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徐秀慧，台湾中部东势镇客家人，祖籍梅县。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塬任教于台湾彰化师范大学，2019年秋转任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文学院。博士论文研究光复初期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权力场域对文学生产的作用力，以及左翼文化思潮的复兴与顿挫。近年持续发表关于左翼文学思潮的论文，梳理中、日、台普罗文学的理论旅行、译介与传播，探讨鲁迅、瞿秋白的左翼文学翻译，丁玲从上海到延安的革命实践路径。并以台湾抗日文人叶荣钟、保钓健将郭松棻的民族革命思想连结鲁迅精神，以展现1920年代以降两岸反殖民、反压迫的民族复兴运动与左翼文学的连动关系。
一、前言
中国新文学运动开展后，在两岸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鲁迅(1881-1936)的写作
无论是在现代文类的实践/验上，例如：小说、散文诗、随笔、杂文、评论、翻译文学等等;或是力抗黑暗现实的感时忧国的精神，对于颇受政治力牵引的现当代文学，鲁迅的巨大身影，在不同的歷史阶段，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力，不断「重返」文学史。由于「鲁迅」此一符码内容过于庞大，充斥着各种关于国民性、乡土小说、启蒙知识份子、文学与革命[i]、感时忧国的文人精神等等议题，首先吸引我关注的是鲁迅以知识份子为题材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在酒楼上〉、〈孤独者〉与〈伤逝〉，面对现实的黑暗而产生的「现代性」与「否定性」，[ii]构成一种「革命与颓废」的美学形式，对后来的知识份子小说产生了一种隐喻性，蕴含了五四以来两岸知识份子与社会，文学与革命、自我意识与启蒙意识等与精神史相关的议题。另外从文学风格考察，这些知识份子小说皆蕴含了一种内省与忏悔、革命与颓废、理想与嘲讽的美学风格。因为不同阶段的社会语境、政治文化的差异性，更重要的是作家思想歷程的差异，其所表现的知识份子的精神样貌与美学风格的关係，饶富兴味。这种美学风格，在战后作家陈映真(1937-)的〈我的弟弟康雄〉、〈故乡〉、〈乡村的教师〉、〈苹果树〉、〈一绿色之候鸟〉、〈唐倩的喜剧〉〈贺大哥〉、〈夜行货车〉，以及郭松棻(1938-2005)的〈秋雨〉、〈月印〉、〈草〉、〈雪盲〉、〈今夜星光灿烂〉等小说中也都一再地「再现」(representations)，其中关于台湾日据时代以来市镇小知识份子的精神系谱在施淑的研究中已有精闢阐述(施淑1997：149-166)，兹不赘述。除了败北的知识份子小说，郭松棻、陈映真这两位台湾战后的文学家，与鲁迅还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即他们既是小说家，又是精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家。关于陈映真知识份子小说的转折与实践哲学，牵涉到更多冷战下台湾具体的歷史、社会问题，留待日后处理，但还是不时将陈映真的文学、思想歷程作为郭松棻的参照。本文除了探讨郭松棻与鲁迅的知识份子小说的互文性，同时连繫到他们的思想文论中，探讨关于革命、文学与知识份子实践的关係。[iii]
鲁迅在台湾具有长远的影响，先行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着眼于鲁迅对台湾作家、作品的影响与启发，尤其是关注于国民性，人道主义，以及感时忧国的文人传统的内容。但并未触及本论文着眼的知识份子内在精神的议题。另外从比较论观点探讨鲁迅小说与台湾小说的差异性的论文，虽涉及了知识份子启蒙精神的议题，但较少触及与鲁迅文本的互文性所蕴含的知识份子在歷史处境中的抉择与困境。笔者之所以捨弃学界向来偏重以鲁迅影响论或比较论的方法，而採取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iv]的为切入点，乃在于从文学发展与文化资产角度来看，任何一个作品都是对过去作品的再创造，我们应该正视后来作家的创作主体，鲁迅的巨大身影不应是一个无法超越的文本，而应视为对后来的作家创造了「对话」的话语空间。如果着眼于影响论，不但漠视了不同作家面对不同的社会语境与歷史处境的差异，鲁迅也成了后来作家创作的「金箍咒」。如若採取比较论的方法，也容易忽略后来作家与鲁迅文本的对话性，共构而成的丰富的文化寓意与精神资源。
二、「荷戢独徬徨」的精神战士
首先引我注目的是郭松棻〈雪盲〉这篇小说中流亡的知识份子形象如何安顿自我，其实与分裂国家下的台湾在冷战结构下的处境息息相关。由于小说中大量插入鲁迅小说〈孔乙己〉的文本，我认为作者藉由小说主人公思索的是，近代中国知识份子的精神与存有、理想与幻灭、爱与牺牲的命题，而这些命题贯串了郭松棻大部分小说的基调。由于郭松棻有意接引鲁迅感时忧国的知识份子传统，而其前半生对于左派理想的追寻，也使得郭松棻与被公认为鲁迅在台湾的传人陈映真，成了很好的对照。
陈映真的知识份子小说，则以入狱前的〈唐倩的喜剧〉作为分界，在此之前的小说，陈映真从鲁迅那裡窃得了「地火」，小说中的知识份子却苦于安那其(Anarchism)、人道主义无力于现实的改革，而显露出对于理想之虚妄的徬徨与苦闷。但是这样的徬徨、苦闷在出狱以后，在完成了跨国企业经济殖民批判的华盛顿大楼系列之后，陈映真重返光復初期国共内战的革命遗址，写了叁篇「白色恐怖」系列之作：〈山路〉、〈铃铛花〉与〈赵南栋〉，一面称颂蔡千惠、高东茂、宋蓉萱等人为了社会主义理念的牺牲，一面批判资本主义化的台湾社会中赵南栋为代表的被豢养、以过分发达官能过日子的家畜性。1987年〈赵南栋〉发表后，直到1999年的〈归乡〉，期间有长达12年的时间，陈映真没有小说的创作，是否因为找到了思想与实践的出路，而使陈映真暂时远离了小说家鲁迅的黑夜，走上了杂文家鲁迅、出版家鲁迅介入现实的道路?相较于郭松棻从存在主义到入、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探索，才回归到小说家的志业;陈映真与鲁迅一样，早期的小说创作可视为「苦闷的象徵」的产物。入狱之前的陈映真发表〈唐倩的喜剧〉，小说风格上即有了明显的转变，一改之前描写知识份子的苦闷、忧郁而转为嘲讽知识界的西化与跟风。出狱以后，陈映真一面创作小说，一面以社会主义的视野照见台湾歷史与社会的病歷。绿岛的远行，使他以更坚定的社会主义思想演绎出狱后的小说创作。对此陈映真在回顾自己的创作时坦承自己是个「理念先行」的作家(古苍梧、古剑，记录整理曹清华， 2004：4-14)，其倍尝抉心自苦恐怕也不下生命中曾经叁次与忧郁症搏斗的郭松棻[v]。
与陈映真年仅差一岁的郭松棻，儘管因为在联合国工作之便，得以驰骋在左派与自由主义的知识殿堂的思想探求中，但流亡知识份子的身世以及早期左派知识份子念兹在兹的「实践」无从扎根于故土，具体落实于中国(包含台湾)社会的改革而与忧郁症搏斗不已，并于晚年宣称「告别革命」，而航向文学的乌托邦。从台湾战后两位入出左派的文学家身上，照见了冷战结构下台湾左派思想与文化道路的曲折性。陈映真与郭松棻两位文学家以其生命肉搏现实的思想歷程，却与鲁迅「荷戢独徬徨」的精神界战士一样，为第叁世界文学留下了珍贵的左派思想资产。
1938年生于台北市的郭松棻，已发表作品数量并不多，截至目前为止，结集的小说集也只有《郭松棻集》(前卫，1993)、《双月记》(前卫，2001)、《奔跑的母亲》(麦田，2002)，加上未收入作品集的〈今夜星光灿烂〉、〈落九花〉，总共只有20篇小说，其中还有不少类似速描的极短篇之作，因此在台湾文坛上直到近年才被注目。儘管在1958年，郭松棻21岁就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王怀与他的女人〉(《大学时代》10期，页23-24)，但他真正投入小说的创作，已经是1983年，46岁了，比起鲁迅因为对辛亥革命后的失望，而后投入新文学运动，写作〈狂人日记〉时38岁，还要晚起步。在此期间，郭松棻歷经了在留美生涯中放弃博士学位的重大抉择而投入保钓运动(1971年)，与刘大任等创办《战报》，在柏克莱大学组成教学小组，採用中共的近代史观点，在校内教授「中国近代史」。1974年7月奔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大陆，短暂停留两个月，虽对「文革」感到失望，但「对于一个真正的左翼中国的乌托邦的实现还未完全绝望，显然，他认为问题出在据以实践乌托邦的理论还不够完备」(魏伟莉，2004：115)。返美后有长达八年的时间，终日在「梳理欧洲自由主义的限制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种种问题」(黄锦树2006：249-287)，以笔名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在带有左翼色彩的杂誌《夏潮》和《抖擞》上，前者意在反思台湾的右派，后者意在反思中国的左派(简义明2007：111-119)，以批判意识思索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歷史发展的侷限性。却因用功过度，于1981年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李怡2001：753-760)，改而从事文学创作。从1983年起，郭松棻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后復刊的《文季》上开始发表〈青石的守望〉，尔后创作小说不辍，至2005年辞世。相较于陈映真在台湾社会长期树立左派知识人的形象，郭松棻却因为参与保钓运动被列入黑名单，在美流亡长达36年才有机会返台。因为保钓运动的渊源，1972年郭松棻进入联合国担任翻译，生活无虞，但身心流亡的情境却成为他书写的动力来源，始终关注着中国与台湾社会的发展与未来。
1937年出生的陈映真，因「民主台湾同盟案」，实际被流放而隔绝于台湾社会达7年(1968-1976)的岁月，但出狱以后的陈映真，因其「左统」的非主流位置，还是继续处在流放的情境。从他以许南村为笔名发表了〈试评陈映真〉，对市镇小知识份子的虚无主义进行无情的自剖开始，无论是对实行白色恐怖的国民党的指控，或是对依靠美援经济成长起来的台湾现代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批判，陈映真不仅被台湾民族主义者冠以「大中国沙文主义」，改革开放以后到大陆去的陈映真还被戏称为「比老干部还老干部」。陈映真的自我剖析是:「对于大陆开放改革后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与阶级再分解，他有越来越深切的不满。但他认为这民族内部的矛盾，从来和反对外力干预，实现民族团结与统一不产生矛盾。」(陈映真[1993]2004:66)，对于一个信仰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因为分断国家的歷史处境，坚守民族的统一成为实现解放的前提，这与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并不衝突，但却在两岸错位的社会发展歷程中遭遇到现实的嘲弄。陈映真在两岸社会与主流民意对立的「双重边缘性」，概括了台湾左统派的艰难的处境。
萨依德在《知识份子论》中，以放逐者与边缘人说明知识份子的流亡情境[vi]：流亡既是真实的情境，来自于流离失所和迁徙的社会史和政治史，但更是个隐喻的情境，是相对于特权、权势、荣耀的局外人(outsiders)。因为同时具有被抛在背后的事物与此时此地的实况的「双重视角」，不只看见事物的现状，而能看出表象下的前因。阿多诺认为写作成为流亡者忧郁与不屈的居所，萨依德转化了阿多诺的看法，赋予流亡者从寻常人生中解放出来的特权，流亡者意味着「生活在他方」的，永远不被驯化的边缘人、过客，却也因此能从流亡与边缘性中享有生机勃勃的生命力与创发力，而不是威权方式所赋予的现状(萨依德着，单德兴译1997：85-102)。郭松棻与陈映真，两位战后台湾左派作家的书写，充分体现了萨依德所言的知识份子流亡情境的创发力。
在战后台湾的作家当中，郭松棻与陈映真属于同一世代。年轻的时候，两人同是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剧场》杂誌的同仁，却也是最早自觉到五、六O年代的冷战形成期，台湾的现代主义作为宣扬美国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的虚无性[vii]。七O年代保钓运动牵引的民族主义风潮中，分别在香港、台湾发文，担任批判自由主义的侷限与现代主义的虚无的旗手，两人都曾是《文季》与《夏潮》的撰稿人，是乡土文学论战中，乡土派重要的理论家，[viii]也是六、七O年代缺乏左翼土壤的台湾社会中，少数热衷于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家。但相较于陈映真的声誉(或者说是争议)，郭松棻显得沉寂许多。作为左派的「同路人」，郭松棻其人及其文，与陈映真共同体现了冷战结构下台湾左派知识份子的关照，陈映真与鲁迅的文化传承，已是众所周知，郭松棻与鲁迅的精神传承，却有待爬梳。儘管郭松棻晚年宣称自己「告别革命」了，但笔者以为他的入、出左派的思想歷程的文论，不但留下为分断的两岸社会，提供了珍贵的马克主义歷史发展的病歷诊断书，也因为他以一个流亡知识份子对自我的思想进行不懈的斗争，使他的小说照见了中国(包含台湾)，从辛亥革命以来，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始终难产的歷史中，堆叠出不绝的「在那牺牲自己也牺牲别人，在牺牲别人也牺牲自己」[ix]的晕眩年代，种种关于革命、理想实践(包含艺术实践)与爱的灾难，及其可能的救赎之道。如果按照左派的文艺观点，艺术实践也是一种革命志业的话，我认为郭松棻其实不曾「告别革命」，从他的小说屡屡镶嵌台湾与中国(在最后两篇小说〈今夜星光灿烂〉、〈落九花〉中加入了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歷史图景)歷史创伤的病歷，并直指人的有限性，我想说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而是作为革命「同盟者」的鲁迅，所代表的中国左翼知识份子精神战士的亡灵，始终徘徊不去。
叁、左派忧郁却不虚无：反思暴力循环的歷史现实
目前对于郭松棻的研究中，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是黄锦树与简义明。两人关于郭松棻的左派思想与作品分析容或有异，但显然都认定郭松棻最后致力于现代主义的文艺。简义明引用萨伊德的世俗性与现世性对权力中心的批判精神，定位郭松棻「以抵抗大写的歷史，获取精神世界的自由」(简义明2007：111-119)。[x]黄锦树指出〈今夜星光灿烂〉中郭松棻受到胡兰成的胡腔胡调的影响，以败北的梦想家陈仪精神不死的寓言成就了救赎美学，「让乌托邦衝动保存在诗忧伤的审美颤动裡」，以寓言超克歷史和哲学，将郭松棻的文学定位为：
重回中国抒情传统的怀抱，回返抒情的、感性的诗的母体(而非故乡母土)，虽则它总是重复孕生——以歷史主人公的体现为中介——自灾难与暴力循环往復的歷史病体。如此重建精神家园（语言乌托邦）的尝试，倒是不经意还塬出古老的宗教向度，而从辩证唯物论走向文字练金术的唯物论。(黄锦树2006:287)
我从黄锦树、简义明对郭松棻的研究当中，得到相当多的启发，但还是觉得意犹未竟。我同意两人对郭松棻现代主义的救赎美学的分析，但此一救赎美学并不全然由现代主义与抒情传统的美学所支撑，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歷史哲学为根基。因此，本文更关注的是台湾战后左派知识份子的精神如何承继鲁迅的文化遗产，开展出冷战处境下台湾的左派论述。我认为：精神自由与诗学，的确是郭松棻后半生的皈依。但是郭松棻流亡知识份子的双重视角，在七O年代的钓运中，认清了分断国家中台湾的位置，不但对美国行销全球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免疫，也从「文革」的反思中，认清官僚主义如何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质的阶段论，因而对知识份子的理想主义有着高度的内省。带着这样的知识左派的人文关怀进入文学创作的郭松棻，一再藉由败北的小说主人公与歷史人物自况、自嘲，展开了对国民党统治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台湾知识份子的自剖与自省。
例如〈雪盲〉中，精神上继承孔乙己的幸銮，来自殖民地歷史的悲剧存在。以及〈今夜星光灿烂〉的主人公隐射了曾经代表国民党接收台湾的陈仪，因不忍苍生而换取捨身悟道的牺牲与救赎，在捨身成仁的背后，述说的并非道德训诫，而是指向在歷史的关键时刻，不抉择或没有行动力的知识份子，形成了一种对知识份子的「批判意识」。正是这样的「批判意识」，使郭松棻在台湾作家「左派忧郁症」的系谱中，独树一帜，挣脱了启蒙知识份子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单面性。如同鲁迅一样，在批判庸众的国民性的同时，也讽谕着启蒙者无助于社会改革的感伤(如〈在酒楼上〉)，及其无力感与沉沦(如〈孤独者〉)。同时也因为洞察人性的阴暗面，而使得郭松棻的小说与鲁迅文本成为与黑暗现实、也与阴暗自我不断斗争的「战士」。笔者往往在郭松棻的小说中，看到如鲁迅一样的「匕首」，解剖着病弱的国族社会，更无情地逼视大部分知识份子不愿意直面的自我的脆弱与阴暗面，而照见了理想主义与自我的有限性，而不至于将真理无限上纲为牺牲他人的教条主义。而这就必须溯源自鲁迅与郭松棻从暴力与循环反覆之歷史的现实经验中，产生的歷史哲学与救赎美学的视域。
转向文学创作之前的郭松棻，从1974年至1978年在香港《抖擞》杂誌上的连载与翻译之作，始于中国行之前，歷经「文革」结束，他犹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黄锦树指出郭松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接近的是第二国际(1889-1914)的马克思主义，即使对「文革」失望，依旧热衷于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改其「替无产阶级规定歷史任务」的信仰，虽然郭松棻走的不是专业哲学化、对革命实践不抱希望的思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在精神上还是烙上了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标记、安德森所谓的「一种共同的、潜在的悲观主义」。笔者同意黄锦树以「左派忧郁症」对郭松棻的政治—诗学的定位，并且从黄锦树肯定左派忧郁症的实践：「既克服政治革命必然涉及的暴力，更让忧郁的生产有他救赎批判的特殊价值，免于坠入绝对的虚无主义」[xi]。我想藉此一救赎美学的视域，继续探讨忧郁与颓废的现实意义。
黄锦树认为郭松棻〈战后自由主义的分化〉(《抖擞》1974-1978)五篇连载之作儘管已看到苏共的集权主义，却还是重新「替无产阶级规定歷史任务」，不免是「意识形态的自欺欺人」，所以没有续完，是「谈不下去了?」(黄锦树2006：253-254)。我想是黄锦树忽略了郭松棻文章中对苏联的批判。这一系列探讨沙特与卡谬的论争，记录了郭松棻左派思想的歷程[xii]。首篇认同了沙特的左派立场，批判卡谬被动的反神论忽视了歷史的进化，第二、叁篇开始转而逐渐同情地理解卡谬《反叛者》一书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遭遇的窘境提出的挑战。直到最后两篇郭松棻一面追溯第二共产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如何在苏共的革命歷史中被扭曲，一面鞭笞列宁的行动主义，批判苏联走上专政之路，是因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越俎代庖代理了无产阶级的歷史任务，终于走上党派性的集权道路。这一个是论点，非常重要，叁O年代鲁迅也认为知识份子无法代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郭松棻批判列宁主义其实是为了解答他对「文革」幻灭的疑惑。郭松棻的左派思想说明了他在政治思想上接近的是托洛斯基与普列汉诺夫，这些在史达林执政时期被打为「修正主义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郭松棻指出：
普列汉诺夫就把列宁这种抑制民主而要求绝对服从独裁者意志的思想，称为“唯意志论”而提出批评。普列汉诺夫当时就发出警号，指出按照列宁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将来面临的难题，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罗安达1978:17)
文章结尾郭松棻指出「列宁主张以少数职业革命家，越俎代庖，替无产阶级闹革命并不是列宁主义的独创」，早在列宁之前，恩格斯就曾批判过法国空想的布郎基主义，把一切革命想像成为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而走上少数几个人把持的专政之路。郭松棻考察自由主义的侷限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对于列宁主义的集权意志提出批判，从而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论」，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从简义明的访谈中，得知郭松棻此文之后又继续在《抖擞》上翻译连载了西班牙圣地牙哥.卡里略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内容则在说明欧洲共产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xiii]在接受李怡的访谈中，郭松棻表示「马克思主义被苏联所曲解和误用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才是正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之一或许就是，当某些政权以它为旗号，而引述它的经典为圣旨时，人们已对这方面有更多更好的瞭解以辨别它的真伪。」谈到中国的未来，郭松棻认为「很可能是发展出一种与过去二叁十年不同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也许与资本主义相近。进一步，则未敢预测」。(李怡，2001：759-760)郭松棻经由批判意识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让人们照见了假传福音的诸神的失败。但同时也显示了他毕竟是书斋裡的左派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只能是理论的推衍而缺乏具体社会实践的语境，这事实上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困境。这同时也是从绿岛归来开始走向社会实践道路的陈映真与郭松棻最大的不同，而失去保钓运动平台的郭松棻，只能走向实践哲学的理论探索以及文艺美学的形式实验来安顿他左派的理想。
四、郭松芬知识份子小说的实践哲学
在创作〈雪盲〉之前，郭松棻曾经写了〈秋雨〉、〈含羞草〉、〈月印〉叁篇关于知识份子的「壮志未酬」的故事。其中写于1970年的〈秋雨〉，藉由暑假期间从美返台的留学生「我」，探望患了绝症的老师殷海光(1919-1969)，批判了自由主义者的犭儒心态。对于这位在1960年的『自由中国』事件中，[xiv]倡议组党自由而被英国的《中国季刊》推为岛上自由主义的领袖殷海光，在1966年被台大解聘、遭到特务刑求，叙述者「我」并没有歌颂其牺牲精神，反而愤愤地指称：「自由主义是空虚的东西。把『真理、自由、人道』当作抽象的理想去宣扬，在现实的风暴裡几乎等于没有主张」，对于殷师抱定被捉拿、枪毙的决心，揶揄道：「自由主义的终极坚忍是，在煺无可煺的时节，将自己缴出去」。对于殷师与徐復观的中西文化论战，也揶揄地说：
前一阵台北的文化论战，或许终于也只是一场满足于知识人的杀伐心理而已。他们总恨不得把对方扣上共产党之名，好让旁观着的政府拿去「嚓!」地灭掉。(《郭松棻集》，页228)
郭松棻在小说裡面还自白地说道当时：「并不觉得对于两个月之内随时就要亡故的老师有任何的刻薄」，其愤世嫉俗溢于言表。郭松棻发表这篇小说时，殷海光刚死于胃癌不久。不够细心的读者或许会认为郭松棻「大逆不道」。但是这时候刚刚思想左倾的郭松棻，只是很务实地评价殷海光的自由主义者的姿态是：「没有武装起来的的乌托邦思想与强权相遇时，不免像一隻坦克底下的蝴蝶」。面对殷海光发出「美国政府真地支持台独?」的天真语气，在这篇尖刻而嘲讽的语言底层下，其实透露出叙述者「我」，对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的无奈与未来的彷徨，「大学毕业以后，似乎大家都倦怠了」，「当他们偶尔想把未死的一点希望寄託到海外的朋友时，我便说其实在外面也许看不到前途的罢。」在这篇小说中透露出的是受沙特存在主义影响的郭松棻找不到出路的心路歷程。而断裂的国家的歷史处境，却在此时让身处于美国反越战与保钓运动中心的柏克莱大学的郭松棻，找到了「介入」歷史的行动性。写完这篇小说的郭松棻，随后即积极投入保钓运动，并因此被《中央日报》具名点名为「特务」而流亡美国长达28年不得返台。[xv]
1983年发表的〈含羞草〉，描写的是同样是留美的「我」与「因患吓亀(气喘)，不适留居台湾」的「他」的相遇相知。「他」是「即便是夏季，也随身带着一支喷枪模样的药器」，一个病弱的知识份子，非常沉默、害羞，因为气喘而表明如果可以选择，他不愿降生台湾。但「他」却在一次大风雪中开了两天的车来找「我」，想找个人喝喝酒、聊聊天。两个人的交往，「多半无言地坐在屋裡，听着马勒的『大地之歌』」。最后一次是我到芝加哥的植物园去看他，共度一个美好的下午，他还说「沙漠地方对他的身体可能有益」而有意动身前往。小说结尾却是，学位论文已经逼到时限的「我」，无意间从台湾寄来包着食物的发黄报纸上，「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裡登着他的一则消息：他因涉嫌叛乱，被判刑入狱。」这个意外的结尾，与小说行进间，不断重复着「这天气，是不是靠得住」，似乎暗示着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叁千五百字的短篇，在1986年改写的同名小说中(为了区别，前卫版改名为〈草〉)，将叙述人称「我」改为「你」，篇幅也扩充为一万四千字，发表在美国的《知识份子》杂誌。吴达芸在〈赍恨含羞的异乡人〉对前后两篇小说叙事转变有精闢的分析，并指出「你」实为「隐形我」的化身，由于隐形我的宏观，「你」得以深入知锲之友的心中去思想感受，「你」和「他」的生命乃能「交叠」蔚成一个生命共同体：
如果「他」之终究走上「涉嫌叛乱」之路，乃是真正实践「他」普救众生的手段的话，不谛意味着这位赍恨含羞，于国于乡了无贡献的「异乡人」，于内心深处，实对採取实际手段的知识份子寄予同情与共鸣，虽其己身不能亦不为，而这种同情却也足以使其由局限卑琐的困境中扩大超拔了。(《郭松棻集》，页536)
形同流亡的郭松棻，情有独钟此一题材，歷经叁年改写，我也认为，「他」其实正是郭松棻的「分身」。如若能回到故乡，已经被点名为「特务」的郭松棻大概也是落得「涉嫌叛乱」的下场。
事实上〈雪盲〉才是郭松棻第一篇採用了隐形我隐身于「你」的叙事观点的小说，比〈草〉还要早，1985年就发表在美国的《知识份子》杂誌。这篇小说，也最接近郭松棻的自我告白。小说中，为了纾解升学考试压力、病弱苍白的少年「你」，从一个煺休失志的校长手中接过虫蛀的、台湾总督府监製印的《鲁迅文集》，马上就被〈孔乙己〉攫住，直到飘泊在美国的沙漠中的警察学校，对着七个简单的中文都说不好、毕业以后即分配到赌场去当警察的学生，教授「鲁迅小说」。无怪乎：
每次教完了〈孔乙己〉，你好像患了机能障碍症似地，脚突然失去了作用。你想样以孔乙己的模样，用满是污泥的手爬出教室，甚至让自己的腿折断，坐在地上一路跂着向前。现在这是教室与停车场之间唯一可以顶天立地的行走方式。你忘不了南方澳的那次旅行。不管母亲怎么骂你，你还是屈身蹲在车厢的地上。读着你的鲁迅，让自己在站客不断摇晃的腿与腿之间沈落。
而小说中重复插入鲁迅小说〈孔乙己〉的文本是那一段文字：
……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作。做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办法，便免不了偶尔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版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郭松棻在2005年前后受访时也曾表示：鲁迅的小说中，〈孔乙己〉是最好的一篇。我不禁好奇的是，如果要以他描写的知识份子的类型来说，〈雪盲〉唿应的应是〈在酒楼上〉与〈孤独者〉的现代知识份子，为何郭松棻推崇的却是〈孔乙己〉?并说「至今小说人物孔乙己还在被误解着」(舞鹤访谈，李渝整理2005：36-54;简义明2007：187)。我推测郭松棻显然认为〈孔乙己〉更能代表鲁迅作为传统文化的「最后的知识份子」[xvi]的命运。这里借用的是美国左翼知识份子罗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不无偏激地指出美国格林威治村的都市波希米亚聚落用解放、艺术、性和思想自由作为承诺的「非学院的知识份子」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远离大众的一整群怯懦、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刚好本文讨论的鲁迅、陈映真、郭松棻叁位作家都是体制外的「非学院的知识份子」。不过笔者比较认同的是萨依德对雅各比评论：「雅各比没有谈论的是，二十世纪知识份子的主要关怀不是公共的论辩，也包括了批评和解咒，揭穿假先知和截破古老的传统和神圣的名字」。萨依德认为重要的不是在不在学院，而是抵抗「专业化」的态度，「专业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歷史意识、意味着昧于建构艺术和知识的塬初努力：结果就是无法把知识和艺术视为抉择和决定，献身和联合，而只以冷漠的理论和方法论来看待，成为文学专家也常意味着把歷史、音乐和政治排除在外。萨依德以「业余性」的关怀、志趣、行动称之，足以从广泛的工具性压力中解放出来，向权威发言。郭松棻身处异乡的美国，面对自己空有左派的理想，却无法走上「实践」之路，犹如跛脚的孔乙己、和〈雪盲〉中的鸡同鸭讲地教授〈孔乙己〉的主人公一样，藉由小说不无自省意味地面对着理想与实践、革命与幻灭之间巨大裂缝的难堪。
四、牺牲与奴役：知识份子的实践哲学
鲁迅可说是质疑中国传统文化阴暗面的代表。鲁迅以他的一生和他的作品，为中国在脱离封建帝国统治后，要步入以欧洲为中心定义的「现代化」，展现了一部史的见证。从启蒙知识份子的眼睛照见「古已有之」的种种阴暗面，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使他感到深陷在歷史包袱之下的「国民性」改造之困难。他一生的创作，就像他到日本学医时，在解剖课上拿着解剖刀，解剖青蛙、解剖陈尸般，拿着笔就像拿着「钢叉」或「投枪」，不断地解剖、鞭鞑自己内心那个千年古魂的尸，想要使这个古国的阴魂，彻底的碎尸万断，不要再借尸还魂到下一代，却眼睁睁见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下一代......身躯裡，古魂阴魂不散地挥之不去。他曾自言道：
古人写在书上可恶的思想，我的心理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2：284）
他一生都不懈地对抗着这黑暗的自我，而他小说中再叁重复着不被世人了解的「孤独者」的形象，这些「孤独者」有的是如鲁迅自身般具反省自剖、对立于庸众的「独异个人」，例如狂人、N先生、吕纬甫、魏连殳等。其中只有狂人具有「向现实和人们提出警告的热情」(李欧梵1995：104)。然而狂人的警告，却又解消于被世人视为巅疯的呓语中;其他的「孤独者」则到最后都失去了热情，从激进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减煺过去雄心的愤世者，甚至变成了颓废的虚无者，这些清醒的「孤独者」，鲁迅在《两地书》中说：
这一类人物的命运，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是鲁迅小说创作时期对“徬徨”于黑暗现实的自我投射;周作人曾说：「在鲁迅所有的小说、散文作品中，没有一篇(像《孤独者》)和他的生活中的真实这么相像」(李欧梵1995：108)，据闻当年鲁迅眼见辛亥革命后中国的乱象，曾戏言要投笔从戎到陈仪的麾下，连殳的形象也源自于此。[xvii]魏连殳是个喜发议论、批评时政，被视为可怕的、「吃洋教」的新党，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继祖母，被族人当作「外国人」看待，而连殳塬本将希望寄託在小孩身上，认为「小孩总是好的」，后来发现小孩亦不復天真，连很小的小孩亦会使坏骂他，或是像他堂兄的小儿子帮着父亲为了谋他一间屋，要来喊他爹;连殳临终前希望彻底幻灭，终于自嘲地与世人同流合污。这裡魏连殳展现的正是个批判「旧父」欲建立「新父」的知识份子的形象，然而「接代」的希望幻灭了，魏连殳就开始堕落为他批判的「旧父」体系的一员，他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如此「新父」建立的理想就在魏连殳自己嘈嘈的、讽刺的丧礼中终结。饶富意味的是《孤独者》中的申飞也是鲁迅另一个自我的投射，透过小说结尾叙述者我申飞面对连殳之死的心境转换挣脱了知识分子的虚无感：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透过申飞对败北的知识分子连殳的否定性的否定，鲁迅否决了连殳小知识分子的脆弱与幻灭。
小说中的另外一个「孤独者」，则是以连殳的继祖母为象徵，继祖母一生终日终年默默的做针线，为全家牺牲奉献一辈子，她肩负的是一个「牺牲的母亲」的形象，被压制在封建父权体制的底层，无力对抗几千年以来的礼教传统，唯一能做的只是沈默。像这样「牺牲的母亲」的形象，在鲁迅《野草》中一篇名为〈颓败线的颤动〉的散文诗中，有令人动容的精彩速写，一个为抚养女儿而卖淫的寡母，被长大后的女儿和女婿唾弃，无语的在无边的荒野中，举手向天，颓败的颤动。如此「牺牲的母亲」的形象与魏连殳一样都是「愚斗的古国」的牺牲者。
在这样的「国族寓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族」有两层结构，在上层的是封建礼法、「大传统」的父权结构，在下层的是以被压制的「牺牲的母亲」--有「不幸的，但倔强的生命力」--代表被礼法宰制的广大的「庸众」。「孤独者」连殳因爱或同情被宰制的下层「庸众」(母)，而去批判上层的大传统(父)，同时亦批评下层的沈默造成无谓的牺牲。连殳最大的悲剧就是，他是觉醒下的「牺牲者」，比起沈默、无知的大众，更感到知的绝望。李欧梵先生因此说：「《孤独者》是鲁迅作为一个陷于夹缝中的、必然会痛苦并感到死之阴影笼罩的、觉醒了的孤独者的自我隐喻。」(李欧梵1995：104)并认为牺牲的主题是贯穿于鲁迅的全部作品的，鲁迅在一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自比为希腊神话中的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说道：
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了身躯。（鲁迅着，止庵、王世家编《鲁迅着译编年全集12》，2009：41）
对鲁迅而言，「革命者的形象(事实上也是他的自我形象)是一个深刻的悲剧形象，因为体现的最终意义就是牺牲」。(李欧梵1995：257)革命与牺牲是小说家鲁迅创作的主题之一，也是五四时期鲁迅对中国的「现代化」歷程的悲剧预言，并代表鲁迅作为传统中国知识份子(孔乙己)的「现代」命运。
相较于小说家鲁迅对于「牺牲」有着较为悲愤的看法，我认为转向「阶级革命论」的鲁迅对于「牺牲」有比较积极的实践意义。鲁迅最后十年没有写小说，顾钧指出「小说是鲁迅对“文学革命”的最大贡献，而杂文则是他对“革命文学”的最大贡献」(2006:48)，其中应该还要加上翻译。经歷过大革命挫败的鲁迅对「牺牲」的看法，不再只是停留在〈狂人日记〉、〈药〉、〈孤独者〉等颓废而激愤的復仇意象。叁O年代前后，鲁迅歷经「革命文学」、「自由主义文艺」到「文艺大众化」的论争，从进化论走到革命阶级论的关键，是透过论战杂文与日文翻译了苏联的文学理论，体悟文学与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在政治承担的框架内确定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问题」(李欧梵1995：182)。鲁迅刚开始受到托洛斯基革命阶段论的看法，认为革命时代没有「革命文学」，同时因为瞿秋白的影响，而提出「革命人」的期待(长堀祐造1996、2002)，揭穿了创造社叫喊革命文学，是「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鲁迅着，止庵、王世家编《鲁迅着译编年全集12》，2009:113)。到后来逐渐关注着苏联革命的变化，翻译了苏联文艺理论以充实中国的革命文学论。
丸山昇的研究指出：鲁迅儘管目睹了苏维埃成立后，叶遂宁和梭波里大叫「活不下去」的自杀，「他已意识到，自己终究不过是这种过渡性的存在」:
有可能使鲁迅自身以及“革命文学者”都“活不下去”的革命，不是作为暴风雨或雷电到来，而是作为需要“卑俗麻烦的工作”的“建设”，作为“老老实实的东西”而到来的。文学者、诗人接受考验，其中很多人将遭受挫折，便正是为此。(丸山昇2005:68-69)。
在此意义下，鲁迅认为自己的硬译工作总会被较好的翻译者淘汰，他不过是「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鲁迅着，止庵、王世家编《鲁迅着译编年全集》12，2009：42)，将自己视为歷史过渡性存在，使鲁迅对于「牺牲」的内涵，有着更具体的实践意义。在介绍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时，鲁迅写道：
《牺牲》即木刻《战争》七幅之ㄧ，刻一母亲含悲献他的儿子去做无谓的牺牲。这时正值欧洲大战，她的两个幼子都死在战线上。
然而她的画不仅是“悲哀”和“愤怒”，到晚年时，已从悲剧的，英雄的，暗淡的形式化蜕了。
所以那盖勒(Otto Nagel)批评她说:K.Kollwitz之所以于我们这样接近的,是她那强有力的，无不包罗的母性。这飘泛于她的艺术之上，如一种善的徵兆。这使我们希望离开人间。然而这也是对于更新和更好的“将来”的督促和信仰。(鲁迅着，止庵、王世家编《鲁迅着译编年全集13》，2009:292)
鲁迅写下这段话的1931年初，才刚经歷了左联柔石等五烈士的牺牲，或许可以让我们更贴近理解鲁迅转向「阶级革命论」的实践抉择，在那样的歷史关键时刻，不抱持牺牲的信念就只能被奴役。
同样的革命与牺牲的主题也在郭松棻的小说世界上演，又一个「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是〈月印〉裡铁敏。从日本的南洋战场染上肺病没死的铁敏，在妻子文惠的照顾下身体逐渐恢復，但真正得到精神的疗癒，却是因为在蔡医师那裡接触到来自中国「地下组织」的杨大姐而得到「新生」。这样的「新生」当然是好不容易把铁敏从鬼门关抢救回来的妻子文惠所妒忌的。因而在一种「抢回丈夫」的衝动下，密报了家裡的「那一箱书」。导致文惠被国民党官员称颂是「大义灭亲」时，都还不知道怎么会把丈夫送上了刑场。郭松棻提到这篇小说时，特别说明「二二八」，「在台湾一段令人痛心和感伤的歷史」，却被偏颇为省籍分化，不但不幸，而且很不应该。「台湾悲情太重，实际奋发去做事的劲道还不太充足」。(舞鹤访谈，李渝整理2005：50-51)文惠隐喻的是一个政治无意识的「母性」之爱，但这个「母爱」，却是扼杀「新生」，白色恐怖统治者的「帮兇」。迄今为止，对二二八政治记忆的文学书写中，大抵出于对施暴着的控诉，还没有一篇作品像郭松棻如此忍痛地批评台湾人的政治无意识必须承担歷史的共业。从爱与牺牲的命题，去描绘人的有限性的，也贯串于郭松棻的〈月嗥〉、〈奔跑的母亲〉与〈雪盲〉中，出于爱的牺牲，如何不变成要求被爱者的牺牲，实也联繫到革命与牺牲的辩证难题。
「爱到痴时即是魔」可以用来形容文惠的「母爱」，也是郭松棻在〈今夜星光灿烂〉中引用陈仪塬来的「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歷史究如何，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所改写的句子，郭松棻有意藉陈仪来自我总结(黄锦树2006：256)，藉由小说主人公在马场町「牺牲」就义前「镜幻」自我的精神不朽，而无悔于肉体的牺牲。就像〈草〉中的「涉嫌叛乱」的「他」与「我」的形、神合一，郭松棻将自我无法实践的革命道路投射到陈仪的生命写照裡「重生」，而与想要投笔从戎救苍生的鲁迅锲合于一。在冷战结构下，作为接受美援的「流亡政权」的「亚细亚孤儿」的台湾子民，郭松棻其人其文展现的是流亡在美国，却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左派的人文关怀。从〈秋雨〉、〈含羞草〉、〈月印〉、〈草〉以降的知识份子小说，一再变奏牺牲无力对抗强权，到了〈雪盲〉中，幸銮安于孔乙己「跛脚的知识份子」悲剧而尊严的存在──歷史前进的巨轮下的被牺牲者。到了〈今夜星光灿烂〉以牺牲者的精神不朽，克服了郭松棻理想与实践落差的悲剧美学。在歷史的关键时刻，知识份子勇于承担的抉择，是克服左派忧郁症，不落入虚无主义的实践之道。
(2019年10月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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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本文的有关「革命」的定义，採取美国学者Hannan Arendt指陈的「对于革命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结构，而不是政治领域的结构」。Hannan Arendt 着，陈周旺译《论革命》，(南京：译林，2007)，页14。但笔者并不同意Hannan Arendt的推崇美国共和国以自由、人权立国，而贬抑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社会革命立论。陈建华追溯中国现代革命话语的起源与翻译过程，考察二十世纪初日文「かくめい」的尊王改革的维新意义，和西方的英文「revolution」，词源自拉丁文revolvere，塬本指天体週而復始的时空运动中，却逐渐与叛乱(revolt)界限模煳，而转生出政治含意。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与1789年的法国革命，使「革命」在政治领域裡产生新的含义，亦即霍布斯邦(E.J.Hobsbawn)提出的「双轮革命」。Hannan Arendt认为十八世纪后，「revolution」逐渐脱离週而復始的含意，在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论述中，革命者自认为是歷史必然的推动者的革命意识形态在黑格尔的哲学臻于极致，Hannan Arendt 指出其吊诡的结果是，「必然代替了自由成为政治革命思想的主要概念」而使revolution隐含了暴力概念。陈建华指出中国从晚清的改良论与革命论论争后，最终由革命论推进了中国歷史的现代进程，召唤了中国传统的「汤武革命」的集体记忆，在与「世界革命」意识的引进和融合后，革命话语和意识形态变得如此复杂而富于包容性，因而能在急遽变动的时代适应政治、经济和心理、变革的需求。因此，革命的意义首先被限定在政治範围，与暴力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有其本土性，此一意义选择说明中国如果要革命，只能走法国或俄国的道路，不可能是英、日的道路。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化与考论》(上海：上海古籍，2000)，页7、10、3、169。
[ii]杨泽指出:「鲁迅的现代性是一种第叁世界国家特有的『他人的现代性』(或「迟到的现代性」)：为了振起『国魂』，唤醒中国人使其不沦为『他人』……他奋不顾身地牺牲自己;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压力底下，只为了追求一个全新的、属于现代中国人的文化自我，他走上一条否定与自我否定的路。」杨泽：〈边缘的抵抗──试论鲁迅的现代性与否定性〉，中研院文哲所编委会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民族国家论述》(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5)，页173-205。杨泽只看到鲁迅感嘆「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单面，但鲁迅自己也说「我终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而依旧在挣扎着。所以这个「否定性」或可理解为鲁迅引自匈牙利力诗人斐多菲「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否定了希望，但也否定了绝望，而把自我当成是歷史的「过客」，也就是汪晖在《反抗绝望》一书中从「歷史的中间物」的人生哲学谈鲁迅小说形式的复杂性。(汪晖，1990)。
[iii]本文对于知识份子的定义依据同样来自第叁世界的萨依德所言：「知识份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的人，而是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平和、宽容的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且是主动地在公众场合这么说。」(萨依德着，单德兴译《知识份子论》(台北：麦田，1999)，页60。
[iv]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互文性批评，不再是关注作者与作品关係的传统批评方法，而是转向一种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互文性一词在1966年由克莉丝蒂娃(Julia Kristeva)创造以来，西方评论界不断修正发展的「互文性」的理论，扬弃了歷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主动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係的批评实践。陈永国指出：「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促使了互文性理论的迅速发展。一些结构主义者採用了互文性理论，认爲文化的各个领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上的联繫。一些后结构主义者则利用互文性理论打开了本体论的领域，认爲可以把人类的一切话语都联繫起来。但令人注目的是这两种探讨互文性的方式都缺少主体——说话者、作者、读者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罗兰巴特和克莉丝蒂娃把主体，尤其是政治的和性的主体，引入互文性关係的空间」。陈永国〈互文性〉，《外国文学》，2003年第一期。北京;中央编译社出版，p.76-81。笔者认为这样的「互文性」观点，有助于我们超越传统影响论与比较论的方法侷限，最重要的在跨文本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有助于读者与评论者在其中解读出更多元的文本意涵，而非单线的影响论，或是双向的比较论，而是在肯定鲁迅以后的作家的创作主体之余，透过各种互文性构成的话语空间，使鲁迅文本可被视为一种文化资产，可被后来的作家(或是读者或批评家)挪用，转化，甚至创造性地误读，共谱出多音交响的现代知识份子精神史图像。
[v]郭松棻四十岁以后叁次为忧郁症所苦，见〈郭松棻访谈记录〉，(简义明：2007，161)。
[vi]萨依德:「流亡者存在于一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悲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精于生存之道成为必要的措施，但其危险却在过于安逸，因而要一直防範过于安逸这种威胁。」(萨依德着，单德兴译1997：87)。
[vii]相关研究见(施淑2009：2;桑德斯着，曹大鹏译《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2002：16-30;雷迅马(MichaelE.latham)着 牛可译：第二章〈美国社会科学现代化理论和冷战〉，《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2003：33-97)。
[viii]随着文献的出土，陈映真首先为文指出乡土文学论战中王拓的〈是现实主义不是乡土文学〉一文，至少有四个段落是一字不漏地出自郭松分以笔名罗隆迈，发表在香港《抖擞》的〈谈一谈台湾文学〉。(陈映真2006;9-10)，详细比对见(简义明2007：80)
[ix]郭松棻：〈奔跑的母亲〉《郭松棻集》(台北：前卫，1993)，页25、30。
[x]简义明的论文因为受到访谈时郭松棻自白「不为谁为何而写」的影响，将郭松棻定位为一个没有位置和定义的写作者。在论文的第二章〈学术与行动主义〉、第叁章〈文学观念的生成与辩证〉中，简义明详细梳理了郭松棻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到转向现代主义文学的世界观的演变，并在结论中曾点出「郭松棻即使是在梳理西方学术的议题，或者分辨沙特与卡谬双方的孰是孰非，或者翻译西班牙共产主义者的论着，都还是指向他永不放弃的乌托邦，亦即中国(包括台湾和大陆)社会的正义可能和幸福想望」(页121)。但投入文学以后的郭松棻已然「告别革命」，转向现代主义文艺美学的经营。而我以为转向文学以后的郭松棻依旧是怀着他对「中国(包括台湾和大陆)社会的正义可能和幸福想望」的关怀在创作的，这时候的郭松棻的身份认同以及世界观都已经定型，只是这时候的郭松棻已经清楚地自觉到文学与自我的主体性，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权、单一的信念而写作。郭松棻回答舞鹤的访谈说「为谁而写是不存在的，一存在，必然就是意识形态，很多问题应该『存而不论』」。问题就在这个「存而不论」，不为意识形态而写作并不表示作家没有自己的世界观，没有自己的终极关怀。郭松棻语见(舞鹤访谈，李渝整理2005：51)
[xi]黄锦树引用了班雅明所谓的「左派忧郁症」以名之，并且从施淑对于台湾日据时代以龙瑛宗为代表的作家，以及战后作家陈映真早期小说的研究中，找到了郭松棻「左派忧郁症」的精神系谱。(黄锦树2006，249-287)。施淑的文章分别是：〈台湾的忧郁〉分析陈映真早期的作品，〈日据时代台湾小说颓废意识的起源〉分析日据时代台湾知识份子小说中的革命与颓废，收入(施淑1997)。
[xii]郭松棻回答简义明的访谈，则表明是自己「热情早就没有了」(简义明2007：160)。简义明比对郭松棻在《抖擞》中翻译连载了《“欧洲的共产主义”与国家》，以及接受李怡的访谈中表明：「西方马克思在现实政治的成果就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出现」(李怡，2001：756)，比较精确掌握郭松棻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相较于前面《抖擞》的论文是在检讨过去，翻译此书的郭松棻「投射出去的方向是未来」(简义明2007：70)。但简义明却未将郭松棻的左派思想结合文学实践一起考察，导致我觉得他的论文对郭松棻的思想和文学分析，有一种断裂之感。简义明的访谈中，郭松棻指出《欧洲的共产主义与“国家”》作者是义大利人，应该是西班牙人圣地牙哥.卡里略，大陆的译本是(商务印书馆，1978)。
[xiii]在接受李怡的访谈中，郭松棻详述了马克思学说的优缺点。缺点在于：其欧洲中心论、对无产阶级神圣化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忽视构成整体的个体的价值、国家理论贫乏而多谬误、经济理论的过时，停留在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裡，对当代资本主义运作不够了解。优点则在它仍是西方智慧能设想出来的较完备的思想体系，只有以前的基督教思想可以与之相捊，对于人类前景的乐观，鼓舞人民向前的生趣。(李怡，2001：758)。
[xiv]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国》第23卷第5期，殷海光执笔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表示组织政党的民主潮流就像大江东流，是任何政党所抵挡不的。叁天之后，《自由中国》首脑、组党运动第一发言人的雷震以「知匪不报」和「为匪宣传」的罪名被逮捕，判处十年徒刑，《自由中国》只好解散。
[xv]参看魏伟莉：〈郭松棻生平及着作繫年〉，(2004: 199-207)。简义明：〈郭松棻生平及写作年表初编〉(2007：123-131)
[xvi]详见(罗素•雅各比着，傅德达译：2009，第一章)。以及(萨依德着，单德兴译1997：第四章)。
[xvii]据与汪晖先生的交流所言。又见孙伏园:「陈先生 (指陈仪) 与鲁迅情谊之厚, 几与许先生 (许寿裳) 不相上下……被绅士们包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 好像我们在敌机临空时想念防空洞一样, 他常常会想念他的幼年同学时的好朋友, 说,『不教书了, 也不写文章了, 到公侠 (陈仪字) 那儿做营混子去了』」《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在先生逝世五周年时讲》, 见(孙伏园, 孙福熙着 2006：8)。(伍国20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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