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的芭比

跨文化的芭比

安·杜西尔 著

马海良 译

在五十年代和二战的影子下成长的孩子们自然想玩战争的游戏，这其中也包括我的两个黑人兄弟和我自己。我们模仿从收音机上听来的和从我们家崭新的落地式摩特罗拉黑白电视机里看来的事情。在那些战争游戏里，人人都想当盟军，那是些大无畏的、所向披靡的白人男英雄，他们使民主在世界上不受威胁，而且再次把我们从横祸中拯救出来。当然，谁也不想扮演敌人——敌人往往不是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而是日本人。因此，敌人成了看不见的人，更恰当地说，一直是看不见的人，隐伏在草丛里，我们把棍子用作步枪，向他们射击，假装用刺刀戳他们。我们高喊“抓住那东西!”我们几乎不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根本不懂得我们的这种儿童游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感情，这个民族即使在它比较美好的战前岁月里，也没有把它的亚洲移民视为自己的公民，没有把移民们生在美国的后代视为自己的同胞手足。

我们的谩骂也许只是一种幼不更事的模仿，然而一个夏日的下午，母亲生气的声音永远打断了我们的谩骂;她穿过打开的窗户斥责我们：“不能说东西。马上打住。那不好。你们说的是日本人。日—本—人，明白吗?再不要让我听见你们用别的叫法喊他们。”那天晚饭后，她给我们上了一课，不是让我们知道日裔美国人的历史、非正义的拘禁或广岛的恐怖，只是让我们知道在我们叫喊的名称后面，有一个真正的民族;那种叫法总是会伤害某个人，总是会损害某个人的美德。我们幼小的心灵被引领着走过一段从“日本佬”到“黑鬼”的简短旅程;那时幼小的我们还不懂得所有此类贬义词的来源和要义，但是已经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词会带来痛苦。

我不敢说这次早期的经历消除了我的偏见，但是它有助于成长中的我豁然意识到自己的“不同”地位，意识到这种标签对其他人的排斥。然而应该说明的是，我对自己的差异的意识不仅因为家长的介入而得到认定和证实，还因为我长大的那个小镇的可怕的同一：几乎清一色地住着白人。我周围的大人都是白人(只有我的父母除外)。我的玩具娃娃像周围的其他绝大多数事物一样，也是白色的：贝特西·威特西，小泪蛋，玩友潘提。

现在当我想起早已过去的那些儿时旧事时，似乎最突出的一点是我当时竟然没有注意到玩具娃娃身上没有黑色，而那是我自己天天如此的最醒目的标记啊。我的童年大都沉湎于奇思幻想，完全交托给虚拟物的王国，既没有注意到、也不会在意我的玩具娃娃与我不相像。我甘愿投入并相信的那个虚拟世界完完全全是白色的，就是说，我捏造了一个“我”，我想象出一个“我”，在我五彩缤纷的梦幻里的自我并非像我一样是黑色的，而是像我的玩具娃娃。

在我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童年时光里，那个黑色的他者就是我的自我，但是只能被想象成没有面孔的、遥远的和完全陌生的自我，就像我们的战争游戏里作为他者的外国人的身体。

如果说我小时候的日本和非洲仍然是想象不到(更不用说涉足)的地方，那么今天的孩子们却能在游戏中随心所欲地畅游四海，即时地、举手而来地见到自我和他者。还有许多主要的奇幻制造者们告诉我们这类事情，如迪斯尼公司、哈斯布罗公司和曼托尔公司，特别是它们的G.J.乔(黑白影视中的男性“动作人物”)和芭比(现在有各种肤色和种族的芭比);它们对跨文化教育贡献出了包括阿拉丁少年在内的许多玩物(电影，录像，玩具娃娃)。

许多主要的玩具制造商都有一种全球眼光或曰近视眼光，把这个全新的世界建构成一个可以消费的具有文化差异的小东西。这种普遍化的近视也许在芭比玩具娃娃的生产、销售和消费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据曼托尔公司估算，三到十岁的女孩子百分之百地认识芭比这个品牌，其中百分之九十六的女孩至少有一个自己的芭比娃娃，大部分平均有八个。那些玩物在过去五年里飞速增加，目前全世界的芭比人口已达八亿之众。仅1992年卖出的芭比及其附属物品就达10亿美元。去年，芭比娃娃平均每周卖出一百万。

时下的芭比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玩具娃娃及其市场营销中新的跨文化指向的发展所产生的结果。1990年秋天，曼托尔公司宣布了一项新的促销策略，公司将在广告中“走多民族之路”，为已经热销的芭比娃娃制造它的黑人和西班牙人版本，并为之发动一场广告运动。尽管早就有黑人的、亚洲人的以及拉丁美洲人的芭比，但是在1990年秋季之前，曼托尔的印刷品和电视广告里只见白人芭比。在《新闻周刊》所称的对异族开支能力予以资本化的过程中，当市场调查显示大部分黑人和西班牙人消费者对公司的异族芭比一无所知时，曼托尔便开始在“非洲中心”的出版物如《本质》杂志和以拉丁语为主的表演节如“培朴普拉塔”(Pepe Plata)中，为跨文化的芭比投放广告。据《新闻周刊》援引的工业分析数据，这种目标明确的广告是非常漂亮的一招，因为“西班牙人每年要买1700亿美元的物品，黑人花的钱更多”。据报道，在这次针对异族的广告战役之后的一年里，黑人芭比娃娃的销售额确实翻了一番。《新闻周刊》的记者说：“异族的芭比爱好者们现在可以按自己的形象去做梦想”。

芭比娃娃是曼托尔公司的创立人露丝·汉德勒发明的，名称取自他女儿的名字。曼托尔在1959年美国玩具博览会上推出芭比娃娃，此后一直是美国玩具市场的真正力量。第一批芭比娃娃是照着一个性感的德国玩具娃娃和名叫莉莉的喜剧脱衣舞女的样子设计的，一律白色;1967年，首次推出了黑色的芭比娃娃，叫作“有色人弗朗丝”。“有色人弗朗丝”就像前一年推出的“白皙娃娃弗朗丝”一样，可能是芭比的小堂妹。白色的弗朗丝是按好莱坞的吉列特的形象设计然后推向市场的，一直有着国际性的反响，但是有色的弗朗丝却注定不会取得像其原型那样大的成功。“黑色是美丽的”，诚然是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的主题，它也许本来是为美丽的黑色玩具娃娃暗示一个潜在的市场，可是有色的弗朗丝确实卖得不好。

伊夫林·勃克哈特是加利福尼亚帕罗阿托芭比名人纪念馆的主人、操作者和馆长，16,000个芭比娃娃在这里安家;勃克哈特把有色的弗朗丝的商业失败归因于时代的种族观念大气候。玩具娃娃的购买情况似乎反映了在全国其他地方也能感觉到的对取消种族隔离运动的抵制。有色的弗朗丝所隐含的与白色的芭比的亲缘关系所表达的不是取消种族隔离，简直是人种混杂;这种虚拟的种族混合可能妨害了有色弗朗丝娃娃的真正的市场价值。《芭比：美国玩具娃娃的三十年》的作者辛西娅·罗伯茨坚持认为，有色的弗朗丝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它的头发太直，而且显露出高加索人的特征，她的观点现在看来似乎比那时更容易让人接受。曼托尔公司把第一个黑色芭比叫作“有色的弗朗丝”，这决策本身无疑也促成了这个玩具娃娃的退位。在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蓬勃开展的形势下，使用“有色”这样的一个过时的、甚至是种族主义的词语，这表明尽管弗朗丝也许是“现代的”，但是曼托尔却仍然没有走出那个蒙昧的黑暗年代。总之，黑人和白人爱好者都不买芭比的有色亲戚的账，曼托尔于是在1968年把这种玩具娃娃突然从市场上撤下，代之以一个叫作克里斯蒂的黑色玩具娃娃。

在整个六十年代后期，直至七十年代，出现了许多黑色玩具娃娃，其中朱莉娅娃娃是按照黑人歌唱家和女演员黛娜安·卡罗尔扮演的一个电视剧人物形象设计的。然而直到1980年，曼托尔才推出了名字也叫芭比的黑色玩具娃娃。今天，芭比娃娃终于呈现出各种肤色、种族，它们大部分看上去都与其白色芭比原型非常相像，只是加了些颜色的调整和服装的变化而已。牙买加芭比，尼日利亚和肯尼亚芭比，马来西亚芭比，中国芭比，墨西哥、西班牙和巴西芭比，等等，我要说的正是这些假冒跨文化的“世界的芭比”。在我看来，这些玩具娃娃象征和表征着多元文化主义在当代商品文化之下的处境：它已经成了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一条简单而利润巨大的途径，因为欧洲中心主义表面上给了我们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失去了种族差异的特殊性。

如果我能在此列出当前芭比的九十九种肤色、文化以及其他存在形式，那么它的那种决不松动的同一性(至少是相似性)就会立刻昭然若揭。甚至两个就可以达到目的：例如白色的“我的第一个芭比”和黑色的“我的第一个芭比”;或白色的“西部快乐芭比”和黑色的“西部快乐芭比”。它们除了染色不同之外，其他都是相同的，同样的身躯、身高、身材和衣着。或许我应该说差不多相同，因为在某些例子中、特别是在黑人和亚洲的芭比身上(亚洲芭比千篇一律地斜着眼睛，而黑人芭比则都是厚嘴唇)，色调和其他方面的细微变化仅仅显示出编码形式不同的面部特征。

在其他例子中，当芭比跨过与种族界线相对立的文化界线时，使一个异族群或民族与另一个异族群区别开来的不是肤色，而是服装。例如，尼日利亚和牙买加都是用褐底色的身体来代表的，但是穿着不同的民族服装——或者说曼托尔公司设想的那种土著服装。除了服装上的一些其他变化之外，这一类属的黑色身体就变成了西部快乐芭比或海洋芭比或沙漠风暴芭比、乃至总统候选人芭比，顺便还有南希·里根的那种参与事情时穿的红色套装，以及红的、白的和蓝的各种典礼舞会服。许多亚洲类属的玩具娃娃也是这种情况，有时叫作基拉，穿着各种界定民族差异的裙子。换句话说，就芭比来看，衣服不仅是打扮女人的，而且标明了种族和/或文化的差异。

时下对黑色或有色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迷恋是二十年代的原始主义的当代翻版吗?跨文化主义对于后现代主义就像原始主义对于现代主义吗?在我看来，它们是用以说明我的观点的绝好工具：跨文化主义已经瓦解成多元主义，只会增加已经被建构出来的他者，丝毫不会触动西方文化的根本戒律和范式，或者就曼托尔的情况而言，不会改变它的模子。

黑人心理学家肯尼斯和玛米·克拉克在四十年代进行过突破性研究。克拉克夫妇用黑色和白色玩具娃娃来揭示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对黑人儿童产生的消极影响。在面对黑色玩具娃娃和白色玩具娃娃之间的选择时，被调研的将近百分之七十的黑人孩子选择了白色玩具娃娃。在虚拟物的王国里，一个黑人孩子选择白色玩具娃娃必然反映一种否定性的自我概念。但是在霍普森夫妇(临床心理学家，俩人合著有关于种族主义的研究专著《不同和奇妙：在有种族意识的社会里抚养黑人孩子》)看来，克拉克夫妇的研究仍然是令人折服的。他们于1985年重复了克拉克夫妇的玩具娃娃试验，发现参加试验的黑人孩子中选择白色玩具娃娃的竟然占百分之六十。而且百分之七十六的被采访的孩子说他们觉得黑色玩具娃娃“不好看”。

霍普森夫妇在书里除了把玩具娃娃用于他们的临床实验外，还相当重视他们所称的“玩具娃娃游戏”，特别提到了芭比。他们建议黑人父母们：“如果你们的女儿喜欢‘芭比’玩具，那就想办法给她买一个。但是也要从芭比世界里选一些黑色的玩具娃娃。你们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只想着白色的玩具娃娃，进而扩展到以为只有白色的人是漂亮动人的。”霍普森夫妇并不是建议父母们只给孩子提供黑人的或其他异族的玩具娃娃，而是要他们加入孩子们的游戏。他们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帮助孩子打扮玩具娃娃，同时还要夸奖孩子和玩具娃娃：‘这个玩具娃娃真漂亮;长得像你一样;瞧它的头发，像你的一样漂亮;你还不知道你的鼻子像你的玩具娃娃的一样漂亮吧?’”他们还建议父母使用“可爱、漂亮或真好这类赞美的词，使孩子学会把自己的形象与玩具娃娃联系起来”。

帮助孩子们获得很好的自我感觉，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也可以说，“像你一样”这种明喻和这些建议中至为重要的是漂亮的玩具娃娃形象，霍普森夫妇所称的这种积极的游戏也是危险的，可能给孩子传输同一个旧美人神话的有色版本。它们像芭比娃娃本身一样，使美成为一种身体特点的东西，并且使身体特点隐含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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