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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晖 | 资本时代的艺术鼓噪者——访南非作家、教育家阿伦·霍维茨

蒋晖 · 2020-06-30 ·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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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妇女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只能边学习边写作,在工作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而肯亚这类的工人教育学院的作用就是帮助这些妇女学文化、学理论。

  蒋晖,电子科技大学西非研究中心

  《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3期

 

  第一次见到阿伦·霍维茨(Alan Kolski Horwitz)是在2016年9月举办的“约堡书展”上。

  那时,约翰内斯堡只有两个定期的书展:一个是“南非书展”,由国家资助,财力相对雄厚,地点往往选在高大气派的国际会议中心,来参加的也颇有些国际学者、书商和记者。另一个是“约堡书展”,规模就寒酸得多,资助者为金山大学和肯亚学院。肯亚学院是历史悠久的工人教育学院,由它主办的书展大多围绕工运主题来做。但是,在南非,关于工人生活的书籍少得可怜,即便放宽了题材,一次书展也只能展出100来本。细心的主办方还考虑到了读者的购买力的问题。因为南非的书价基本和欧美持平,这让一般读者负担不起,更不用说工人阶层了。于是主办方想尽办法以出厂价拿到图书,这样,在“约堡书展”出售的价格,往往只是在南非最大的图书连锁店“独享书店”(Exclusive Books)的一半。

  令“约堡书展”有意思的不是书而是人。参加者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基层社区工作。因为男性劳力主要去到矿区打工,留在乡村的多为妇女、老人和儿童,因此,为农村社区工作的主要为女性。她们工作中的一件主要的事情就是记载社区发生的大事件。那么多的家庭暴力、酗酒吸毒、政府失职、失业、丈夫出门打工导致的家庭破碎、教育、环境污染等严重影响社区生活的事件都是靠这些女“史官”记录下来的。记录的目的一是为教育群众,二是留作日后维权的依据。许多妇女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只能边学习边写作,在工作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而肯亚这类的工人教育学院的作用就是帮助这些妇女学文化、学理论。“约堡书展”为工人教育机构和基层工人提供了见面和交流的机会,也是大家在精神上互相支持的地方。

  2016年的“约堡书展”安排在新城的玛丽·菲兹杰拉德广场,这个地方挨着反种族隔离时期著名的剧院——市场剧院,又毗邻工人博物馆。玛丽·菲兹杰拉德是南非第一位女工运活动家,在这个地方举办工运书展,可谓名实相符。因为没有那么多经费,主办方就在广场上搭了几十个蒙古包一样的白色帐篷。虽然骄阳似火,但毫不影响帐篷里不时爆发出来的热烈的讨论。

  见到阿伦是在我从工人博物馆参观完出来的时候。那时我刚来南非两年,日日往高校和作家堆里钻,明知南非是非洲拥有最大数量的工人阶级的国家,但对这个阶级却缺乏认知。而当在“约堡书展”看到这么多聚集的工人,才第一次觉得听到这个国家的心跳声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因为自己已有的知识完全无法理解这种经验。正在这时,阿伦出现了,在我和一个工友聊天的时候。我听到背后一个叹息的声音说:“今天的工运和八十年代反种族隔离时期的工运已经没法比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政府把工运的基层组织和建制都摧毁了。”

  对我来说,这句话是启示录。在一瞬间,它照亮了现实。面对眼前蒙古包里热烈讨论的景象,我已经隐隐约约看见埋藏于其背后的一大段历史的变迁,这句话决定了我未来工作的方向。我回过头,第一次看见阿伦,身体高大,一头银发,是个白人。

  第二次见阿伦又过了很长时间,而且还是因为一个意外。那天,我去参加一个诗人的诗歌朗诵会,地点在“自由公园”。这个诗人在反种族隔离时期便开始活跃,之后一直从事工人教育。这次朗诵会是向他对社会长久而持续的贡献所做的致敬。黑人的诗歌即使充满政治的信息,其形式也是载歌载舞的,这是一种“礼乐”的形式,里面自带宗教的虔诚与审美的崇高。在表演中,观众和诗人密切互动,经常会达成一种集体迷狂的景观。朗诵会的最后一部分,是赶来助兴的诗人们的登台表演。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阿伦。我这才知道,他是个诗人,他当天的表演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是孤独的个体诗人,他的表演很难引起观众的共鸣,因为他的英语缺乏黑人语言特有的口语性。在他吟诗的时候,人群是安静的,这种安静反而使得他的音质听起来有些单薄。我当时想,作为一个一心要融入黑人工人中的白人诗人,他在表演的时刻是否会有无法融入的孤独?朗诵会结束的时候,他送给我他编辑的几期文学刊物《布噪噪》(Botsotso)。

  第三次见面是在他家附近的一个临街的馆子,这里是一个黑人居住区,但也不时有白人客人进来。阿伦给我带来最近几期《布噪噪》刊物。这时我已经知道这本刊物的重要性了,它是南非反种族隔离结束时民间创办的第一份文学刊物,从1996年迄今20多年的时间里,陪伴和守护着这个在发展中起起伏伏的国家。1996年,反种族隔离时期最著名的反抗文学刊物《搭车者》完成其历史使命,弥补它留下的真空的是阿伦手中这个刊物。那天,阿伦告诉我,他正在写一部反腐话剧,并且邀我到时前去观看。

  2019年9月17日,我去观看了他的这部话剧《对一切负责》。门票是250兰特(合人民币125元),我知道一般的工人是买不起这门票的。果不其然,整个小剧场也就有30多位观众,其中还有9位是南非共产党的干部,南共听说这是揭露和批判非国大党领导的政府的腐败的话剧,便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观看。演出后照例进行集体讨论,照例慷慨激昂。第二天,在现场观剧的南非高官安德里斯·尼尔(AndriesNel,历任政府“合作治理与传统事务部”副部长和“公正与宪法发展部”副部长)在媒体撰文,高度评价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他的主要观点是,该剧以艺术的方式凸显了政府的失职以及“劫持国家”(南非将政府官员和国企的腐败称为“劫持国家”)的过失,这部戏给民众带来了斗争的愿景。

  这之后,我就经常和阿伦会面,话题无所不谈,从他的出身背景和成长经历到他现在的家庭生活,从他年轻时以艺术的方式介入政治到暮年以政治的方式介入艺术,从他的写作到他的编辑工作,话题涉及政治和艺术的方方面面。下面的访谈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去掉先后顺序的“聊天”记录,但最集中的一次聊天发生在他家,时间为2020年1月底。因为阿伦是如此谦虚的人,他在聊天中不断想听中国成功的经验,这使得我们的聊天基本没有过去与被采访人因彼此不了解而产生的强烈紧张感。我们的友谊因此更像一篇闲淡的散文。

  蒋晖(以下简称“蒋”):中国读者知道种族隔离是基于种族主义的殖民制度,白人在社会上就像君王。但我们很少有人知道背叛这种制度的白人是什么样的人。你能否介绍一下你的家庭背景?

  阿伦·霍维茨(以下简称“霍”):我的母亲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犹太人。除她之外,她的家庭成员都死于纳粹集中营。我父亲本是捷克人,200多年前他的家族先是移民到立陶宛,随后在1880年代来到南非。那时许多犹太人离开东欧,大多数人去了美国和阿根廷,少数人来到南非。我在南非的犹太学校接受教育,但我不信犹太教,我是个无神论者。1974-79年我回到以色列,在尼尔·埃里亚湖农场生活,天天种橘子。后来,我还在以色列军队中当了一年的坦克司机。我最终离开以色列是因为我看到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和以色列政府错误的剥夺阿拉伯人领土的政策。

  蒋:能说一下你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历吗?

  霍:我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是通过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这个运动的名字叫“建设者”,犹太文字是Habonim,这个政治运动的目标是实现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这个组织里的年轻人来说,最理想的生活模式是以色列的未经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农场。现在想来,我接触社会主义是一个颇为反讽的过程。以色列的集体农场根本不接受巴勒斯坦人,而且从1967年起就霸占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天真地相信,以色列农庄是一个消灭了剥削和歧视的地方。然而,也是在这个地方,我接触到了另一种人类社会理想,它让我看到奉行种族隔离的资本主义是可以通过斗争推翻的。当然,我在1970年进入开普敦大学时,就已接触了欧洲和美国的新左翼运动,并且开始我的学运生涯。

  在当时的南非,黑人是不能进入大学的。我去学习哲学和文学的开普敦大学也不例外。然而,即使是白人学生,在目睹黑人工人和学生的反抗运动时,也逐渐变得激进起来。这些积极变化是黑暗的种族隔离统治里的光明和希望。我加入了“激进社会”组织。当我们的校长也即非洲最大的矿业巨头亨利·奥本海默讲话时,我们组织了学生的集体退场。我记得我们组织了多次游行,抗议政府对黑人的教育政策。犹太学生还办了一份报纸,揭露南非的犹太人靠着种族隔离制度,使用廉价的黑人劳力以牟取暴利的现象。当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号召工人以罢工/怠工的方式进行抵抗时,我们就到跨国公司静坐,支持工人的罢工。

  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书籍是被禁的。马恩列毛的书找不到,但一些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是可以看到。这些书帮助我们分析社会、了解时代。

  蒋:你离开以色列后去哪里了?

  霍:离开以色列后,我到过许多地方,如纽约、埃及、荷兰、伦敦和巴黎等。在1986年返回南非前,我在美国生活了4年。回国后,我加入了“旅馆和饭店工人工会”,成为活动的组织者和工人教师,这是1986-90年间的事情。1990-93年,我加入“南非商业和餐饮业工人工会”,成为总工会的一名组织干部。1994年我为肯亚学院工作,负责向黑人城镇行动者培训关于地方政府职能的知识。1996年,我来到“住宿与餐饮业普通公积金”工作,这是由工人控制的公积金。从2010年起,我成为了工会和公民教育的自由职业者,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编辑《布噪噪》这本刊物上。

  蒋:我对你这些年的生活条件一直很好奇。你看你住的地方,每次我来你住处看望你都不免提心吊胆,从周围环境看,我很担心这里的治安情况。你看,在你们家对面的这栋楼房,好像刚被谁洗劫过,整个大楼黑洞洞的,门窗尽失,墙皮剥落,里面有倒塌的砖瓦,看似一片废墟。

  霍:这幢楼房早就没人住了,也没人理,就像人死了,却没有下土安葬。它象征着南非。一到晚上,街上的乞丐就住进去。这个楼的主人经常派一些打手过来,驱逐这些乞丐。这些乞丐无处可去,政府从来也不管。这种现象在种族隔离时期倒是常见,可在民主南非,依旧日日发生着。

  蒋:你住的地方是伊奥维尔区。这在过去是一个著名的白人中产阶级区啊,怎么现在变成破败的黑人城了?而你住在这,不会觉得不安全吗?

  霍:你知道种族隔离统治实行严格的空间隔离政策。这个区确实曾经是白人区,黑人、印度人等有色人都不允许进来。1994年之后,住在这里的白人觉得不安全,纷纷廉价出售房屋,于是,黑人和国外的移民便逐渐成为这个地区的主要住户。我七十年代离开父母的中产阶级房子后,在南非没有任何家产。等从国外回来后,我觉得要和工人阶级住在一起。于是在1997年我买下这里的房子。如今这个地方97%的居民是黑人,已经完全是一个黑人区了。我一点都不在乎住在这里,因为我早习惯了和任何肤色的人生活在一起。而且南非80%都是工人阶级,住在这里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生活。

  蒋:前几天约堡下了场大雨,我们家房子漏得一塌糊涂。你家的房顶的一面我看就是一种塑料板搭起来的,虽然采光不错,可是感觉不是房子主体建筑的一部分。

  霍:那场大雨,我们这没有漏。不过我的院子的其他几间房子确实需要翻修了。

  蒋:能不能谈谈你现在的妻子和孩子?

  霍:这是我的第五次婚姻。我和子女们保持很好的关系。其实,这次我们并没有结婚。我认识南希很多年了,她是一个祖鲁女子。她帮助过我,我们特别知道彼此的需要。

  蒋:南希读你的作品吗?

  霍:她不读。我们不是那种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我们彼此很和谐。半年前我们的儿子出生后,我们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明天南希的外甥要来我们这里住一个月,我非常欢迎他来。

  蒋:你有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祝福你们。记得前几个月在你孩子的百日聚会上,你请来了你在开普敦的几个校友,他们昔日都曾是社会主义者。你同时还请了《布噪噪》的两个编辑,他们住在索韦托,是你长期的黑人合作伙伴。你同时也请了我。你用一首诗作为请帖。那天聚会给我最深印象的是在这棵树下你怀抱幼子满脸幸福的样子,而且我对你当时忽发的感想记忆犹新。你在陪同太太做妊娠检查时,在仪器上看到了正在发育的胚胎。你说,你看到婴儿在发育出脑子之前,已先发育出了心脏,那个小小的心脏在屏幕上搏动着,一下,一下,而这便是生命的开始。因此人最重要的不是头脑,不是知识,而是丰富和善良的心灵。

  霍:我漂泊抗争了一辈子,晚年是这个婴儿给了我无限的平静。

  蒋:抚养孩子健康成长在经济上有没有什么困难?

  霍:如果我们平常生病,我们会去公立医院,因为便宜。但如果这个孩子有病,我们会去见私人医生。我没买医疗保险,因为支付不起。我买的唯一的保险是我的车。

  蒋:孩子长到上学年龄,你让他去哪上学?

  霍:这个问题太遥远了。我还没有考虑过。不过,对于小学生来说,就近最重要。我们会找个公立小学。

  蒋:现在武汉早就封城了,如果有一天约堡也受到疫情的威胁,你住在这个地方安全不安全?

  霍:对于我们南非人来说,你有怎样的一生,往往不是你能控制的,运气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努力,有时也不得不听天由命。祝愿我们这次好运。

  蒋:我们现在来谈谈你的诗歌。1980年代你经常在工人聚会上朗诵你的诗歌,那个时候,你的诗歌应该政治性很强。现在,这种聚会应该越来越少了,你的诗歌变成什么样子了?你如何理解诗歌和政治的关系?

  霍:如果你写作仅仅是要传达一个想法,那你会得到一个质量不高的作品。我的写作包括短篇小说、诗歌和剧本,但诗歌对我有更为特殊的意义。抗争诗歌是一种,但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应该是抗争诗歌。和剧本相比,诗歌是人的心灵的最直接的表达形式,甚至,它和一种神秘的说不清楚的情感相通。昨天晚上,我怀抱婴孩,站在浓荫下,鸟鸣啾啾,喧哗一片。仰望枝头重重绿意,我觉得自己完全沉浸在对爱和美的冥想中。此时此刻,维纳斯会煽动灵感的翅膀飞来,诗的触角撩动你心中缠绵的部分。无论是对一个家庭,一个国家,爱都是最重要的,它是人民活下去的支撑力量。

  蒋:你在1980年代对诗歌也持这种看法吗?

  霍:你的意思我明白,确实,在私人领域产生的诗歌和在大众面前表演的诗歌是完全不同的。在1980年代,我参加了许多群众聚会。当你去这些地方朗诵你的诗歌时,没人迫使你选择什么样的诗歌朗读。我自己会根据听众及场合等具体情况做出决定。在表演时,我会特别在意听众的反应。我认为,理论和实践不能分离,同样,艺术和政治也不能分离。我同时是一个敏感的诗人和一个工会干部。我和我那个时代的诗人有个共同的想法,即我们是从事革命斗争的诗人。因为我们当时处在运动之中,我们的这种定位使我们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融合在政治斗争之中。今天,非国大党和共产党都背叛了群众运动,他们站到了新自由主义和国际资本一边,与买办阶级同流合污并为大资本服务。他们对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置若罔闻。我现在已经远离了运动,我的诗歌失去了阵地和听众,我也失去了位置感。和群众的脱离是我个人的悲哀和不幸,然而造成诗人与大众脱离的责任不在诗人,而在政府。政府有意也有效地将社会和工人隔离开来,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工人文化的存在。

  蒋:从艺术上讲,从大众运动中生长出的南非诗歌有什么特点呢?

  霍:我的艺术实践让我相信,诗歌的生命来自表演性。一首诗的感染力和诗人在表演中对身体和声音的使用密切相关。诗歌鉴赏也需要从身体开始最终抵达心灵。在《伦敦书评》发表的诗歌一般来说都是很差的诗歌。它们是印刷文字的尸体,我根本欣赏不了这样的诗歌。南非的诗歌则很不相同,南非诗歌在情感和知性的表达方面都很有力量、生动而热烈。

  蒋:可你的诗歌和黑人诗歌在口语性上存在很大不同吧?

  霍:是的。黑人诗人采用了爵士和说唱艺术中的许多韵律。我则采取其他技巧。你知道,表演的方式和风格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你正在表演的诗歌应该来自你的记忆,这样,你的身体就可以解放出来,你可以用它来帮助诗歌意义的阐释和加重语词的力量。口语性诗歌不需要书面诗歌的韵律格式,但却是一种非常有韵律和有韵致的表达。

  蒋:你近些年创作了许多剧本,这种在写作中发生的体裁的变化是有意的选择吗?

  霍:我们在1980年代坚信社会将有重大的变化,我们也都为此而工作。现在,腐败的痼疾已经深入到社会上的每一个细胞,我必须要做些什么。我从22岁开始写诗。1996年后,我花了一些时间写小说。最近,我更倾心于话剧创作。小说、戏剧和诗歌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但戏剧的形式更为综合,里面有政治信息,有语言,有肢体运动和舞蹈,这种形式更容易吸引大家的注意。

  蒋:那我们就聊聊你的话剧吧。《对一切负责》是一部反腐剧,你知道,中国也有大量的反腐小说和电视剧,可惜,都没有翻译到非洲来,否则,非洲的观众一定会喜欢。

  霍:那我真愿意看看这些反腐作品。习主席的反腐成功吗?

  蒋:应该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中国是下决心反腐败的。

  霍:这就是中国和非洲国家的不同。非洲国家的政治家喜欢嘴上说,却不行动。对了,你回中国教书之前留给我的几本书我都读完了。说实话,鲁迅的小说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我觉得有点过于意识形态化,德里克的《革命和历史》对理解早期中共历史有帮助,但真正让我叹服的是史景迁的《寻找近代中国》。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蒋:这么几个月你就都读完了?

  霍:这几个月我和朋友聊天张口中国闭口中国,我的朋友说我可以是中国问题专家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太想知道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从西方的媒体我看不到真实的中国的样子。另外,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的《对一切负责》没有资金赞助了,哪也演出不了,这倒让我有充分时间读书。

  蒋:当时我去小剧场看你的话剧,门票是很贵的。你写这个剧本主要是想给谁看呢?

  霍:那只是在小剧场演出三天。我的目标是给工人和学生们看,我想让他们知道腐败的严重性以及面对腐败每个公民应该有义务做些什么。

  蒋:你的剧本对腐败揭露得真够彻底。在剧情开始,这个剧里的所有演员都以播音员的身份出现,站在观众跟前,大声宣告今日南非贪腐的可怕现实:全国1/3的区级政府可以正常运转,1/3不能正常运转,另外的1/3完全瘫痪。腐败横行,政治家大量窃取国家财政,而你引用的数据都是政府报告承认的。随着播音员此起彼伏的分颂和合唱,渲染出了现实的严峻性。我记得当时共产党去了不少人,一位副部长还写了文章,他们都表示支持你的剧作的演出。

  霍:当时南非共领导人安德里斯·尼尔观看了话剧,我还很吃惊。我并不认识他。他的发言也非常得体。但是南非的情况就是这样,政客总是说得多做得少。我不知道情况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我记得那天演出结束,我们有过很好和很长时间的讨论。安德里斯甚至说,我们仍然需要革命文学,并且对革命文学下了个定义:“革命文学是将现实问题通过艺术形式带给读者、在呈现问题时充分呈现问题的复杂性、并且保留希望和可能性的文学。”这是对革命文学的很正确的理解。但是,从那以后,他便音信皆无,他一次也没帮助我给他的同志们演出。南非的官员就是这样,他们来,发言表态,表明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1994年之后,南非的领导阶级是如何脱离他们所代表的群众的。

  蒋:那你现在怎么办?

  霍:我决定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有一个很大的工会组织叫“国际劳工调查和信息社”(International Labor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Group),他们负责工人干部培训。前一阵子他们在约堡举办了一个培训班,这个培训班的主题是“右翼政治和极权统治的兴起:深化学习、扩大组织和加强斗争”。我给他们组织部门写信,询问我的戏是否可以用作培训课程的一部分。他们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戴尔·麦金利审阅了剧本,你猜他说什么?他说,这部戏很不错,但是女主人公谷谷被塑造得太有问题。在剧中,她是贪腐市长的秘书加情妇,两个人联手犯罪。当督查官员来调查时,她又作为诱饵,企图色诱检察官。戴尔对我说,在南非今日性别暴力现象十分突出的情况下,我塑造的这个充满诱惑且邪恶的女人会带来严重问题。大家会从反腐主题偏离到谴责这个女人身上,这会破坏妇女的团结。所以他不会让这部戏在干部中流传。戴尔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的分析如果能更辩证一些,他会看到,在社会中像谷谷这种女人是大量存在的,她们为了一己私利,会委身权力,助纣为虐。确实,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然而,男权社会也是靠女性的顺从和配合甚至合作来维系的。这种权色交易的深处隐藏着阶级斗争。

  这件事情没成之后,我又给另一个工会写信,这个工会的名字叫“公共服务协会”(PSA),是国家公务员协会。这个协会会员众多,不下十万。过去这是一个文化保守的白人工人协会,1994年之后,黑人逐渐参与进来,后来也进入了管理层。我们共同的朋友、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布菲洛就在这个工会工作,负责工人教育。我托他把剧本拿给领导们看。他回话说,他们的领导似乎不想让工人们观看这部剧,他也说不清楚具体的原因。总的说来,工会已经不再借助文学和艺术教育工人。或者说,现在的工人教育在工会里几乎是停滞的。这非常令人悲哀,如果连工会都停止向工人讲授政治经济学,不再引导工人们分析和批判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那么谁还能做这件事?非国大和共产党已经完全和国际资本穿一条裤子了。南非共产党一直采用的苏联斯大林式的组织和管理模式,里面没有民主。这个系统从内部自己吞噬自己。

  南非最大的工会是“南非矿业工人总工会”(The National Union of Metalworkers of South Africa),它有34万会员。“南非矿业工人总工会”已经脱离了由非国大、共产党和南非总工会组成的三角联盟,这个联盟是维系非国大党统治的政治基础。脱离了三角联盟,为的是追求更为独立的工运政策。我也给这个工会管理层去信,希望他们使用我的剧本教育工人。我对这个工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依然没有任何消息。我甚至不能知道他们读没读过这个剧本。八个月之前,这个工会组建了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希望直接介入政治。然而,在上次选举中,这个党只获得了少得可怜的两万四千张选票。

  蒋:你不但要自己写剧本,还要自己导演和自己推销,这真够难为你的了。

  霍:我是剧作者、导演、剧团经理、秘书,同时负责设计、管理和运送道具,接送演员和公关。我哥哥几年前离开南非定居到以色列了,他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了他的运货车。它太有用了,运道具和演员都靠它。总之,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如果我有一个助手,那我可以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创作。

  蒋:那你的剧团是如何组建的?

  霍:我有几个合作多年的年轻人,也有新加入的。他们几乎都是在德班的电影学院学影视专业的学生。他们毕业后来到约翰内斯堡寻求发展。每演出一次,我大概给每人支付一千兰特(约合五百元人民币——访者注)。

  蒋:我看他们不但是演员,散戏后还加入讨论。有几个演员的政治观点非常鲜明。

  霍:是的,他们是很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光靠在我这里的收入是养不活自己的,所以他们也接其他的活。演检察官的那个演员已经走了,因为他演出了名气。其余的演员都有自己的代理人,代理人负责为他们找拍广告的活。他们在事业上最大的梦想是能拍电视剧,那样,生计便解决了。

  蒋:看他们演戏的认真劲,好像不是拿你这个剧团当跳板。他们对你剧团的使命有种认同。

  霍:有认同。如果他们生计不愁的话,为工人演出,在不同的环境下和观众交流,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他们喜欢这种活生生的流动的剧院。

  蒋:按照你刚才介绍的情况,你们剧院在我回中国后很久没有演出了?

  霍:是的。但现在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最近从国家艺术局刚申请到一笔赞助,不到八万兰特。我们每次的演出成本是五千兰特,这意味着我们有足够的资金至少再演出14场。

  蒋:真为你们高兴啊!你们以后的演出计划是什么呢?

  霍:我已经做好了计划,我们将去学校、工厂和穷人社区去演出。我们所有的演出都是免费的,我们只是为了教育群众。现在已经有好几所高中邀请我们去演出,我们也和一些社区联系好了。第一个要去的就是橘子农场,离约翰内斯堡约30公里的路程。这个地方在过去非常有名。许多反种族隔离的战士都藏在那个地方,白人政府很难进去。现在则是大批失业工人的聚集地。我有一个从事工运的朋友几年前被开除了,她是位坚强而美丽的女性。她现在就生活在橘子农场。她届时会组织工友观看并讨论。你来吗?

  蒋:我当然会去。我也对去学校演出感兴趣。

  霍:我们马上要去索韦托的两所高中和一所在约堡内城的高中演出。也欢迎你来。你知道,教育孩子是多么重要的事情。然而,如果只告诉孩子们要勇于揭露腐败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告诉孩子们怎么保护自己,而不被报复。我们必须非常实际。南非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叫作“腐败监督”(Corruption Watch),他们负责向民众介绍在揭露腐败时自我保护的技巧。我们教育群众成为吹哨人,但我们也要告诉吹哨人保护自己的方法。“腐败监督”机构答应合作,他们将安全举报的措施写成宣传单,由我们带给学生们。我们会在讨论的时间把宣传单散发给同学们。

  蒋:你的活动剧团意义非凡。我祝愿你们演出愉快。这次回电子科技大学教书,我们那里有一批研究生对非洲文学感兴趣。我和学生们讨论了你的《对一切负责》。中国学生缺乏对南非社会和历史的必要知识,但这不影响他们对这个剧本的兴趣。如果他们能看到你们的现场演出,那会更感兴趣。

  霍:是吗?他们怎么看待这部戏?

  蒋:他们觉得这是一部政治剧,当然也有它的艺术含量。他们想知道你的观众是谁?在人物上,他们对“谷谷”这个集荡妇、帮凶和慈母为一体的形象感兴趣。我们的女学生们好像也被这个形象从反腐主题上转移出了注意力,她们试图分析为什么谷谷会成为这样的女人。有的女孩还使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分析出谷谷有恋父情结。

  霍:哈哈,是嘛!我更愿意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理解谷谷这个角色。她没有了丈夫,像很多很多南非的家庭一样,这使得她不得不用一切手段去活下去。

  蒋:也有一些同学认为你剧中矛盾的解决似乎处理得有些过于容易了。你能不能向我们学生说说你的革命话剧创作的一些原则?

  霍:革命话剧必须反映真实的社会问题,但同时注意不能让观众和人民觉得自己被打败了。在这点上,我赞同布莱希特的主张:拿起镜子照见社会并改变它。贝科特则是太消极的剧作家。作家在死的冲动和生的冲动的双重驱使下写作。同时,戏剧是对社会矛盾的集中的但也是简化的反映。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往往体现在圆形人物塑造上。革命文学不应该塑造黑白分明的人物。中国学生喜欢谷谷,也许是因为她是一个圆形人物,她是可以分析的,她不是一个简单的符码。在戏剧里,最重要的是对话。革命话剧的对话要含蓄多意,要使用象征和双关技巧,要言有尽而意无穷。总之,对我来说,革命话剧必须在复杂的人物性格和紧张的身份认同中展现社会矛盾,并传递改变社会的明确信息。通过几次演出,我发现,这出戏还缺乏一场街头抗议的剧情。我准备加上。革命话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需要和环境不断改写和完善的。

  蒋:阿伦,你其实不仅是一位作家、工人教育家和导演,你也是重要的文学刊物编辑和出版家。但这部分内容太多,得需要下一次访谈来完成了。不过,在来的路上,我想好了怎么翻译你的文学刊物“Botsotso”。你看译成“布噪噪”好不好?首先,这是一个大致不错的音译。其次,在意义上,这个茨瓦纳语意味着一种屁股上亮闪闪的牛仔裤。这是1996年前后南非青年人最喜欢的一种裤子,穿上它,意味着背叛、反抗和寻找自我。我用“布”来意指这种裤子。而“噪噪”呢,你看,里面包含了八张口,比你的botsotso还多了5张口。这象征着说话和言说,象征着写作和演出。而你的革命话剧在这个大资本的时代,无疑不是什么雅言,而只能称作鼓噪和嘶哑的呐喊。我祝愿你为了这个社会的进步永远发出这种不谐之音。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政治结构转型中的新南非小说研究”[编号:19BWW07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南非左翼文学期刊《搭车者》的生成、演变和历史作用研究”[编号:18YJA75200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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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老田:中国革命的精神遗产到哪儿去了——从1970年代三拨反文革力量的政治分析说起
  2. 毛主席十次挽救了党和国家!——建党99周年的追思
  3. 为什么中国得利者要否定毛主席
  4. 这一去,要叫天地变了颜色
  5. 是该过紧日子了,但不能自“99%”始吧?
  6. 方方女士又打“极左”了,就问你慌不慌!
  7. 将“中共”比作“公司”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8. 莫迪姿态强硬,印度国内有些人开始担心了
  9. 美国对香港亮出“核选项”?事情恐怕跟你想的不一样……
  10. 郝贵生:“共产主义的幽灵”究竟是什么?
  1. 普京为何不能让俄罗斯强大?线索就在阅兵式
  2. 我敢预测:要不了多久会再次听到这些话
  3. 特朗普掐住了反华“命门”?
  4. 又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这届网民太了不起了!
  5. 陈伯达之子: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是如何产生的?
  6. 张志坤:中美关系,请不要在捏造文辞上下功夫
  7. 毁人一生的待遇,降低个退休待遇?
  8. 人民为什么讨厌高晓松?
  9. 郭松民 | 胜利1962: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回顾(全文)
  10. 哭泣的村庄:一个中国农大研究生的回乡日记
  1. “10年浩劫”有十大“匪夷所思”
  2. 钱昌明:“不争论”,是一颗奴隶主义毒瘤!
  3. 张志坤:如此严重的政治问题,究竟该谁负责!
  4. “地摊经济”还未落地就要“收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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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又一个挺方方的女作家被免职
  7. 贺雪峰:我为什么说山东合村并居是大跃进
  8. 邋遢道人:6亿人月入一千、地摊经济及其他
  9. ​中印边境冲突出现伤亡,中国周边局势急剧恶化!
  10. 俺看地摊经济,就像一头黔之驴
  1. 北京知青孙立哲:我与史铁生一起做赤脚医生
  2. 印共(毛)举行五年来最大规模群众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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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郑永年:中国切不可在世界上显富摆富
  5. 从盼儿到怕儿: “只生一个女孩”为何盛行东北农村?
  6. 我敢预测:要不了多久会再次听到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