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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恋人》抽离了“红色”:显性的爱情与隐去的革命

冉怡婷 · 2019-11-04 · 来源: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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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戴锦华老师对此评价,“‘革命’,在其中只是一个标签,一个噱头”

  编者按:一部由革命后人导演、好莱坞团队编剧和香港演员主演的革命爱情故事曾经在90年代末引发观众热议,有人赞美这罗曼蒂克的爱情,也有人批判它是荒诞的闹剧。场外的观众为这部剧究竟是在歌颂爱情还是对歌颂革命而争论不休,而剧中的人物也在这两者之间徘徊游移。当信仰与亲情相对立,当爱情与革命相背离,人究竟该如何选择?且看本篇影评为你解读这一出“爱情好戏”。本文获得2019年度“新青年电影夜航船”优秀影视评论奖。

  ——编辑邓淑蓉

  《红色恋人》:显性的爱情与隐去的革命

  冉怡婷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传播学硕士

  叶大鹰导演的电影《红色恋人》于1998年上映时,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人称之为被“诗化了的电影叙说”,但也有人指责这部电影是“不伦不类的闹剧”、“对历史的误读”。影片通过一位美国医生的视角,讲述了在被白色恐怖笼罩的20世纪30年代,两个共产党员来到上海租界的故事。我无法准确描述电影中的两位主角——靳和秋秋,他们在上海究竟做了什么关乎革命的事情,因为除了靳对着万人群众演讲的名场面之外,影片呈现更多的是男女主角与美国医生之间的三角恋故事,正如戴锦华老师对此评价,“‘革命’,在其中只是一个标签,一个噱头”[1],尽管这部片在宣传时将其定义为“红色革命电影”,并且将导演叶大鹰(叶挺之孙)的红色家庭背景定义为电影的卖点之一。

  这确实很荒诞,一部自称是红色革命电影却上演了一出“爱情好戏”。影片人物的动机都是从爱展开的——靳如果没有爱上安霞,他会不会参加革命?秋秋如果没有爱上靳,她会选择成为一个勇敢的革命者吗?佩恩医生如果没有爱上秋秋,他还会不求回报的帮助她们吗?靳如果没有爱上秋秋,他最后会不会选择慷慨赴死?影片并没有塑造一群为了革命疯狂的政治人物,反而成功塑造了“爱情至上”的浪漫人物,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被“革命与红色”精致包装的“爱情电影”。

  熟悉又陌生:好莱坞电影的叙事套路

  电影开头便是一群西方人和当时统治阶级在上海某个舞会纸醉金迷的片段。穿着暴露、打扮艳丽的跳舞小姐,端着啤酒、不停聊天的西方人,这样的形象与我国以往展现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的红色电影大为不同,而这种喝酒、跳舞、聊天、群体聚会的角色形象、电影片段却是好莱坞电影的固定搭配。当然,这部号称斥资3000万的电影在宣传时从来没有回避其好莱坞成分,甚至将来自好莱坞的编剧、好莱坞演员的加盟作为电影的创新点之一。虽然《红色恋人》声称是讲述革命故事的“主旋律”电影,但就像我们小学做的那种归类题一样,美国玫瑰花与上海水蜜桃、山东大樱桃总是格格不入的。同理,《红色恋人》也无法归属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红色电影序列里的任何一类,它的情节、场景、人物反而和美国好莱坞风格的电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电影里有三场倾盆大雨的雨戏。第一场雨景夜戏,一个神秘的年轻女性,身着红色雨衣,叩响了一位美国单身男士的门。这位美国医生被女子的美丽所吸引,一见钟情,同时也被卷入故事的漩涡之中。暗淡的灯光、磅礴的大雨、美丽神秘的女人、不知所云的局外人,暗灰色的天空与色情的“浪漫”相互交织,这种暧昧的氛围适合暗生情愫,却无法将观众引入熟悉的革命电影场景当中去。

  一部时长90分钟的电影播放至三分之二处,第二场夜间雨戏如期而至,引起强烈的矛盾冲突。在剧中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皓明已经讲述了自己背叛共党、妻离子散的故事,电影两个主角的故事也尽数交待的情境下,敌我双方第一次正面交锋,在大雨中上演了埋伏与破网、挟持与反挟持的故事。敌我冲突、父女冲突、情敌冲突在短短两分钟的片段中激烈爆发,掀起了影片的小高潮。但即便剧情已经快发展到高潮,电影中关于“红色革命”的部分仍然缺席。因为观众太熟悉 “被困与突破重围”电影套路了,代表正义一方的男女主角被困于邪恶配角所设的陷阱里,主角凭借自己的智慧成功解局,这既彰显主角的魅力,又暗示正义的一方经历重重考验后最终一定可以获得成功,这和好莱坞电影里“特工成功阻止导弹发射、英雄们成功保护地球”等剧情设置并无本质的差别,只能说导演抛弃了黄土漫天、在树林里激战等传统方式,在当时用好莱坞式的略显偶像剧特征的情节来凸出共产党员的智慧勇敢和非凡魅力。

  “粉红色恋人”:爱情or革命?

  第三场雨景可以说是电影里的名场面之一,令人印象深刻却也引起巨大的争议。男主角“靳”的人物设定是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高级将领,他患有严重的疾病,来到上海治病。秋秋为了照顾靳,跟随他来到上海,并在与靳的接触中爱上了靳,且怀了靳的孩子。在一次外出抓药的行程中,秋秋被捕,靳为了解救秋秋母子,主动落网,两人在监狱大门相遇,并在雨中拥吻。也许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让两人的爱情升级,由最开始潜意识的暧昧情愫在结局成长为确定的恋爱关系,当女主抚摸着靳的脸问到“你爱我吗”,靳用一个深情的吻来回答女主的问,这也直观地揭示了导演“弱化革命、强调爱情”的创作手法,即《红色恋人》的关键词在于“恋人”,“红色”只是由于二人的共产党身份而得来,爱情才是影片的主题。

  但这个情节最惹人争议的是靳的身份。靳作为共产党高级将领,身份特殊,一旦被抓住,党的无数秘密可能都会被泄露,后果不堪设想。而靳没有通过上级组织的同意就私自投网,这将靳塑造成了一个“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不合格的革命者”,这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导演似乎也没有给出答案,电影中,克拉克上尉发出跟观众同样的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佩恩医生只回答了一句:“他就是那样的人。”他究竟是哪样的人?电影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这也导致广大观众的解读也许偏移了电影的初衷,认为“靳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爱情、责任放弃生命与革命的人”。因此黄式宪教授认为:“这是一个被好莱坞扭曲的‘粉红色恋人’。”[1]在中国的总体价值观里,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而这部剧恰好彰示了西方的个人英雄主义,男主角仅凭一己之力就解决了所有矛盾,同时也贡献了自己生命,但这样的牺牲只有男主角孤独地慷慨赴死,却看不到集体的存在、组织的作用,这种红色电影对当时来说,无疑是一种荒诞的文化奇观。此外,在以往的剧情发展中,都是女性为了成就男性事业而牺牲,但这部电影恰恰相反,英雄为红颜赴死,我认为这也是这部电影区别于其它我所看过的电影中很不一样的地方。

  历史的虚化:革命+爱情+好莱坞

  由于好莱坞编剧的加盟,这部电影的西方色彩更加浓厚,可以说是导演和编剧共同想象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好像是在描述20世纪30年代中国老上海的革命故事,但却又和实际情况不符,导演叶大鹰对此的解释是,“所有的历史观众都了解,而作为人如何去做,当我们用心去理解,就会有一种感慨、感动。我们的电影要的是世界范围内认同的创作规律”。由此可见,《红色恋人》的主创确实将当时的历史做了虚化处理,对于这样的处理在艺术上可能的确无可厚非,但这使得当时一部分观众在观影时无法接受“革命电影”变为“爱情电影”的心理落差,直接导致了《红色恋人》的票房落败。

  张慧瑜老师在本门课中提到福柯的一句话,“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席卷而来,中国热衷于学习西方各行各业先进发展经验,好莱坞电影制作模式的成功惹来我国的电影行业先后模仿与合作。改革开放后,电影市场重新焕发活力,大众流行文化风生水起,商业电影制作模式日渐成熟,而爱情题材的电影则成为最卖座的类型之一。在本土革命题材的电影风格单一、好片子稀缺的情况下,出于导演本人的经历和兴趣,以及1995年电影《红樱桃》的爆红,《红色恋人》这样一部“革命+爱情+好莱坞+张国荣”电影的出现也就没有那么奇怪了。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讲述上世纪30年代的革命爱情故事的电影,不如说这是一部拍摄于20世纪尾巴上的,带有好莱坞风格的、目标是获得市场、并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爱情商业电影。

  比“革命+爱情+好莱坞+张国荣”组合更奇怪的是,这部电影80%都是英文对白。在当时英文普及程度并不高,且国人还没有养成看字幕版外语原文电影习惯的情况下,作为一部地道的国产电影作品,采取英文对话的形式便多少带上了文化荒诞的色彩。如果说张国荣饰演的靳曾经在法国留学、秋秋在教会学校学习的经历是他们会讲一口流利英语的来源,那么秋秋的生身父亲、特务头子皓明的地道英文到底从何学来,影片并没有给予解释。也许这正是为了契合美国好莱坞电影风格的选择,给电影蒙上神秘的黑色面纱,刻意与中国观众拉开距离,彰显电影本身的与众不同。

  旁观者的叙事:革命的缺席

  叙事学认为,叙事也是一种权力,不同叙事角度的选择会赋予叙事者不同的权力。这部影片采取倒叙的方式,展开对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革命、国共两党之争等带有极度“中国特色”的叙事。但不同于其他电影里选择革命后代、或者亲身经历过革命的老人作为叙事人,这个据称是根据革命老兵真实记忆改编的作品,选择了好莱坞演员泰德·巴勃考克(Todd Babcoc)饰演的在华美国医生回忆录的方式,通过佩恩医生的第一视角展开叙事。出于对秋秋的爱,佩恩医生不幸卷入这个无妄之灾中,由于在华美人的特殊身份,剧中的三个主角都选择对佩恩倾倒他(她)们过去的故事,佩恩成为这些独白故事的倾听者,也因此在这部影片担任讲述者、仲裁者、治疗者、见证者,事后甚至还作为革命后代抚养者等角色,但他始终都没有真正参与到任何革命行动当中去,只是一个为观众展现上世纪30年代党的命运与个人命运的“第三者”。也许正是因为选择佩恩医生这个革命的“局外人”、“旁观者”作为影片的叙述者,整部影片的“革命色彩”才这么淡薄。

  如果选择“客观的”、“公正的”美国人作为中国历史的见证,他们的评价会在国际社会上还原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就如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一定程度赋予了革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具有极强的政治意义。但佩恩医生并不是革命的目击者与亲历者,他只是承担了转述他人革命事迹的角色,此外他还深深地爱慕着秋秋,因此以他作为整个故事的叙述者便必然会造成“革命的缺席”和“爱情的‘在场’”。在看电影之后,心中疑惑之一就在于,为什么编剧会把秋秋写于难产而死,这样一来,靳的牺牲岂不白费功夫?为什么要选择佩恩医生作为叙事者?如果秋秋未死,而是抚养女儿长大,那么以秋秋女儿、或者年老的秋秋作为整部电影的第一叙事者岂不是更能体现革命的不易与爱情的坚贞?

  戴锦华老师认为,导演通过佩恩的叙述,印证了“人性逻辑对革命逻辑的凯旋”。皓明为了女儿的生命背叛了党和革命,靳在无意识情况下与秋秋发生关系,出于责任他自投罗网、慷慨赴死,而这两种选择都是将“人性的逻辑”凌驾于“革命的逻辑”之上,这也是这部电影很吊诡的地方。一群自称为了信仰而奋斗的革命者,在遇到困难时毫不犹豫地选择朝着个人主义的方向前进,全然抛弃组织、抛弃集体,也许这是加入了美国编剧的缘故,但这是否也在无意识中体现了上世纪90年代,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一部分国人已经在个人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讨论

  我在观影时,另一处疑惑的点在于,为何秋秋可以毫不犹豫选择离开自己的父亲,杀死自己的父亲,甚至是唾弃自己的父亲。影片里讲到秋秋因为亲眼目睹了父亲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背叛了党,因此她选择逃离。但是那个时候,秋秋还那么小,她是如何分辨父亲杀死同伴的,而且父女之间没有任何正面的矛盾冲突。十多年后,父女重逢,秋秋为了捍卫理想、保护爱人却在重逢宴上枪杀了自己的父亲。在“弑父审判会”上,秋秋没有任何难过或是后悔的意思,反而清楚地将父女关系陈述为“背叛者与革命者”的关系。父亲在传统意义上是男性权力的代表、家庭的顶梁柱,但在《红色恋人》这部影片里,父亲变成一个残忍的、简化狡诈的、被抛弃的角色,而青年人则变成社会的主人、时代的先锋、理想信念的守卫者,这种角色关系的转换、以及家庭观念的淡薄,也许也揭示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剧烈的时代变动。

  此外,很多影评人对这部电影的正面评价都带有“浪漫”两字,就连导演自己也认为自己这部作品饱含了红色浪漫情怀。但并不是每一部讲述爱情故事的电影都带有浪漫主义情怀。在最开始观影时,我确实被电影里带有诗意的台词所倾倒,例如靳在万人演讲的集会上大声疾呼:

  我们跟蒋介石先生打了十来年的交道/深知其人其道/我对你们讲/他实在是一个聋子/而且聋的厉害/你想他的耳朵稍微听进去一点东西/都得放枪/我要告诉你们/此刻正有一群顽强的战士/正不屈不挠地在坚持着他们自己的信念/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注意/他们的名字叫红军。

  以及靳对佩恩医生说的话:

  在你面前就有一位红军战士/我们要向所有的人证明/红军依然存在/而且他们依然在为他们的理想而进行战斗/… 总会有那么一天/不过站在上面并不是我/而是中国的人民/这不是什么浪漫而是我们的理想。

  这样的台词确实很打动人,影片塑造了一个坚定共产理想信仰、满怀浪漫情怀的革命者形象,但联想到说这些话的靳最终选择以交换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实在不明白导演心中的所谓浪漫究竟是什么样的。皓明为了保护秋秋选择背叛革命,却最终因为背叛党而死于秋秋“正义”的枪下,这种父女之间的敌对难道就是带有血色的浪漫吗?秋秋和靳以不同的方式,选择牺牲自己,难道这种为了自己心中的某种执拗而奉献自己生命的行为就是一种理想主义浪漫吗?

  也许正是因为对中国革命历史理解的不深刻以及对好莱坞制作模式的期待,《红色恋人》更像是导演将自己心里的“革命”抽离出来,虚化真正的历史事实,脱离革命逻辑,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完成了整个作品的呈现,而这才让我这个电影小白有机可乘,对这部影片展开了这么多批判的分析。

  参考文献

  [1] 刁沛忠. 一部颇具争议的电影——影片《红色恋人》评论综述[J]. 电影新作, 1998(6):48-51.

  2 戴锦华. 雾中风景 : 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思忖. 《红色恋人》:诗化了的历史叙说[J]. 电影艺术, 1998(6):67-69.

  4黄茂槐. 不伦不类的闹剧——评电影《红色恋人》[J]. 电影评介, 1999(2):16-16.

  5沈庆利. 历史的“误读”与革命的幻想——置疑《红色恋人》[J]. 艺术广角, 1999(1):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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