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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 | 英特纳雄耐尔

王安忆 · 2019-11-25 · 来源:保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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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对我说的那些,当时为我拒斥不听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呈现出来,那是同在发展中地域,先我们亲历经济起飞的人的肺腑之言。

  保马编者按:保马今日推送作家王安忆记陈映真的重要散文——《英特纳雄耐尔》。在新出版的文集《成长初始革命年》序言中,王安忆道:“倘若真有思想史这一说,在我,便是贯穿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天。中国大陆迅疾走完资本经济前期、中期以及后期,从孤立进到全球体系,再又回归中国国情,他(陈映真),一个亚洲后发展地区的预言人,国际共产主义理想的明日黄花,引领着我,走去无可望见的希望。”散文中,王安忆用文学方式呈现了历史片段中的陈映真——他的左翼孤独气质和状态,同时也反过来用陈映真的眼光审视自己、审视我们的时代。文字、回忆并不仅仅是沉湎、追悔,而是展现历史曾经给我们的机会,曾有陈映真这样的先驱思想者,不断呐喊却在错位的历史中未被听见,未被理解,希望本次推送能激发学者、读者进一步理解和思考陈映真以及他与我们时代之间的关系。

  本文收录于王安忆文集《乌托邦诗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和《成长初始革命年》(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网络曾载“今天文学”微信公众号

  英特纳雄耐尔

  /王安忆

  一九八三年去美国,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纸盒包装的饮料,微波炉,辽阔如广场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公寓大楼的蜂鸣器自动门,纽约第五大道圣诞节的豪华橱窗。我学习享用现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将黑晶晶的煤球倾入烧烤架炉膛,再填上木屑压成的引火柴,然后搁上抹了黄油的玉米棒,肉饼子;我吃汉堡包,肯德基鸡腿,Pizza——在翻译小说里,它被译成“意大利脆饼”这样的名词;我在冰淇淋自动售货机下,将软质冰淇淋尽可能多地挤进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挤进更多,使五十美分的价格不断升值;我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任何一个地方,都堆放着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种款式和印花的纸巾,包括少有人问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间——这时候,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

  我相信,在那时候,陈映真对我是失望的。我们,即吴祖光先生,我母亲茹志鹃和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的中国大陆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写作者。在这之前,他还与一名大陆渔民打过交道。那是在台湾监狱里,一名同监房的室友,来自福建沿海渔村,出海遇到了台风,渔船吹到岛边,被拘捕。这名室友让他坐牢后,头一回开怀大笑,因和监狱看守起了冲突,便发牢骚:国民党的干部作风真坏!还有一次,室友读报上的繁体字不懂,又发牢骚:国民党的字也这么难认!他发现这名大陆同胞饭量大得惊人,渐渐地,胃口小了,脸色也见丰润。以此推测,大陆生活的清简,可是,这有什么呢?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就应当是素朴的?他向室友学来一首大陆的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和我们会面,他事先作了郑重的准备,就是阅读我们的发言稿,那将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组织的中国作家报告会上宣读。他对我的发言稿还是满意的,因为我在其中表达的观点,是希望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脱出,将命运和更广大的人民联系起来。他特别和聂华苓老师一同到机场接我们,在驱车往爱荷华城的途中,他表扬了我。他告诉我,他父亲也看了我的发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感到中国有希望。这真叫人受鼓舞啊!从这一刻起,我就期待着向他作更深刻的表达。可是,紧接下来的事情是,我们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

  在“五月花”公寓住下之后,有一日,母亲让我给陈映真先生送一听中华牌香烟。我走过长长的走廊,去敲他的门,我很高兴他留我坐下,要与我谈一会。对着这样一个迫切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人,简直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提起。我难免慌不择言,为加强效果,夸张其辞也是有的。开始,我以为他所以对我的讲述表情淡然是因为我说得散漫无序,抓不住要领。为了说清楚,我就变得很饶舌,他的神情也逐渐转为宽容。显然,我说的不是他要听的,而他说的,我也不甚了解。因为那不是我预期的反应,还因为我被自己的诉说困住,没有耐心听他说了。

  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表现真差劲。我运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十年代初期,从开放的缝隙中传进来的,西方先发展社会的一些思想理论的片断。比如“个人主义”、“人性”、“市场”、“资本”。先不说别的,单是从这言辞的贫乏,陈映真大概就已经感到无味了。对这肤浅的认识,陈映真先生能说什么呢?当他可能是极度不耐烦了的时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们总是说你们这几十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穷,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你们都会说,你们所受的苦和穷!这种情绪化的说法极容易激起反感,以为他唱高调,其实我内心里一点不以为他是对世上的苦难漠然,只是因为,我们感受的历史没有得到重视而故意忽略他要说的“什么”,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评。就像他又一次尖锐指出的——不要为了反对妈妈,故意反对!事情就陷入了这样不冷静的情绪之中,已经不能讨论问题了。

  一九八九年与一九九〇年相交的冬季,陈映真生平第一次来到大陆。回原籍,见旧友,结新交;记者访谈,政府接见,将他的行程挤得满满当当,我在他登机前几个小时的凌晨才见到他。第一句便是:说说看,七年来怎么过的?于是,我又蹈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境地。这七年里面,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方才说的那些个西洋景,正飞快地进入我们这个离群索居的空间:超级市场,高速公路,可口可乐,汉堡包,圣诞节,日本电器的巨型广告牌在天空中发光,我们也成熟为世界性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更先进的思想批判武器。我总是越想使他满意,越语焉不详,时间已不允许我啰嗦了,而我发现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没有听到他想要听的时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壁垒”两个字——Block,是不是应该译成“壁垒”?他说。他提到欧洲共同体,那就是一个Block,“壁垒”,资本的“壁垒”,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个名词。而后,他又提到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劳工在日本发生的花冈惨案,他正筹备进行民间索赔的诉讼请求。还是同七年前一样,我的诉说在他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他同我说的似乎是完全无关的另一件事。可我毕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对我产生的影响起作用。我就是这样,几乎是无条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条真理。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我怀疑自己,怀疑我说真是我想。事情变得比七年前更复杂,我们分明在接近着我们梦寐以求的时代,可是,越走近越觉着不像。不晓得是我们错了,还是,时代错了,也不晓得应当谁迁就谁。

  陈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对我说的那些,当时为我拒斥不听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呈现出来,那是同在发展中地域,先我们亲历经济起飞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对着一个懵懂又偏执的后来者说这些,是期待于什么呢?事情沿着不可阻挡的轨迹一径突飞猛进,都说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终极。有一个例子可说明这事实,就发生在陈映真的身上。说的是有一日他发起一场抗议美国某项举策的游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时,就在麦当劳门前歇晌,有朋友经过,喊他:陈映真,你在做什么?他便宣讲了一通反霸权的道理,那朋友却指着他手中的汉堡包说:你在吃什么?于是,他一怔。这颇像一则民间传说,有着机智俏皮的风格,不知虚实如何,却生动体现了陈映真的处境。一九九五年春天,陈映真又来到上海。此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都轮廓大概,渐和世界接轨,海峡两岸的往来也变为平常。陈映真不再像一九九〇年那一次受簇拥,也没有带领什么名义的代表团,而是独自一个人,寻访着一些被社会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两个批评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们与他聊得起来。对自己,我已经没了信心。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较热闹,我光顾着留意他对这两位朋友的兴趣,具体谈话内容反而印象淡薄。我总是怕他对我,对我们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为什么?很多年后我逐渐明白,那是因为我需要前辈和传承,而我必须有一个。但是,这天晚上,他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窥见了他的孱弱。我问他,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何以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他回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这话听起来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为艺术,也像是对我们这样老是听不懂他的话的负气回答,当然事实上不会那么简单。由他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却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无论年龄上还是思想上和写作上,我都不再是十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点“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意思。虽然,我从某些途径得知,他对我小说不甚满意,具体内容不知道,我猜测,他一定是觉得我没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关怀!而他大约是对小说这样东西的现实承载力有所怀疑,他竟都不太写小说了。可我越是成长,就越需要前辈。看起来,我就像赖上了他,其实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总是从他的希望旁边滑过去,这真叫人不甘心!

  这些年里,他常来常往,已将门户走熟,可我们却几乎没有见面和交谈。人是不能与自己的偶像太过接近的,于两边都是负担。有时候,通过一些意外的转折的途径,传来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亲离世,接到陈映真先生从台北打来的吊唁电话。那阵子,我的人像木了,前来安慰的人,一腔宽解的话都被我格外的“冷静”堵了回去,悲哀将我与一切人隔开了。他在电话那端,显然也对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后他说了一句:我父亲也去世了。就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同情。说起来很无理,可就是这种至深的同情,才能将不可分担的分担。好比毛泽东写给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他的父亲,就是那个看了我的发言稿,很欣慰,觉着中国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师,终身传布福音;当他判刑入狱,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试图策动外交力量,营救他出狱,老人婉拒了,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吧!他的父亲也已经离世,撇下他的儿女,茕茕孑立于世。于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

  二〇〇一年末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陈映真先生作为台湾代表赴会,我与他的座位仅相隔两个人,在熙攘的人丛里,他却显得寂寞。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我,还是对更多的人和事失望,虽然世界已经变得这样,这样的融为一体,切·格瓦拉的行头都进了时尚潮流,风行全球。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我总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里得到回应,可他总是不给我。或是说他给了我,而我听不见,等到听见,就又成了下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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