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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杨 | “新写作作风”:以丁玲《田保霖》为中心

路杨 · 2020-03-23 · 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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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保霖》将一个英雄“成长”的故事推演为一个“学习”的故事,不仅显影出劳模运动如何作为基层政治主体的生产机制,还以其形式创造参与到新主体和新现实的再生产当中。以丁玲的写作为代表,报告文学的写作不仅是对作家自身的改造与训练,也构成一种“工农写作者”的培养机制,蕴含着将接受者转化为生产者或行动者的能力。

  编者按

  在1940年代中期解放区的报告文学热潮中,丁玲的《田保霖》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肯定,被称为“新写作作风”。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田保霖》将一个英雄“成长”的故事推演为一个“学习”的故事,不仅显影出劳模运动如何作为基层政治主体的生产机制,还以其形式创造参与到新主体和新现实的再生产当中。以丁玲的写作为代表,报告文学的写作不仅是对作家自身的改造与训练,也构成一种“工农写作者”的培养机制,蕴含着将接受者转化为生产者或行动者的能力。所谓“新写作作风”,指向的正是这一对形式、主体和现实进行再生产的文化政治机制。

  本文原刊于《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由作者授权推送,感谢路杨老师对保马的支持!

  “新写作作风”:

  报告文学的再生产机制

  ——以丁玲《田保霖》为中心

  路杨

  1944年6月末,丁玲在边区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上采访了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的主任同时也是三边的“合作社英雄”、“模范工作者”田保霖后,写作了报告文学《田保霖》,与欧阳山的同题材报告《活在新社会里》一同刊登在6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第二天毛泽东便致信邀请丁玲与欧阳山前来一叙,并在信中热情地称赞两位作者收获了“新写作作风”[1],又在晚饭时再次称赞丁玲的《田保霖》是“写作工农兵的开始”[2]。据丁玲回忆,除了这封信,毛泽东还不止一次在合作社会议和高干会议等公开场合称赞过《田保霖》:“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3]

  在解放区的报告文学热潮中,丁玲和欧阳山的写作既不是个例也不是开端。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做出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将“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确立为根据地文艺工作的中心,尤其是“报纸上迅速反应现实斗争的长短通讯,在紧张的战争中是作者对读者的最好贡献,同时对作者自己的学习和创作的准备也有大的益处”,并进一步强调,那种“满足于浮光掠影的宣传而不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态度,应该纠正。”[4]伴随着1943年劳模运动在陕甘宁边区的大规模展开,访问劳动英雄、书写“真人真事”成为文艺工作者下乡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也从抗战初期强调即时性的战地报告转向了强调典型性与建设性的人物特写。这一文艺工作重心的确立,一方面要求文艺工作者转换工作方式,从浮光掠影、“走马看花”[5]转为深入群众的实际工作,另一方面也对报告文学的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如果报告文学不应仅满足于捕捉现象、记录现实或政策宣传,那理想的写作又应如何呢?在这个意义上,丁玲和欧阳山的写作为何能够得到毛泽东的重视,这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政治逻辑,也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丁玲

  01

  面对毛泽东的高度赞誉,丁玲其实并不很理解,甚至有些不以为然。丁玲在八十年代谈起毛泽东对《田保霖》的肯定时说:“当时我心里想,怎么这才是开始?《田保霖》之前我就写过工农兵嘛。”[6]“《田保霖》那篇文章有什么好呢?就是个开会记录嘛,不是深入生活写的东西嘛!”[7]丁玲和欧阳山都认为,毛泽东当时对他二人的褒扬只是出于一种鼓励。[8]但问题或许并非这么简单。尽管写作者自身尚未自觉,但正如毛泽东从丁玲的《三日杂记》中看到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建立情感关联的某种萌芽与可能性[9],毛泽东在《田保霖》中看到的可能也并不仅仅是一种“新文风”而已。在八十年代的访谈中,尽管丁玲喜欢强调自己写工农兵并不是到延安后甚至是《讲话》之后才开始,但她还是能意识到在此前后书写工农兵时的两种不同的认识状态:“过去没想得这么多,只想到写工农大众写普罗文学,写无产阶级。学习《讲话》后明确认识到,如果不到工农兵中间去,怎么写好工农兵呢?一定要下去,长期在他们中间,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兴趣。”[10]可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从《田保霖》中看到了具体的生产生活之中的工农兵形象,而不是丁玲三十年代在《田家冲》《水》中所写的那些粗犷模糊的农民群像。而作为一篇报告文学,如周扬所说,“我们写的真人真事大半是群众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和英雄模范事迹,他们本身就是新社会中的典型,就带有教育的意义”[11]。因此《田保霖》中的主人公也不再是丁玲1941年在《夜》中所写的何华明那样彷徨自苦的农民干部,而是周扬所谓文艺工作者都必须学会描写的“新的人物和事实”[12]。

  但这仍然只是停留在内容表面的观察。所谓“新写作作风”,指向的并不仅仅是丁玲个人写作脉络中“新的人物”的出现,而在《田保霖》发表的1944年,《解放日报》上也早已不缺这样的劳动英雄“典型”。在关于《田保霖》到底“好在哪儿”的问题上,刘卓认为毛泽东主要是着眼于其“所传递出来的是边区的官民关系的实质变化”,“不是好在写出组织合作社的具体过程,也不是作为经济史的材料,而是以‘真人真事’形象化的方式写出一个新的‘党员’的形象。”[13]但其实早在1942年,伴随着吴满有、赵占魁这些劳动英雄的发现,《赵占魁同志》《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等报告文学作品已经以相当鲜明、形象的方式塑造出了一个工作积极、负责、有威信,“能够代表大家的利益和意见”的“工人参议员”[14]和一个“好的共产党员”[15]形象。就“合作英雄”而言,莫艾1943年以被树立为“方向”的延安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为中心写作的《刘主任》,更是详尽而形象地提供了一个“懂得群众的感情和需要”的“群众的佣人”形象。[16]如果从“官民关系”或“党员”形象来看,这些作品所传达的典型性可能更强。因此,对于《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而言,重要的不是写了什么,而是怎么写的。

  事实上,面对劳模运动中层出不穷的通讯报告,丁玲并不满意。1944年斯坦因访问丁玲,就曾听她谈起对于报告文学的意见:“我们必须学习好的报告文学。关于老百姓生活工作问题的写得成好的有力的报告,在现在比文学还重要。我们现在还做不好这一点。写文学的人不喜欢这种工作,报纸记者训练不够,写不好”,并表示“自己愿意发展一种新型的报告”。[17]在1942年到1945年底离开延安之前,丁玲主要的创作都集中在报告文学上,《田保霖》后来连同其他一些人物报道一起被收入《陕北风光》。在1950年的“校后记”中,丁玲相当肯定地将这部分作品视为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有意识地去实践的开端”。尽管丁玲对于《田保霖》并不满足,但她也承认这是“一点点萌芽”。[18]因此,如果我们一定要追问《田保霖》到底哪里“新”,还是得从形式本身入手,去发掘这一写作在报告文学尤其是劳模写作中的意义。

  02

  与一般的报告文学写作不同,《田保霖》的叙事起点并不是一个成型且自觉的英雄模范,也不是人物小传式的从头说起,与“翻身”故事中常见的倒叙或正叙方式相比,《田保霖》恰恰是从中间写起的。对于农村读者而言,“从中间写起”的西方叙事模式在接受上其实并不讨好,但对于故事的主人公而言,这个由“中间”切入的横切面则往往意味着个人史上的重要转折或“成长”时刻。文章一开头,田保霖还没有开始办合作社,而是刚刚从区长那里得知自己当选了县参议员,但这显然并不在他能够预料和认知的范围之内:

  黄昏的时候,把两手抱在胸前,显出一副迷惑的笑容,田保霖送走了区长之后,便在窑前的空地上踱了起来,他把头高高的抬起来望着远处,却看不见那抹在天际的红霞;他也曾注视过窑里,连他婆姨在同他讲些什么他也没有听见,他心里充满了一个新奇的感觉,只在盘算一个问题:

  “怎搞的?一千多张票……咱是不能干的人嘛,咱又不是他们自己人;没有个钱,也没有个势,顶个球事,要咱干啥呢?……”

  他被选为县参议员了,这完全是他意外的事。

  他是一个爱盘算的人,但也容易下决心,这被选为参议员的事,本没有什么困难一类的问题,也不需要下什么决心,像他曾有过的遭遇那样,不过他却被一种奇怪所纠缠,简直解不开这个道理。[19]

  以这个开头为代表,《田保霖》的前半部分基本都是在主人公的内视角中展开的,并且一直纠缠在这种“迷惑”、“奇怪”、“解不开”的感觉和田保霖反反复复的“盘算”之中。相比于劳动英雄吴满有能够迅速认识到“翻身”与革命、自己的劳动与边区需要之间的紧密关联,初当选县参议员的田保霖对此却并不自觉。在这种“新奇的感觉”中,丁玲很自然地以田保霖“盘算”式的回忆,引入了他从因欠账被迫出门做买卖,到“靖边县翻了个身,穷人都分了土地”后返乡发家的历史,但他也只是觉得“共产党还不错,可是,咱就过咱的日子吧,少管闲事。”与“模范公民”[20]吴满有相比,田保霖的想法其实更近于一个小农生产者更关心自己切身利害的真实心理。更重要的是,尽管田保霖诚实正派有公心,在政府调剂征粮时主动借粮,并“每天到各乡去借,维持了许多贫苦农民的生活”,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以及在群众中的威信;而且当田保霖面对县政府自认为“不是他们自己人”的时候,其实也并没有将这些“公家人”当成“自己人”。在这里,叙事稍稍溢出了主人公的内视角,道出了田保霖之所以当选的原因:“他是被他不了解的这号子人所了解的”。也就是说,田保霖和公家人之间存在一个彼此认识上的错位。政府看重田保霖的诚信、公心与口碑,但对于田保霖而言,这其实只是传统乡村伦理世界内部的一种道德感的体现,而尚未转化或上升为一种政治觉悟。质言之,文章开头弥漫着的那种“解不开”的迷惑感,正是因为田保霖“不接近这号子人,也不理解他们”。

  这种“不理解”构成了文章前半部分的一个主要的叙事动力,而主人公内视角的逐步展开,正是田保霖对边区政府的一个认识过程。经过盘算,田保霖决定还是到县上去看一看。在县参议会上,田保霖目睹了政府如何克服困难兴修水利,又如何计划剥小麻子皮、割秋草、栽树这些“好像不重大,算起来利可大的太”[21]的“好事”。田保霖由此逐渐“解开了”文章开头的疑惑:“从前田保霖解不开参议会是个啥名堂,老百姓都说是做官,现在才明白,白天黑夜尽谈的怎个为老百姓做事啦。”从此“才算开了眼界,渐渐他明白了他们,他们活着不为别的,就只盘算如何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换言之,田保霖在县参议会上见识到的是一种与推敲个人利害的“小盘算”不同的“大盘算”。

  由于使用了田保霖的内视角,参议会和组织生产的情景写的也就不仅是边区政策及其实施,而是着重于田保霖在面对这些提议、计划和实践时具体、细腻的感受、疑虑和思考。例如当听到县委书记惠中权提出修水利时,写的是田保霖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土地瘠薄、劳动力缺乏、土地归属以及权利划分等问题;而各村水坝、水道的逐步修成,也是通过田保霖的眼睛看到的。因此,书写这一心理过程的意义也就不仅在于疑惑的打开,同时也隐含了主人公如何在一种潜移默化当中,从旁观者、观察者逐渐转变为参与者和行动者的过程。终于在惠中权的多次劝说之下,田保霖对自我的认识也开始发生转变:“觉得自己没意思,人应该像他们一样活着,做公益事情。”因此,当惠中权劝他办合作社时,田保霖的“盘算”也转变了:“人多不怯力气重,只要政府里能帮咱,咱就好好的干出一番事业吧,也不枉在世一场。”

  从“解不下”到“解开了”,从“小盘算”到“大盘算”,《田保霖》写的其实是一个“成长”与“觉悟”的故事。伴随着意识上的转变,叙事也从田保霖的内视点转为了全知叙事的外视点。在文章后半部分的叙事中,“盘算”也就不再表现为田保霖的心理活动,而是在包运公盐、收麻子办油房、开展妇纺、办义仓这些具体的行动事迹中,表现为一种灵活的、有创造性的经营能力和组织能力。也是在这个“替人民办了事”的过程中,田保霖当选了模范工作者,最初那种不自信的“新奇的感觉”也被一种“新的经验”所取代:“人人都说他能行,能办大事”。至此,一个作为“劳动英雄”的田保霖才正式出场了。由此可见,《田保霖》写的并不是吴满有那样始终有所自觉的“英雄”,而是一个英雄或模范的“养成记”。通过田保霖的心理活动和意识转变,丁玲写出的是一个带有政治自觉的主体意识如何建立起来的过程,即如何从急公好义、慷慨助人这样一种传统而朴素的道德感转化为一种“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意识。更重要的是,与其他“翻身做英雄”的劳模书写相比,《田保霖》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英雄的“成长”并不是伴随着“翻身”必然发生的,而是需要一种实践性的、可传递的、能够提供政治参与的培养机制。在文章的后半部分,这种机制取代了田保霖的心理活动成为了新的叙事动力。田保霖当上合作社主任以来的几项主要的生产事迹尤其是发展妇纺和办义仓,也包括其自身的成长过程,都是在一种“参与”和“学习”的机制中实现的。由于靖边妇女普遍不会纺线,又缺乏学习的热情,导致靖边县缺乏生产布匹的能力,每年都需从“友区”高价购买。为开展妇纺,田保霖造了两百多架纺车,找到了会纺线的难民邹老太婆,请她带着一架纺车开展流动教学,亲自到各家各户、各村各乡去教,“在三个月中教会了卅五个。田保霖又要这卅五个再教人。关于邹老太婆,去年就上了报,也成了有名气的人。”

  欧阳山的人物速写《活在新社会里》写的就是田保霖发展妇纺的事迹。但这篇速写更像是同时写了两个主人公,从邹老婆子如何从一个逃荒的“叫花子”变成了各乡争取的“纺线红人”的故事来写田保霖。在欧阳山笔下,田保霖对于邹老婆子的发现并不是一个偶然,也不是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临时搜寻来的,而是早就在对难民的长久帮助中了解到她有这门手艺。因此在田保霖组织妇纺时,邹老婆子也相当热心,“自己的生活好坏都顾不上”,“到各处宣传,一户一户的教”,不仅受到各乡的欢迎,还获得了合作社的帮助和区县上的奖励。[22]在这里,田保霖以其具有创造性的组织形式不仅发展了生产,而且还生产出了凭借自己的劳动技能获得尊严感的新主体。丁玲和欧阳山的写作都力图呈现出田保霖与邹老婆子之间的这种具有联动性的关系。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田保霖》中其实嵌套着很多个不同层次上的“教”与“学”的故事:田保霖从县参议会上逐渐学到了“为百姓做事”的意识与方法,组织妇纺时又让邹老太婆教各村各乡学纺线,各个村庄内部再人教人;田保霖向边区特等英雄、关中的张清益学办“义仓”积粮备荒;五乡的合作社成了总社,新城区的合作社又来向田保霖“打听行情,学习方法”,学着开油房、栽树、赚钱;田保霖到延安参加边区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还想向“边区合作英雄”刘建章学习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方法,“学习到能把合作社办成老百姓的亲人一样,人人相信他,依靠他。他也要把他的经验告诉别人,为大家研究。”在这样一个环环相扣,又像涟漪一样逐步向外推开的过程中,《田保霖》又进一步将一个英雄“成长”的故事推演成了一个“学习”的故事,它呈现出的是“劳动英雄”如何作为一种培养机制,在辐射式的经验推广与相互学习中生产出新的工作方法、组织形式与新的主体。

  03

  如果说在关于吴满有的报告通讯或文艺作品中,吴满有这样一“翻身”仿佛就拥有了政治觉悟的农民更像是一个难以企及的“英雄”,那么《田保霖》中的“英雄”则是可“学”的。因此它所突出的也就不仅是“英雄”的个人才能、道德修养或公民意识,而是“模范”以身作则、推广带动的引导性与示范性。丁玲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既写出了英雄成长的心路历程,又显影了培养英雄的“学习”机制。对于大多数和丁玲1941年的小说《夜》中的乡长何华明一样尚未真正理解边区政策、缺乏政治自觉的工农干部而言,《田保霖》更像是一部娓娓道来的“经验谈”与循循善诱的“教科书”,引导和帮助他们从“解不下”到“解得开”,从“不会干”到“学着干”。换言之,《田保霖》并不仅仅是在内容上讲述了一个“模范”的人物,而且是在形式上呈现出了一种成长经验和培养机制的可传递性,从而拉近了“模范”人物与一般工农干部读者之间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田保霖》的写作指向的其实是劳动英雄与基层干部的再生产。

  自1943年冬首次召开的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和边区生产展览大会取得良好收效之后,边区政府将“全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者大会”正式作为一项“新的组织形式与新的工作方法”加以“定型化,合法化”,并在1944年9月5日的《解放日报》的社论中特别指出,从革命斗争中产生的老干部已经“非常不够”,亟待引进一批“新的干部”,而劳模的选举和奖励机制“又是出产和培养干部的一种好方法,因为他们是从群众中和实际工作中锻练出来的”,不仅在生产中有成绩有创造,“并且这些人大都为人正派,又和群众有密切联系,对政治也有较高的认识,这些都是做为一个干部的基本条件。”而有些地方的劳模已经开始被引进到各种工作部门中来,为这一干部培养机制的推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23]1945年1月10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一开篇就提出了英雄、模范的“三种长处”与“三种作用”:

  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24]

  由此可见,毛泽东看重的不仅是劳动英雄在劳动技能、生产经验和积极性方面的示范性,更是在组织能力和群众威信方面的作用。事实上,从最初的发现劳模到之后的选举劳模,当选者的群众基础基本都来源于农民们对一种乡土伦理和道德标准下的“肯吃苦”“好人”“正派”“忠厚”“办事公正”“有公心”这类品质的认可。以此为基础发展乡村基层干部,其实是以“劳动光荣”、“公民意识”这类新的观念方式和话语方式,接续和转换了上述这些传统道德中的固有价值,树立起“劳动英雄”的政治威望,赋予其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与能力,从而逐步替换和更新旧有的、“恶绅化”[25]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赵超构访问延安时观察发现,这些看起来和普通农夫没什么差别的劳动英雄竟然“能够不感羞涩地和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喝酒,并且能够认真说出‘组织’、‘批评’、‘决一个定’、‘发展’、‘转变’、‘斗争’、‘法西斯’这一套的新名词。”而“有几位劳动英雄,不仅是有经验的农夫,并且被证明是很好的行政人员。他们要以自己的努力的为中心,使自己住的地方成为模范村模范乡。”[26]自1942年以来,劳动英雄的确不断发展成为各自生产集体的轴心。赵占魁办事耐心仔细,总是先人后己,又会做领导工作,边区农具厂“一切的工作都随着他在转动”[27]。在接受斯坦因的访谈时,吴满有谈到村里的百姓都“跟着我学”,“现在,我提议什么改革,他们都响应我的号召了。”吴满有联合延安附近一个模范农场的场长一起选种,并向植物学家提供关于当地环境的知识以及向保守的农民推广新种的经验,“假若吴满有把他的名字和某些新的事物连结在一起,并且在他的田里试验,农民就更乐于接受”。斯坦因感叹道,“他的村子现在已经成为他的试验所了。”[28]绥德地区王家坪村的农会主任王德彪在村中组织变工、开义田、办妇女合作社、改良农作法、组织读报组,成了“王家坪的一根轴子,把全村转动起来向前开动”,并和乡长、村主任“亲密合作”,“成为王家坪的三个头子,然后再通过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去开展工作”,将王家坪这个以二流子众多而著称的“坏村子”变成了“模范村”。[29]

  由此再看《田保霖》大概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何要如此热情地替两位作者庆祝,竟至于要“替中国人民庆祝”,并多次在各种干部会议上高度评价这一“新写作作风”。[30]丁玲和欧阳山的写作不仅显影出了劳模运动如何作为生产农村基层干部的主要机制,还以其形式创造参与到了这一关于新主体和新现实的再生产当中。通过这样的报告文学写作,丁玲和欧阳山把握到了一种边区乡村政治的联动机制,即如何发挥英雄个人的“模范”作用带动分散的农村生产单位,通过对生产劳动的组织实现对乡村文化权力结构的革新。

  04

  写完《田保霖》之后,1944年8月,丁玲又到安塞难民纺织厂住了两个多月,搜集了工厂发展的全部材料,准备写作一部厂史但最终并未完成,只留下了一篇《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的短文。丁玲1950年时是这样描述这一时期的写作的:“在写了这几篇之后,我对于写短文,由不十分有兴趣到十分感兴趣了。我已经不单是为完成任务而写作了,而是带着对人物对生活都有了浓厚的感情,同时我已经有意识的在写这种短文时练习我的文字和风格了。”[31]在1944年秋的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丁玲紧接着写出了《民间艺人李卜》,并在劳动英雄大会上以安塞纺织厂带领难民工厂走向企业化与正规化的工人干部袁广发为主人公写作了《袁光华——陕甘宁边区特等英雄》,又修改并续完了之前未完成的《三日杂记》。通过报告文学的写作,丁玲获得了新的观察与认识现实与人物的方式,不仅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情感的转换,也开始有意“训练自己的笔”、“训练如何描写新人物的方法”[32],改变自三十年代就形成的冗长缠绕的语言形式,转向侧重写动作、对话和事件,对写作形式本身做出有意识的改造。到写作《民间艺人李卜》时,丁玲的语言和笔调已经开始变得轻松而老到:

  一九二五年,甘肃省平凉、隆德一带,来了李卜。他是从洛川一个戏班子逃出来到蒲城,现在又逃到甘肃来的。他穿了一件旧单褂,带了顶旧麦秸帽子,咯吱窝里夹了一个小包包,走在别人门前或柜台前边一坐,把右腿往左膝上一放,像往日在台上那样,再把一个三岔岔板拿出来一敲,小眼睛一睁一闭,他就唱了起来,唱的是那些讨人喜欢的吉庆话……[33]

  在“一坐”、“一放”、“一敲”、“一睁一闭”等一连串动作中,李卜的出场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干脆的短句俗白可喜,上口易读,已然洗去了《田保霖》开头时还带有的那一点新文艺腔。

  和丁玲接受斯坦因访谈时提出的观感相近,赵超构对延安的报告文学也有所批评和分析:

  “新小说的读者必须是中学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报告文学以其简洁有力,却正是工人士兵以及乡村干部的合适读物,但事实上现在延安的报告文学,还不算是十分成功。一般老作家的作品,技术虽成熟,对于民间生活究竟不能完全无隔膜。每每写出一篇,在同行中得到了赞许,却被熟悉民间生活的读者指出了笑话,或者是动作错误,或者是说话不像。至于一般工农兵出身的青年作者,对于民间工作熟悉但技术幼稚。弥补这一种缺陷的方法,就是‘学习’,老作家向群众学习生活语言,新作家向老作家学习技术。”[34]

  1943年的《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在提出以“通讯报告”作为两大文艺工作重心之一时曾如是部署:“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即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35]就像田保霖组织妇纺时采用的工作方法那样,对于1944年的丁玲而言,“发展一种新型的报告”的试验同样也是一个“教”与“学”的过程:“一面自己学,一面教人”,“有时在乡村或工厂中住几个月,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熟悉他们的问题,帮助他们的文化工作,训练工厂乡村‘通讯员’为壁报写报告。”[36]在这个意义上,报告文学的写作不仅是对作家自身的改造与训练,其实也是一种“工农写作者”的培养机制,在培养其文化能力与写作能力的同时,更赋予了他们进行自我表达、认识现实、创造意义的能力。由此可见,报告文学写作的生产性不仅在于能在形式和现实的层面生产出新的劳动主体和政治主体,还能够进一步生产出新的创作主体与文化主体。

  在解放区的文艺活动与下乡运动中,当从事文艺创作的知识分子完成了从“专门家”到基层工作者的身份调整以及工作方式的转换,在根本上还意味着,“文艺”本身的性质(或者说对这一性质的认识)也将发生改变。相对于作为创作者的个人思想或情感的表达,艺术活动首先被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是与其他形式的社会生产并存的、相关联乃至相统一的一种生产活动。这一特殊的文化政治格局要求真正具有生产性的艺术不仅能够打破旧的艺术秩序,而且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形式,引导更多的接受者成为艺术的参与者、生产者甚至是行动者。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讲,“文学形式的重大发展产生于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它们体现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关系。”[37]艺术生产的“形式”不仅是经验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具体化,而且也体现了艺术家与群众之间的生产关系。以丁玲的报告文学写作为代表,对文学形式的改造蕴含着一种将接受者转化为生产者或行动者的能力。所谓“新写作作风”,指向的正是这一对形式、主体和现实进行再生产的文化政治机制。

  注释

  [1] 毛泽东:《给丁玲、欧阳山的信》(1944年7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

  [2] 庄钟庆,孙立川:《丁玲同志答问录》,《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此为1982年4月3日庄钟庆、孙立川访谈丁玲的录音整理稿,并经丁玲、陈明审阅。又见丁玲:《谈写作》(1982年5月),《丁玲全集》第八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1页。

  [3] 丁玲:《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1982年5月),《丁玲全集》第十卷,第285页。

  [4]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

  [5]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艺发表讲话时指出:“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19页。)

  [6] 庄钟庆,孙立川:《丁玲同志答问录》,《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

  [7] 丁玲:《谈写作》(1982年5月),《丁玲全集》第八卷,第261页。

  [8] 丁玲在《论写作》和《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中都谈到,“我明白,这是毛泽东在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绿灯”,“毛主席写这封信和在大会上的一些讲话,我想都是为了我们,至少是为我个人在群众中恢复声誉”。(见《丁玲全集》第十卷,第285,286页)欧阳山在1982年回忆起这封信时也谈到,“我们事前都丝毫没有这种预见”,这两篇“很粗糙”的短文会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并将这封信视为毛泽东对他初试工农兵写作的一种“关怀和爱护”、“鞭策和鼓舞”。(欧阳山:《想起毛泽东同志这封信》,《红旗》,1982年第10期)不过丁玲还是肯定这对于她思想转变的意义:正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丁玲认识到“老是在一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从那个时候就下决心:到老百姓那里去。”(丁玲:《谈写作》,《丁玲全集》第八卷,第262页。)

  [9] 《三日杂记》于1945年5月发表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他见到丁玲说:“你能够和柳拐子婆姨睡在一块聊天,真不简单嘛!”见丁玲:《论写作》,《丁玲全集》第八卷,第262页。

  [10] 庄钟庆,孙立川:《丁玲同志答问录》,《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丁玲晚年在访谈中多次提出不能以《讲话》简单得作为写作工农兵的分界线:“不能说《讲话》之前我们写的文章对工农兵就没有什么感情,还是有的”(《丁玲同志答问录》),并强调自己写工农兵不是到延安以后才开始的,“我的《田家村》、《水》,那个时候已经在写了么。到延安以后,到工农兵里面去,这个问题过去没有提得那么高,没有提到要改造,无非下去搜集点材料,回来写东西,有什么改造呢?思想没有认识到。”(1983年10月28日与陕西省社科院同志谈话,见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下册,中国大百科学术出版社,2015年,第326页)虽然当时丁玲并不十分理解毛泽东讲“情感转变”的意义所在,但还是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农民仍然存在差距。换言之,在长期生活在工农兵中间之前,知识分子对于工农兵的认识还是抽象的,概念化的。

  [11] 周扬:《谈文艺问题》,《晋察冀日报》增刊,1947年5月10日。

  [12] 同上。

  [13] 刘卓:《“新的写作作风”:探讨丁玲整风之后的报告文学写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期。

  [14] 张铁夫、穆青:《赵占魁同志》,《解放日报》,1942年9月14日。全文分两天连载于9月13日、14日两期,引文见于9月14日《解放日报》。

  [15] 穆青:《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解放日报》,1942年9月7日。

  [16] 莫艾:《刘主任》,《解放日报》,1943年2月13日。

  [17] [美]G·斯坦因著,李凤鸣译:《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希望书店,1980年,第137页。

  [18] 丁玲:《<陕北风光>校后记》,《丁玲全集》第九卷,第52页。

  [19] 丁玲:《田保霖》,《解放日报》,1944年6月30日。以下《田保霖》引文皆见于此。

  [20] 《不但是种庄稼的模范 还是一个模范公民》,《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

  [21] 原文如此,“大的太”为陕北方言,意为大得多,非常大。

  [22] 欧阳山:《活在新社会里》,《解放日报》,1944年6月30日。

  [23] 《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解放日报》,1944年9月5日。

  [24] 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年1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014页。

  [25] 关于“绅权”问题,1937年上海观察社出版的《皇权与绅权》一书集合了费孝通、吴晗等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一系列演讲。其中,社会学家史靖在《论绅权的本质》中谈到近代以来乡村基层政权已被几种不易分别也不可分离的几种人分割掉了,如有钱有势、干预地方政权的暴发户、利用亲戚权势在本乡本土炫耀之人、新制度下由保甲制度出来的地方行政人员、无权势可依在地方政要之间周旋的向上爬者、大户人家的没落子弟多与地痞流氓交好、以及维护经营的富农小地主这类保产主义者。他提出,由于城乡关系的脱节,绅士继替的常轨发生障碍,导致上述人物常常滥竽充数,取代了“绅治”。由此恶习继起,进一步破坏和腐蚀了正当的传统绅粮,绅权在本质上也变质没落了。因此,费孝通所谓的“双轨社会”其实是从乡村内部瓦腐败和解掉了。这与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的观察也有一定的契合度,大地主大多与政权结合,剥削方式更隐蔽,而小地主的剥削方式则更残酷,如高额的地租与利息等。在赵树理的很多小说如《福贵》《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刘二和与王继圣》中都可以看到这类“恶绅”式的地主或经营者(同时可能还是族长)及其子女仍然把持着村长、文书、合作社会计之类的基层政治位置,并和乡长、县长等更高一层的政治权力保持着血亲、姻亲等各种形式的利益关联。在边区的乡村治理中,村民大会、参议会的一大功能就在于由群众评定、推举或推翻基层干部。如海稜1941年冬在就在《两个村代表》中书写了延安南区第一行政村村代表主任杨得春这样徇私、不公、剥削佃户的坏干部,在大会上被要求撤换。(《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4日)但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劳模运动展开后,也存在“假劳动英雄”把持村政权的问题,如延安市劳动英雄田二鸿其实是当地的一户恶霸,为创建模范村还曾强迫群众订立“耕二余一”的计划。

  [26] 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出版社,1946年,第205、208页。

  [27] 张铁夫、穆青:《赵占魁同志》,《解放日报》,1942年9月13日。全文分两天连载于9月13日、14日两期,引文见于9月13日《解放日报》。

  [28][美] G·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63、69页。

  [29] 张铁夫:《新英雄的出现——绥德模范村和王德彪》,《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6日。

  [30] 毛泽东之所以在信中邀请丁玲和欧阳山前来一叙,还有一个原因:“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毛泽东:《给丁玲、欧阳山的信》1944年7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77页。)在这之后第三天即1944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招待出席边区合作社会议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应邀做了关于合作社方针和业务的讲话,提出“每一个模范合作社,都是一本活的教科书!”(见《发展边区经济文化  中共中央招待合作社代表》,《解放日报》,1944年7月4日,这一讲话并未入集,仅可于报道中见到部分引文)可见毛泽东在丁玲和欧阳山的写作中更看重的还是这种“模范”的机制及其“教科书”式的功能。

  [31] 丁玲:《<陕北风光>校后记》,《丁玲全集》第九卷,第52页。

  [32] 丁玲:《关于自己的创作过程》(1952年4月),见《丁玲传》上册,第331页。

  [33] 丁玲:《民间艺人李卜》,《丁玲全集》第五卷,第227页。

  [34] 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30页。但此时赵超构看到的报告文学代表作还是丁玲的《十二把板斧》,尚未看到丁玲此后的写作。

  [35]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

  [36] [美]G·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137页。

  [37] 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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