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入尘烟》是近来曝红的一部电影，在娱乐片、泡沫剧、主旋律风行的今日影坛，这部电影具有的“所谓”农村题材、底层视角、现实主义风格无疑为其获得不少加分因素。
尽管在目前条件下，现实主义遇到极大困难，甚至还不如印度电影，但根据“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条铁律，只要人们生活在现实当中，就一定会渴望和喜爱现实主义的作品。然而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必然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揭示时代与社会的本质规律，那么《隐入尘烟》是不是这样的作品呢？
已逝著名作家曹征路曾经提出判断现实主义作品三个角度，即历史逻辑、生活逻辑、艺术逻辑，我们不妨从这三个角度来作一番解析。
从历史逻辑上来看。《隐入尘烟》中展示的乡村和农民给人一种似乎是前现代的的印象，仿佛是一种永恒轮回的状态，是田园牧歌式的存在，就如陈忠实《白鹿原》中对乡村的隐喻。如果说《白鹿原》是展示古老传统的乡村被外界不断打断，尽是折腾，那么《隐入尘烟》则是表现乡村的运行千百年静如止水，人们只是过往轮回中隐入尘烟的微尘。显然这样的叙述方式显然沿袭了后革命年代主流传统，本质仍是“自由主义”视角，将农民表现得麻木愚昧、缺乏主体性、去历史化。然而真实的历史是一百年来，中国农村经历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巨变，从从土地革命、土改运动、集体化到改开以来的分田单干、资本下乡、土地流转，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和阶级结构发生前所未有震荡，然而，在马有铁身上，我们找不到一丁点社会历史发展留下的印记，既没有革命年代抗争和集体主义意识遗存，又没有改开年代市场化、实用主义的浸润，是那么一个与生俱来、纯洁无瑕的存在，仿佛是一个从前现代穿越过来的一个老式农民，却出现在现代的背景之下。
从生活逻辑来看。即以常识判断看所写是否符合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比如对马有铁的描写，他正值壮年，而且相当勤劳能干，这从他与贵英结婚后自己做砖建房、经营庄稼不难证明，这样一个完全能够自食其力的人，在现实中已经高度原子化的乡村不大可能依赖兄长的家庭生存，在市场化条件下，处于社会底层的他确实很可能成为农村光棍队伍的一员，但也大抵只会与普通的乡村光棍一样，在村庄结构中处于默无生息、孤独寂寞的位置。再比如对贵英的描写，她即若从小生活在农村，又受到兄嫂长期的恶劣对待，就应该非常熟悉农村的生产生活，但在影片中她看到麦苗被铲下来后非常惊讶，雨天不会用塑料布泥坯等，似乎没有任何农村生活经验，正如论者所说，贵英这个人物形象不象一位农村妇女，倒像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女学生。还有影片最后马有铁放生毛驴的桥段，虽然因这一充满浪漫主义的“大爱”行为，起到对于观众极大的煽情效果，但作为一个惯于伺候牲口的庄稼汉，他不可能不懂得圈养的牲蓄放归自然必然难以适应，他给予毛驴的不是所谓的“自由”，而是残忍的“灭亡”。还有贵英因为举不起麦垛而被马有铁骂的场景也是不合常理的，马有铁明知以她的孱弱体质是不可能举上去的，为什么还要她去举，还骂她，难道就是为了展现两人之间的“爱情”波折而随意添加的花絮。虽然影片中展示了大量农村生活的细节，似乎要借此表现出的现实主义风格来打动人，但仔细琢磨又经不起推敲，反而暴露出刻意雕琢的痕迹。
最后从艺术逻辑上来看。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只有在符合历史逻辑和生活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自己的艺术逻辑，其间的叙事是建立在人物性格发展的合理轨迹上，而不是建立在创作者主观的意念规范里。这就象刘继明老师在《<黑与白>后记》中谈到的，一部好的作品在人物塑造上，必然“随着情节的推进，人物渐渐摆脱原先的设计，获得了自我生长的力量。”对照影片中对马有铁形象的塑造，正如郭松民老师指出的，马有铁这个人物充满悖论，一方面，他完全缺乏主体性，也缺乏足够的智力，没有痛感，没有情绪，只能任由其他人来摆布自己，包括无偿地抽自己的血。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有着高度智慧和动手能力的人，且情商很高。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不太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之所以会如此，只能表明创作者为了尽力表达自己预定的理念，不惜将人物撕裂来虚拟一个“感人”的故事，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作品的客观真实性被创作者抛到了脑后。同样也正如郭松民老师指出的，曹贵英的特点，是苍白、概念化。简言之，她是导演创造的一个概念，不是真正的人。给观众的印象，好像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女孩，而是一个被转卖到这里小资女生。相信许多观众在细细品味之下都必然有郭老师类似的感受，因为创作者的意念先行，将人物形象塑造始终圈定在自己的意念之下，这样被囚禁的人物形象，只是主观意念产物，而非依据社会客观规律自然生长的结果，自然会与现实产生严重隔阂，难免会出现人物形象的概念化、单向度甚至悖论。因此，影片既没有建立符合社会普遍规律和大多数人生活常识的历史逻辑、生活逻辑，就更谈不上上升到艺术逻辑的高度，说是一部伪现实主义作品恰如其分。
从以上论述可推断，《隐入尘烟》是创作者为了达到煽情最佳效果，利用“底层”、“苦难”和“爱”这些元素加以包装和加工，制作的一个虚拟故事，实质是貌似现实主义的反现实主义。
尽管影片也客观上呈现现实的某些表象，但由于回避淡化转移表象背后的社会真相，不是引导人们去作深入的追询，而是化作一场情感消遣的泡沫，因而从本质上讲，是与现实主义精神完全背离的。
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创造者主旨上仅仅将“苦难”和“爱”作为某种可资利用的道具，因而这样制作出的苦难必然是消除苦难真正内核的异化的苦难、无害的苦难。因而这部影片既展示出了苦难，又自我消解了苦难，而且利用苦难来宣扬资产阶级人抽象道主义精神，达到以“爱”之名掩盖生活真相的目的。名之以底层立场，实质以小资视角，这也正好证明创作者的初衷，仍然是要将其以打制为一部迎合小资品味、赚取市场流量的商业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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