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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游行被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银铃 · 2015-06-30 · 来源:女权之声
美国黑人被枪杀案 收藏( 评论() 字体: / /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浪潮过去了三十多年,成果正在逐渐被磨灭,基于种族、阶级、性别等等级制的不公在加剧,美国社会急需变革,我和同学都预感到,新一波的社会运动在酝酿。

 

  作者在纽约反警察游行中被拘捕,美联社图片

  A、一声“No”让我戴上手铐

  纽约4月29日下午6点,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的联合广场集结,一场声援巴尔的摩、抗议警察暴力的集会即将开始,对正越来越认同社会运动的我来说,这样的活动当然不能错过。

  晚7点左右,联合广场北侧已经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警察也早在附近集结严防。各种组织、小组和个人在队伍中打着横幅,举着牌子,拿着扩音喇叭,声讨种族主义、国家和警察暴力、资本主义、表达对巴尔的摩的支持,以及对黑人青年弗莱迪·格雷的悼念。集会在众人齐声一遍遍重复“All day, All night, We Will Fight for Freddie Gray”(每一天,每一夜,我们会为格雷战斗不息)的口号声中达到高潮。

  7点20分左右,人群决定转向游行,浩浩荡荡从百老汇大道沿第17大街往西去。很快,警察用人墙和车墙封锁了前进的道路,一名警察提着广播喇叭,反复大音量播放公告,要求人群撤离道路,退回人行道,否则就以扰乱交通的罪名施行逮捕。警察是有备而来,非常强势,多辆押送人员的大车已经等在周围。与警方一起做好准备的,还有各路媒体,成群的记者举着照相、摄像机等待着,天空中还盘旋着4架拍摄用的直升飞机。

  大规模的逮捕很快开始,凡和警方有任何肢体冲突、哪怕只是抵抗推搡的,不服从警方命令的,都立即被捕。我看到很多男性被按倒在地,然后被捆绑和扭送进警车,还有一些并未反抗的人也被陆续铐起和扭走。本只是来“打酱油”的我,没想到自己竟然很快成了其中一员。

 

  在4月29日这场游行中,约有100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

  15分钟以后,警察成功将大部分人赶上人行道,并步步紧逼。在百老汇和17街交界的路口,一名警员要求我们“迅速退回人行道”,我看他态度和善,鬼使神差,弱弱地说了一句“No”,没想到他竟然立即把我铐了起来!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我与其说是受到惊吓,不如说是震惊于此刻的荒唐,还来不及反应什么,就被迅速扭送向警车的方向。事后从媒体发布的照片看到,我当时是被3名警察牢牢钳住戴上手铐的。

  我的第一反应是:今晚恐怕回不去了,男友一定会很担心。又开始怕被导师和学院领导知道,他们肯定会想:这么个弱势的国际学生,不好好读书写论文,主动找什么乱子。作为一个从小特别怕惹事的乖乖女,想到他们失望的神情,我就压力山大。

  穿过长长的街道,快走到警车时,路边的记者大声问我的名字和生日。我不清楚自己应不应该说,这会不会加重我的罪名?“说出你的名字!警方巴不得你成为无名氏,他们希望别人看不到你们为正义做的这些!”警车旁一位黑人兄弟对我喊道。

  一名看上去是高级警官的白老男人走过来把我的手机从裤兜里拿出。我喊:“你们要怎么处理我的手机?”他很温和地说:“别担心,我们把它放到你的背包里。”我说手铐太紧,逮捕我的警员就松了一下塑料手铐。他们的态度极大地减轻了我的恐惧,我感觉他们无意也不敢对我们施暴,就是例行公事地终止我们的“捣乱”。

  警车上已经有3名戴着手铐的女孩,随后陆续又送进一些人,最终,我们这个车上载了11名“犯人”,6女5男,什么颜色皮肤的都有,都是年轻人。聊天中得知车上其他5名女孩都是纽约各学校的本科生,她们一致认为,最晚明天早上肯定也会把我们放了,最多也就是交一些罚金。她们的淡定也减轻了我的不安,我们互相安慰支持,互相蹭着对方的肩膀,把飘在脸上的头发抹到一边。

  警车晃晃悠悠地启动,很快到了市政厅附近的警局,然后不明原因地在路边停了大约40分钟。我们逐渐变得焦躁,胳膊僵硬,手腕疼痛。模仿另一个女孩,大着胆子,我也偷偷用铐着的双手从背后掏出手机,给男友发了简短的消息。

  B、号子里疲惫饥渴6小时

  漫长的等待之后,我们终于被一个个卸了下来。逮捕我的警察弗兰克认领了我。他解开我的手铐,带我上缴了所有物品,领我报了道,还拍了照片,那是一张我和他的合影,表明我的案子就由他负责了。

  看到他很和善,我就问他为什么要抓我,他说:“让你们退回人行道,谁让你们不退。”随后安慰:“没什么大问题,不会录你们的指纹,应该是过一些手续,就会放了你们。”

  我上缴了鞋带,被搜了身,就被投入了警局最里面的一个关押间。与其它已经几乎填满了的号子不同,这间一个人都没有,我被发配过来或许是因为我一直在要求上厕所。其实,后来随着这间号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也只好当众排便了。

  号子又小又阴冷,有一个长形的铁凳,冰凉。很快,曾与我同车的一个女孩也被分来了。她叫尼可,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读书,是个激进分子。她说自己16岁时被抓过一次,但是因为她是白人女性,所以量刑很轻,她说,美国人有一种迷思,认为白人女性总是无辜的。尼可在游行中和朋友一起用胳膊链成人墙抵挡警察,最终被捉住推倒在地,脸上还有轻微划伤。她说一个男性朋友被反推在地,可恶的警察还用脚踩了他的头。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迎来了活泼开朗的黑人姐姐阿什利。她当时站在人行道上,听到一声“捉住她”,就被向后撕扯着长发,铐上了双手。她12岁的儿子在旁边吓哭了。好在警官允许她把钥匙给了孩子,并答应护送他到地铁站。我问她:“你什么也没做,为什么不反抗?”她说,很多黑人男孩害怕警察,总是看到警察就跑,反而招致更暴力的对待甚至枪击,向儿子示范被逮捕时应如何反应,这就是最好的机会。阿什利性格开朗,爱大笑,爱说话,号子里立即热闹起来,没那么无聊了。据说我们有权要求拨打一个家庭电话,她向每一个路过的警察要求打电话给儿子,一再被敷衍,最终也没有打成。

  号子里没有钟,我们只能偶尔向路过的警察问一下时间。大约1点的时候,新学院(编注:New School,一所有左派倾向的大学)20岁的本科生、白人姑娘莉莉进来了,新的话题和故事让我们一起又打发了一些时间。莉莉说她第二天10点有课,不过被捕是一个很好的缺课理由。我很震惊,问她新学院鼓励学生参与社会运动吗?这在哥伦比亚大学是无法想象的。她说当然,新学院是个很激进的学校。

  2点左右,一个也叫阿什利的20岁的白人女孩进来了。她显然是所有人中最激进的,染着彩虹七色的短发,满口“fucking”、“fuck up”。她是1点钟被捕的,原来集会还在继续,我们惊叹于人们的坚持。她当时有和警察对抗,而且破口大骂,结果头被抵到了墙上,不仅脖子被扭伤,手背也擦伤了三块皮。

  实在是一望无际地无聊,没有任何可看的东西、可做的事。或许应该找一些平常困惑的问题来思考,不至于那么浪费时间,但等待的焦急让人无法静下心来,我们常常趴在号子的铁栏杆边,紧贴着,斜着往外看,鼻子恨不能都压扁了,看是不是还有人进来或离开。每来个警员,我们都要兴奋一下,希望打听些消息,顺便打发点时间。

  号子里的饮水机坏了,5个小时里我们始终没有水喝,要了多次,也没有人理。弗兰克来找过我两次,问一些补充性的信息,每次都说“你很快就能出去”,有一次甚至说“几分钟之后就能出去”,然而每一次承诺都变成了两个小时,我开始不相信他了。他一直很友善,而且长得有点像我姐夫,我感觉自己简直把他当成了亲人,感激又亲切。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什么要去感激一个逮捕自己的、在暴力机关供职的人呢?

  两点半,我终于困倦疲惫得不行了。这时,警察开始发牛奶和起司三明治,我们觉得不妙,发吃的说明我们一时半会走不了。5个人中只有二号阿什利吃了三明治,她说:“我吃这么难吃的东西的唯一原因是我快要昏过去了,但我不想昏过去。”

  C、释放也要排队

  3点多了,我正坐在地上昏昏沉沉,狱友告诉我,尼可要走了。她自己也不敢相信,以为自己第二天还得被弄到法庭呢。我在浑浑噩噩间和她道别,但同时开始担外国人身份会给我带来麻烦,对释放突然失去了信心。一号阿什利姐姐大声安慰我,不允许我悲观。过了十多分钟,弗兰克警官来释放我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和剩下的三个姐妹一一道别,因为没有纸笔,也没办法留联系方式。

  出来后,我被再次戴上手铐,这次是铁的,硌得手生疼。我被要求靠墙站了一大会儿,说是因为规定一次只能释放一个人,要等前面的人走。弗兰克在我旁边,他身后是一长队拿着材料的警察。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办手续花了那么长时间,因为每到一处都是无尽的排队。我意识到,犯人释放之前警察也无法离开,看着他们困倦、无聊、无力的脸,突然觉得他们就像奴工被这个庞大复杂的官僚体系折磨,我们只在这里一天,而他们是天天都在这里经历这些。

  终于,快4点的时候,我被押到门口,解下了手铐。看到大厅前台那两台破旧的电脑,和拿着材料趴在前台在排队的警员,我明白为什么处理速度如此之慢,也不知这对我们和警察都是极大折磨的程序要进行到何时,在我后面还有至少100多人,前台旁边的一个大号子里还关着二三十个男人。排队领取物品时,前面的女孩问弗兰克他手臂上的两道杠什么意思,他说一道杠代表工龄五年。想到他已经在这里十多年,不由得替他感到无奈,在这里待一晚我都觉得窒息。

  领到背包和鞋带,我正式被释放了。弗兰克说,只要我在接下来的6个月不再犯事,这次逮捕就不会记录在案。我说我从来没犯过事,他说:“很好,继续保持,我想你也不想再经历一次了吧。”

  路口有一群人迎上来,来自一个服务抗议者的公益法律服务机构。他们准备了水和食物,还给我一张写着联系方式纸条,说他们会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天很冷,看到他们守在那里迎接一个个被释放的人,觉得他们真让人敬佩。

  我向地铁走去,手机里满满的是朋友们的邮件、短信、电话和信息,凌晨5点,我回到家。

  D、反思:国家暴力就是要让人“长记性”

  虽然负责我的警官比较和善,也没有遭受审讯和虐待,但我还是真切体会到了国家暴力的威慑。国家以管理公共空间为名限制集会和游行的范围,但与改变几百年的系统性种族暴力相比,妨碍几条街道的交通算得了什么?但是,仅仅以妨碍交通的名义,警察就可以荷枪实弹地逮捕甚至殴打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被捕后我们完全失去自由,被限制在阴冷冰凉的小铁屋里,没有人理,没有水喝,没有食物,没地方睡觉,无聊、困倦、饥饿、口渴,即便我们什么罪也没有犯,即便我们恰恰是最合格的公民。

  在经历这些折磨的过程中,最强烈的想法是:我再也不要坐牢了,后悔当时忤逆警察,让自己落到这个地步。这个权力体系是如此强势,而公民是那么渺小,意识到这个现实,真让人沮丧。然后,我开始明白抓捕和监禁的用意:用折磨让你长记性,让你胆怯变乖,再也不敢挑战这个体系,于是,符合国家意愿的秩序得以确立巩固。

  因为太渴望自由,我急于洗白自己,对警察一再强调说“No”只是开玩笑,我什么都没做。同被关押的尼可有直接冲撞警察,当负责我的警官说我会很快出去,而尼可那边毫无消息时,我庆幸自己“罪行较轻”,并且竟然有了一丝得意。这种想法一出,我特别警惕:我这是在庆幸自己仍是一个不正义体系中的“良民”吗?不敢挑战这个体系为何值得得意?

  E、反思:去政治化“关心”消解正义

  被释放后,我发现自己被捕的照片和视频竟然上了至少三家知名媒体,同学们正在互相传看。我的第一反应是感觉“丢人”——不得不承认,我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人赋予抗议被捕这种事的羞耻感。因为平日里一副高洁正直、对弱势群体权益热情执着的样子,我在中国学生群体中是另类,视频中的我惊吓、绝望、脸色苍白,想到他们猎奇和幸灾乐祸的评论,我真想躲起来。

  果然各种“关心”向我砸来:“我们担心死你了”“希望你的签证身份不会受到影响”“万一要交很多保释金怎么办”……恰恰是这些夸张的担忧让我充满心理压力,好像我真的犯了罪。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的美国同学和老师。去年助教课上的学生莉萨在电视上看到后立即写邮件问候,听说我没事又说:“请接受我对你昨晚所为的崇高敬意。”一位教授把我拉进办公室问我是否有受到伤害,并且说:“我们为你感到骄傲!在我们心中,你就是一个英雄。”连一向胆小怕事的乖乖女韩国同学都非常诚恳地说:“我实在太为你感到骄傲了!”与此同时,一个全国性工会的朋友和律师积极帮助我确保不会留下任何案底。这些理解、肯定和帮助,让我感觉安全又安心。

  几天来,美国同学和老师重复的是:发生在那个黑人男孩身上的事太可恶了,我很高兴看到你也参加了抗议。而中国同学除了强调抗议的危险性,暗示我逞能差点闯祸之外没有别的,既不谈事件的重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也不对是否应该参加游行表态。

  一个朋友评论说:“这种去政治化的关心,将事件变成纯个人问题,和对你摔了一跤、丢了个钱包的慰问差不多。”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面对中国同学的慰问,我最不舒服的就是将抗议“去意义化”。我仿佛被这样一种价值审判:唯一重要的是安全,如果闯了祸,让自己陷于危险,你就犯了错,和真犯了罪的人没有分别。以安全的名义,一切正义之事的意义都可以被名正言顺地抹杀。

  F、反思:政治冷漠没有未来

  这让我想到游行人群的大致构成:黑人白人占大部分,拉美人和其他棕色皮肤的人也有不少,唯独缺少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想必这也是在那么多被捕者中,我被选中为媒体特写的原因:一个黄皮肤的青年学生,而且还是女性。

  5月1日国际劳动节,纽约人再次走上街头为同一主题游行,因为是法定节日,这次游行是合法批准的。队伍经过中国城,吸引了很多中国移民看热闹,在他们不解的眼光中,游行者大概像耍猴的一样。最戏剧性的是,一位中年女性向众人破口大骂,因为妨碍了她过马路。这些反应不禁让人痛心。美国之所以成为移民的理想之地,是因为相对而言它尊重人权尊重以及相对民主和平等,而这些对弱势群体尤其生死攸关的制度特征,正是一波波社会运动的结果。可悲的是,远离政治依然是许多受益于正义斗争的中国移民笃信的人生准则,而不远离政治的人,要么被视做神经病、捣乱分子,要么被讥笑“太天真”。

  不参与抗议对黑人暴力的社会运动,还与流行在中国人中的种族主义有关。华裔在美国属于“模范移民”,是模仿白人中产阶级最成功的移民群体,他们往往对处于最底层的黑人充满优越感,“黑人穷是因为他们又懒又笨”是很多人对美国黑人“失败”的自信解释。“安全第一”的人生信条将黑人区妖魔化成不能踏入一步的雷区,拥有3000多名华人学生学者的哥大,正好与黑人区哈莱姆毗邻,在中国学生学者中,流传着这样一条找房的黄金准则:125街以南,同等条件分别位于125街南北的房间,月租可以相差400到700美元。恰巧我就住在125街以北,于是常会被问候同情。

  在中国居住过多年、也有很多中国朋友的同学莱尼曾对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中国人特别种族主义?”作为每天在哥大这种精英富人俱乐部和哈莱姆之间往返的人,我怎能没有发现?

  在过去三年中,我在美国学习社会工作专业,同时被这里的社会运动洗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浪潮过去了三十多年,成果正在逐渐被磨灭,基于种族、阶级、性别等等级制的不公在加剧,美国社会急需变革,我和同学都预感到,新一波的社会运动在酝酿。

  “五一”那天,再次走在游行的队伍中,喊着口号,有那么一刻,我万分希望这发生在中国。如果继续污名政治参与、嘲笑为正义呐喊的人,我们中国人还能不能有生活在公义社会的一天?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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