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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全文)

李克勤 · 2019-08-11 · 来源: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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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共产党为民办事,雷厉风行再一次得到确证。

  原文《毛主席是知识青年的贴心人:从批示李庆霖上书谈起》

  写于2011-06-10 ,今日修改。

  李克勤(jixuie)题记:1973年6月10日,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从此以后,知青生活问题得到了统筹解决,其影响之大,实属罕见。毛主席共产党为民办事,雷厉风行再一次得到确证。

  当年的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主席,直谏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哭诉他们“无米之炊”的困境。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

  1973年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反映了其子上山下乡后生活上遇到困难。毛主席于4月25日给李庆霖复信,寄去300元,并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中央政治局几次听取有关汇报,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国务院于六七月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我们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1969年李庆霖所在的福建省莆田县为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对本地初、高中毕业生进行认真排队,逐个摸底,挨家挨户动员。

  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也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父母,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贫穷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按当时的政策规定,知识青年下乡后第一年的口粮和生活费由政府发给,口粮每月18公斤,生活费每月八元。

  然而好景不长,口粮和生活费仅发了11个月就停了。知青们一年到头在山区劳动,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分红收入,而且连口粮也成问题,生活费用年年由家里负担,每年还要贴补几个月的高价粮,日子才能混过去。加上城乡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别,城里来的知青在农村生活不大习惯,势必带来许多具体困难。

  作为知青家长的李庆霖,对自己孩子面临的困难,难以解决,其心情可想而知。几年过去了,李良模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且越来越严重。出于无奈,李庆霖走上了漫长而曲折的上访之路。

  李庆霖先到儿子下乡的荻芦公社,向公社党委反映情况,但问题未得到解决。他又去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找知青的主管单位“四个面向办公室”反映,仍然毫无结果。最后,他抱着一丝希望来到莆田地区民事组,将自己儿子的困难以及自己向县、公社反映问题的过程一并作了汇报,地区民事组答应同有关部门联系。李庆霖满怀希望在家等待,可结果还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几次上访未果,李庆霖决定斗胆上书“告御状”,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1972年12月20日,趁学校放假,李庆霖躲在家里,关起门来,显得十分神秘。他怕连累无辜,也怕走漏风声。由于事先有充分的准备,李庆霖花了两个多小时,一口气写下了两千多字。信写好后,他又反复推敲,删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内容,多说自己孩子下乡的实际情况,捎带一下干部走后门把子女调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点自己心中的不平,并用稿纸抄正,毅然将信发出。

  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主席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

  之后,毛主席当即给写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由此可见,毛主席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

  随后主席亲自部署了自上而下的工作。

  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会议从晚上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

  会上,周总理在宣读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时,充满激情地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

  大家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部分管知青工作负责人的汇报,并着重研究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治疗、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进、学习和教育、打击“坏人”、干部带队和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会后,国务院农村部军代表沙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迅速组织了一支党、政、军三结合的七十多人工作队,分12个调查小组,奔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消息传来,莆田县委书记非常震惊,在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同时也承受着极大压力。尽管县委中有人认为李庆霖告状是给县委领导脸上抹黑,甚至在传达文件时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同志们,要警惕啊!阶级敌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说得一无是处啊!”但对毛主席的指示却不能不执行,毕竟这是关系到“阶级觉悟”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莆田县委一面毫不含糊,立即组织县委常委进行学习;另一方面派出工作组对李庆霖信中反映的情况进行反调查,并对李良模施加压力。然而不久,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地各级领导的不断督促,又使得莆田县委放弃反调查,并于1973年7月2日向地委呈送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初步检讨》,承认县委“在这项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的缺点错误,从初步检查的情况看,比李庆霖所反映的问题还要多,还要严重”。

  随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并要求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同时,放宽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使知青插队有更大的选择,并采取措施改善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

  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到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了解他写信给毛主席的经过。

  这说明毛主席处理此事,没有丝毫懈怠,同时他也没有一丝一毫忽视调查研究。

  记者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赫然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颤抖着双手将几页信纸展开,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因毛主席回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从激动中清醒过来,来到莆田县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

  5月10日,李庆霖又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邻居们闻讯后来到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子包着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呀,要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钱存入银行,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平时也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300元钱一直还在当地银行存着。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全文: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 ,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 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毛泽东文化讲究“应”,答应的应,应声的应。

  《为人民服务》里面有一句经典的话,“只要说得对,我们就找你的办”,这就是答应,这就是对于人民的诉求的态度,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执政党、政府、上级和普通老百姓的互动。

  中国人最怕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所以,任何政党,任何政府,任何领导,都必须学会在人民需要时,在人民呼叫你的时候,你要及时答应,哪怕你一时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也至少要应一声啊!

  只有这样互动,你有困难时,人民才会呼应你的诉求啊!

  也只有这样,社会上的人们才能形成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风气,才能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实现光辉的目标。毛泽东时代,那么大的困难,比眼下的所谓金融危机不知大多少倍,为什么中国人民能够扛得过去,不就是毛主席及其领导的共产党和人民同心同德吗?不就是毛主席共产党带领的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的结果吗?如果那个时候的干部,像现在有些官员老爷那样对老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我们国家会怎么样?

  参见:

  毛泽东文化好在哪:井冈山悟道(3)

  李克勤后记:

  毛主席重视人民来信,倾听基层老百姓的呼声,并且及时呼应,这是毛主席道器变通的一大特色,这也是老百姓为什么有困难就想起毛主席的原因。毛主席对人民,这个他心目中的“上帝”,如此虔诚,是官僚们无论如何想不通的。毛主席想改造官僚,但老人家生命有限,来不及完成这项浩大工程,后来反复了。如今人们对此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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