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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 | 情结、伤口与镜中之像: 新时期中国文化中的日本想象

戴锦华 · 2020-06-06 · 来源:活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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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邓小平时代直至今日,中国最响亮的口号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与世界接轨”。如果说,它曾是某种出自官方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声音,那么,它迅速地成就了一种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霸权,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社会共识。

  文 | 戴锦华

  本文摘自戴锦华教授所著《昨日之岛》,此次发布有删节

  戴锦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11年,自1993年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现为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电影、大众传媒与性别研究。开设“影片精读”“中国电影文化史”“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性别与书写”等数十门课程。中文专著《雾中风景》《电影批评》《隐形书写》《昨日之岛》《性别中国》等;英文专著Cinema and Desire, After Post-Cold War。专著与论文被译为韩文、日文、德文、法文等十余种文字出版。

  缺席的在场者

  自1976、尤其是1979年以降,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及宏观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实用主义,使得中国渐次打开国门并重新修订(或曰“敞开”)了自己的世界视野。这一次,取代了亚非拉人民苦难与革命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繁荣富足的社会生活景观。从邓小平时代直至今日,中国最响亮的口号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与世界接轨”。

  如果说,它曾是某种出自官方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声音,那么,它迅速地成就了一种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霸权,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社会共识。在这幅未来图景中,欧美发达国家(并渐次具象、“微缩”为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生活方式,成了“世界”的指称与代名。

  如果说,这一社会体制的转型所成的文化重构,无疑将亚洲/亚非拉放逐于中国的“世界”视野之外,那么这一放逐却同时将日本凸现于第三世界/亚非拉贫穷、闭塞的悲惨画面与欧美国家发达文明的美妙图景的临界点上。

  日本作为“成功脱亚”的东亚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强国之一、作为中国的邻国,无疑成了一个楷模、一种范本,它是优美、优雅而又充满力度的、东方的(相对于西方的)差异性经验的明证;它又是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的成功范本,因而成为现代性话语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泛性真理的有力佐证。它告知“我们”:“我们”曾经失去的伟大机遇,但它同时展现着“我们”仍将可能获取的救赎与辉煌。

  关于日本的叙述,于新时期成为一种新的乌托邦冲动的支撑与依托:ー个深深浸淫在古老东方文明中的国度、一个亚洲国家,同样可以在“伟大的现代化进程”中,后来居上,称雄于世界。

  不难发现,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作为所谓“同处儒文化圈”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经历漫长的“封建”历史,遭遇帝国主义列强崛起,而后被迫加入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亚洲国家,作为其自身具有“极高同质性”的民族,作为其前现代、现代历史繁复痛楚地纠缠在一起的国家,对于新时期处于多重政治、文化窘境与机遇中的中国,“日本”事实上是新时期中国呈现于不同层面、服务于不同意识形态意图、用于完满迥异的叙事时援引率最高的例证之一。

  但稍加细查,便会发现,这并非由于中国与日本的近邻关系及战争记忆的未愈伤口,使中国、中国知识界对日本的近、现代历史,拥有相对丰富的“知识”与思考;相反,它大都是具有不同“出处”的误读、南辕北辙的堆砌;那与其说是“知识”的显现,不如说是多种“集体潜意识”文化误识与现实政治寓言的曝光。

  在现代性话语的巨大神话的光环之下中国视野中的日本,或曰中国文化中的日本想象,呈现在仰视、焦虑与屈尊、无视及旧恨难消的繁复心态之间。尽管对于中国知识界、形成中的大众文化与中国民众说来,日本无疑有着不同的定型化意义与形象;但无论对于哪一层面说来,“日本”都并非绝对陌生的他者,并非一个被饥渴与好奇所牵扯而痴视的对象,相反,“日本”意味着一种无须反身的“常识”。它是野蛮而粗暴的,它是优雅而奇妙的;它是中国的夙敌与世仇,它是“我们”的盟友与亚洲视域中“我们”唯一愿意引为同道的伙伴。

  同时,毫无疑问,被诸多的断裂的叙述所凸现、遮蔽并撕扯得支离破碎的侵华/抗日战争记忆,在新时期中国文化建构过程中,始终作为匿名的创伤记忆,间或充当着最为真切且不容置疑的历史证词;并在国内政治文化舞台上,充当着社会动员的旗帜、身份危机表达中的情结与寓言或转喻的载体。那似乎是一道平滑愈合、却依旧血色殷红的伤口。因此,“日本”,在新时期中国的文化建构中,占据着一个重要而尴尬的位置一一 一种极为繁复的情结,一处年代久远却依然作痛的伤口,一个重要的、缺席的在场者的角色。

  

  他者的自我

  设若对新时期中国文化内部的这份层层叠叠、自我缠绕的“日本情结”作深究,便可发现,除却现代主义神话与亚洲经济起飞奇迹的超验前提之外,构成这份仰视/无视间的日本想象,有着一个更为具体复杂的文化建构与文化传播过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本重要的美国人类学著作《菊与刀》译为中文,一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引发共振,被极为广泛地阅读并引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特有的文化饥渴状态之中,它无疑成了最重要的文化学研究的范本。

  事实上,正是这部美国人类学著作和《金枝》等以原始部族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经典著作成了重建的中国人、人类文化学及比较文学等学科的奠基作。在此,我们姑且将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的学科重建与非同一般的学科热(还应毫不犹豫地加上美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重构过程中重要作用存而不论;就《菊与刀》而言,其或许始料不及的作用之一,便是它成了具有本质差异的东西方文化分立论述的重要依据与立论支撑。

  也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当代中国人“第一次”遭到一个不甚熟悉或曰甚为陌生的“日本”,一个“文化日本”。一如新时期至今大部分西方理论著作的引进译介,均无视或剥离其产生的现实、历史语境与现实、社会功用,因此它们登场于中国文化舞台,大都带有某种“科学”或曰“真理”的价值与面目,人类学、社会学著作更甚。于是,我们不曾获知《菊与刀》作为战后美国地域研究代表作的意义,不曾获知“地域研究”一认知敌人的学科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构中的位置,更不曾得知它在日本“自我异国情调化”、自我东方主义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无保留地了拥抱了这部著作,因为它是一种科学,客观的表述。

  无须复言西方/欧美在新时的“日本”想象中所扮演的转译者的角色;毫无疑问,《菊与刀》成了构造中国文化视野中的“日本想象”的重要文本:我们在本尼迪克特・安德制描述中,辨认着一个陌生、迷人而不无可怖的日本,辨认着它与“中国”深刻的文化差异,“日本”因之而成了自我的他者:“我们”又在日本与西方世界/基督教文明的参照中,不断发现“我们”作为东方古国,作为亚洲/东亚国家的共同拥有,“日本”因此而成了他者的自我。

  

  而这一充满“异国情趣”的、审美化的日本,又不断叠加于印证日本文学作品的中译本之中,那是一个有选择的接受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年,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开始逐卷译为中文,它与《红楼梦》的比较便一度成为通俗比较文学的热点;同时,在川端康成的风靡(当然,这里又ー个中介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始终未愈的诺贝尔情结)之后,是三岛由纪夫的流行(事实上,他的名篇《天人五衰》中的某些分卷已在“文革”后期作为“内参读物”刊行,但这一流行始终因三岛的“军国主义倾向”而多少有些“不轨色彩”);此后顺理成章的是村上春树作为新人类的偶像而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尚读物。

  在此,电影再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姑且搁置日本电影、肥皂剧、卡通片与港台通俗文化一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所充当的消费主义或曰大众文化的示范与构造作用;在影坛对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的东方、民族表达的迷恋之畔,是山田洋次的温情故事与喜剧系列在中国社会引发的热诚与认同(《远山的呼唤》《寅次郎的故事》等),而经由电影与肥皂剧里的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作为日本偶像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盛极一时;与肥皂剧《阿信》一起参与对“东方女性”的重写与呼唤(毋庸赘言,后者同时提供着日本经济起飞奇迹的通俗版与个人奋斗的迷人神话)。

  如果说,类似日本文化“抽样”在混乱杂陈地构造着一个东方/日本特异性文化的表述,一个在“世界革命”与“独立自主”的表述面前显得如此新鲜诱人的东方的神话;那么 ,它同时以学界对日本作为现代化的亚洲范本的叙述、以日本电器所代表的的现代生活诱惑,以在中国城市中一度造成倾城空巷的商业电影《追捕》《砂器》《人证》等,向国门初启的“中国人”尤其是都市人与都市青年展示着现代生活的魅惑,展现着现代都市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观:这里有都市阴谋、都市罪恶,但毫无疑问,这里充满了迷人的都市机遇与爱情;同时充满了可供消费的文化制品所带来的淋漓快感。

  毋庸置疑,对于类似效应而言,好菜坞电影无疑是上选;但彼时彼地,好菜坞尚且在意识形态的高墙之外,而日本电影则因天时地利率先破门。它们共同参与构造一个更大的、以日本为举隅的神话:不仅是特异的东方,而且是现代化的东方。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特有的文化逻辑中,这一现代且民族、东方的日本,被用于支撑一处宏大的叙事:现代化进程作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世纪之战,是别无选择的最后机遇,全盘西化并非灾难,而完全可能是唯一有效的获救之途一一见诸日本。现代化进程有如一场豪赌,我们必须押上我们的一切(传统、民族文化,乃至身家性命),这尽管可能满盘皆输,但更可能赢家通吃一一见诸日本。它正是在贏得了全盘西化的豪赌之后,彻底赎回了民族文化的赌注,并使民族生存获得完全的救赎。

  “日本”,无疑仍是当代中国文化一个未了的情结。一个较之当代中国的美国想象要远为繁复、支离破碎的想象。如果说,在重构的当代文化之中,美国想象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告别革命的文化实践成功的供证(作为一种“常识”:“美帝野心狼”“纸老虎”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笑柄)、那么,日本想象则不然。尽管为种种迅速由反抗性话语登堂入室、转而为主流叙述的话语同样重写着中国的日本想象(其主部是亚洲的后发现代国家如何“奋起直追”“后来居上”,及现代科技膜拜),但战争记忆的伤口,却不断为这幅美妙图画投下阴影。无法成功剔除、有效遗忘的战争,便无法成功有效地在这一话题中剔除与战争话语复杂纠缠的革命叙述;“日本”因此成了新时期/现代化创世纪的伟大叙事上的裂痕。但它间或因此而成为建立现、当代中国问题史的缺口,一个文化的可能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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