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管一件闲事儿”
高大泉没有回芳草地，也没有奔天门区，而是走进了梨花渡的街里头。
大冷天，又是吃午饭的时候，街上没有人。比起芳草地那种来来往往不断人的情景，这里就显得冷清多了。
一座大排子门半掩着。卧在用高粱桔子搭的窝里的一只大黄狗，听到自行车飞轮的“扎扎”声，蹿了出来汪汪地叫个不停。从屋走出一个细高个的青年妇女，因为正刷洗锅碗，腰间扎着围裙。她是莲子坑的娘家，跟高大泉的亲戚许老太太住前后院，过去常跟高大泉见面。所以这时候，她一眼就认出推自行车进来的人，喜笑颜开地打起招呼：“哟，大泉哥呀？哪阵风儿，把你这个大忙人给刮到我们家来了？” 高大泉笑着回答：“来给你拜年。国柱在家没有？” 李国柱的新媳妇笑出声来：“你呀一开嘴就露了假，说来给我拜年，门没进就先找你们干部！”
高大泉一边往里走，一边说：“不要重男轻女，也别重女轻男，给你们两个一块拜年，省事儿。”
国柱媳妇说：“你真会说话儿。快屋坐吧，我给你喊他去。”高大泉放下车子，进了屋。
这是三间新翻盖过的房屋。窗户是旧格子，糊着粉连纸，还涂了油；门扇上贴着对联和大红的双喜字儿；墙壁刷得雪白，挂着“年年有余”的年画；垛着花被窝和花褥子的土坑，烧得很热。这小两口是去年中秋节成的亲。也是那个时候，李国柱入了党；冬天村行政改选，他又当了村长。
高大泉一迈门槛儿，不由得想起几年前，那个给冯少怀当长工的李国柱，变化真是太大了。他坐在热炕上，接过国柱媳妇递过来的花茶碗，忍不住地说：“这个家真不简单哪，国柱算是彻底翻身了。”
国柱媳妇说：“这得谢谢你。亏了你带头走新道儿。”高大泉半开玩笑地说：“那是党的指引，农业社集体的力量，怎么是我的功劳呢？你这个村长的家属，也随帮跟唱地说这种糊涂话。”
国柱媳妇分辩说：“咱天门区农业社大发展，还不是你们芳草地打的先锋？芳草地的成绩，跟你这个领头的干部还掰得开吗？”她又问：“听国柱说，你们今年过春节，又挂了红旗？” 高大泉说：“我们正搞勤俭节约。”
国柱媳妇说：“该搞，过大日子，不从个人身上割肉了，就乱花钱？你看看我们村团结社那个办公室，修得比过去地主的宅子还讲究。社员的屋子漏风漏雨，没人管；到这十冬腊月，牲口还在露天地里拴着，没棚嘛！就这样，人家还张罗要搭个有顶盖的戏台哪！”
高大泉说：“这就不对了。国柱咋不制止呢？” “他呀，我看那会儿也是晕晕乎乎地不知天高地厚了。大伙儿一起哄，他也就点了头。过去，有的社员看不下去，给社干部提意见，他们还整人家。”（大小官僚失去监督——或者说，群众没有监督官僚的权力——全都一个样。多少年不变。）
“对这样的社员应当表扬。”
“屁。到今个还不饶人家。说人家调皮捣蛋，要让人家退社！ ”“这么严重？国柱也不管？” “他就管得了？哪个干部没有一拨自己的人，一管严了，人家就拿退社吓唬你。这么一闹，连乡里都管不了，怕社垮台。”“那个提意见的社员退了社吗？”
“他不退。几个干部硬叫他退。他跑了几趟乡政府，也给推回来了。看样子，还得退。”
高大泉立刻联想到在乡政府大门口遇见的那个老头。高大泉正是为了这个老头，专门来到老熟人、梨花渡村长的家里“管闲事儿”来的。他就叮问：“那个提意见的老头，是不是七十岁的样子，小时候拉过瞎子……” “对，对，就是他。怪不得人家都说你可能深入群众啦，啥事儿也瞒不住你，连我们梨花渡的事儿，你也摸了底儿。”
“我是今个在乡政府门口碰见他的。”
“他白跑，肯定得退了。”
“社员里边，就没有主持公道的？”
“唉，要咋说复杂呢。那个团结社，有一窝子中农户，压根儿就瞧不起贫雇农，总说别人沾了他们的光。他们对那老头——他叫孔百千。他们对他给干部提意见倒没啥，就是不想养着他，怕被他拖累。”
“他们家没劳力吗？” “别提了。儿子去年突然得个急病死了；媳妇春节前也改嫁了，就丢下一个没上学的小孙子，一老一小，哪有劳力。”高大泉听到这里，胸口突突地跳了起来。一个从苦海里爬出来的穷苦人，当他提高了政治觉悟，认识到了这苦海的面貌和这苦海来源的时候，心灵中那根富于同情心的神经是十分敏锐的。稍一触动，它就会激昂起来。他不仅感到今天这个“闲事儿”管对了，而且决心要管到底儿，他要不顾一切地管定了。
国柱媳妇见高大泉刚坐下又抽身站起来，就说：“你等着，我去叫国柱。出去了半天，他也该回家吃饭了。”
高大泉一边往前走，一边说：“他可能在村公所，我找他。”国柱媳妇在背后喊：“大泉哥，你可跟他一块儿回来吃饭哪！轻易不来串个门儿，不能饿着肚子走。”
高大泉几乎没有听清她说了句什么，就头也不回地走出大排子门。梨花渡这样一个头几年就搞起互助合作组织的村庄，竟然还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事情很严重，很可怕，有力地冲击着他的心胸，促使他联想起许多的问题。他进一步认识到做人的思想工作的重要，做人的思想工作的艰难。那天夜间，他跟朱铁汉、吕春江、秦文庆几个人围坐在煤油灯下，起草上报县、区领导汇报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就翻出了“没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就搞不好社会主义”这句话，在这个统一认识以后的基础上，他们改变了工作部署，决定不因利就便，为搞土壤改造而搞土壤改造，而是要把改造人和改造土壤紧密地结合在一块儿来搞，用改造人的思想成果当动力，推行改造土壤的任务更好实现（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现在看来，这一点抓对了，要不然，说不定会发生更让人意外的事情。他要把梨花渡团结社的活例子，拿到芳草地，给干部和社员都讲讲，让大伙警惕着点儿，都要加紧提高自己的觉悟。
梨花渡这个村很分散，一堆一块的，没个整齐街道。在那一堆一块的中间，隔着水坑、树行和菜园子。这时侯，坑里结着冰，因为水浅、薄冰的四周都翘立起来，树木是光秃的，粗权细枝在微风中抖动。菜园子是赤裸裸的，一条条畦子里立着菜根和向日葵那半折的杆子。这时候，远远的水坑边和树林旁跟菜园子连接着的土坎子地方，传来沙沙的声音。
高大泉扭头看去，心里不由得一怔，脚步也停住了。他发现，那边有两个人，一老一小，正是那个孔百千和他的孙子。老人一只手提着一个半大的荆条筐，一只手拿着一把小笤帚，迈几步，停住，蹲下身，用笤帚扫着被风吹刮过来，又被坡坎拦挡挡住的树叶子。那小孩跟在后边，用小手，一片一片地捡着树叶子；捡一片扔在筐里。又去扑捉在风里跳动的另一片。高大泉想，像他们这爷儿两个，要生活下去，没有农业社这集体的帮扶着，怎么行呢？地怎么种？吃粮从哪儿来？烧柴从什么地方取？看看，这么冷的天，还得打扫这么难以打扫到的树叶子去做饭暖炕。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有什么理由说：“我们不管你们，你退社吧！”让他们退到哪里去？
高大泉想过去打个招呼。他的脚抬不起来，嘴张不开。他问自己，到了老人家的跟前说什么？说几句什么事也不顶用的空话吗？自己想帮助人家，并没有帮成呀！
幸好那位老人和小孩子都没有发现路上走着的这个，正在为安排他们的生活道路而焦心奔波的人。（悲天悯人的谷县长，碰到这个情景会如何呢？刘维跟了他这么多年，跟他学出个什么样子来呢？）
高大泉来到村公所门口，正要往里走，忽听背后有人喊他，扭头一看，那个人正是他要找的李国柱。
身强力壮、性情快活的李国柱，在老远的地方，就冲着高大泉咧嘴笑着说：“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你是来找我吧？” 高大泉点点头，间，“你忙啥呢？” 李国柱说：“我正下通知，让各社下午开社委会，学习讨论你们那个新经验一一勤俭节约办农业社。你来得正好，快给我们介绍介绍，省得我丢三忘四的。”
高大泉说：“我先跟你说几句别的话。”
李国柱说：“咱们到办公室里去。”
高大泉说：“我要单独跟你摸摸底儿，到寨子那边。”他们两个蹲在背风向阳的寨子下边，装上烟，点着，抽了两口。
高大泉说：“团结社让孔百千老头退社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 ”
李国柱看高大泉一眼，反问一句：“他又找你告状去了？” “不是。他到乡里要求帮助，让我碰上的。当时还不知底细。刚才听你媳妇一说，我才发觉这个问题挺严重。”
“是呀。事儿不大，可让我伤透了脑筋。” “你咋看呢？”
“我看哪，老头越这么闹，大家越不会照顾他。”
“为啥呢？” “首先是正社长孔伦，跟老头系的仇疙瘩，一时解不开。”
“哪个孔伦？” “你忘了？就是前年见你们办了农业社，也要办。因为打井，到底先打谁家地里的井吵起来，好多人要拉牲口退社。没办法了，让我带着他去芳草地找你，一见你就哭了…… ”
“噢，他呀！他当时对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挺热心的呀？”
“到今个也热心，就是那脾气不好。这两年，又长了点骄傲自满的情绪，我们听姚乡长介绍了你们最近灭铺张浪费苗头的事儿，大伙都挺开脑筋的。我们想借见吹吹他孔伦。他搞的那一套，比你们那儿可厉害得多。”
“孔百千老头给他提了意见，他就不满了，对不对呀？”
“就是老头没在会上提，跑到乡里告状。…… ”
“你‘告状“这个词儿用得不好。是往上反映意见。”“不管是啥吧，他找到了乡总支书记小刘。小刘也没找支部，就先跟孔伦直巴老挺地捅出来了。孔伦就去找孔百千追问。老头说，你把集体的钱都浪费了，我们分啥吃啥？孔伦说，你嫌吃亏了，那就退社吧，我们正不想要你。就这么吵吵起来了。支部赶快出面解决。这当然是得费点时间，那老头偏偏等不及，又跑乡里反映。这样一来把事情给弄得更僵了。副社长何老正，比孔伦还坚决，非让孔百千退社不可…… ”（刘维的水平可见一斑。）
“何老正就是过去卖过烧饼那个小个子吗？” “对，是他。他是带着一个全是中农的互助组，跟孔伦那社合并的。那些中农一齐起哄，说农业社是为了搞好生产过好日子，不是养老院，不是慈善堂。孔百千一老一小，不能劳动，几亩好一点的地，又让他儿媳妇带走了，光剩赖地，跟他一块儿干吃亏。何老正就代表他们说话。他又不是个党员，支部怎么动员也不行。”
“别的社委呢？” “他们两个主要头头搭上调儿，别人还不随着往外赶孔百千哪！”
“你们支部的态度呢？” “在支部里，我分工抓农业社的工作。得由我出面管。我觉得，这一老一小出了社，太可怜，没法儿过。”
高大泉一摆手，提高声音说：“你这样看很不合适。他们不是可怜虫，他们是受害的！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为消灭剥削压迫，消灭贫穷落后，都过上幸福日子。不是为了互相找便宜，互相利用！咱们党员为什么人谋利益？为穷苦的大众，不是处处光为肥得冒油的那些中农户。”（掷地有声的话语！现在难得一闻了。比我想的“自己雇自己”的境界可高多了。）
“你讲得对。”
高大泉磕掉了烟灰，站起身来说：“国柱同志，咱俩是老伙计，我说话可就不讲方式了。处理孔百千的问题。是个关系到原则的问题，一丝一毫也不能马虎。”
李国柱也随着他站起来，说：“经你这么一点拨，我也觉着事情不简单。可是，他们社委会已经通过决议，又跟社员宣布了，怕不好办…… ”
“决议和通过的事情，发现错了，就纠正，才是我们的好作风。”
“我是说，这些人不好说服。”
“我帮你一把。……”
“那太好了。”
“只是帮一把，引个头，真正解决问题还得靠你们。”“你说怎么插手做吧？”
“带我先找孔伦去。” 他正好在社办公室里。” “走。”
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奔向团结社的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在一个坑边上，四周用袜秸夹着篱笆寨子，成了一个院子。靠东有三小间棚子，里边饲养着牲口，因为又小又低矮，骡马全都拥挤在一块儿。有一头老牛没地方放，就拴在外边的一棵槐树上。周围的粪便结了冰，那老黄牛站在那缩着脖子、眯着眼睛，浑身打哆嗦。靠东边是一垛棒子桔，一垛豆秸，垛下鸡刨狗扒，乱七八糟。往北看一眼，好像另一个天下，五间新式的办公室，全安装的大玻璃窗户，窗棂门框都上着蓝油漆，特别亮眼。每一个门口挂着写着红字的白牌牌：有社长室、会计室、农业股、副业股等等。一个个圆形的烟筒口从里边伸出来，冒着清烟（干部办公地点的奢侈与社里其他设施的破烂，形成鲜明对比。过去沉迷于“优越性”的朱铁汉那时的境界，都要甩他们几条大街）。高大泉四周张望一下，想了想，打好一个主意，就对李国柱说：“我给你提两个要求，你得照着办。”
李国柱伸着耳朵听着：“你说吧。”
“第一，你要向孔伦介绍我是乡长。”
“你别逗了。挺熟的人，还这么介绍干啥？” “要介绍。社会上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凡是压制群众的干部，对他顶头上司，总是言听计从的应声虫。你这样一介绍我，我说话他就能好好地听。”
“好，好，第二个呢？” “我进去坐几分钟，你就出来，把那头黄牛牵上，牵到社长办公室去。”
“这干啥？那小子不得急眼哪！”
“你就说是我的指示。下边的戏由我唱。”
“好，好，我看你要演啥戏。”
他们定好计策，就一同走进“社长室”。
社长孔伦，正坐在办公室旁边，聚精会神地往小本子上刷刷地写着什么。
他是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浓眉大眼，长得很壮实。
当年创办农业社的时候，他是多么积极。在打井闹纠葛的时候，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是多么硬棒。他是一块好铁，能成为一块好材料。可惜这几年，在胜利的赞美声中，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经济思想浸泡中，他的脑袋生了锈。
高大泉一见之下，不由得产生一种惋惜心情。他甚至对刚进大门那会儿，在自己十分不满的情绪支配下，想的那个办法，发生了动摇。可是，已经来不及改变了，因为当着孔伦的面，没办法再跟李国柱说。（只好演下去喽）
孔伦一见进来的是高大泉，把笔一丢，扑向前来，使劲儿抓住高大泉的手：“大泉哥，你啥时来的？” 李国柱赶忙拿腔拿调地介绍：“高乡长来检查工作，不是来串门儿的。”
孔伦果然像高大泉估计的那样，一听这句介绍，立刻变得庄重了：“啊，啊，快请坐，快请坐！”
高大泉想笑，又不好笑出来，就说：“我来这儿参观你们的勤俭节约运动搞得啥样。”
孔伦一边涮茶壶一边笑容可掬地说：“您别客气呀！ 来了，多给我指导指导吧。”
高大泉坐在椅子上，说：“我可以给你们介绍芳草地的情况。春节期间，我们发现一些很不利巩固发展互助合作、提高生产的苗头，抓了一下，气象马上变了…… ”
“我们听村长讲过。”
高大泉继续说：“举两个例子来说吧，要杀着吃的十口猪没有杀，用卖猪的钱，买了一匹大马；把一挂扔了几年的大车，收拾收拾，又套上使起来。”
孔伦拍手说：“哎呀，太棒啦！”
高大泉说：“一见到实效，社员们的积极性起来了，动脑筋，找窍门，光副业组就从倒出的炉灰里拣回好几百斤煤核；订了节约用煤计划以后，光那一个炉子，就能再省出一个炉子用的煤。”“不简单？”
高大泉问他：“你们团结社总结清查了没有呢？” 孔伦回答说：“大伙儿在一块磨叨了一回，明年过节，要学习芳草地的样子做；下午开个会，再教育大伙烧煤别浪费…… ”“别的呢？” “别的…… 没啥了。……”
李国柱不知啥时候出去的，这当儿，他牵着那头冻得打哆嗦的大黄牛，走过来，用脚踢开门，要往办公室里牵。
孔伦一见急了：“哎，村长，你这是要干啥？” 李国柱故意严肃地说：“高乡长指示。把牛牵到办公室里来喂。”
孔伦奇怪地看高大泉一眼。
高大泉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孔伦又转脸对李国柱说：“别逗了，乡长哪会下这指示。”高大泉说：“我见这牛冻得那样怪可怜。我就问国柱，怎么不把牛放到棚里。他说，没有牛棚。是真没有吗？” “啊。……”
“你们有木材盖这么漂亮的办公室，为啥不搭个牛棚呢？” “这…… ”
“牛是集体财产，是生产资料，开春闹生产，它可是有大用处，要是把它冻死了，你这社长可咋跟社员交待呢？” “对，…… ”
“农业社光讲究表面阔气，不顾惜集体的生产资料，这可是错误呀！”
“是。……”
“孔伦同志，你承认这是错吗？” “承认，承认！”
高大泉对李国柱说：“他承认错误了，先把牛拴到外边去，请他们马上研究个办法。”
李国柱笑嘻嘻地把牛拴到窗前一棵树上。他返回来的时候，正听见高大泉开导孔伦。
“咱们都是共产党员，一举一动，都是为人民利益的。不管什么人，人家意见提得对，就得听。压制群众提意见，哪是共产党的作风呢？” 孔伦坐在那儿，用手指头刺着桌边上的一道缝儿，没吭声。高大泉说：“孔百千是贫农，是心疼社的人。他提的意见，是让你们干部把牛杀了吃肉吗？要是这样的主意，你们应当不听，他到乡里反映，不用你反对，全村的人都得反对他。他根本不是这号的要求。他让你们盖牲口棚，把牛保护起来，你们不听。人家找了乡领导，你们不仅还不听，还要把人家开除出社。这样做，不光孔百千老头不服，梨花渡的群众也不会服气。实际上你是把自己开除了，把自己从受群众拥护的干部中开除了！你仔细地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李国柱在一旁插言说：“反正这件事儿发生以后，群众都觉着孔百千受了冤枉，都说你太官僚，…… ”
孔伦向李国柱翻白眼说：“劝孔百千退社的事儿，咋能全怪我一个人呢？好几户社员都说，农业社是集体劳动组织，孔百千不能劳动了，就该出社。”
李国柱说：“你应该做他们的工作。”
孔伦说：“让我一个人做？何老正大叔，是副社长，他把社员意见反映到社委会的。他说不让孔百千退社，他就跟大伙儿一块退。我对孔百千是不满意，他们要是不这样提醒，我哪想起用这个办法解气呢？” 就在这个时候，门外忽然有人喊：
“谁把牛给牵到这儿来了？这儿连个太阳也晒不着！ ”
高大泉挨窗户坐着，扭着一看，见孔百千背着一筐子树叶，领着小孙子站在院子里。
孔伦听出谁的声音，赌着气，没搭腔。
李国柱拉开门儿，迎了出去。
孔百千对李国柱说：“村长，他们真的要把牛卖掉？” 李国柱说：“没有说卖呀！”
“早有人这么嘀咕了。说它老，又没处放，冻死不如卖了。这可不行。它不老。就是冬天伺候得不周到，扔上个棒子秸，爱吃不吃，不管了，把它糟蹋得打不起精神来啦。这不，我们爷俩每天扫点树叶喂喂它，肚子里有食儿，就能抗住冷。”
听到这句话，不要说高大泉，连托着下巴生闷气的孔伦都打个怔。
李国柱用感动的语气鼓励孔百千说：“你这样做很对呀！ ” 孔百千说：“不管别人咋说，我是社员，我得惦着集体。跟你说，我心里这回可有底儿：谁也没权利强迫一个要走社会主义道儿的人退社，这牛没处放它，拴到我那屋里去喂，反正我们爷俩也用不着那么宽绰的地方…… ”
高大泉非常激动，不由得站起身。
孔伦也把头扭向玻璃窗户，朝外看去。
孔百千解开牛缰绳，艰难地移动着脚步，一步一步地走去了。
李国柱满脸通红地回到办公室，两眼盯着孔伦，嘴唇直抖地喊起来了：“你听听，你看看，这是啥样的社员？你就那么狠心把他赶出去吗？”
孔伦用拳头一捶桌子说：“我把意见收回还不行吗？高乡长，你别光批评我，你也得指示指示何老正…… ”
高大泉靠近他的跟前，把手搭在他的肩头上说：“孔伦，我不是拿一个乡长的身份来找你的。我们是同志。当初，我们为了带领大伙儿走上社会主义这条大道，一块儿着过急，受过气。你的泪水，我还记着。今天，为什么把一个坚决跟你走的人推开呢？他是老了，丧失了劳动能力。可是。他的心更红了。我们是为了让劳动群众都过上幸福生活，才搞农业社，不是雇用长工呀！”
孔伦抓住高大泉的手：“大泉哥，我是犯了错误。……”
高大泉说：“错了就改。走，咱们一块找何老正去。”三个人一块儿往外走。
高大泉的信心更足了。
李国柱也比刚才有了劲头。
孔伦的心里却直打鼓。他最了解何老正。这个人年纪大，辈数高，人少地多，肥溜溜的中农户，所以说话仗义（这里的“仗义”的意思是“说一不二，不容别人质疑，而且带有几分自我陶醉”之意），办事儿主观，屁股后边追着一大群中农；如果不让他痛快，他不点头，决议了的事儿也甭想干成。自从孔百千的儿子一死，何老正就不给老头一点好脸色看。这个人的背后有一伙中农户，对孔百千一直瞧不上眼，总想把孔百千挤出去。高大泉虽然是个有威望，又有办法的人，但是要说通何老正，可不是件容易事。万一说不通，我这个正社长，可就受上了夹板气。
何老正就住在社办公室西院。他们一进土门楼，就闻到一股柴草烟的苦涩味儿。
滚滚浓烟，从三间上屋中间的门口冲出来，在地上打个滚儿，卷到上门槛，擦着房檐往上空飘浮，
前两年，高大泉被孔伦请到梨花渡帮着把散摊子的农业社往一块聚拢的时候，他就把何老正的根底、特点摸准了。这会儿，他又打了一个巧妙主意。他完全是一副主动进攻的姿态，进门就喊：“老正大叔！ ”
何老正，一个五十多岁的半大老头，从烟雾中钻出来，一手提着烧火棍子，一手揉着被熏得直掉泪的眼，半天才看清走到跟前的人：“哎呀，高大泉哪！屋坐吧。”
李国柱说：“你这烟熏火燎的屋子里咋让人呆呀！” 孔伦说：“咱们到办公室去吧。”
何老正说：“好，好。你们先走一步，我把这火烧住就去。”孔伦说：“高乡长有急事儿要跟咱们谈，别磨蹭了。”何老正说：“我这饭做半截儿，不能丢下呀，”
高大泉立刻抓住了入题的话头：“大婶哪？怎么让您做饭？” 何老正说：“她病半年多了。跟社里的大车，到天门镇去看病。”
高大泉打的那个巧妙主意，跟何老正这句回答的话正对号，就故意表示同情地说：“这可把您给苦了。”
何老正正要诉苦：“别提了。过去是她伺候我，这会儿是我伺候她：没个儿女，日子真显得不好过。”
高大泉牵住话头，往深处引他，问道：“我看您眼下还能对付过，对吧？要是过几年，您老了呢？走不动，爬不动了呢？” “唉，想那时候，还不把人愁死！”
“不，应当想眼下有农业社，人多有靠山，好办。要是不早一点儿打好了主意，到您老了时候，人家要是让你退社呢？” 何老正好像吓一跳：“让我退社？” 高大泉说：“前有车后有辙呀！”
李国柱一听这话心里就明白了，立刻帮腔说：“你们团结社，劝孔百千退社，理由不就是因为他不能劳动了吗？” 何老正一听这话呆住了，一种严重的后顾之忧突然袭来。这样的下场，对半大老头，尤其是一个无儿无女的老人来说，实在太恐怖了。
高大泉加一句：“我看孔百千比您好办。人家苦几年，孙子大了，讨饭吃去，都有人拉着走。您呢？” 何老正要哭了。
孔伦听到这儿，看到这儿，也突然觉醒。他大声说：“不能让孔百千退社。这个门儿不能开。庄稼户谁也难免有个天灾人祸，有儿女的也会变成绝户。要是开了这个门儿，谁老了就往外一推，还有啥奔头？” 惶恐的何老正乞怜地问高大泉：“你们芳草地是先进社，对这样的人家也没个妥善保险的办法？” 高大泉被这句话问得打个愣。他不是让何老正问住了，而是被何老正给问醒了。他想：刚办起农业社的时候，没有遇到这类的事儿，也就不会想到这类的事儿；农业社办了几年，这个问题撞到鼻子尖儿上了，再过几年，这类问题还要增加，还要严重。没有一个妥善的办法稳住人们的心，怎么行呢？他看着面前的三个人，想了想说：“这样的事儿，我们社有，别的社也得有。咋办呢？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办吧。搞社会主义，就是让大多数人都过幸福的好日子，不再有受苦受罪的。能劳动的时候，不受苦受罪，等到老了，不能劳动了，也不受苦受罪；没儿女的老年人，集体也得保证他们不受苦受罪。对啦，应当往社章上写一条：凡是农业社的社员，孤儿、老人、绝户，不能干活的病人，全部由农业社用公益金养起来，保吃、保烧、保穿、保治病，保死后安葬！”（这就是五保户啊！） 何老正拍手了：“好，好，这样的社会主义更好了！这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果何老正不是这种状况，高大泉会怎样做工作呢？他的思路是宽阔的，孔百千现在不是一个，而任何人你也不能保证将来自己成不了“孔百千”。）
孔伦说：“咱们下午开会，就讨论这个。”
李国柱说：“我参加。讨论好了，往全村农业社推广。”何老正扯住了高大泉的手：“你真是个喜星下降，给我们送来了福音哪！”
高大泉心里是满足的，高兴的。他又做了一件自己应当做的事情。
李国柱见高大泉把梨花渡一个麻烦问题给解决了，千分感激。他说：“得好好地谢你。你帮了我们！”
高大泉没有说什么。他想的是。这一次到梨花渡管“闲事儿”，不是帮助了别人，而是帮助了自己。他又从做这件事的实践中获得一个新认识，就是社员、干部的落后思想可以教育，旧的生活习惯可以改变；跟上级领导想法不对路的时候，可以解释沟通。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够按照原来的打算做下去。这样一来，他从村里和乡里带来的那些精神压力，也随着减轻了重量。（行动起来是最重要的。忽然想到：芳草地集中人力财力，搞改造土壤的工作，就是共和国前三十年搞基础建设的一个缩影，没有刚一富裕就分光吃净，而是艰苦奋斗，为后来的生产创造更好的条件。搞土壤改造、基本建设表面上是不产生GDP，这也是有些人诟病的毛泽东时代贫穷的原因。真正的有良心和脑子的的人，一定会辨别是非，知道好歹的。）
二十二 诡计多端
这一天的夜间，冯少怀像一团游魂孤影，无声无息地轰着黑骡子胶轮车，回到芳草地。他不敢经过高台阶，也不愿意经过那个地方。他怕碰上高大泉和朱铁汉，也怕碰上那些趾高气扬、朝他显示威风的东方红社的社员。在西官道上，他就用鞭杆儿拨拉黑骡子的脖子，让大车拐进一条斜向南街的小路，进了黑漆大门。
紫茄子正站在屋门口，冲着堂屋地，怒斥着童养媳妇：“你是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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