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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乡村生活散忆

伏牛石 · 2019-10-3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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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和谐向上、生机勃勃的乡村图景

  小时候经历过的许多事情,至今想起来依然感到既单纯无忧,又快乐无比,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由于那时候人么的生活普遍艰苦,同龄的小伙伴们几乎谁都时刻巴望着这些事情:哪一天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这样就可以吃上一顿比较上好的饭菜;哪一天哪一家亲戚家里突然有了啥喜事,自己便有了去亲戚家里大快朵颐美餐一顿的机会;可笑的是,不少小伙伴竟然盼望着自己家里的猪呀鸡呀什么的哪一天突然死了一头或一只,这样就可以吃到时刻渴望着的肉了。

  我们家一度是生产队里最大的人口,姐妹八人加上父母共十口。想改色吃上一顿理想饭菜是很不容易的事。说句不吉利的话,别人家一只鸡得鸡瘟死了,一家人基本可以美餐一顿。我们家就不行了,由于人多,即使死上一只鸡,平均到人头上,数量就比别人家少得多。很少有机会家里早饭时能吃上一两回拌凉菜,那是决不会吃大锅饭或者可以随便吃足的。母亲总是把调好的凉菜分成五份,平均两人一份。吃的时候,大家互相监督,你抄一筷子,他抄一筷子,谁也不许多抄,从表面看是很平均的。实际上这过程中,岁数大的总是让着岁数小的。每人一筷子抄的时候,岁数小的总是爱多抄一点,岁数大的看到了也故意装着没看见,只是抿嘴笑一下了事。而节日里改善生活时例外,不管是做肉面、包扁食或者蒸肉包馍,母亲就不再限制数量,我们都可以放开肚皮吃个尽兴。

  小时候我家年年都要前后养几头猪,再养几只羊。羊好养,一般不会生病。猪养起来风险就很大,常常出现猪瘟,许多猪总是在中途患猪瘟死去。要是死的猪不足二十斤,父亲就会拎到野外埋掉,如果超过二十斤,那是万万舍不得扔掉的。父亲会细心地把死去的猪收拾好,头蹄杂碎留给一家人吃,猪肉用佐料焖熟后到集市上卖。那时候农村人缺乏如今的常识,死去的牲畜家禽一般都要吃掉的,家家都这样,到处都一样。炮料好的猪肉常由父亲拿到大街上卖,一小碗儿一毛二毛的。父亲常感到这样很没面子,常常卖完卖不完回到家里,就会情不自禁地说一大堆埋怨话:为这几个钱,整晌蹲在大街上,羞得连抬眼看看稍远一点的劲儿都没有。父亲性子不好,动辄爱发脾气,我们兄弟姐妹是没有谁敢接他话茬的,只有母亲听了父亲的话后,轻叹一声,说道:谁让咱家没有血财儿,看猪总是看不成呢?父亲依然阴沉着脸,不再说话,坐在当堂那张床上一袋接一袋地滋滋吸着旱烟。年龄较大的姐姐们知道父母的心情,也都神情忧郁,不说一句话,家里一时间陷入寂静。

  我们岁数小的,哪理解得了父母心里的悲酸,那时候唯一的心思就是想着钢精锅里没卖完的猪肉,恨不得立刻美美饱餐一顿才好。

  生活上的艰苦,在那时候的农村是很普遍的现象,但人们并没有沉在这里面愁眉不展,听凭苦日子摆布。平日里,大家该怎么努力干活就怎么努力,该怎么快活就怎么快活,没有抱怨过什么,没有谁躺在家里不去为谋求更好的生活而劳作。

  说到生活的艰难,老人们自有老人们的看法。年近古稀的祖父就认为,如今年景不好,主要原因就是天下太平已久,人口越来越多,人均耕地越来越少,有限的土地,产下有限的粮食,实在难以满足大家的口粮需求。

  那时候,大队公社年年大会小会号召并带领社员们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积肥增产。在这一号召下,队队都有积粪池,都有土粪堆。每次较大的雨雪之后,各生产队都要召集男女劳力一遍又一遍把村子里的地面土铲起来堆成一小堆一小堆的,天晴路干后再用拉车送到地里散泼开来。经过这些努力,粮食虽有增产,但毕竟有限。小麦等细粮产量依旧很低。

  六七十年代,各生产小队一人一年能分到一百二十斤小麦就算很不错了。这样的收成,还有年年冬春季节全公社修筑完好的水渠大坝作保证,天旱天涝基本都能确保有收成。

  长大以后我常常在想,建国后人口猛长,人们生活虽然艰苦,但无论如何好害总能填饱肚子。除了未经过的三年自然灾害,我自小到大的经历中,从没有见到哪里的民众有饿肚子现象。绝不像有人一提起那一段岁月就是一肚子牢骚,就是无穷尽的血泪控诉。叫苦喊冤的多不是生活最苦的农民,而是有工资拿,月月有远超出农村人粗细粮定量的城里人。他们真的比农民生活还差吗?他们真的饿过肚子吗?不知他们出于什么缘故,硬是昧着良心把自己比农民好得多的日子说得比农村人还要艰难十倍百倍的。我们村距离街上很近,每次去街上赶集,都会看到吃国家粮的公职人员潇洒尊贵的服饰衣着,尤其眼气他们面色红润的胖脸。大人们教育自己孩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眼气人家公家人吧?有本事好好上学,明儿也去坐铺子去。那时候,农村人把商店里的工作人员都叫作坐铺子的。

  有一个名气大得不得了的作家,也是农村出生的。他是我唯一一个见到的叫苦最大的农村人。说来也是人家有本事,大叫当年苦的时候,人家早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大名鼎鼎的作家了。他说自己小时候生活的苦不堪言,真叫人落泪。他说自己的母亲到队里干活,常常偷偷把集体的包谷籽、绿豆籽什么的囫囵吞在肚里,然后回到家里再把手插进喉咙里用力吐出来。洗净后的苞谷粒豆粒便成了一家人不可或缺的救命粮。

  我真惊诧和佩服他那位如同茹毛饮血时代人类所具有好吃功和好胃口的伟大母亲,竟有这等非凡的特异功能,生吃下包谷籽和豆籽,还能再照样吐出来!我们常说的囫囵吞枣一词,只是修辞上一种带有夸张性的比喻手法,生活里哪有人可以吞下囫囵的枣子?即便有,那也是极其稀少极其稀少的另类啊。这位作家的母亲竟能把囫囵粮食籽吞进胃里,再从胃里吐出来,如此看来,大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农村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有时候绝非像某些媒体宣传的那样,离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什么样的说法和做法都难圆其说。中国农村粮食带有飞跃性的增产应该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候,可以保证旱涝均获丰收的网络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农药与化肥也开始广泛普及,少量的农业机械开始走向广大农村。就我们县而言,七十年代已经有了化肥厂和磷肥厂,我们临近一个县的一个临近我们的公社还有了氨水厂。化肥农药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农业革命。害虫已经不可能再随意吞噬庄稼,粮食产量已经成倍增长,人们的细粮慢慢增多起来,畜禽养殖业也得到了飞速发展。鸡鸭鹅养殖对农家来说,没有这类有那类。猪和羊多数人家都养有。那时候养猪国家还有补贴。补贴的内容有粗细粮食、粮票,生产队还给记工分。化肥的品类也多起来,像尿素、复合肥等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化肥,都是在那时候走进农村走进田野的。那时候,我们国家尚不能大批量生产这类化肥,这类化肥大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记得从日本进口的一种尿素,全是白色颗粒状,样子很像冬日下的雪粒。尿素的袋子外面是印有黑体字的商标,全是轻薄细密的化纤品。就是这种化肥袋子一时间风靡农村,许多人把它反复清洗后用染料染黑蓝色,然后再做成裤子。夏天里穿上去既轻柔又凉快,因稍有风动就全身摆动,被人们风趣地称为见风搜。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家一边用着日本化肥,一边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地骂着日本人:这小日本,人咋真精,造的肥料一袋子就抵得上咱拉几十车土肥。说道那些裹尿素袋子的化纤品,更是骂不绝口:狗日的小日本,也真舍得,这么好的料子不拿去做衣裳,都用来装肥料。

  农业机械上,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全公社各大队都有一台专门搞运输的轮胎拖拉机和一台专门用于耕地的链轨拖拉机。尤其是那台链轨拖拉机最受各生产队欢迎,它犁地效率高,犁得还深,一个上下午干的活比队里五六犋牛七八天犁的地还要多得多。拖拉机上一行人平日里到了哪个生产队,都被当做最尊贵客人招待。那年月,大队支书和大队长到了哪个生产队都不可能享受到逢年过节办喜事时才能吃到的炸馍和肉的待遇,而拖拉机的司机们来了,生产队必会割肉炸炸馍招待他们。那时候大队的拖拉机司机成了人人眼气的职业。由于拖拉机前面两只灯,后面一只灯,于是有人带着酸酸的心情编了这样一句顺口溜:拖拉机,三只眼,不吃炸馍犁得浅。

  除此之外,各生产队也都配置了打面机、粉碎机、打麦机。实事求是说,自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中国使用了几千年的石碾石磨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传统的耕牛拉石磙打麦的运作形式也渐次消失。

  也是从那时候以至八十年代中后期,化纤制服品开始走进农村,人们对其喜爱程度绝不亚于传统的绫罗绸缎。比较有名的化纤品有以实用感觉取名的“的确良”,有真丝,有腈纶等。绵延几千年土生土长的棉织品和丝绸反倒被冷落了好长一个时期。

  尿素和复合肥的功力确实好,庄稼施了它,长势惊人,产量也提升得惊人。有了完备高效的水利设施,有了化肥农药非凡的劲力,有了以小队为单位的集体劳作形式,再加上那时候人们无与伦比的精耕细作与苦干精神,农业产量逐年增长,人们的生活也也逐步得以提高。

  今天,或者说近几十年,粮食大面积增产的原因,人所共知。除了建国后国家后一直坚持不懈组织科技人员不断培育优良品种外,几乎全凭借依据庄稼品类性质和不同成长期期间的特殊需要而施的农药化肥,凭借的几乎全是取代人力的各类农业机械。毋庸讳言,正确的政策引领有时候的确有着啥也不可替代的巨大动力,但必须承认,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才是今天人们能够丰衣足食的必然前提。

  中国农业几千年来以家庭为最基本耕作单位的个体劳作方式,之所以没有给农民带来生活水平上的根本改变,其原因就是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方式所致。根本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只要恢复了传统保守与落后的生产方式,就是所谓的伟大改革与了不起创新。土地是有限的,粮食产量不借助外力也是有限的。而人口在不断增长的,土地面积在逐步萎缩,如果没有了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任谁也难以在祖先耕作数千年的土地上创造高产,进而满足人们的口食之欲。

  这几十年,虽然国家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口的飞速增长,但人口的总体趋势依然处在不断增长的状态中。就我们自然村来说,亦然由七十年代的近百人增长到如近的三百多人,几乎增加了四倍。现在大多数地方的人均耕地只有一亩多了,和六十年代相比,土地数量减少了好几倍,可粮食产量却增加了不知多少倍。原来亩产百斤左右的小麦,如今只要年景好,大都亩产上千斤。如今打理庄稼被人们戏称为懒庄稼。因为从播种到收割,几乎没有太多的人力加入。耕地施肥打农药全都由机械取代了人力,除草有屡禁不止的各类灭草剂;庄稼的杆叶不再作燃料和饲料了,全由农业机械在收割过程中直接粉粹后化作春泥更护花。不同的庄稼有不同的肥料,不同的成长时间有不同的农药防治虫害和控制庄稼涨势。庄稼长势过旺了有各类矮壮素,颜色达不到要求了有催红剂。不管所产之物对人体有否伤害,只要能丰产高产,大家谁也不去考虑,照用不误。

  我们小时候的日子虽然艰苦,但从未有饿肚子的现象。不管别人怎么说,至今回忆起来,那时的记忆依然是单纯明净充满快乐的。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乐事,不同的乐事带给我们不同的快乐。因为不饿肚子,所以只要有寻乐的机会,谁也不愿错过,谁都要玩个痛快,直到尽兴方止。如今,人们大早已衣食无忧,可论起快乐来,小时候与现在相比,真难分出孰优孰劣。苦日子里有甜日子里难以寻觅的快乐;甜日子里许多时候倒没有了苦日子里人与人之间那种真诚朴实、团结紧张与严肃活泼。农村孩子,天性率真质朴,做啥事没有任何矫饰成分,喜怒哀乐由心而生,由情而发,谁也不遮掩,谁也不做作,一切都写在脸上,说在嘴上,表现在行动上。这一点,是自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永远也难以体会得到也永远难以享受得到的。

  儿时的每一天,对农村孩子来说,从来都不知道啥叫忧愁,我们的人生字典里充满着一个词:快乐。

  尤其是春上,树木发芽了,开花了,遍地的野草裹着各种各样的野菜全都露出地面了。从那时候起,人们单调的食谱里便加入了菜园里所没有的可口野菜了。广袤的原野上,可以吃的野菜实在太多,它们的学名我几乎一无所知,而土名记忆深刻,至今难忘。荠荠菜,苦蕨子,灰灰菜,马食菜、面汤条,刺角芽,黄黄苗,野苋菜,勾勾秧,等等......实在举不胜举。这些野菜,只要趁着青嫩,剜回家里,母亲和姐姐们都能做成大家津津有味的美味佳肴。

  初春,天气趋暖。不少树木初绽的花叶,便是我们喜爱的美味。

  其中似灌木又似乔木一样的洋槐树最实用,它开的一串串洁白槐花,采摘后在锅里用开水一榨,捏尽附着的汁水,经母亲加上油盐佐料一搅拌,便成了可口的佳肴;除了槐花外,槐树刚刚开满枝丫还泛着浅黄色的树叶,虽然被累累的槐花遮掩着,可采摘下来在开水里一煮,捏去水分后,也可以当凉菜一般搅拌食用。只不过槐叶较之槐花,略略有一点木涩味道,绝没有槐花那样青嫩甘甜,可口可心的。

  榆树在春上也是很受欢迎的。当它的嫩芽刚刚沁出树枝皮,叶片尚在细微之时,泛着青色、透着白色、也不乏浅黄色叠成摞的榆钱,一夜之间在榆树的树冠上便占据了上风。榆钱密密麻麻开满了整个树冠,引得小伙伴们直咽口水。大家一约合,便背着榆树主人,分工协作,有人放哨,有人上树采摘,更多的人尤其女孩子不需要动手,只在树下耐心等待分享果实。分工完毕,会上树的便哧溜溜猴子般飞快爬上树顶,先捡最密集的榆钱捋上一把,忙不迭塞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仰头站在地上的伙伴们,一个个忍不住直流口水,大声叫骂着催促:快捋些下来,只管你驴逼大嘴一个人吃!树上的伙伴,一边做着鬼脸儿吧砸吧砸地不停咀嚼,一边便呜呜啦啦故意说着眼气人的话:想吃自己上来呀。他们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捋着榆钱,急急忙忙往上下口袋里塞。这时候,他们还不忘了继续掉下面伙伴们的胃口:嗯嗯,真好吃,真好吃!由于行色匆忙,树上的伙伴会不时地把零星的榆钱散落下来,沸沸扬扬的,像飘飞的雪片。树下的伙伴,便不再吵骂,一个个俯下身子捡拾着落在地的榆钱,放在嘴里吃起来。时间一久,大家便有了经验,捋榆钱太耽搁时间,不知谁哪一天突然说了句:别一枝一枝捋了,折树枝多块。大家恍然大悟,是呀,这样树上的和树下的差不多可以同步吃了。后来一到春上,榆钱结满树枝的时候,能上树的伙伴便在树上一边不停地满足自己口食之欲,一边折下结满榆钱的树枝往地上扔,树下的人便说笑着吃了起来,等到人手一枝的时候,树上的伙伴再哧溜溜溜下树来,大家一路说笑着往别出风走过去。

  榆钱可以生吃,也可以拌面蒸着吃。大人们一般是不吃生榆钱的,小孩子却大都爱吃,因为生榆钱清脆爽口,还透着一丝甜味儿,比蒸熟的榆钱好吃得多。

  还有一种茅构树,只结茅构蕨儿不结茅构桃。结蕨儿的茅构树很干净,不招苍蝇。初生的茅构蕨儿可以拌面蒸着吃。这种树村子里很稀少,只有少数几家有。一到春上,有茅构蕨儿的人家便把采摘的茅构蕨儿分给邻近人家共享。我们家东边的一户人家便有这样的树,因此每年都能吃到母亲拌面后蒸熟的茅构蕨儿。那味道说不上苦,也说不上甜,木木的,腻腻的,反正在我看来远不如槐花和榆钱好吃。结茅构桃的树在茅构桃泛红成熟以后,发出很浓的甜味,既招蜜蜂更招苍蝇。茅构桃成熟后,便吸引了小伙伴们前去采摘,树的主人不仅不加以阻拦,反而鼓励大家多采摘,最好能一下子摘尽为好。茅构桃鲜红欲滴,很是好看。像一个个小灯笼悬挂在树上。因为好招苍蝇,便让人反感。尤其落在地上,常引得苍蝇结伴而来,嗡嗡的乱飞乱叫,更不招人待见了。茅构桃很甜,可很脏,严格说是不能吃的。不管哪一颗苍蝇都问津过,上面免不了带有各类病菌,吃了对身体是会有影响的。可农村孩子天不怕地不怕,谁也不懂得也不愿懂得这里面的危害,谁也不害怕这里面的危害。只要大人们不管不问,小孩子们尽自自得其乐。

  小孩子的快乐出于天然的单纯与无忧,更出于那时候所处生活环境的平静与安逸。大人们的快乐多来自繁忙的劳作之后,抑或是那段十足的火红岁月里十分难得的极少数农闲季节中。大集体时候,生产队的男女青壮劳力,一入冬和开春,大都在公社组织下到外地搞农田改造和水利建设去了,很少有空闲的时候。只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大型的水利建设工程基本告罄,公社只是按各生产大队的人口比例,抽调部分特别强壮且表现积极的男劳力组成特殊的劳动大军,针对某一项具体工程,一年四季带有职业性的专门劳动。偶尔,需要更多劳力参与的时候,公社组织的劳动队伍便以营为单位,营里的主要干部按照部队编制,主要负责人叫营长,还配有教导员。营长是业务负责人,教导员一般由公社主要领导兼任。以大队为单位临时组织的突击劳动队伍以连为单位,第一业务负责人便称为连长,还配有指导员,由大队革委会主任兼任。各连队按照营里分配的劳动任务在统一领导与协作下独自进行。

  大人们闲在家里的时候,队里也时常派活干,真正闲下来的时候并不多。就是这不多的闲时间里,才有了我们小孩子与大人在一起讨清闲的亲密时刻。当然,上学时间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节假日星期天时候,才可能和大人们在一起。

  也许是相当一部分小孩子的天性,对比自己年长的人都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常以能和他们在一起为骄傲。平日里和同龄人玩腻的时候,大家总要生法与大人们在一起另寻别一种快乐。

  有机会趋近大人是令我们那时候倍感快乐的事情。每当这时候,我们总是喜欢带着新鲜而疑惑的目光,静静地看着听着大人们一边干活一边利用空闲机会不停地说笑。大人们干啥活的时候,一开始常喜欢把话题专注在所干活上,也喜欢由把话题由所干活挪移到别的休闲事情上来。一旦话题转到了说闲话的点上,小孩们便像听说书拍瞎话一样,带着渴望,带着喜悦,带着惊奇难耐时偶尔发出的惊诧声把自己沉浸在大人们的话题中。也有一些小伙伴会因一不小心而做出过格反应,影响了大家说笑与听取的兴致,便立刻招来大人们低微的谴责埋怨声或者冷冰冰逼视的眼光。受到谴责的小伙伴很知趣,略略红了一下脸,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大人们便不再说什么,继续着自己的话题。小孩们在短暂的羞涩和持续的快乐之后,又很快融合在大人们磁力十足的说笑声中。

  雨雪天,干不了农活,是队里人最轻松舒展的时候。这时队里的男女老少都爱聚集在生产队的牛屋里,十几间房子连在一起的牛屋里,除了排列有序的牛槽和土坯垒砌的存储牛草的土圈外,就是或立或站在牛槽后面悠闲吃草料的耕牛。吃罢草料的牛们不管站着或者卧着,都微闭着双眼,嘴角挂着白沫,上下齿不停地磨动,细微的反刍声持久而生动,和大人小孩们发出的说笑打闹喊叫声汇织在一起,很像在演奏一曲一首低沉悠长的乡村交响乐。牛屋里充斥着牛拉出的粪尿气味,里面饱含着着浓浓的草料发酵后散发的特殊味道,这是置身乡村的农人们祖祖辈辈须臾也离不开的味道,伴随着悠长的岁月,充溢在乡村的每一寸空间,使得农人的骨肉细胞之中都沁透出一种独异于城里人的特质。

  要说这味道好闻,那一定是说假话。要说哪一个农人反感这味道,可以百分之百地说,绝对没有。除了牛,农人家里还有鸡鸭鹅,还有猪和羊,这些家禽牲畜每天都要吃喝拉撒,和人一样,把自身创造的美好无私送给他人,把异样刺激的味道和低劣简陋的环境留给自己。这味道是地地道道的农村风味,更是一张传承千年的以耕作传家的农人与农村所固有的特殊名片。它一点也不压于显贵们身上泼洒的香水,厨房里飘出的山珍海味。它给我们这些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人的感觉永远是亲切自然的,无与伦比的。我常想,出身农村的人,不管他经过自身奋斗日后到达什么样的境界,都不应该忘记猪牛羊鸡鸭鹅散发出的味道,谁一旦忘却了甚至厌恶了这味道,那就意味着他已经成了十足的乡村叛逆者。

  牛屋里空间很大,除了必要的设施外,剩余的地方是很多的,聚集上几十上百个人绰绰有余。

  聚集在这里的人,全都图个热闹。个别时候,大家总会邀请队里有文化或者记忆力好擅长讲述的人讲前朝古代故事。那一刻,大人小孩都像置身在严肃的课堂上,静静地仰脸看着讲述人,深深地被故事里的情节所牵引,被故事里的人物遭遇所挂怀。男人们有的噙着旱烟袋或者自己用纸卷的烟筒,一边吸着,一边忘神听着;女人们手里拿着针线活,一边不停地飞针走线,一边面含惊异地随着讲述人的话语不停变换着自己的表情,偶尔会发出吸溜吸溜的感叹声;小孩们也出奇的规矩,打闹疯狂的行为没有了,一个个突然间像变了一个人,有点不合常规的规矩起来。大不了有个别听久了实在坐不住的,悄悄溜出牛屋,到外面野一阵子后再猫着腰溜进牛屋,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讲述人,俨然很认真听的样子。

  不知不觉之间,就日近中午或者太阳落山了,女人们要回去做饭,男人们也不再久坐,大家陆续走出牛屋。一时间,牛屋内外热闹起来。打呵欠伸懒腰发出的啊啊声,咳嗽声,相互述说刚听过故事后各自心得的交流声,憋了一晌终于得以自由发泄潜伏已久野性的小孩子们的说笑打闹声,瞬间把绵延已久的交响曲由高潮推向尾声。

  人散尽了,牛屋里或透进斜射的阳光,或瞬间被夜幕笼罩,顷刻之间陷入了宁静,只有牛们惯常细微的声响,隔不多远依然能萦绕在耳畔。

  无论春夏秋冬,只要不刮风下雨,只要不是农忙天,村子里任何一个空场里,都是农人们聚集的地方。尤其吃饭的时候,没有哪家喜欢一家人独自呆在自己家里吃饭,除非来了特殊客人。大家都爱相邻几家端着饭碗聚集在一起,边吃饭边闲聊。没有凳子坐,大人们爱圪蹴在地上或背靠在树干和墙跟吃饭,小孩们或站或走动着吃饭。只有老人才由家里人搬来低矮的凳子供他们使用,他们坐在凳子上,慢慢地吃着饭,由于耳聋也不太关心大家谈论的话题,只有一碗饭吃玩的时候才伸手递过碗去,让儿孙们回家盛饭,顶多交代一声:別盛多了,少半碗就行。儿孙们接过饭碗嗯一声就返回家里,盛完饭端过来,递给老人。老人们也有突然发怒的时候,只要看到小孩子吃饭时有意无意糟蹋了饭菜,一定会捏着筷子,指着小孩大声喊叫:败家子啊,好好的饭就那样糟蹋?

  孩子的父母这时候便会接过老人的话,对自己的孩子厉声斥责,更有脾气暴躁的走过去对着孩子就是一巴掌。孩子立刻哇哇哭叫起来,老人们又冲着自己的儿子儿媳喊叫起来:说说都行,咋动手就打起来?你没有经过小时候呀?

  孩子的父母便不再说话,对自己的孩子狠狠楞了两眼,继续厉声训斥,而语调显然低了许多:再糟蹋饭,还打你。

  一场微小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大家闲散的话题再次此伏彼起起来。

  农人们的娱乐生活虽不丰富,倒也不很落寞。那时候,公社大队都有宣传队,定时会到各生产队演出。演出节目许多大家都耳熟能详,也扣合大家的生活,很受欢迎。那时候还没有使上电,宣传队演出的时候需要有人舞台两边打火把。火把由竹竿或木棍一端缠上破布,蘸上煤油点燃。那亮光很醒目很震撼,几乎是煤油灯亮度的上百倍。一些妇女一边趋近火把看演出,一边借着火光做针线活。小孩子是不会专注在某一件事上持续很久的,看一会演出,就开始骚动起来,受到大人们斥责之后,便走出会场,到火光照得到的地方玩自己的游戏。所有节目,紧扣合时代,充满着阳刚与欢快,惹得原本喜欢看老戏的老人们也止不住一阵阵鼓掌欢笑。

  听说书是农人们农闲时的另一种文化享受。隔不了多久,生产队就会请一些钟鼓艺人到村里表演。旧戏文那时候是不允许说的,表演内容全是全新的内容。革命题材的小说便成了说书人表演的重头戏。也就是那时候,我陆续听到了小说《平原枪声》、《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红岩》等小说,也知道了里面的主要人物。上小学三年级后,稍稍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我便生尽千方百计搜寻这类小说看。不夸张地说,建国以后出版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我几乎读个遍。

  那时候提倡学英雄见行动。大人们做大人的事,小孩们做小孩们的事。做好人好事,同不良风气作斗争,几乎是那个时代所有少年儿童的惯常行为和自觉行为。英雄模范是我们的偶像,一到春节,小伙伴们都把平日里攒下的零花钱带到街上的新华书店里,争相购买样板戏里的英雄年画。杨子荣、郭建光、江水英、李玉和、严伟才、柯湘等样板戏主人公的画像和毛主席的画像几乎家家都张贴在堂屋的墙壁上。那时候还有一种样板戏四色屏剧照,很多家里中堂上的毛主席画像两边,都张贴有。

  还有雷锋的故事,小学阶段我几乎把那本书翻了无数遍,主要故事随口说来,几能成颂。电影《闪闪的红星》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潘冬子的形象从那时起一直深深烙印在脑海里。也就是那时候,希望看这部小说的欲望鼓荡在我那一代小孩的心里。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这本小说,几个小伙伴争相传阅,如痴如醉。

  后来在参加力所能及农活的时候,小伙伴们便不由自主地谈起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竟然惹得大人们也停住了他们的话题,扭过脸来仔细听我们讲述。

  电影自七十年代后基本每个月都能看一次,公社有放映队,定时轮流到各大队放映。那时候经常播放的电影,小孩们几乎能把故事全部情节顺流倒背。本大队放映的时候看,邻大队放映的时候也看,一部电影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再笨的孩子也会把里面的情节和人物刻印在脑海里。

  不知从啥时候开始,队里盖新房的人家在房子竣工之后必然要做一件事情,请全队各家当家的到自家新房里聚一次餐,还要请说书人在新房子里说上一晚上。小孩们是没资格参加酒宴的,但听说书是可以的。大人们坐在屋里,我们便围在窗户和门口,只言片语听一会儿,就迅速散开。在新房子附近空场上,开始玩自己常玩不衰的游戏,直到各家大人反复喊回家睡觉,这才带着不舍之意悻悻而归。

  队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了,只要闲着的人大都会不请自到,主动帮忙。主家委派一人当支客,分派大家帮忙事宜。分派的活都是因人而异,充分利用各自所长,也算是得其所。借桌凳的,借碗碟的、挑水的,帮灶的、端盘的、刷碗的,烧火的,负责分派客人轮流坐桌的,凡所应有的程序都有相应人员负责,一切都井井有序,纹丝不乱。

  帮忙的人在客人待完前是不能吃饭的,直到全部客人吃完饭,才是帮忙人吃饭的时候。每每这时候,大家带着略微疲倦的身体,强忍着早已辘辘响起的肚肠,很快端齐所有菜肴,相互一吆喝,便分坐下来。一阵筷子与碗碟急促的碰撞声响过后,帮忙的人肚子便不再发慌,接下来就是互相说笑着连续喝酒。因为没有了后面客人吃饭的紧促感,大家有的是吃喝的时间。人人都会吃得到位,喝得尽兴。这时候,辈分高能捣戏得着的人便成了大家围攻的重心。常常低辈分的缠住哪个高辈份会喝酒也喜欢捣笑的,一定用尽办法使他大醉方休。

  主人也会在繁忙之后走过来,拿起酒壶或酒瓶,要一一为大家斟酒,感谢众乡邻们的帮忙。所有的人或站或立,绕着手哄哄地对着主人说:你好好歇歇吧,都是自己人,用不着细顾。

  主人也不强让,抱歉似的笑笑,对着大家说道:那就自己来。可要喝尽兴呀。

  大家边吃边喝着,对着主人回笑说:放心,放心,不醉不罢休。主人便在众人乱哄哄的吆喝声中,面带微笑忙自己的事去了。

  这样的场面许多时候会持续到夜幕降临,直到哪一家的老婆孩子来催促挑水吃饭或有其他事情了,大家才带着酒足饭饱后的满足离开酒桌,陆续往家里走。那些喝醉了的,便由年轻人搀扶着送回家里。

  主人这时候会走出来劝留大家吃了晚饭在回,所有的人都会哈哈大笑着说:哪里还吃得了啊,再吃会撑破肚皮的。只留下那些借桌椅碗碟的人,再把所借的家具一一送回原主人家。

  岁月如梭,流年似水。不知不觉间,我即将走进人生老境。然而,儿时乡村的诸多美好记忆,依然恍如昨天盛开的红花,只要随手撷取,即可瞬间到手。我常想,要是岁月赋予更多闲暇,我会逐步用拙劣的笔墨将它们从岁月深处一一拉回,以此作为纪念,留给子孙。

  2019.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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