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奔忙在节日里
农历正月初三的傍晌午，天门区的区委书记王友清，骑着自行车赶到县城里。他临出门的时候，天气还挺好，走出一截儿，起了风。这风虽不太猛，因为是从西北边刮过来的，正好偏顶着，所以蹬起车子十分费劲。嗖嗖的小风，吹起路上的尘土，不光落了一身，还沾在他那流了汗的脸上。使得他心里多少有几分别扭。整个春节期间，他都留在机关看摊子。今天早上，区长李培林赶回来接替他，他才脱开身，到家里去休几天假。他特意绕个小弯，一则给县里几位领导同志“拜个晚年”，二则，捎带手把芳草地党支部写的一份工作情况汇报，送给谷新民县长。这简报是农历年三十晚上，高大泉亲自交给他的。高大泉一再嘱咐，把汇报给县委领导看看，听听指示，他们好照着计划干起来。自从一九五三年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天门区的情况起了变化。全区村村都办起了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多一半的农户都组织起来了。县里领导，特别是谷新民县长，也起了变化。他不仅把天门区当成自己抓的“重点”，尤其把芳草地当成一面先进的旗子对待（我们的悲天悯人的谷县长见了荣誉也是当仁不让啊！），王友清也起了变化。除去工作忙乱，有一点点隐隐约约的不满足之外，各方面都很随心。王友清跟高大泉之间的关系，尤其发生了大变化。他把芳草地当作开展工作的依靠的动力，把东方红社看成全区荣誉的象征，把高大泉看成自己的得力助手，有时候甚至把高大泉当成自己的主心骨。凡是芳草地做出来的事情，他都觉得正确，凡是芳草地提出的要求。他都尽力满足，凡是芳草地开展一件新的工作，他都支持；有时候觉得没有把握，拿不准主意，他也不反对，甚至在多数情况下，他根本不加以怀疑。因为以往几年的宗宗件件的事情证明，高大泉带领芳草地迈的哪一个步子，都是对的。作为一个区委书记，对待自己管辖下边的一个干部和单位，他能不采取这个态度吗？更何况，芳草地的每一个创举，都会在天门区的成绩表上增加一分，这不是他区委书记的荣誉吗？春节前，他借在县里开会的机会，到训练班看望高大泉。高大泉向他透露，毕业以后，马上在大草甸上试验改造土壤。他立刻就赞成。农历三十晚上，高大泉又跑到区公所跟他说：对这件改造土壤的工作又有了新的想法。王友清依然没有多加思索，便又表示同意了。现在，他要把这份汇报送给县委领导，起码会让正过节的谷新民县长高兴高兴。
没有想到，谷新民没有在家。他那个在县银行工作的爱人孟云，正跟两个上学的孩子，坐在八仙桌旁边包饺子。
王友清接过孟云递给他的水杯问：“县长到哪去了呢？” 孟云说：“我昨天在机关值班，早起回来，见到写字台上有个条子，说是下乡去了。既没说到哪去，也没写个时间。他是昨天走的，还是今天早上走的，我都不知道。”
“他不会到我们区去吧？” “到你们那儿去，他能不先打个电话？”
“那倒是。县长的身体还好吧？”
“去年一年都是不错的。一入冬天，常常失眠。” “尽是工作多累的。”
“我看主要是农业社的工作不好处理。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全县普遍开花，组织起来容易，巩固发展真难哪。有时候，几个领导在这儿研究事儿，我在旁边听着都头疼。”（所以撒鸭子过河就是一种遇到困难就缩头的懒汉思想。）
王友清很有同感地点点头。
孟云一边很灵巧地擀着饺子皮，一边说：“要是都像你的天门区那样，平平安安的，就让领导省心多了。”
王友清说：“我们那儿的工作也挺一般。
孟云笑着说：“你也学会客气了。听说，今年全省二十个先进区增产竞赛挑战，县委会上，左挑右挑，跟燕山区比来比去。最后还是决定把你们报上去了…… ”
王友清一惊一喜：“是吗？我怎么没听说呀？” 孟云说：“估计上边还没有批下来，…… 看我又犯了小广播的毛病。你可别再给我广播了。”
王友清含笑说：“放心吧，我能那么不谦虚？” 他们又闲谈几句，王友清就告辞出来。他没见到谷新民，得去看看梁海山。一方面把芳草地的汇报给书记留下，另一方面可以摸一下情况：问问参加全省挑战竞赛的事儿是虚是实。如果是真的，王友清就得提前从家里返回区里，早一点做个准备。全省几千个区，选出二十个尖子，天门区算一个，真是够光荣的了。如果芳草地那项改造土壤的试验搞成功，在全区一推广，不光是参加竞赛的时候，能当做独树一帜的内容，也能够成为秋后评比得胜的保证。到了那时候，天门区的面貌，还有其他方面的情况，又得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西北风还没有停止吹刮。可是在这四周有高大建筑物和墙壁的县委大院里，风力显得小多了。因为机关干部都放了假，减去了那种人来人往、电话、开会的嘈杂声音，整个院落特别安睁。去年冬天召开的村、乡、区、县四级干部会，县委书记梁海山对全县农业改造的工作做过一个总结报告，表扬了一批先进单位，办公室的同志，特意在县委院子中央的大影壁上刷写了一个“光荣榜”。那鲜红的纸、金黄的字，仍然很新很醒目。列在顶端的两个先进区，燕山是第一，天门是第二。但是，下边的模范村子，芳草地却居于燕山区的红枣村之上，那么，到了今年的秋天，情况肯定要变化，名列“光荣榜”首位的区，肯定会是天门了。王友清不由自主地在“光荣榜”前边略停片刻，把那些不知看了多少遍的名单，又看了几眼。随后，他想从一个小夹道穿过，再奔后院梁海山的宿舍去。
一盆绣球花，从夹道北边的一面玻璃窗户上透视出来。那火红的花团，碧绿的叶子，在这到处都是一片枯燥的季节，格外诱人。
王友清停住步，朝窗子里边看一眼，发现一个人，正趴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翻看材料。
这个人，是那个跟他一块搭了好几年班子的田雨。田雨一手拿着红铅笔、按着纸页子，一手扶着一只冒着热气的上下一般粗的大茶杯。
情况变化了，田雨已经不是天门区的区长。去年县委成立农村工作部的时候，要选一名有领导互助合作经验的干部担任部长工作，田雨就被选中，立刻就被调到县委机关。不过，农村工作部的工作，主要抓互助合作，经常在下边跑，家属虽然安排在县城里，他却很少在家里住宿。包括春节这几天，他都是跟着梁海山在平原区一个正闹问题的农业社里度过的。他还保持原来的样子，与其说是区 干部的样子，倒不如说是军人的样子。他把帽子戴得正正的，领扣系得紧紧的，衣角拉得平平的。他坐在那儿，不斜身，不跷腿，一副庄重的样子。他那两套旧军装，春夏秋冬倒换着穿，总不显破旧。连谷新民都发现他省衣服。王友清对他这种作风也挺欣赏。他们这对老搭档，从打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以来，关系很融洽，配合得很得力。调走田雨，王友清的思想产生过波动，甚至暗暗地闹过情绪。那一次给田雨送行，他多喝了几杯酒，不由自主地还对县委领导发了几句牢骚。这种情绪，是由两个原因组成的。头一个原因，赤裸裸地说，就是“嫉妒心理”。论资格，他比田雨参加革命的时间晚那么几年，可是论职位，他比田雨高。党领导一切，他是区委书记。论农村工作经验，王友清一直在地方，甚至在村子里的时候，他就当干部。而田雨在部队多年，转业改行，不过三载。特别是成立农村工作部，更应当考虑提拔王友清，而不能优先选中田雨。当他得到通知的时候，心里特别恼火。当然他不恼田雨本人。这个同志在品行、苦干方面，王友清没有说的。他责怪的是县委领导自从这件具体事情上，证实了他好久就嘀咕的顾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那就是县委领导对他印象不是太好的，因此不愿重用。他所指的县委领导，自然不是谷新民，而是梁海山。自己辛辛苦苦地在下边干，还得不到信任，他不委屈吗？第二个原因，还是赤裸裸地说，就是“本位主义”。田雨这个同志工作能力虽强，但不自高自大。田雨在以往几年的几场斗争的关节眼上，都做得符合上级要求，担着风险坚持了自己的意见，露了几手。但是他不骄傲不翘尾巴。天门区是省里挂号、全县的先进区，农村互助合作组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多，抓全面工作的王友清顾不上多花精力和时间，多亏有田雨独挡这一面，替他挑了担子。但是田雨从不在领导面前表功、争宠，总是不声不响地埋头苦干。因为这些优点，王友清特别需要他；他留在天门，对王友清各方面都有好处。胳膊扭不过大腿，田雨还是调到县里了。
大节日，王友清碰上了他，一定得一块儿唠几句。同时，王友清还想起一件事情，需要跟田雨说道说道。于是，他就用手指头使劲地敲打起窗上的玻璃。
田雨被惊动。他抬头一看，立刻露出喜悦的笑容；随即抽身站起，朝窗户探着身，招呼王友清：“老伙计，你怎么跑来了？决进来，快进来！”
王友清说：“你的门怎么没有啦？” 田雨说：“变了，变到左边去了。往那边，转过来。”王友清走进这个生着煤火炉的温暖小屋，四下看一眼，说：“我见了这盆花，还当是别人的宿舍呢。你还有闲心养花种草的呀？” 田雨一边给王友清倒水，一边说：“对花草我还是喜欢的。不过这一盆是徐萌的。她回北京过节，怕干死，就搬过来，让我代管几天。”
王友清说：“徐萌还没有结婚哪？” 田雨说：“你的消息太不灵通了，人家都快要生小孩了。”“是吗？男方是哪个部门的？” “团地委的一个副书记。”
“看看，都往高处奔不是。前年，孟云同志还托我把她给燕山区的老崔介绍介绍。那不是瞎费劲儿。一个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哪能看上一个小小的区委书记呀！”
“你这话可说绝对了。听大泉说，铁汉就找上一个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还是大学教授的女儿哪。”
王友清又吃惊又好奇地说：“不会吧？可能是别人跟他闹着玩哪。知识分子嫁农民，起码得到二零零零年。”（啊，时间过得真快，现在是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日。第N次校对这本书了，与其说是校对，不如说是欣赏，是接受教育。书中的人物，如果是真实存在的话，大多已经作古了吧？但人类社会还存在，你们的经历永远会给后来的人以启迪。2019年9月24日08:57:48又再一次校对，准备网站发连载。让《金光大道》再次“金光”四射，再次“大道”中天！）
田雨说：“农村的情况变化了。人的思想感情也跟着变化了，你别犯官僚主义，回去调查调查，能行的话，就大力支持，把这新风气给鼓吹一下子。”
王友清说：“没问题儿。这新鲜事儿要是出在天门区，我们得好好宣传宣传。哎，有个事儿，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听说，梁书记有意要把高大泉调到农村工作部，当你的助手吗？” 田雨看他一眼：“你的耳朵好长呀，谁对你说的？” 王友清说：“上次来汇报。谷县长给我透了个信儿。”田雨这才点点头：“在县委会上是酝酿过一次。因为谷县长不同意，还没有形成决议。这事你不要再对别人讲了。”
王友清说：“不讲可以办到。我得先来个声明：我坚决反对！”田雨又看他一眼：“你也觉得一个村支部书记不能提拔到县里来工作吗？” “能。”
“你认为他的本事不行？” “相反。就因为他这几年长了本事，我才不能松开手放他走。” “应当服从大局…… ”
王友清激动了：“什么是大局呢？全县两个重点区，天门是一个。天门所以能当上重点，全靠芳草地。芳草地的台柱子是谁？高大泉，对吧？你把这根台往子给我抽走了，这不是安心让我们塌了架吗？” 田雨说：“从你这个角度说，是这样。你要从全县角度看看呢？咱县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得这么快，农村工作部的力量太弱，连门面也难应付…… 。”（发展中的问题。）
王友清说：“力量再弱，你也不能拆了东墙补西墙。告诉你，这回你要不让我满意，你就不用想过安定日子！”
田雨摆着手说：“算了，算了。往后领导不主动提这件事，我也不再主动伸手。行了吧？” “说话可得算数！天门区是你的娘家，不护着点儿，我得带头骂你没良心！”
“老兄，大春节，你是为这个找上我的门儿来的？” 王友清笑了：“这是顺手牵羊。我是来找谷县长的。” 田雨说：“他跟梁书记昨天连夜赶到红枣村去了……”王友清一听，抽身站起：“是吗？燕山区又搞起什么新名堂？老崔那小子，还向我保密？怕我学一手去，超过他呀？我们要改造土壤的事儿刚起个念头，开会碰到面，我就告诉他了。他这么不讲交情。我一会儿回家，非得绕个弯儿，找他算帐不可！”田雨说：“应当抱学习态度，别算帐。”
王友清是得去燕山区一趟。如果那里又有了新的发明创造，自己还蒙在鼓里，一年的工作，刚开门就得输掉。况且马上就要参加全省二十个区挑战竞赛的事儿，天门区如果让位子，秋后一评比，天门区很有可能败下阵来。如今，梁海山和谷新民两位领导都在那儿，赶去看看，立刻就能摸到燕山区的实底儿，天门区就可以想对策，赶上去。（王书记最关心的是“政绩”，其实也就是自己的乌纱帽！）
王友清把主意拿定，跟田雨到家里随便吃点东西，就奔红枣村了。
十九 要小心也要勇敢
红枣村给天门区区委书记准备着的，不是争取更大荣誉的经验，而是有可能使它失掉一切荣誉的教训。
红枣村出乱子了！
梁海山和谷新民正是为了解决一场意外的“乱子”，才赶到这儿来的。
去年秋天，北京的一家国营企业在红枣村北沟里，开辟了一个采石场，他们设置场地、建造住房，占了几亩山坡地，就拨给农业社两千块钱的补偿款。会计领来这笔钱就跟大伙儿商量，应当怎么处理它合适。一些社员要求按人口分掉，社干部有人赞成，区里领导也有人点了头。支部书记杨广森却认为这样做不妥当。他主张把这些钱用到发展集体经济事业上边，从长远看，好处多。区委书记老崔，马上就热情支持他这个主张。说来凑巧，这时候，盘山林场正要出售一批苹果树苗。杨广森得到消息以后，对大伙儿说：“要是在山坡子上开辟成苹果园，几年以后，红枣村可就大变样了。”不少的人对这件新鲜事儿，不会一下子就能接受的。他们说，咱这地方长杏、长枣、长柿子、长山里红，从来没见过一棵苹果树；把那么多的钱花在不保险的事情上，实在让人心疼。可是杨广森主意拿定，说服这个，动员那个；大伙碍着面子，不好意思一口咬定反对他；加上老崔亲自到村，表示支持。开了几个会，也就形成了决议。于是，他们把两千多块钱全部买了果树秧，七天大突击，就都栽上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下栽上了一个祸害。去年天旱、地干，他们没有组织社员再浇一遍水；人冬以后，也没有用山草把小树秧裹起来，临近春节，又赶上奇寒。结果，把百分之八十的苹果树秧都给冻死。本来这件事情应当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才会暴露出来，偏巧一个放牛的老头，因为一头牛钻进树园子里，撞折了一棵，一细看，是死的，起了疑心。他又检查几棵，也是一撅“嘎巴”响。他回到村里一宣扬，这一下可就炸锅了！杨广森跟高大泉一样，从党员训练班毕业回村正巧遇上这场乱子。他本想按照学到的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带领社员大干一九五五年。没想到，一进门槛儿，就被抱怨声给包围起来。有的社员连会也不开了，活也不干了，明明手里有钱，也跑到社里借支；不借给，就跟会计大吵大闹。区委书记老崔闻到信赶来，想帮着排解排解纠纷，也给陷了进去。有人认为他袒护干部的错误，说什么也不肯听；折腾两天，不仅没有能解决问题，反而越闹越乱糟。（前进的道路不平坦啊！有些人看到不平坦就想倒退，可倒退就一劳永逸吗？）
燕山区是全县两个重点区里边的一个，红枣村又是最早搞起互助合作组织的模范村，闹出这样的问题，影响极为不利。所以听到老崔的电话汇报以后，梁海山和谷新民两个人，就连夜地赶到这儿。
王友清在村南边、山坡下的大柿子树跟前碰见了县里的两位领导。
看样子，他们好像刚开完会，或是刚吃完饭，到外面一边散步，一边谈心。梁海山的脸色通红，谷新民的脸色苍白。王友清做梦也没想到，这儿遇上了倒楣的事儿，开口就问两位领导燕山区的书记老崔又在这儿搞起什么“新名堂”。两位领导就把红枣村发生的风波简要地告诉了他。
王友清听了，先是一愣，紧接着，胸口就怦怦地打起鼓来。他迫不及待地叮问：“你们来了以后，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谷新民扔掉手里的纸烟根儿，使劲儿裹了裹苫披着的皮大衣，语调沉重地说：“你太乐观喽。不会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呀！”梁海山却显得很轻松地接着说：“是呀，不容易。不过，要认为解决起来就难的不得了，也不合乎实际。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嘛。我们要是不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办起这么多的农业社，哪会有这种样式的乱子发生呢？依我观察，包括那些意见最大的社员在内，谁也不想退回去单干。他们都想前进，都认为应当前进。这是最有利的一个条件。所以我认为，不论出现什么乱子，总归能解决，肯定能前进。”（坚决同意梁书记）
王友清说：“燕山区发生这样的问题，我实在没有想到。”梁海山说：“是呀。你没有想到，杨广森、老崔没有想到，我和老谷也没有想到。都没有想到，还大惊小怪什么呀？如果打屁股，先打谁呢？我看得先打那个‘没有想到’的县委。燕山区是县委抓的山区典型嘛。在县委里边，我又得先挨打。我分工包这个区嘛。”（想起毛主席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谷新民轻轻地摇摇头说：“我觉得，目前不是评议谁承担责任的时候，而是要设法平复群众的不满情绪，”
梁海山反问他：“你说，靠什么把群众的不满情绪平复呢？”
谷新民说：“我们两个，应该当众批评杨广森和老崔的错误，不能袒护；在经济方面，从县里开支一些钱，补上他们的损失。” 梁海山大手一摆：“你这两条，都不合原则。杨广森要把补偿款用到建苹果园这件事做成以后，县委发了通报，向全县表扬，这说明我们是支持他的；到了冬季，县委既没提醒他加强管理，也没有再派技术人员帮助检查，这又说明我们没有支持他。如今乱子闹出来了，你光批评杨广森，他自然有口难辩；拨一些钱给他们填上坑子，群众也会满意。结果会啥样呢？是非混淆了，真正的经验教训没有总结出来，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挫伤，把群众的思想引到歪道上：红枣村这个模范村，就算报销了！”（谷县长的工作方法很像现在的一些人，除了给补钱之外。）
谷新民苦笑了一下，说：“你呀，并非原则问题，也是这样地难以转个弯子。好吧，你认为怎么解决合适，就怎么解决。我下午要回县了。我得赶快跟田雨到别的区看看，免得再闹出新花样儿来。”他转身向发呆的王友清问：“你们那儿怎么样，还平安吧？” 王友清说：“眼下，倒没有发生什么事儿。”
谷新民放心地点点头说：“这就好。你要盯着芳草地，可不能让他们那儿也闹点什么乱子。对啦，他们那个改造土壤的试验，商量了没有呢？” 王友清回答说：“高大泉回村以后，发现一些情况，想不先动手搞这个…… ”
谷新民又点点头：“好，小心点儿干好。”（合了谷县长的意了）
梁海山立刻追问：“怎么又不搞了？他想到这个主意的时候，劲头儿很足哇。改造土壤，变更自然条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他们要是搞成功了，就会给半个县的地区打开迅速发展生产的门路呀！”
王友清赶紧从挎兜里掏出高大泉交给他的那份汇报，递给梁海山说：“他有些新想法，都写在这上边了。请你们二位指示指示吧。”
梁海山有点疑惑不解地打开信封。
这位县委书记，随着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兴起，信心更足，劲头更大。农业社组织发展的速度，超过了他原来的设想。这不仅没有使他担心，反而使他萌起一个新的念头。步子有可能迈得更快一点儿。为了加快步子，他考虑到应当让基层的领导骨干在思想方面和能力方面都能有一个相应的提高。让他们更自觉地战斗到第一线。于是他倡议办了个学习“社会发展史”党员训练班。而且，不惜让眼前的工作受一点影响，把高大泉、杨广森这样的一批骨干也都抽上来了。通过一个多月的学习训练，他认为，应当满意，收到了预期效果。特别是高大泉，不仅学习成绩优秀，在学习过程中，就理论联系实际，雄心勃勃，要改造大草甸子的土壤。这个高速度发展生产的措施，给县委书记很大的鼓舞。正在他等待成功的喜报的时候，怎么会得到一个令人扫兴的消息呢？难道说，芳草地也像红枣村一样，发生了意外变故吗？梁海山几乎带着几分紧张的心情，看起汇报。看着看着，他的两只眼睛里，却渐渐地放起光芒。到后来，他一边看，一边在兜里摸了一阵儿，掏出一只使剩下半截的红铅笔，把汇报托在左边的手掌心，在纸页的儿段文字上，画开了重点号：
我们从腊月二十八到年三十，连续召开了三天党支委扩大会议。我们学习了《 社会发展史》 的主要章节，学习了《 政治经济学》 的有关问题，重温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指示。用这些理论和政策精神，检查了我们最近一段的工作；当作镜子，照了照我们当前的情形，摆了摆农业社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因为农业社组织的扩大，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情况都起了变化。我们必须按照这个新的情况，来部署我们的工作。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我们东方红农业社步步前进，提高到今天的水平，有些社员的劳动热情、爱社的心气，都不是增加了，倒是减低了，跟农业社组织和生产再往高发展的要求，出现了顶牛、拧劲的问题。这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为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反复讨论，没有完全弄清眉目。可是，我们这里边认识到一条道理：像我们东方红这样的老社、大社，出现这样多的严重问题，充分说明，没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就搞不了社会主义。不知这个道理认识得对不对？准不准？很希望得到领导的指示。如果我们这个认识不错，那么，我们打算通过改造大草甸子的土壤、发展生产的这场活动，有计划、有措施地来改造社员们脑瓜里边的小农经济思想。这些旧东西得到改造了，才有可能把大草甸子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样子。另外，我们还认识到，发展生产，得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光是空对空地喊不行。因此，我们打算拿出一种快刀斩乱麻的劲儿，办好下列几件事儿，创造条件、开出路子：第一、集中农业社的一切财力；第二、集中农业社的一切人力；第三、这些条件见了成效，就向大草甸子发动一场进攻战！（穿越过来，掷地有声。驳“穷过度”，公知心惊！）
…… ……
梁海山把汇报看了两遍，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举给谷新民说：“老谷，老谷，你快看看，这是多么好的一篇文章！态度积极、正确，认识新鲜深刻，措施具体、对头。太好了。”
谷新民很奇怪地看看梁海山的激动表情，接过他递来的汇报；同样带着几分好奇心，翻看起来。
王友清又把摆在手上的一封用报纸糊成的信封，举给梁海山：“这是朱铁汉让李区长捎给您的。还挺保密，不知啥事儿。”梁海山赶紧接过来打开，只见里边是一封信。
梁书记；您好？工作顺利吧？
支部送来一份汇报，您一定看见了。您一定很同意我们的看法和做法。那个汇报，是我们大伙讨论之后，由团支书秦文庆起草的。高大泉同志又把它改了一遍。那上边有几个例子，对吧？有的例子没有姓名，对吧？那是高大泉同志给删去的。例子里边，本来有我。他这样做不好。我又说不服他。一个党员，做错了事情，对上不能瞒领导，对下不能骗群众，错了就说错了，人家好帮助我改，刚让我当村长那一年。我还是挺小心地干工作的。一九五四年整个情况都很平静。生产上去了，红旗拿到了，我就觉着自己还是块材料，能担起来。我就起变化了。别人越说东方红社好，我越想让它显着更好点儿。谁提出能显着农业社有优越性的建议，我就点头，就指示干。盖饲养棚，要养那么多的猪，要多给社员分点钱，要提前归还投资，全是我主持全盘工作那会儿干的。高大泉同志没在家。他没责任。周忠同志病着，有的事儿他不同意，我不听，还是干。有的事儿，我没跟他商量就办了。他也没责任。姜波同志在学校里工作，对社里的事儿不坚持意见。吕春江一张嘴，我就跟他瞪眼，有话也不敢多说了。反正都是我的责任。我这传染病，也传染了社员。当然，有些社员也传染我不少的毛病。可是，这几天开支委会，同志们都不狠狠地批我，到了社员会上，他们把错事都说成是支委会的。这不好，我得跟县领导声明一下。（可爱的铁汉，比某些大人物强多了）
还有，写这份汇报的时候，副社长秦恺不大赞成往上级报那么多的毛病，怕上级以为我们这儿好像出了啥大事儿。我也觉着，毛病是有，还没严重，全县的红旗社。往外抖落这个，弄个啥影响？所以我就提议改得轻一点儿。高大泉和老周忠跟我一谈，我通了，红旗社就红在敢承认错误，又能改正错误，要不那就变成白旗社了。我觉着，县委应当把我们的错误发个简报，发全县、让所有的农业社都别再犯我们的错误；要不然可不得了，社会主义就搞不下去了。我这个意见，肯定是对的，请领导考虑。
朱铁汉写
梁海山本来就己经兴奋的了，看了朱铁汉这些发自心坎的话，更加激动。他的眼前，首先出现一个沉稳老练、聪明秀气的高大泉，又出现一个热情奔放、坦直粗犷的朱铁汉；两张可爱的面孔，变成了四张，有奇峰岭区的，有春水河区的，有城关区的，有平原区的；接着又变成八张，几十张这样可爱的面孔，一齐活跃在他的脑海。这些曾经穿着破烂衣服，扛着锄杆子、背着粪箕子、见了生人就羞涩地红脸，或胆怯地避开的庄稼人，如今都背上了文件兜，挂起了化学杆的钢笔，捧起了政策文件，奔忙在耕耘的土地上，站立在会场上的讲台上，坐在办公桌的灯光下。其中有的人，曾经在炮火硝烟年代里，还是个光屁股娃娃，土改那会儿，还得让爸爸妈妈带着，如今都是有能力、有威信的基层领导干部了。革命的时势，造就了多少革命的英雄！一个老革命家，看到这些人，能不从心底发出满足的幸福感吗？
更重要的是，这个汇报材料和那个附来的说明，在梁海山看来，是两篇非常深刻、生动的政治论文。堆在桌案上的那些由县委秘书室那几个干部，专凭几张登记表、一部电话机，就着烟、茶编写出来的文件，显着多么苍白无力，多么空泛干瘪。县委书记读这样的论文，看在眼里有生色，听在耳里有声音，反映在头脑里有具体的形象，引起心里的共鸣，仿佛能够摸得着。他读过之后，联想起许多问题。有的问题，梁海山曾考虑过，看了这材料，更具体深刻了。有的问题梁海山曾经想提出来研究，看了这材料更坚定更有了把握。这材料之所以有这样的生命和力量，是因为作者们不是关在屋子想出来的，也不是带着框框到下边走马观花地找出来的；他们写作的目的，既不应付公差，履行手续，走走形式，也不是为了显耀才能、哗众取宠。他们的写，是因为感到问题重要、急迫，非得往上级反映；反映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上级的正确指导，好照着想的，切切实实地做下去。这在一个有高度责任感和强烈事业心的领导干部来说，看到这样的情况反映，看到这样的新鲜而正确的认识，看到基层干部有这样的干社会主义的决心，他能不受到鼓舞吗？（意气风发的时代的特有景象）
梁海山把朱铁汉的信叠起来，兴致勃勃地观察看谷新民的表情。
谷新民一如平常，表情很冷静。他一边看着汇报，也一边用钢笔在开头的一段画下重点符号：
……芳草地的形势发展了，反对派被斗倒了，生产提高了，家底厚实了，东方红农业社出名了，外地来参观访问的人也不断。同时，社员们的收入普遍增加，户户都有余粮；赶走了穷气，一片富足的气象。在这种情况下，不知不觉中，出现了一些很不健康的苗子。领导干部里，有人认为胜利了，可以松一口气了，应当过过幸福日子。因此大手大脚，讲究排场，铺张浪费的现象开始出现。原有的牲口棚完全可以对付使用，又大兴土木之工，一气盖起了十间；原有的老式木车，近距离仍能使用，全部打入冷宫；只有四十三户人家，春节期间竟计划杀猪十五口，提倡大吃大喝。还要由集体买烟糖开茶话会，购买鞭炮闹除夕。社员们没有债务，不愁吃穿，所以为数很多的人，甚至包括老骨干，除了增加个人收入之外，对集体再没新的希望，对前途再没新的要求。他们赛阔气，比穿戴，热心发展个人的小家庭。有的觉着，手里把着钱，用不着置地了，就想盖新房子，总惦着买砖、买瓦、选材料，没心思想集体的事儿。有的女社员，连工也不出了，在家里养鸡、养兔、喂肥猪，反正到时候分红，用不着愁吃愁穿。有的社员儿子才十四岁，就忙着找媳妇订亲，大摆酒席。这样的倾向，大大地削弱了干部社员发展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开始损害干部和社员、东方红社跟其他社的团结。对一些新社、小社和比较穷的社影响十分不好，我们统计了一下，自入冬到春节前，到社里出工的人数，还不到一半。我们计划的那个改造土壤工程，如果春耕前改五十亩的话，就得一千个人工，五百个车工；出不了这么多的工，任务就得落空。
上边例举的这些，虽然只是个苗头，如果不引起重视，不敢承认，不肯花最大的力气尽快地加以解决，芳草地的新一年，将会是失败的一年，集体组织不光不会巩固提高，还可能垮台；爱国增产运动不仅不能前进，还会退下来。事关紧要，让人担心。如果不大吃一惊，那就证明我们麻木了。
…………
梁海山忍不住地问：“老谷，你看怎么样呀？” 谷新民依然平静地说：“看来，红枣村的问题并非孤立，不健康的现象，带有普遍性……”（同样的汇报，不同的人看了感觉就不一样）
梁海山说：“他们写汇报的目的，可不是向我们大惊小怪地报敌情。他们抓到了问题的本质，有分析，有认识，也有解决问题的积极措施。”
谷新民点点头，微笑一下说：“是呀。高大泉这次训练班没有白上，学习了一点理论……”
梁海山说：“可取之处，不在于他们学了几句政治口号，而在于他能够用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了。”
谷新民又摇摇头：“他的这点理论，指导这么复杂的实践，不容易呀！”
梁海山说：“当然，这是个开始。我相信他会把那些复杂的问题，通过实际努力，加以解决。友清同志，你也把这汇报好好地看看呀！”
王友清说：“大泉同志专门找我谈过。”他说着，从谷新民手里接过汇报，。翻了一下。他首先注意到的不是内容，而是那上边红色和蓝色的两种加重号。他的目光最后停在谷新民画的那几条重重的蓝线上，说：“大泉同志跟我谈了以后，好多事情，都是新问题，我没有把握，”
谷新民说：“没把握，就得更加小心！”
梁海山补充说：“不要被问题吓住，除了小心也要有勇气闯。”
王友清心里打个转。他想到，芳草地问题这么多，不小心真可能变成第二个红枣村。在这种情况下，高大泉这个干部能够坐镇芳草地，那就太重要了。于是，他打算借机会恳求梁海山不要调走高大泉。他试探地说：“芳草地这个村，要是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干部主持工作，的确太危险。”
梁海山立刻理解了他的意思，很爽快地接过来说：“现在，我改变主意，不调高大泉到县里来了…… ”。
王友清马上表示很满意地说：“太好了，谷县长，您的意见呢？” 谷新民说：“老梁改变主意，十分正确。一个农村干部，在一个村里是把硬手的话，到县里就会变成最软弱无力的。”梁海山说：“我不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我觉得，我们的基层更需要有掌握了一整套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经验的干部。高大泉正在干中长才干，应当让他干下去，在最前线发挥作用。况且，他在芳草地，会把旗子举得更高，步子迈得更大。对推动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有益。这也是对县委领导的一个有力促进和协助。我渴了，咱们回住处喝着水，再聊吧。”
他们一块往红枣村走。
谷新民边走边向王友清问起天门区的一些工作情况。当他听说王友清是回家休假的，就说：“你别再这儿久坐，赶快回家。把家务事情处理一下，赶快回区里，免得闹出什么事来。”王友清说：“您不嘱咐，我在家里也呆不住了。”
谷新民说，“回去告诉高大泉，他们的汇报，县委还得进一步研究，一切行动要小心！”
走在前面的梁海山，听到这句，转回身，大声说：“告诉高大泉，一切行动也要勇敢！”
二十 说不清头脑的压力
一辆自行车，从梨花渡乡政府门前那条有点小斜坡的路上冲下来，骑车子的妇女穿着花棉袄，扎着紫头巾。她的两手紧紧地攥着车把，两眼直愣愣地盯着前方，两只穿着夹鞋的脚使劲儿蹬在车蹬子上一一但是没有转动，只是凭着地势和车子的惯性，往前滑行。
急着赶到乡里办事的高大泉，也是骑着自行车来的。他从那个妇女骑车的紧张姿态看出，车技并不怎么熟练，担心撞到一块儿，就放慢速度，同时往边上躲让。
那个骑车的妇女，也发现对面来了人。她扭动车把，想靠靠边，又想停下来；在这种犹豫不决当中，车子没停，左右摇摆起来；只听得“叭嚓”一声，连人带车，一齐斜倒。不偏不倚，正好砸在高大泉的身上。
幸亏高大泉早防备。他一脚落地，撑住自己的车子，一只手抬起，扶住了倒在怀里的妇女。
乡政府门口站着一伙观阵的人，看到这边的情景，爆发起一阵拍手的和大笑的声音。
高大泉直到这个时候，才看清这骑车的妇女是周丽平，就含笑地说：“技术真叫高，专门往人身上骑！ ”
周丽平喘息着，抹了把汗水，不好意思地说：“怪就怪在这儿 ，见着人，我越想躲，那车轴辘越往人跟前奔！ ”
“还是你那眼、手、脚跟脑筋没有配合好的原故。”“唉，到了节骨眼儿上，它们就四分五裂，谁也不听谁的指挥了。”
他们两人同时笑了起来。
高大泉说：“你也真够笨了。从去年县里四级干部会上你就学骑车，到这会儿还不能上路。”
周丽平分辩说：“我哪儿摸功夫练呀！总支书记他们都奸着哪，总怕把车子给他们摔了，藏着躲着不让我摸着。”
“车子坏了倒是小事，可别摔着胳傅腿的。”
“我快会了。瑞芬嫂子还说，等我回家的时候教给她骑哪。”“算了吧！她什么都想干。”
“放心，我不会把她给你摔坏的，怕什么呀？哎，你骑这车子是谁的？”
“咱们朱村长的专车。” “他真抖起来了！”
“这还不满意，嘀嘀咕咕要换新的，让我把他闹一顿。换什么新的？先把你那脑袋擦擦油泥吧。”
周丽平捂着嘴笑了，说：“初三那天，他到乡里来汇报工作，说你撸他了。他直跟姚乡长检讨。我在旁边听着，猛给他加盐花，揭他的疮嘎渣。闹得他脑袋冒了汗，直求我嘴下留情。嘻嘻。”
高大泉说：“他就是这么一个性子一一油泥容易沾上，一提醒，一认帐，擦起来比谁都快都干净。我真不知道应当心疼他好；还是恨他才好。”
周丽平改用一种袒护的神气说：“你别不知足。这两年铁汉比我们几个的进步快多啦。选他当村长那会儿，我先跟他声明，我弃权，不举手，也不反对。为这事儿，我爸还把我批评一顿，说他是一块材料。我担心他拿不起来呀。看眼下，全乡的村长排成队，他也得站到头边。春节那件事，也不能全怪他。咱梨花渡乡很普遍。不少的村，那种大吃八喝的劲儿，比芳草地厉害得多。就在乡政府的鼻子底下，还有赌钱的。村长和治保主任带头赌。你看这叫啥事儿！咱们铁汉不过是想搞点表面红火的事儿；歪的邪的，他可没有。”（搞社会主义难啊。）
高大泉挺认真地说：“丽平，你这套话，可不能当着铁汉的面吹呀！”
“你放心。他从我的嘴里呀，甭想听到一句好听的话。”“这也不对。对自己的同志要求要严格，又要实事求是，芳草地是乡、区、县领导抓的点；起码全乡的干部、群众都看着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脚步要是有一点儿迈偏，造成的损失就不是一个村。责任重啊！我们要一丝一毫都不马虎，一点一滴都不自满。”周丽平点点头：“我在乡里工作也常常这样想。我和占奎、春芳被调上来了，人家都说是芳草地输送出来的干部。我们碰到一块儿常说，得积极努力工作，不能凭着芳草地的名气混。哎，听说这阵子你们的工作挺紧张的，怎么有空到乡里来啦？”高大泉说：“春节头一天，我们把一个请示汇报抄了两份，乡里、区里都给了；今个都初五了，一句回话也没有听到，我来问问。”
“那汇报我看到了。挺棒的。别的村的干部到乡里来，姚乡长都给他们念一遍，大伙都说要学习你们的样子干。刘维说，芳草地是县长的点儿，那汇报得等县里批下来，乡里才能表态。你问谁也白搭，就再等等吧。”（有人把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体系，变成了上拨下动、不拨不动的官僚体制。）
“我们的第一仗打完了，马上要打第二仗，总押着，该误事了。”
“要是这样，你去问刘维吧。他今个早上才从家里赶回来的。他准到县里去了，或许能听到点什么消息。我抓空再练一会儿车子。等你们谈完了，我就回去。”
高大泉刚要动身，又想起一件事，“丽平，春河最近来信没有？”
周丽平被这突然一问，弄得有几分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高大泉说：“从朝鲜回国以后，都学习半年了，怎么还不复员呢？我盼他回来，把党支部的工作担上，跟铁汉两个人就能挺起这摊子。那样，我也好抽出身，帮着抓乡里的工作。总像现在这样，不如不挂个空名子。他的信上说什么了？” 周丽平跟吕春河的事情，是绝对保密的。不论该不该保密的内容，周丽平从来不对任何人讲，包括她的爸爸，也不讲。她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人，而是很大方的。也并不是出于害羞，而是出于坚强的信念和严肃的态度。她跟吕春河的爱情，有浓厚的历史基础和彻底的了解，因此有坚定不移的相互信任。他们用不着反复地左右权衡，更没有什么犹豫和猜疑。如今两个人生活在相离遥远的两个地方，不可能很快地结亲，总在心里放个大的位置想它干什么呢？她要努力学习政治、文化，锻炼工作本领，把党给自己的工作做好。但是关心她的人，常常出于好心地议论这件事，干扰她的情绪。她就来个闭口不谈，不必要的麻烦自然减少了。周丽平的这个“守则”，只有对高大泉是例外的。高大泉是她最崇敬的老师，最关心的兄长。高大泉不仅尊重她的“守则”，而且能帮助她按照这个“守则”，把这件个人的事情处理的妥善。所以，每当高大泉问起吕春河（当然这是很少有的发问）（浩然老师的作品用括号的时候是很少的，也许这就是当时的草稿，还没来得及整理吧？魏木匠还是柳木匠？苏贵俭还是苏克俭？小英变小凤，还有“红枣村”事件最后的结局不清楚都属于这类问题吧？），周丽平会无保留地把真实情况告诉高大泉。这会儿，她听高大泉问起信的内容，就朝乡政府门口那边看一眼，小声说：“过去，他总是一个月来一封信，后来又变成两个月一封信，这一封信，让我等了三个月。三个月以前，我给他写信说，春节的时候，我请个假，到东北去看看他，征求他的意见。好不容易把回信等来了，开头第一句话话就说千万别去看他。……”
高大泉说：“大概是他的学习太紧张了。”
周丽平说：“信写得很简单。在我办公室锁着，一会儿你看看。他的理由是：路远，东北太冷，等到春暖花开以后再说。”高大泉说：“这话也有道理，等把下边两场战斗打胜了，改造土壤的活动闹起来了，我给他写封信。我希望他回家来成亲。你到那儿去，人生地不熟的，总有些别扭。在家里，我们大伙儿也好跟着高兴高兴。咱们东方红社还是第一次聘闺女哪。”周丽平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你快去找刘维吧，得到上边的指示精神，好赶回村去抓工作。我个人的事儿，对你说说也就算了。你千万不许老挂在心上。铁汉总说你越来越婆婆妈妈的了。你别让他抓你的小辫子。”
高大泉用微微一笑回答了周丽平。他见周丽平又迈上车子，向前摇摇摆摆地骑去，就转身往乡政府走。
他的心情，并不像跟周丽平聊天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么轻松。他是有压力的，经过几天的工作，也就是那个“集中一切财力”的第一仗打起来以后，好多过去没有想到过的新矛盾，都露了马脚。那里边一个最让人担心的新矛盾，就是社员们普遍存在劳动积极性不高的现象。他跟秦文庆一块给县、区领导起草那个工作汇报的时候，对这个矛盾还只是从统计表上看到一点苗头，初三过后，一组织起圈、捣粪，稀稀拉拉地出来几个人，没到收工的时候就回了家，两个人也没干出一个人的活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只是因为天冷，不习惯这么早动手干活吗？办农业社的第一年，大伙为啥连春节都不歇着，大年三十还夜战捣粪呢！要是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照这样下去，不要说加上改造土壤的重任务，恐怕连正常的农活都得丢下趟儿，一九五五年的增产计划，就得落空啦！
高大泉就是带着这样的思想压力，来到乡政府，来请示上级，寻找解决矛盾的好办法。
乡政府这地方，在梨花渡的村北头，靠近彩霞河河堤一个弯转突出的地方。这几排半新不旧的房屋，原来是一所由地主宅院改装成的小学校。去年小学校移到村东大庙去了，乡政府就安在这儿。房子不太多，只有三间不大的教室和两间当伙房用的小屋。院子可不小。大门口是仿照天门镇中学的样子，用砖垒的高门脸儿，横写在上边的小学名称还保留着，只是立垒的墙柱上挂着“天门区梨花渡乡人民政府”的长牌子。这当儿，那里站着两个乡 干部，炊事员和几个来串门的青年。那两个乡干部一个是原来谷新民的警卫员、现在的乡总支书记刘维，一个是从南边雁庄提拔的武装干事赵景元，一个拄着棍的老头，拉着一个小男孩，几乎是跟高大泉同一时间从另一个方向走到乡政府门口停下了。身上披着有狐皮领大衣、穿着新做的蓝斜纹布棉制服的刘维，本来想跟高大泉打招呼，见那个老头冲着他要开口，就抢先皱起眉头对老头说：“你怎么又来了？” 老头被堵了这么一句，也不计较，仍是一副温顺的神态，说：“刘书记，我的事儿没办妥当。我还得来麻烦你。”
刘维依然冷冷地说：“不是跟你讲过多少遍了吗？还怎么办妥当？”（脸难看，事难办。当时就有啊！） “同志，那样办，我们这一老一小，活不下去呀！…… ”“找找亲戚朋友嘛！”
“十天半个月的靠亲戚行，太长了，人家也是难办哪…… ”“哦，亲戚难办，农业社就好办了？把人家集体给拖垮了，谁负责任？”
“刘书记，我保证不连累农业社。你放心。眼下，我还能摸索着干点活儿。我这小孙子，过几年也就顶用了。”
“那就先对付过，等孩子能劳动了再说。”
“同志，同志…… ”
刘维不耐烦地一扭头，冲着高大泉微微一笑：“高副乡长，过节好哇？我刚从县里回来，正想给你拜年去哪……”
高大泉一直在打量那个穿着破烂的老人，以及那个在生人面前很胆怯、躲藏在老人身后的孩子，听见刘维打招招呼，就问：“这老大爷是哪村的？” 刘维说：“就这村的。”
“他…… ”
“唉，乡里这种麻烦事儿可多了。没法儿推开。你快到办公室里暖和暖和吧。”
当刘维跟高大泉打招呼的时候，那个老头也扭过脸，用两只昏花的眼睛盯着高大泉，要说什么，嘴唇动了几下，没有发出声音。
赵景元很热情地从高大泉手里接过自行车，推到院子里去了。
高大泉没有动。他在犹豫。在梨花渡，他名义是副乡长，实际上，除了开开会，或者乡领导决定了较大的事情，通知他一声，来这儿听听，提点参考性的看法之外，他从没经手任何工作。这样的职务，是普选的时候，谷新民县长亲自主持选举的。这样的做法，也是由他安排的。芳草地是模范村，东方红农业社是模范社，高大泉是出席专区的劳动模范，因此，梨花渡乡的副乡长必须由高大泉来担当；同样由于芳草地这三个条件，高大泉必须在乡里只挂个名义，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要抓芳草地的工作。高大泉对谷新民的心理是了解一点的，但他不去进一步揣测和摸底。不管谷新民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高大泉基本上是满意已经形成的这样一种局面。芳草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刚刚开个头，离着党和革命的要求还相距很远，离着高大泉自己愿望同样差得多。高大泉既然不主持乡的工作，也不能直接地为全乡的工作出力气，对芳草地以外的事他就尽可能不随便过问和插手（高大泉很守“官场”规矩）。可是，今天偶遇的这个老人和孩子，听了他和刘维的几句简短交谈，特别是刘维的态度，立刻引起他的主意。他忍不住要打破惯例，想要过问一下。
那个老头见高大泉没有扭身走开，他似乎受到鼓励，终于开口了。“咱梨花渡的乡长，不是那位姚乡长吗？怎么换了这位？”
刚把自行车放到院里的赵景元扭过头来说：“您真糊涂，这位是副乡长，老姚是正乡长。”
老头越发打起精神，露出笑容：“唉，是这么回事儿呀：我说副乡长……”
赵景元又纠正他：“什么副乡长正乡长的，人家是高大泉同志，得叫高乡长。”
老头惊讶地叫了一声：“天哪，你就是芳草地的那个英雄呀？” 刘维、赵景元，还有旁边的几个青年，都被他这一声给引得哈哈大笑。
那老头好像根本没有看到人们的嘲弄的表情，也没有听到他们那开心的笑声，两只渐渐有了光泽的眼睛，仍旧紧紧地盯着高大泉，一字一句地说：“念叨你英雄好几年，今天才见英雄面哪！”
众人笑得更厉害了。
高大泉说：“老大爷，您讲错了，我不是什么英雄…… ”那老头跨进一步，大声说：“是，是，是！ 别看我不识字儿，我从我孙子那么了点儿，就拉说书的瞎子（给说书的盲人领路吧？要用手拉着盲人手中的杆子往前走，所以俗称“拉瞎子”。——猜想）。我可听了不少的书，什么《 东周列国志》 、《 三国演义》 、《 杨家将》 、《 包公案》 、《 薛礼征东》 、《 三侠五义》 ，可多了。古往今来的英雄这么多，谁搞起农业社，闯了这么一条好道儿，救了这么多的穷人哪！你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好汉！”
“办农业社，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共产党、毛主席指引的……”
“有人指引，还得有人不惜命地领着干。你看看，农业社这么好，道儿这么明，不是好多人过去不干不走、如今有的人还不干不走吗？就是迈了步的人，也有摇摇晃晃想往后溜的人呀！ 我对你说，人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将来得有人把你编到书里去，我说高英雄！”
众人“轰”地一声，笑炸了天。（下士闻道 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
刘维推着高大泉说：“这老头跟说书的学的，能聊着哪，快躲开他吧！”
老头激动地说：“刘书记，你不用怕。我不会咬住他不放。他肩上的担子重，坏人都恨他，都想撂倒他。他还得跟这些人斗哪！我怎么能给他加载儿？我还叫人吗？我就想讨他一句话。他说啥我都信。”他面向高大泉：“你说说，他们还是共产党员，硬劝我头一批老社员退社，这对不对？”
刘维刚要阻拦，高大泉却毫不迟疑地开了口。
他冲着老头干脆地回答：“老大爷，谁也没有权利强迫一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退社！”
老头拍一下手，带着笑模样说：“好，我就要你这一句话！你忙吧。改日见！”他说着，拉着小孙子，很激动地走了。高大泉见老人的背影消失在一片枯树林子那边，才转过身来。
刘维一边跟着他往屋走，一边埋怨说：“大泉同志，你这杠子插得可不怎么好。你这句话，不光给乡里找了大麻烦，还得给李国柱他们找来大麻烦。”
高大泉不解地问：“为什么呢？”
“你想想，你是个名人，那老头子还不拿你这句话当令箭，回去跟李国柱他们吵翻天哪！”
“他是头一批入社的骨干，成份、思想肯定错不了，为啥要劝他退社呢？”
“你听他哨，他在社里只会起破坏作用，能干啥？” “有问题，应当教育呀！”
“因为他，好几户社员都要退社，还教育哪！我还有重要话对你说，你快别管这闲事儿了。”
他们进了乡总支办公室里。赵景元捅开炉子，忙了一阵儿，让高大泉烤火，喝茶，就出去了。
刘维把玻璃门推严实，回身坐到炉子跟前，对高大泉说：“我昨天到县里给谷县长拜年去了，他向你们问好了。”
“谷县长见到我们的汇报了吗？”
“我说不让你那么写，你偏写。结果闹得梁书记挺紧张，好像发生了天塌地陷的大事儿，要在县委扩大会上讨论。区里王书记回家休假，还没有住够日子，就给叫回来了。”（这话传得！）
“梁书记怎么说呢？” “我没见到梁书记。据说，他带着你那个汇报，到柿林区去了。”
“谷县长说什么了呢？” “他替你捏一把汗，怕你净出新招儿，捅了漏子，给全县正在磕磕撞撞发展着的互助合作，再带点新麻烦。”
“他指的什么呢？改造土壤的事情，是县委讨论批准的呀！” “谷县长对那个事儿倒很支持。他说，改造土壤，可以先做一年试验，你应当集中精力抓这个事情。不要没事儿，弯着腰找事儿，乱捅别的干什么？” “这个别的，指的啥呢？” “比如那个勤俭节约…… ” “谷县长要是真有这个看法的话，那是因为他还没有看到咱们工作里边的新矛盾。不搞勤俭节约，把生产资金都浪费了，生产怎么发展？改造土壤的事情咋办？农业社的集体经济怎么扩大？怎么巩固？”
“他说，这个事情，可以提倡提倡，别闹过分，影响人们对农业社优越性的认识。”
“事实不是这样。没搞勤俭节约的时候，像东方红这样的老社，春耕底垫的钱，都得等着跑运输拉脚挣钱凑数。我们这一抓，抓出了新气象，省下好多开支，添了车，买了马，不跑运输，底垫钱也够用。第一炮打响了，我估计，这会儿芳草地一定非常热闹，一定让好多人都受到了教育。”
“反正我是给你捎话，咋样对待，是你们自己的事，乡总支不能负责任。谷县长最担心的，是你们汇报上例举的那些埋怨社员的话。什么对集体不热心，对劳动不积极啦。劳累一年了，冬闲季节，还不该让人家办办私事儿？谷县长怕你们不能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对群众限制得太多、太严、太死，那可就太危险了。”“如今已经不是限制得太多、太严、太死的问题，而是限制得太少、太松、太没个管束的章程啦。过了节，支部、社委又讨论了几天，一致认为，得马上动手，把那些不好的尖儿、芽儿瓣下去。” “哎呀，你还是小心点儿吧。谷县长干嘱咐万嘱咐，告诉高大泉，要稳，一定要慎重，慎重。千万不要随便动手动脚，要等把农业社巩固上三年两年，看看再说。”
高大泉摇摇头说：“要是光这样小心点儿，稳当点儿，大撒巴掌自由泛滥，用不了三、两年，等到秋天，东方红社就得变成落后社，有的社就得垮台。这能行吗？” 刘维苦笑了一下：“你这回学习了一个月，更是满嘴理论，我够不着边儿，对情况，我也不了解。不能说个人意见，有一点，我得劝你几句。不论办啥事儿，要听领导的，领导怎么说，你就应当怎么干，不乱出新点子，准吃不了亏。总跟上级扭着劲儿，瞎吃苦、白挨累，多不划算！”（社会主义建设就需要把高大泉这样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刘维这样的人弄得少少的，而不是相反。）
高大泉对刘维的态度和语气很不满意。他说：“咱们是搞革命的，不是做买卖，怎么能总给个人找划算、不吃亏的事情办呢？”他说着，就站起身，奔向放着电话机的桌子。当他快走到桌子跟前的时候，又有几分后悔。他觉察自己的态度太生硬了：刘维虽是一乡的领导，毕竟是个青年干部，谈工作不讲究方式方法，会使对方在心里结疙瘩。他本来可以转回身，再跟刘维说几句缓和的话，补救一下。他没有这样做。他认为，他们所争论的是原则问题；在原则问题上，不论对方的职位高低，他是从来不肯有半点含糊的。
刘维的心里果然吃了劲儿。去年，他被派到这个乡担任乡总支书记，一方面认为领导提拔，心里得意，另一方面，对于在这个乡开展工作，很有几分胆怯一一这个乡有在县里挂着号的芳草地，芳草地又有面前这个“名人”高大泉，都是不好对付的。那几年高大泉如何顶撞县领导，刘维曾经亲眼看到；高大泉连县长都不放在眼里，能瞧得起他这个小小警卫员出身的刘维？因为在没有到梨花渡乡上任之前，他就有了这方面的戒心，所以来了以后，基本上采取了三种方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一是回避，尽可能不到芳草地去，有关芳草地的事情或推给区、县领导，或者拿到乡干部会一块儿讨论决定；二是客气，凡是跟高大泉见着面，刘维总是表现得很谦虚，很尊敬对方，谈话也是浮皮潦草，从不接触实质问题；三是抓住适当时机向高大泉表示一点他是个上有根基和后台的人。今天他们见了面，刘维回避不得；先是挺客气，后来又搬出县长谷新民，既是执行任务，又是想告诉高大泉，谷县长是通过他刘维来指挥芳草地工作的。可惜，刘维虽然学了一点人生哲理，毕竟是个入世不深的青年，三言两语就被高大泉给顶回来了。他想发作，又怕闹个大没趣，不好在乡干部面前下台阶，只好忍下一口气。他趁高大泉奔电话机的当儿，就走出办公室。正因为忍着气，关门的时候忘了轻一点，所以身后发出“匡当”的一声。
高大泉挂通了电话，好不容易才找到正在县里开会的区委书记王友清。
王友清首先把红枣村闹出“大乱子”的消息，通过话筒，告诉了高大泉。
高大泉被震惊了，连忙问：“你详细说说，红枣村到底闹了啥乱子呀？”
“一言两语地说不清楚。闹了乱子的不光是一个红枣村，还有柿林区。县里的几位领导只好休会半天，又到那儿堵漏子去了。”
“你扼要地说说不行吗？” “这么复杂的事儿，三言两语哪能说得清楚呀？总起来一句话，巩固互助合作组织，比发动、建立要艰难得多。所以谷县长看了你们那个汇报，一再嘱咐，要小心，要小心…… ”
“梁书记有什么指示？”
“他当然鼓励我们勇敢地干。他也让我们多加小心…… ”“对，是得勇敢一点儿。……”
“可也别忘了小心。你们那个第二步。千万别急着迈呀！”高大泉又叮问几句，仍然不能得到要领。王友清给他灌得满耳朵的话，好像只有“小心”这两个字。那么，怎样才叫“小心”呢？不急着处理阻碍发展生产力的事儿，改造土壤的计划就难以实现，集体经济就难以巩固。这样的“小心”肯定是不对的。他坐在电话机旁边的一只凳子上，连着抽了两锅子烟，心里边翻腾得十分厉害。
周丽平挂着满脸汗珠子走进来。“你这个电话，打这么长？” 高大泉笑笑。“这么长，我要说的话还没有说完哪！”“有什么新指示吗？” “没有。”
“那你们怎么办呢？” “照着过渡时期总路线办，照着中央的互助合作决议办。这还能错吗？” 周丽平赞同地笑笑，用湿手巾擦起脸来。
高大泉站起身说：“丽平，你到厨房给我买个饽饽吃吧。我从早晨到这会儿，还水米没沾牙哪。”
“等等吧，中午蒸肉包子。”
“不行，下午我还得跟铁汉商量召开社员大会的事儿。”周丽平从伙房里买来两个剩馒头，放在炉子边上烤着，说：“什么剩菜都没有，你就得对付对付啦。”
高大泉说：“有大馒头吃还赖吗？”他说着，抓起一个馒头就咬。
“还没热哪。”
“得抓紧点时间，让它到肚子里边去热吧。”
“瑞芬嫂子总担心你将来要得个胃病。你太不注意了。”“你不了解情况。她现在比我更不知道注意。你回家的时候得劝劝她。”（王国福1969年8月或者是11月因胃癌去世，爱人身体多病，早他而去。）
“你一句顶我十句，还用我？” “你又不了解情况。”
“怎么啦？” 高大泉想起那天深夜拣煤核的事情，还有吕瑞芬跟他说的那几句要求原谅的话，心头又一阵发热。 周丽平不可能体会到高大泉这种电光一闪的情绪。她问：“你是回家，还是直接到区里去呢？” 高大泉把最后一口馒头扔到嘴，说：“我要先去管一件闲事，要不然，这才是真正的‘乱子’。”
他说着，怀着一种摸不清头脑的压力，走出办公室，推上自行车；没有顾上跟使了性子的刘维告别，就离开了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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