几位老人家都在这儿，就一块说道说道吧。大娘给您送饭来了，您先赶热吃吧。”
周忠摆摆手说：“不忙，不忙。刚才我跟朱旺，一个人烧了一块白薯吃了，已经护住心口。先说事儿吧。久宽又发了火，没有把你吓一跳吧？”
高大泉说：“乍一瞧见，真有点出乎意外，后来我也想开了。他长了新毛病。”
周忠轻轻地摇摇头说：“依我看，他那一副架势，不都是新长出来的，是老毛病重犯，这几年，有人称他什么‘老八户’什么‘开国元勋’他听了，美颠颠的。剥开皮儿看看瓤儿，他到底是个啥呢？他呀，不是个坏人，可也不是个合格的搞社会主义的人。从打搞临时互助组那一年起，他跟着你后边跑，为国家，还是为大伙儿？还不就是为了他那炕上的几个人闹一顿饱饭吃吗？” 高大泉说：“您看得对。眼光短，肚量小，他不想往远看，往大长。这么一来，他的脚步往前挪了，思想没有怎么动窝。”邓三奶奶加了一句：“那私心根子深着哪。过去我倒挺待见他的，老实巴脚的，不闹啥什么歪门事儿。这一年，我一听他说话就憋气。别人越变得先进，就越显着他是个落后脑袋瓜子！”朱旺说：“他拜上小算盘这个老师了！”
周忠说：“他们两个能搂住肩膀子这一点儿，我也没有估计到。”
高大泉说：“也怪咱们领导上缺少经验。早先小组、小社，都是因为情投意和，才凑到一块儿，才摽到一起的，都是一水一色的人。这两年，社扩大了，人增多了，啥思想的人都进来了，还不互相传染？抓好了，干净的思想能挤掉埋汰的思想；没有用心抓，埋汰的思想就把那么一点点干净些的思想也给吃掉了。”周忠连声说：“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铁汉至今还没有看重这个，他把事情想得比画上画得还美。”
高大泉说：“也怪我。我没有估计到有这一步，也就没有提醒他。今个发生的这件挠头的事儿，肯定对他是个警钟。我想吃过晚饭开个支委扩大会，专门摆摆这类的情况，交流交流心思，研究研究对策。趁春节，来一场思想教育活动。思想跟不上去，我提的那个改造土壤的工作，就难成功。”
周忠说：“我赞成。我们老哥儿几个，在一块儿又凑了几天材料。等一会儿都一件一件地说给你听。给你当个参考。还有一件事儿，是我们几个一直保密干的，也顺便跟你做个汇报。”高大泉用心地听着。他发现，老周忠讲到后边的几句话，那病态的脸上有了光泽，估计。他要说的一定不是让人心烦的事儿，而是喜信儿。
周忠接着说：“上次你来信，说打算把咱们大草甸子上那种鸡粪土，给改改。这个想法，正可我的心。在座的人都高兴的不得了。这跟挖一条渠道，修个闸门可不一样，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举动。过去没组织起来的庄稼人，做梦也梦不到这么干哪！我们帮不了你太大的忙，也不能光说空话喊拥护，得伸伸手。商量了几回，打算做点小试验。我搬到这儿住，当个试验室。你看。”他说着，一欠身，一伸手，把坑席揭着的那一角拉开了。
那边的土炕上，摆着一溜大大小小的瓦盆子。盆子里装着颜色深浅不同的土，湿润而松软。细细看去，那土面上，有一层绿色的芽子。
高大泉一阵惊喜，跳了起来，奔到炕沿边，伏下身，端详那一个一个的盆子，赞叹地说：“你们已经试验起来了？这里边掺了沙子吧？” 周忠迈到没铺席的坑板上，指点着说：“掺进沙子，有多有少不一样。你看，这一盆光是黑胶土，没有掺沙子；浇下水去一天，干裂了多少缝儿？你看这盆，掺的沙子太多了，撒下籽儿都没出芽儿。这几盆呢，三沟掺了一沟沙子，土色变了，用手一捏，绵软柔和，撒下籽儿，立刻长出小苗子。你瞧有多水灵！”邓三奶奶在一旁补充说：“我们还给每一盆立个户口册哪！哪天种的，放下几颗种子，哪天出芽的，一天长啥样，都记下了。”朱旺也加一句。“浇多少水，也用碗量，都有个数目字儿。”高大泉用手指轻轻地拂动着小苗苗的梢头，兴奋地说：“你们想得周到，做的是时候；要多试验几次，越有把握越好。”周忠说：“我们对谁也没说。你信上不让往外传，我们也担心不行，嚷嚷出去影响不好。”（翻身农民的杰出代表，与天地人奋斗其乐无穷。）
高大泉扭过头问：“这会儿说出去行吗？” 周忠回答说：“按照我们几个的心思，多鼓捣几天，再宣扬才好。你回来了，得发动人，得让 干部、社员都能赞成干这件大事情。你光用嘴说，你自己的底气不足，别人也不会立刻就信真；心里都打着鼓干，哪有劲头？拿出这个事实去，让大伙看看，比空着手宣传，力量可就大多了。”
这番话，对高大泉很有启发。他想，改造土壤的事情，要靠事实，说服群众，跟党支部一个心眼儿地干，那么，把人们的思想往正道上扭一扭，把增产节约道理和重要性，在人们心里扎下根子，同样也得靠事实说话呀！如今，高大泉手里抓着的事实，除了那个“猪头事件”是实在的，关于社员出工的事儿，铺张浪费的事儿，都还是一些影影绰绰的东西。他想，光靠把影影绰绰的东西，能把 干部和社员们的思想扭转，能把众人的心意拉到正道上，一块闹起改造土壤的大事业吗？不行。得再深入群众，把更多的事实抓到手里，再开支委会，再发动群众，那就更有成功的把握了。他想到这儿，更加高兴。因为他找到了解决眼前新问题的有把握的方法。
他对周忠说，“咱爷俩分个工。您就在这儿跟几位老人反复试验这个。我跟铁汉抓抓社员的思想教育。您也得多出主意。这是大事，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芳草地出现的这一连串新问题，教训了我们。要改造芳草地的土壤，首先得改造芳草地的人。没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与以人的私有观念自然建立的社会制度不同，它需要构建，需要抓人的思想。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或者说是和以前的思想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封建社会是要求人们服从宗法，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人顾个人。社会主义社会是要人们克服私心。如果大撒把，撒鸭子过河，不抓思想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
几位老人，几乎同声说：“对，对！ ”
高大泉说：“咱们支部，咱们社委会，咱这些老贫农，得一起动手，又抓改造土壤的工作，又抓改造人的工作，两个任务一定得揉到一块来完成。周忠大伯的话，把我拨亮了。做人的思想工作，光凭道理说空话不行，得一边说，一边拿出实在的东西来。让他们把听到的跟看到的对上号。你们老几位，在这方面，再给我出些点子吧。”
老周忠高兴地回到火盆跟前，用火筷子拨拉一下火盆里的火炭，说：“大泉，靠近点儿坐，暖和暖和，听我们汇报汇报这几天凑的材料，也许跟你给我们出的这个题目能够对上号码。”火盆里的火炭旺盛地燃烧起来，照红了一张张严肃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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