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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文匪治国国必不国”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 2009-08-30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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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说“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文匪治国国必不国”  

兼论“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伟大意义  

   

               探索者  

   

   

一、“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及“文匪治国国必不国”  

   

在旧社会里,“文人”通常不是单打独斗,不是单纯的“盗”,而往往都是勾结依靠于权贵,充当狗头军师、师爷等“二花脸”之类(请看笔者拙文:《“圣人”是周殷奸、奴才的代名词,“儒学”是“二丑”之“术”,孔子是“二丑”之祖》),它是“毛”,不是“皮”,即依附于“匪”这张“皮”上的“毛”,“匪”的同伙、帮凶,当然也是“匪”!而且在中国,“盗匪”往往是不分家的,因此,在不牵扯到具体的人和事上,也不好分辨得十分清楚,也不必分辨得十分清楚。对于“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文匪治国国必不国”这两个问题,庄子在那时就看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圣人”是暴君和盗首的帮凶;重“圣人”而“治天下”者,实重利于暴君大盗;指出打倒“圣人”,解放“盗贼”,“天下始治”(《庄子·胠(jiè)箧》)。这真是振聋发聩的至理名言。此处的“圣人”,是贬意,就是指孔二先生一类“文人”——江湖骗子。

   

(一)“自古中国文人皆文匪”  

   

中国“春秋”之前是“学在官府,民间无学”。自“春秋”开始,其实从西周就开始了,由于“天子失官”,“失官”的“文人”,流落民间,而造成“学术下移”,进而出现“私人讲学”,“民间文人”……。

何谓“学在官府”?“学在官府”是春秋以前周王朝的一种很重要的文化制度。这种制度主要表现在其典章制度、图书文物都收藏在奴隶主贵族的宫廷里,同时又设立有专供培养贵族子弟的官方学校,奴隶主贵族垄断了接受教育、学习文化的权利和收藏文化典籍的权利。具体掌管典章文物的,主要有巫、史、卜、祝等“文人”(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各种专业知识,职位和专业知识世代相传。他们都是拥有权势“吃皇梁”的“官”。自“春秋”以后,其实,开始于西周,奴隶制度逐渐衰败与崩溃,“天子失官”,出现“学术下移”,“学在官府”的制度名存实亡。例如,据《孔子大辞典·历史背景·历史人物·周公》说:仅在周公“东征,‘降辟三叔’(《逸周书》),伐诛武庚”后,由他就“广封诸侯,先后封宋、卫、鲁、齐、燕等,建制七十一国。”西周时诸侯国至少有二百个。在“春秋”初期,诸侯国还有一百四十多个,到春秋末期,已经所剩为数不多了,其中主要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国。“天子失官”,“学术下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西周时就开始了,而贯穿于春秋战国的六七百年之中。对此,《论语·微子·18·9》就有所反映:“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这些被灭国的“巫、史、卜、祝”,就失去了“官职”,而只好带着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收藏的文物典籍流落民间。他们要生活则或者依靠于原来的积蓄,或者出卖专业知识和文物典籍或者另谋出路或者谋求东山再起,重新爬入“官”中等等等等。

在“天子失官”之前,“学在官府”。《孟子·万章上·9·4》:“《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是天下最大的“匪首”。“文人”都是“官”,故“文人皆匪”。

“天子失官”,学术下移之后,流落于民间的“文人”有多种,有不须谋官做者,诸如“道”、“墨”、“农”等。象“道家”的老子,是“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主动离开“官场”,而归隐于“山野”。庄子“周尝为蒙漆园吏”,后居于穷闾厄巷之中,以织屡为生。“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为文绣,以入太庙。当时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同上)根本就不愿意参与统治者的那些勾当。“墨家”的墨子,出生于以木工为谋生手段的手工业者家庭。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处工就官府”的社会,即工匠处于官府的严格控制之下,隶属和服务于官府,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而且当时的工匠是世袭的,因此墨子从小就承袭了木工制作技术,并由于他的聪明巧思,使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木工匠师和杰出的机械制造家,这也为他后来的社会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精通手工技艺,其技术超过当时的巧匠鲁班(《吕氏春秋·爱类》)。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和“贱人”。主要依靠手工业工匠技术为生。“农家”,象下面孟子说到的“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孟子·滕文公上·5·4》)还诸如在《论语·微子·18·5》中所提到的“‘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賚(jī)金百镒,愿请治河南’,其乃‘变易姓字,莫知所之’”(《韩诗外传》卷二)的“楚狂接舆”、在《论语·微子·18·6》中所提到的“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的“耦而耕”的“长沮、桀溺”、在《论语·微子·18·7》中所提到的“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的“丈人”等等。  

“儒”,是春秋末期邹鲁一带初以“相礼”、“家臣”、“出仕”为业,或以“相礼”、“家臣”、“出仕”之教为业的“术士”。秦汉以后多以“术士”释“儒”。《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郭沫若认为,“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那在孔子以前已经是有的,但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产物,是西周奴隶制逐渐崩溃中产生出来的成果。”(《驳“说儒”》)对于“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庄子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所谓“缙绅”,旧指官僚。“缙”,笏,官僚上朝时双手所捧的朝板;“绅”,官僚束在腰间的大带子。“儒”就是一些“官僚”,或谋求做“官僚”,或培养做“官僚”的“文人”。这些“文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出仕”做官。

庄子称:“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盗跖》)。他称孔“儒”是“为大盗积者”(同上)和“为大盗守者”(同上),“论者贱之,行则下之”(同上),“儒以诗礼发冢”(《庄子·外物》)!

而孔儒对自己是如何定位的呢?下面,仅举孔子、子夏、孟子的几例说明之: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13·4》)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15·32》)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19·7》)  

子夏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19·13》)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5·3》)  

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5·4》)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也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以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滕文公下·6·3》)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滕文公下·6·4》)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13·12》)  

孟子曰:“仁者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13·14》)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13·32》)

孔儒“文人”,并非象“躬耕以食”的“楚狂接舆”、“耦而耕”的“长沮、桀溺”、指斥孔子师徒“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植其杖而芸”的“丈人”、“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等“文人”那样,或以“织席以”“易”“为衣食”,或以“耕种以”“易”“为衣食”,孔子师徒对此非但不,而且坚决反对,非常鄙视,谴责其“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并且自诩“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18·7》)。

孔儒何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是天上掉馅饼吗?不是!那么,其是以何和何以而得“食”、“衣”?孔子答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夏答曰:“君子学以致其道。”“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孟子答曰:“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仁者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食功也。”这也就是孔儒所自诩的“以道事君”。

孔儒要得“禄”,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学”;其二是“其君用之”,要找到被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使用。“学”何?孔子对其子孔鲤说是“学《诗》”、“学礼”(《论语·季氏·16·13》),他人称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7·25》),孟子是“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总之都是原“官学”中奴隶主贵族培养其子弟的那一套让“君子”互“爱”,令“小人”“易使”(《论语·阳货·17·4》)的“文武之道”。所谓“学”,当然都是“已有的”,否则“学”什么?其中,绝对没有什么新东西,更没有什么“发明创造”!自诩其手中掌握有治“小人”、“民”之道术的孔子、孟子一类“君子”,就可以“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以求有功而获其残汤剩羹,而不“以为泰”了!诸侯食于“小人”、“民”,孔儒食于诸侯也。所以孔子师徒自诩“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是假,谋求“衣食”,求取“富贵”才是真。李贽称:“圣人虽曰:‘视富贵如浮云’,然得之亦若固有;虽曰:‘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处’,然亦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今观其相鲁也,仅仅三月,能几何时,而素衣麂裘,黄衣狐裘,缁衣羔裘等,至富贵享也,御寒之裘,不一而足;裼(xī)裘之饰,不一而袭;凡载《乡党》者,此类多矣。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明灯道古录·上卷·第九章》)

何以找“君用之”?孔子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先是“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论语·子罕·9·13》);其后是“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7·12》);其后是在国内混不下去,只好跑到国外,在国外整整找了十三年,也没找到,老年只好托关系,走门子“落叶归根”,又回到鲁国。孟子是“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孟子·万章上·9·1》)“道既通”,刚在家“学”完,马上就出国“游事齐宣王”,找齐宣王求官做,“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去齐。……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孟子·公孙丑下·4·12》)所得“禄”的多少,孟子说是根据其对所用之“君”的“贡献”大小,即所谓“食功也”。孟子说“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主要有三:其一“其君”“安富尊荣”;其二“其弟子”“孝悌忠信”;其三,既得其民财,又得其民心;既役使民,民虽劳不怨;又虐杀民,民虽死不怨杀者。而其二的作用,也就是其一、其三两者,即让“其君”“安富尊荣”逾甚对“其民”“盘剥虐杀”逾厉,则所得“禄”也就逾高。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其中,“治”,就是“统治”;“治于”,就是“被统治于”;“食”,就是“供吃于”;“食于”,就是“吃”。“劳心者”统治人,“劳心者”是统治人者;“劳力者”被统治于人,“劳力者”是被统治者。被统治者的“劳力者”供吃于统治者的“劳心者”,统治者的“劳心者”吃被统治者的“劳力者”。一个“劳心者”、“劳力者”,就把人类社会的“治”与“治于”、“食于”与“食”的阶级关系分辨得清清楚楚了,就把“治”与“治于”、“食于”与“食”的阶级关系的实质分辨得清清楚楚了。“治”与“治于”、“食于”与“食”,多么清楚、准确而深刻,一针见血!在这一点上,孟子是个“老实人”,说了一句实话。在读《四书》中,笔者觉得孟子不象孔子,他有时还能说点实话。除了这点外,例如在前面,他对“仁”的论述中,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相就当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仁政”、“仁教”的本质,而不象孔子那样对于“无所不说”其“言”(《论语·先进·11·4》的颜回明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12·1》),而对于“请学稼”、“请学为圃”(《论语·子路·13·4》)的樊迟,却假称什么“仁者,爱人”(《论语·颜渊·12·22》)、“仁者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6·22》)。

它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关系是“治”与“治于”、“食于”与“食”的关系,并非是什么“爱”与“爱于”或者什么“共赢”的关系!  

孔儒“文人”何以成为“劳心者”?孔儒“文人”,是通过寻求大大小小权贵者的使用,“其君用之”,做权贵者的帮凶(虽然在整体上,是帮凶;而在个案上,可能就是主犯),而成为“劳心者”的。然后,就可间接地或直接地“治”“劳力”的“民”,“食于”“劳力”的“民”。

对于“治”、“食于”“民”的“劳心者”之孔儒“文人”,孔子、子夏、孟子等孔儒自称为“君子”。而今天的“劳力者”对“治”、“食于”“民”的“劳心者”之孔儒“文人”,称其“文匪”,有何不妥吗?一点没有!同一个东西,对象一致,因人而异,称呼不同罢了!“治”、“食于”“民”的“劳心者”之孔儒“文人”,是孔儒的“君子”,也是“劳力者”“民”的“文匪”!

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废黜百家”之后,诸家被废黜,只有孔儒独大。中国“文人”主要是孔儒。

    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  

南宋孝宗年间,朱熹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强调学习孔子、孟子等儒家经典。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孟子有感激兴发人之处。”(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十四》)此后,历代封建王朝钦定该书为必读“经典”,科举考试以其注释为立论“根据”;到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皆要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逼诱得当时的读书人把《四书》读得滚瓜烂熟,并对于其谬误有疑义者,轻者则以犯有“疑圣”罪,重者则以犯有“非圣”罪,处以严厉惩罚。自此以后,孔儒完全霸持着中国的教育、舆论、官场、政治。中国“文人”则几乎完全是来自于由孔儒从私塾奴化教育出来的儒家弟子。

说在旧社会,“文人”皆“孔儒”并不过分,“文人”皆“匪”,乃是其自然推论。或“匪”,已谋到官做的,或潜在的“匪”,还没有谋到官做,但正在谋官做的。其实,在广大农村中,直接统治压迫盘剥农民的各种级别的地主也都是这类人。

   

(二)“文人治国皆亡”  

   

然而,《四书》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

夫《六经》(6部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前遗后,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文哉!([明]李贽:《焚书·童心说》)  

其中,除了杜撰的一些“尧舜”“文武”的破烂,就是一些“事鬼神”、“事君上”的“忠君”、“孝父”、“弟长”、“贵贵”、“亲亲”、“长长”、“男尊女卑”、“上知下愚不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等的胡诌,连一点“一加一等于二”的科学真理都没有。数千年来,中国“文人”所“学”,都是这一套破烂,除此之外,它鄙视对任何实际生产的教育,仇恨对任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学习。而“学”的目的也都一个,就是“出仕”“求禄”。

    人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30》),孔子自诩“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7·1》)。

“尧舜”与“文武”代表着的是两种完全不同且对立的意识形态,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治世之道。如果要“祖述尧舜”,那就不能“宪章文武”,反者亦然。只是因为时代变了,“尧舜之道”过时了,无用了,才有“文武之道”的应运而生。当时孔子所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这是“文武之道”的失时、失势,已经无用了,已经不能解决当时天下的平治问题了,正需要新的治世之道创生的时代(才有“春秋”、“战国”的时代)。当然,孔子所鼓吹的尧舜,除了一些空话之外,并无什么实际内容,其本质是文武,尧舜只是对文武的一种表面的装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孔子不是应时代的需要,寻求和创造新的治世之道,而是固守旧的治世之道不放,企图把已经发展了的天下重新拉回去,仍然塞进旧的治世之道——“尧舜—文武之道”的框框之中,实际就是重新塞进——“文武之道”的框框之中。孔子为了把本不是“常道”之“道”说成“常道”,采取了混淆、掩盖、抹杀其中的矛盾手法;为了把绝然不同的“尧舜之道”和“文武之道”“一致”起来,让已经过时了、无用了的“尧舜之道”、“文武之道”死灰重燃,采取了杜撰、捏造其中的统一、活力,这就注定了孔子之说必然是矛盾重重,难圆其说。当然这也就注定其说“不可以治国”,孔儒“治国国必不国”。

    历史事实也是如此。

[淳于髡]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孟子·告子下·12·6》)  

淳于髡说得很清楚:孔儒“贤者”“为政”让“鲁之削也滋甚”,“无益于国也!”

御史(桑弘羊)曰:“文学(儒者)祖述仲尼,称诵其德,以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齐、鲁之间,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齐宣王褒儒尊学,孟柯,淳于髡(kūn)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当此之时,非一公孙弘也。弱燕攻齐,长驱至临淄(zī),愍(mǐn)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擒于秦,与之俱虏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盐铁论·论儒》)  

[汉]桑弘羊总结春秋战国以来到其汉朝当时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结论是:“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侧,茫如坠烟雾。足着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李白:《嘲鲁儒》)  

[唐]李白总结春秋战国以来到其唐朝当时的的历史经验,对孔儒所作出结论是:“问以经济侧,茫如坠烟雾。”  

自儒者出,而求志达道之学兴矣,故传儒臣。儒臣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故,践迹而不能造其域,卒为名臣所嗤笑。然其实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亦无怪其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学名为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为武,而文武从此分矣,故传武臣。夫圣王之王也,居为后先疏附,出为奔走御侮,曷有二也?惟夫子自以尝学俎豆,不闻军旅,辞卫灵,遂为邯郸之妇所证据,千万世之儒者皆为妇人矣,可不悲乎!使曾子、有子若在,必知夫子此语,即速贫速朽之语,非定论矣。武臣之兴,起于危乱;危乱之来,由于嬖宠。故传亲臣,传近臣,传外臣。外臣者隐居之臣也。天下乱则贤人隐,故以外臣终焉。呜呼!受人国家之托者,慎无刻舟求剑,托名为儒,求治而反以乱,而使世之真才实学,大贤上圣,皆终身空室蓬户已也,则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信矣。(《藏书·后论》)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躬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是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qù),决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明哲。(《焚书·卷四》)  

[明]李贽总结春秋战国以来到其唐朝当时的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结论是:“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信矣。”“平居无事,只解打躬作揖”,“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决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明哲。”  

孔子之学,饾(dòu)饤(dìng)拘谨,止于自为,不与治乱相关。(《破邪论·从祀》)  

[明清]黄宗羲总结春秋战国以来到其唐朝当时的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结论是:“孔子之学,饾饤”之事,与治国无关。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与某书》)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上)  

[清]戴震总结春秋战国以来到其唐朝当时的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结论是:“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  

 [民国]鲁迅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条历史的规律: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当他们为了加紧压榨人民,或为了维护他们垂死的旧制度,复辟旧制度的时候,总是要把孔子抬出来。远的不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还是溥仪当伪满洲国皇帝,蒋介石建立法西斯专政,无一不举行“尊孔祀圣”大典,提倡“复古读经”。“外国人来灭中国”,也总是“奖励”中国人要多读经书,要更加崇奉孔子。诸如古时“象元朝和清朝”,近时象日本等等没有例外。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9·9》)  

据说凤鸟出现预示天下太平。传说伏羲时,黄河中有龙马背负八卦图出现,预示圣王将出世。又说“河图”,指帝王受命的祥端。《尚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郑玄注:“河图,图出于河水,帝王圣者所受。”(《周礼·大宗伯·天府》贾疏引)《论衡·问孔》:“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夫子自伤不王也。己王,致太平;太平则凤鸟至,河出图矣。今不得王,故瑞应不至,悲心自伤,故曰:‘吾已矣夫’。”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并无什么“治国之策”,其政治野心完全是寄托于“天命”“鬼神”的“凤鸟”“至”,“河图”“出”上。孔子自我吹嘘了一生“天生德于予”,到头来却原来是“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一场空也!

鲁国之所以亡,就在于利用了孔子师徒。鲁国利用了那么多孔子的“贤弟子”,最后,执政的季康子在孔子弟子的忽悠下,连孔子这个祸害也邀请归鲁,就不可能不亡国。这是历史的必然!  

试看看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一朝哪一代的灭亡,不都是亡于官吏的政治腐败和官吏的投敌叛国,而这一些则完全都是来自于孔儒的“治国国必不国”。如果打个比如,把一个国家比做一座大楼,孔儒就是大楼里的白蚁。其一,在大楼建成之后,白蚁拼命入住其中,拼命蛀蚀大楼,把其掏空;其二,在大楼被掏空轰然倒塌之前或之后,再寻找新的大楼入住。如此周而复始。因此,在中国,天下朝代的姓氏不断更换,换来换去,但不同姓氏朝代的孔儒却不变!  

孔儒不仅不能“打天下”,也不能“治天下”,只能“吃天下”、“害天下”、“糟蹋天下”!这是中国历史的事实!  

这样说来“文人治国国必不国”,不谓没有道理吧!  

   

二、“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伟大意义  

   

历史的几点重要启示:  

   

(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把贵族官吏统治和劳动人民被统治、贵族官吏剥削和劳动人民被剥削的关系,说成是完全合理的“社会分工”,“圣人”的“无暇而耕”,当然是一个谬论。好一个“圣人”“无暇而耕”!是无暇而耕,还是有暇不耕?是有暇不耕!诸如,《论语·述而·7·4》:“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卫灵公·15·5》:“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退后一万步说,“圣人”“无暇而耕”!难道“劳心者”都“无暇而耕”!都是“圣人”!劳而不获,饥寒交迫;不劳而获,花天酒地。进而,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从事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从事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供人以食,统治人者取食于人。这是天下的通常之理,天经地义之事。“兽相食”,孟子“恶之”(《孟子·梁惠王上·1·4》),然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人相食,孟子非但不“恶之”,反而赞其“天下之通义也”!岂不荒谬!两千多年以来,在中国的统治阶级都是把其作为“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的根据。

不过其中孟子还承认了一个客观事实:即“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统治者是靠被统治者养活的。然而,现在却被反动“文人”,更加荒谬地说成“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被统治被压迫阶级的“劳力者”是靠统治压迫阶级的“劳心者”养活的。今天的反动“文人”比孟子还要荒唐!

“耕”、“织”、“百工”是社会分工,但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劳心者”、“劳力者”,“治人”、“治于人”,“食人”、“食于人”,却不是简单的社会分工而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食于”就是剥削,“治”就是压迫。把“治人”说成是“劳心”,把“劳心”与“劳力”对举,无疑是强盗逻辑。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就偶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之中。孟子在推理的过程中,进行概念偷换,瞒天过海地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赤裸裸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也说成了是“社会分工”。“耕”、“织”,“百工”是社会分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交易”,其“交易”完全是自愿的、互利的、平等的“等价交换”,只有双方都同意才能达成“交易”,“交易”成功;只要双方中有一方不同意,就达不成“交易”,“交易”失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却不是什么“社会分工”,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不是什么完全自愿、互利、平等的“交易”,等价交换,而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劳力者”、“治于人”者、“食人”者难道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果实、身心自由去换取“劳心者”、“治人”者、“食于人”者的压迫——“治”、剥削——“食于”、贫穷和苦难吗?!这种“交换”“等价”吗?!“劳力者”、“治于人”者、“食人”者与“劳心者”、“治人”者、“食于人”者之间的关系等同于“以粟易械器者”的等价交换之关系吗?当然不等同!孟子是在“揣着明白,假装糊涂”!睁着眼欺骗人!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与“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联系起来看,“君子”则是“劳心者”、“治人”者、“食于人”的“谋道”者;“野人”则是“劳力者”、“治于人”者、“食人”的“谋食”者。“君子”乃人间之豺狼也!反动统治阶级就是人类社会中的豺狼!这不就是孟子所说的“率兽而食人”(《孟子·梁惠王上·1·4》)吗?!这就是孔孟一类“君子”所标榜的“恕道”!再加上孔子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就意味着他们祈求上帝:让反动统治阶级,上者永远是“知者”、“劳心者”、“治人”者、“食于人”者;被统治阶级,下者永远是“愚者”、“劳力者”、“治于人”者、“食人”者,万古不变,永远如此。

然而,从孟子的“君子”、“野人”,“劳心者”、“劳力者”的论述中,人们是否也可以获得几点教训?

其一:虽然“……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并非“天下之通义也”,但,只要分、有“君子”、“野人”,“劳心者”、“劳力者”,那么就必然产生、存在“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社会现象。这确实是个“天下之通理也”。孟子所说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确实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一个规律性问题。阶级的产生、划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就存在于“君子”与“野人”的“差别”、“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工”之中。这就告戒人们:要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就必须消灭“君子”与“野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差别。否则,消灭阶级那只能是一句空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说当“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在这些“措施”其中就有:“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其二:孟子说:“无君子”,就“莫治野人”,“野人”不得“治”;“无野人”,就莫人“养”活“君子”。没有贵族官吏,就没有人来治理劳动人民;没有劳动人民,就没有人来供养贵族官吏。孟子认为贵族官吏生来就是统治劳动人民的,劳动人民生来就是供养贵族官吏的;没有贵族官吏的治,劳动人民就无法生活。

因此,必须破除“劳力者”只能打天下,不能治(坐)天下,只能把流血牺牲、千难万险打下来的天下,再拱手让给“劳心者”来治(坐);“劳心者”虽不能打天下,却能治(坐)天下,“劳力者”只有把打下来的天下,拱手让给“劳心者”来治(坐)才行等等一套鬼话。必须彻底砸碎“劳力者打天下,劳心者治天下”的历史旧套!

“劳力者”既然有能力“打天下”,取得政权,那就必然也能够治理好天下、管理好天下。既然“劳力者”能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打下天下,取得政权,那么在相对较好的条件下,借助于政权的力量,只要不象李自成那样自我腐败,保持革命朝气,就一定会够治理好天下、管理好天下,掌握好政权。李自成的失败首先源于大量孔儒侵入把持要害以及这些孔儒的腐败。

“劳力者”必须能够自己管理好自己,自己管理好天下。否则,还是交给一些“劳心者”来“治”,那就等于又白忙活了!自己又重新给自己套上了枷锁,又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消灭“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差别与“劳力者”必须自己管理好自己的天下,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其中,若站在“劳力者”的立场上说,主要方面是“劳动人民知识化”。  

   

(二)“天子失官”的“学术下移”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  

   

由西周开始的“天子失官”,造成“学术下移”,产生“私人讲学”,出现“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盛况,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上是一次“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互结合而产生的伟大运动。

“天子失官”,“失官”的“知识分子”,流落于民间,使“学术下移”,造成“知识分子”不得不与工农民众接触、结合。“学术下移”,流落民间,“私人讲学”,也使得工农民众有了接触、获得“学术”、“知识”的机会。原来只是高高在上呆在庙堂之中的“知识分子”,现在不得不接触天下这个大世界,了解民众疾苦,见识多了,视野开阔了,思想进步了,肚子里就有议论抒发,如梗在喉,不发不快!获得“知识”的工农见识多了,视野开阔了,思想解放了,深感社会之不平,如芒在背,不鸣不快!“知识分子的劳动化”与“工农分子的知识化”,玉成了中国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大发展、社会制度大进步的时代。

老子是“知识分子”主动“下移”的典型,庄子是主动“下移”,从事“体力劳动”,甘愿做“劳力者”的典型;老子的《老子》、庄子的《庄子》,是“知识分子”主动“下移”,从事“体力劳动”,做“劳力者”的结晶。墨子是“劳力者”与“知识”结合,“知识化”的典型,墨子的《墨子》是“劳力者”“知识化”的结晶。柳子(柳下跖)是“知识分子”与“劳力者”结合,“工农化”的典型,春秋末期他所领导的令“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大大小小奴隶主贵族“苦之”的奴隶大起义和对“鲁国之巧伪人孔丘”的痛斥(《庄子·盗跖》)是“知识分子”“劳动化”的结晶,他的业绩和宏论与天地同存、与日月同辉!孔子、孟子是拒绝“下移”,而仍要拼命上爬的典型,所以终生毫无业绩。孔子只能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临死前哀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而孟子也只能是“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复述孔二先生失败的足迹。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两点启示:

其一:社会性的“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必定导致社会思想的大解放,文化的大发展,社会的大进步的运动!

其二:在运动中,“知识分子”只有与“劳动化”,才会有所成就;“工农群众”也只有“知识化”,才能有所解放!

其实,孙中山实行“辅助农工”,就获得北伐的胜利;蒋介石背叛农工,就被打到台湾去了;毛泽东实行与工农相结合,紧紧地依靠工农,工农团结知识分子,就取得胜利,打出了一个新中国。这段近现代历史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了这些。  

   

(三)“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是伟大真理  

   

九十年前,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中国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也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结果。从此,工农登上了政治舞台,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毛泽东在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所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中,明确地指出: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三天后,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再次指出: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并且反复强调:

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在毛泽东“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旗帜下,人民大众推翻了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在演讲中,他还讲了:“中国的革命,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怎么样呢?”“革命”的“主力军是谁呢”等等许多重要问题。

这些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现在中国革命的对象也是“三座大山”,革命的教训也是“唤起民众”,革命的主力军也是“工农大众”。中国革命仍然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

然而,读者会发现近三十年来,纪念“五四青年节”时,再也看不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警示了!官僚统治者最害怕“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和“工农与知识分子相结合”了。现在“知识”、“教育”又成为权势者所垄断的武器。  

但是如同西周的“天子失官”,“学术下移”一样,谁也阻挡不了现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和“工农与知识分子相结合”的社会大潮。一是现在进步的知识分子接受毛泽东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教导,自觉主动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二是“毕业即失业”的现状迫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三是工农大众接触知识、教育的机会空前广泛了,接受知识教育的途径多了,方式简单了;四是生产劳动的复杂化、科技化,迫使权贵也不得不让劳动者接受必要的教育,具有必要的知识。

工农大众不要害怕知识分子不愿意劳动化、不愿意与工农相结合。工农大众完全可以以自己的知识化去推动它,愿意劳动化、愿意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帮助工农大众去推动它。知识化了的工农大众比不愿意劳动化的知识分子多了一项本事,这就是“劳动”。这就使知识化了的工农大众比那些不愿意劳动化、不愿意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更富有生存强势。这项本事就足以推动迫使那些不愿意劳动化、不愿意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去劳动化、去与工农相结合。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jiè)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馅,没而下鹜,扬而奋鬐(q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móu)鬼神,惮(dán)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庄子·外物》)  

那些终日扛着钓竿,以小沟小渠为趣,眼睛只盯在小鱼小虾上的人,要想钓到大鱼,是不可思议的;那些四处游说,以浅言陋语,哗众取宠为业谋求盛誉美名的人,要想得大道,是不可设想的;那些没有听过任公子钓大鱼的故事,无任公子钓大鱼之风度,以急功近利为务的人,要想善经世事,是不可想象的。

毛泽东告戒人们说: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现在的人们并非如同古时的人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现在的人们,有毛泽东思想的灯塔在前方照耀。  

“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工农群众与知识分子相结合”、“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巨大作用是难以估量的。笔者设想在这两种社会趋势下所催化的文化革命的大潮必定会到来。这个大潮必然是史无先例的、空前的,要胜于和盛于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千百倍!

劳动促进知识,知识促进劳动。“野蛮之体魄,文明其精神”。人类的身体空前强健,人类的大脑空前发达,人类的智慧空前博大,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空前高涨,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空前发展,那时必定是工农大众大解放的时代,也是人类大进步的时代。到那时真可以说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蹩”!

寄生阶级是臭肉,孔儒是苍蝇,消灭了臭肉,铲除了苍蝇孳生条件,苍蝇也就灭绝了。

毛泽东思想真理的旗帜指引我们前行!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  

2009.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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