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抗击新冠病毒的人民战争同步进行的是另一场战争，舆论战。
党媒和主流媒体关键时刻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报道真相、廓清是非、鼓舞士气、引导理性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有围观者，有居心叵测的人，无数人在抗“疫”前线流血牺牲的时刻，他们忙着操作舆论制造各种是非。
在疫情最重的湖北，有个知名作家在家里写出了一篇篇“封城日记”，把道听途说的消息甚至荒唐离谱的网络段子，比如拉尸体的车子呼啸而去，随处散落的死者的手机，求告无门的重症患者……经过文学渲染后进入了自己的“日记”，成了外界了解武汉的第一手“资料”，当然将来也会成为回顾这段历史最重要的“史料”。
这不得不再一次让人们思考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重大灾害发生了，不论是战争、疫情、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尤其是影响广泛的重大灾害，我们的文学艺术和新闻工作者，该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参与？
是揭露、批判还是歌颂、鼓励？如何揭露和批判，又如何歌颂和鼓励？我觉得“效果”是检验宣传水平的重要指标。
鲁迅先生说：
“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三闲集·文艺与革命》)。
强调的是文艺不可避免会起到宣传作用，而有些宣传，因为过于直白、粗陋便不能算作文艺。
但是，文艺和新闻报道的共性是不言而喻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不论文学艺术的影响，还是新闻报道的影响，如果“效果”实际上是不利于救灾这个现实需要的，而且是潜藏着错误的意识形态的，再好的文艺也不需要，再好的宣传也是反动宣传。
相反，如果是“效果”是有助于救灾的，有助于解决当务之急的，有助于让更多人获取信心战争困难的，即便不符合某些人所理解的文艺和宣传的规律，也是必要的——至少在特定时期内是必要的。
片面的真实与整体的虚假同样可怕，甚至更为可怕。因为片面的真实更加容易获得读者的信任，比一目了然的虚假更有隐蔽性。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谓盲人摸象目光跑偏，说的就是这种“真实”。
与今天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坐在温暖舒适的书房里通过浏览各种负能量段子就能进行所谓的“采访”，并以“日记”形式记录在案不同的是，战争年代的文艺工作者，比如魏巍，是直接背起行囊来到了抗美援朝的前线的。他以“文艺战士”的身份在战壕里、军营里、战地医院里，在真正的“现场”发现新闻线索，寻找正面信息。
我想，当时的战场上也一定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会有伤病的战士没有及时救治，物资供应的不足，指战员的失误和极个别的逃兵……这些有可能客观发生了的事情没有出现在魏巍的新闻报道里，也没有出现在后来的文艺创作里。
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后来的长篇小说《东方》给我们展示了完全不同的志愿军战士的风貌。他们乐观、自信、质朴、纯真，他们热爱祖国，不怕牺牲，没有考虑个人利益的得失。
如果让今天的某些文学艺术家和新闻记者去报道抗美援朝，这为了关注度，为了粉丝量和由此带来商业利益，为了文章背后某些不能见光的阴谋而写作的人们，一定会是完全不同的“画风”。那些触目惊心的片面局部的“真实”一定更符合他们的“营销目的”。
但是对抗美援朝的大局来说，这些东西比侵略者的飞机大炮细菌武器还要坏。抗美援朝也不会成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全国人民坚如磐石的意志和战无不胜的信心，一定会被蒙上厚重的阴影，新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也不会在帝国主义的围困之中，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也有人说，作家艺术家的责任就是揭露黑暗，批判丑陋。这话也是大有市场的。然而，所谓黑暗与光明，丑陋与美好，无一例外是由作者的阶级立场和审美观念决定了的。劳动人民以为光明的，恰恰就是剥削阶级的黑暗；人民群众以为美好的，往往会成为达官贵族眼里的粗卑和下流。
正如鲁迅先生说，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鲁迅《论“第三种人”》)
剥削阶级的不幸，正是被剥削阶级的万幸。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学说分析貌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学艺术，一切都豁然开朗。
归根结蒂，在抗“疫”战争中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是由创作者的“初心”和“使命”决定的，如果你忘记了当初党旗前的誓言，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你的创作暴露出来的只能是你内心深处的黑暗和丑陋，与火热的现实生活并无多少关系。
有道是：
文艺究竟有何用？
鼓劲加油润心灵。
精神力量作用大，
关键时刻露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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