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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侵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探索之光 · 2011-07-03 · 来源:乌有之乡
分田到户 收藏( 评论() 字体: / /

实用主义侵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实用主义非议(2)  

   

19世纪后期,当实用主义的理论形成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已经面世,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也已经发表。欧美的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实用主义的蔓延,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常看到这样的说法:苏联、东欧剧变以后,国际共运陷入了低潮。这样的表述其实不准确,或许事情刚好反过来:由于国际共运进入了低潮,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才垮掉了。因为垮掉之前的苏联和东欧的国家和党,已经说不上什么“国际共运”了。“垮掉”是“低潮”的表现,“低潮”的结果。  

国际共运怎么会进入低潮?现在应该看到,实用主义的泛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没有这方面的论述,是因为没有引起重视、不曾研究。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说:“最终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不正是实用主义的货色吗?  

如果这样的看法确有道理,那么,一个严酷的事实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实用主义已经严重地侵蚀了并且还在侵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苏联、东欧的具体情况,我们不是很清楚;美国的情况,我们也只知道随着实用主义的兴盛,美国的工人运动改变了方向,美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脱离了关系,渐渐成为一个学术性的小团体。但是我国的社会转向,大家都是亲身经历的。举出几个实用主义作祟的例子,年岁稍大一点的朋友,该不会不熟悉。  

人们常说,是邓小平彻底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不错。明确地提出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确实是邓小平。然而,他的主张之所以几乎不遇阻挠地得到通过,原因之一是早就有人从理论上作好了铺垫。这个人是谁?就是“英明领袖华主席”。  

华国锋主政以后,在理论上有三个“建树”。“两个凡是”,受到了清算——这个说法实在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领头清算它的,就是邓小平。另有两个“建树”,同样谬误,以邓小平的睿智,不会看不到它的荒谬,但是他就舍不得清算它了:一个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个是“共产党内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        

关于前者,这里引录一组数字:  

“1966至1975年期间,国民收入(即中国人衡量净产出总值的指标)的年均增长率为6.9%;  

                                        1966至1975,农业产出净值以每年增长3.2%的速度增长;工业产出净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0.3%,重工业的毛值平均增长12.4%,轻工业的增长率为8.1%。”(佩内洛普·B·普赖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何祚康译·乌有之乡)  

粮食产量:“1966年,4280亿斤;1967年,4356亿斤;1968         

T1  1952—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

    年,4182亿斤;1969年,4220亿斤;1970年,4800亿斤;1971年,5004亿斤;1972年,4810亿斤;1973年,5300亿斤;1974年,5506亿斤;1975年,5690亿斤;1976年,5726亿斤。”(林毅夫:《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  

1976年,是中国人民最为不幸的一年。周总理,董老,朱德委员长,毛主席,一个一个地离我们而去;还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中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但是,全国的粮食产量还是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怎么就到了“崩溃的边缘”?   

关于后者,华国锋设计了一个逻辑证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说党是阶级的一部分。部分里不可能包含全体,所以党里不可能存在阶级。因此,共产党内不可能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因此,说共产党内存在资产阶级就是错误的。  

这是一个形式逻辑的推理。且不说华国锋没能运用辩证逻辑,就是形式逻辑,他也违背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推理中的“阶级”一词,不是同一个概念。前面两个“阶级”,指的是无产阶级;后面两个“阶级”,指的是资产阶级;在“党里不可能存在阶级”里,“党”和“阶级”属于同一个阶级;在“共产党内不可能存在一个资产阶级”里,“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分属于对立的阶级。——华国锋偷换了概念!而事实是,“共产党”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谁大谁小的可比性,也不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由于不搞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强势群体”。  

实用主义的特点之一是:只要需要,就不管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什么两个“凡是”!提出者本人就不“凡是”!有了这两条,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  

毛主席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  

实用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形而上学地看事物,不肯“下气力”认真地研究问题。“改革”搞成了“私有化”,就是一例。  

实用主义虽然“嘲笑”形而上学,却难以脱出形而上学的窠臼。  

形而上学,在黑格尔以前,指的是纯粹运用抽象概念的理性的思辨,是“旧哲学”的同义语;在黑格尔以后,它是指直观地、感觉地、机械地、片面地、表面地认识事物,是指与辩证法相反的认识论。不懂得(不赞成)认识的发展,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辩证的过程;不承认“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毛泽东《实践论》);不知道所有的认识都有待于深化,认识是一个需要多次反复而实际是没有止境的过程。实用主义者嘲笑的主要是前者,他们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后者。  

实用主义者“只宣扬经验”(列宁),只“承认”感觉。詹姆士说:“我还在提倡……我所叫做彻底经验主义的学说;而我觉得把实用主义的真理论确立起来,对于彻底经验主义的推行,是个头等重要的步骤”(《实用主义》p158)。经验,是认识的基础,但是如果缺少了辩证的分析和综合,就会滑到形而上学方面去。实用主义的认识论,恰恰就不讲辩证法,不讲分析和综合。  

实用主义的学说,从“人性”出发,认为“自私”、“私欲”、“私有观念”是人的本性。甚至在“论教育”的时候,杜威也不忘“由于知识的吸收是一件个人的事情,自然养成了自私的习惯”(杨寿堪 王成兵《实用主义在中国》p121)。  

十一届三中全会适时地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却被实用主义者钻了空子:对中央采取“顶着干”、“绕着走”的实用主义伎俩,一步一步地把我国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拖拽到“私有化”的轨道上来。  

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能低估,三中全会提出“调动积极性”和“加强责任制”的要求,是合理的、必要的、具有针对性的。但是别有用心的人们 却千方百计地塞进他们的私货——竭力推行“私有化”。  

“红手印”出现在安徽凤阳,同“唱红打黑”出现在重庆一样,不只是“小岗人”“自私”和1978年安徽严重旱灾的结果,它其实是万里在安徽精心施政的“功绩”。  

万里到了安徽,就明确坚定地说:“安徽不在学大寨!”实行“责任制”的时候,主张生产单位“分”得越小越好。二十户人家的小岗生产队,先分成两个组,再分成四个组,再分成八个组!“组内的关系就是父子、兄弟、其他亲属关系了”。在“分”成为大势所趋的形势下,“按红手印”,既不“悲壮”,也不勇敢。“副队长严宏昌提出两条基本协定:一是采取隐瞒上级政府,私下分田到户,大家共同履行保密义务;二是要求大家自觉履行对国家和集体的征购和提留义务。在此基础上,严家芝补充了一条内容,即如果生产队干部因为违反国家政策同意分田到户而坐牢,大家有义务将其子女抚养到18岁”。严俊昌和严宏昌,起初并没有觉得有坐牢的危险,严家芝的补充,表现了大家对干部的心意。以后的“宣传”,不过是为了“挺”“包产到户”的政策。(参见陆益龙《安徽小岗村调查》第八章 红手印与“大包干”)  

1979年,天公作美,小岗人获得了大丰收。严俊昌说:“粮食丰收,靠的是种子和化肥。”万里说:“大包干”成效显著、立竿见影。安徽把“分田到户”叫做“大包干”,已经是妙可换日;北京又改称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双层经营”,是“终成正果”了。  

有了“经验”,就推向全国。不管这“经验”经验在哪里,也不管“经验”的成就靠了哪些因素,不肯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挺胸腆肚地说:“经验”证明,分田单干比集体经营“优越”。曾经对合作化的“一刀切”颇有微词的人们,又一刀切地在全国推行“分田到户”。  

笔者是农民,不反对分田到户,因为地分到我手里这些年,我没有少见东西,远比生产队分给我的多得多。但我们队另有一人,身材比我高大,体格比我强壮,活路更比我通达。犁耙拉车,摇楼撒种,扬场扛布袋,样样在行。在生产队里,没有人敢说比他劳力更强。他自然工分挣得多,分配也不低,但有时他还抱怨:认为他出的气力,给生产队的贡献,还要更多。分地了,他洋洋自得:自信自己不会再吃亏,要跟别人比一比。但是,他不识字。几年下来,他庄稼越来越差,收成越来越坏,他也越来越不服气。终于在收缴征购粮的时候,他出了“眼汗”。四十几岁就急、病而死。——种庄稼,光靠“萦心”、舍得下气力,不行!虽然“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真正“剩下来的”,差别就大多了!但是他不能埋怨别人,只能“怨天”、“怨运气”。可是,“他”真的不能埋怨“别人”吗?  

大田里的庄稼,有点像花卷,好坏相间。走到自己地头,自然很高兴,看到差劲的庄稼,也不能不揪心:长此下去,社会倒还是社会,没有“主义”了。  

上边安排分地的时候,有人问我:地分下去,对不对?我没多思考,就回答“对”。因为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理: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直接相结合。所谓直接,就是不要中间环节,不要“阻隔”。人民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但是中国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有的地方,也确实存在严重的弊端。由于干部和群众的觉悟,由于管理水平不高,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生产队里积累起许多矛盾,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之间,形成了“阻隔”,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分田到户”,虽然没能消除这种“阻隔”,却把这些“阻隔”回避了。  

然而对于集体经济,分田到户就是一场不小的灾难: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家业”,全给抛撒了。我们队近几年刚买的两部柴油机、两部电动机、抽水机、粉碎机、脱粒机,全都三文不值二文地卖给了外村的农民(如果本村人要买,就有讨便宜的嫌疑),每人分得十几元钱;近万斤小麦(储备粮)不翼而飞;仓库、牛屋等房产,被干部借用的借用,闲置的闲置,几年以后,坍塌几尽。有人看到干部侵占集体财产“不忿”,就有人劝说:就这一回了,往后地分了,看他还能到你家里拿?  

分地以后辛勤了几年,就又不安生了!征购数字年年涨,还有提留和统筹,不是打下多少就报多少,是干部报多少农民就得交多少。有到家里称粮食的,有赶猪牵羊的,有推自行车的,也有抬缝纫机的,牛,家俱等等,都等着你去“赎”。人们这才明白,原来“人家”是可以到你家里拿的!  

民不聊生了,中央采取了措施:免征农业税。至于不法干部侵占的群众利益,拿了就拿了,又拿不到外国去!至少能给这些人先富起来助助力。只要有人跟着干,管他乌龟王八蛋!  

干部作风,干群矛盾,“回避”,“绕”,都不能解决问题。  

再说产量。分田以后,产量确实提高不少。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当然是一个事实。除此而外,种子好了,化肥足了,农药多了,复种指数扩大了(不再有“炕地”“春地”等休闲地);特别是天气,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给“靠天收”的人们帮了多么大的忙啊!这些都是实的。还有“虚”的。  

“交够国家、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前两项是“硬”的、实的,给自己“剩下”的是“软”的、“虚”的。不过也没有人来问:你今年留给自己多少粮食。只是突然觉得:地养活不了人了。一是“人增地减”;二是产量没有数字增长得快,只好拿口粮去补数字。为什么要外出打工?就是为了把全家的口粮留给在家里的人吃。据说,后来产量又“徘徊”了,是减产了呢还是按朱总理的要求“挤水分”了呢?为了“留有余地”,我们说,都有吧!小心问一下:我们国家真像现在说的,有那么多粮食吗?不敢轻信。  

我不反对分田到户,就因为我们那个队的经营管理不上路,没有按“六十条”办。但是据我所知,搞得好的队,多了去了。不看具体情况,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要求“分田到户”,“谁不分就换他”,就太过分了。只能说是领导怕“下气力”,是形而上学作怪,是实用主义作祟。  

如果说农业承包经营“回避”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之间的“阻隔”,还有一点积极意义的话,“‘包’字进城”就全然没有道理。且不说“大包干”以后农业丰产的原因很多,当政者并没有去认真地分析研究。单说“‘包’字进城”,尤其是进工业,那是硬生生地在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之间,塞进一个“阻隔”,塞进一个“中间环节”。效果当然不会好。可是实用主义者们是不会认输的。他们要用“实践”来证明他们的正确:在“用改革的方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喧嚣中,股份制、抓大放小、租赁承包、破产拍卖……依次出笼,公有制比例越来越低,私有化程度越来越高。“民营企业创造的GDP已经达到一半以上”,再往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难道要靠私有制来支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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