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自由派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不追求自由和法制，因为没有自由和法制，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彻底，不完整，没有保证。但是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甚于害怕反动势力。因此，自由派在政治上就表现出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软弱和十足的无能。因此，自由派的全部政策永远是模棱两可、虚伪不堪、假仁假义、躲躲闪闪的，他们必须玩弄民主的把戏才能把群众争取过去，同时他们又极端反对民主，极端仇视群众运动，仇视群众的创举和首倡精神，仇视他们那种如马克思形容19世纪欧洲一次群众运动时所说的“冲天”的气魄——《列宁选集》第二卷(上)430页
(62)考察陈映真的生平和创作时，有以下两点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一是陈映真身上鲜明的左翼色彩。比如他青年时期就发起组织马列主义读书小组，并为此像柏杨和李敖那样锒铛入狱。还有他的作品中浓厚的本土意识和致力于揭示“跨国资本对第三世界经济文化和心灵的侵略”的立场，以及他始终不渝地崇拜和学习鲁迅“关怀被遗忘的弱势者”的精神等等，无不彰显出陈映真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怀。其次是陈映真同大陆的密切交往。1990年后，陈映真经常进出于中国大陆，并常居北京，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还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演讲，结交了不少大陆作家，1996年，他还获得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的头衔。考虑到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壁垒和政治互相敌视并未消除的两岸关系，包括作品已经风靡大陆知识界和文化市场的柏杨李敖这些以践行政治批判和民主自由理念的台湾作家都不曾和大陆发生过如此密切的接触，陈映真的行为和姿态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了。
(63)当前中国知识界最真实的情状是，思想取向的互相扼制和对峙，远远大于对一些基本价值观的共识，对话的基础如此脆弱，以至许多冲突性的意见尚未展开，便陷入彼此的敌意乃至心怀叵测的构陷，而难以深入下去。这无疑造成了话语的互相抵消和损耗，最终流于泡沫化。所谓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乃至“极左”“极右”等等，因命名的草率和随意，往往让人们停留于标签化带来的“帽子”效应，而放弃了对其内部的思想机理和历史根源进行细致辨析的努力。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2008年春季，当某些西方国家及其政客对中国西藏问题和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横加指责并设置阻碍时，许多青年学生和海外华人纷纷以集会游行以及抵制家乐福等行动表示抗议，而国内的某些知识精英却无视抗议者的正当权利，摆出一副“世界公民”的高蹈姿态，一味地将其贬斥为狭隘民族主义和“义和团”，从而将自己置于民众情感的对立面
(64)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每一个转折关头，人们莫不都是高举着“思想解放”的旗帜，冲破种种保守僵硬的体制藩篱和文化禁锢，推动社会迈入一个新的历史起点的。从晚清时期的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的 “反帝反封建”和“科学民主自由”口号;从中共延安时期的破除“教条主义”，“反对党八股”，到五六十年代以“九评”为理论标志，破除对苏联的迷信，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从1978年三中全会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的“改革开放”，到延续整个八十年代的经济现代化和文艺现代化，再到九十年代初滥觞至今的市场经济浪潮，中国的每一次社会变革，都得益于思想领域的大开言路。一个社会能否保持创新活力，同思想的活跃程度密切相关。历史已经证明，那种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思想探索设置种种禁忌和堵塞言路的做法既有悖于现代社会的总体趋向，也不利于改革的自我修正和完善。就此而言，近年来自于知识界和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民间思想群体对“进一步解放思想”日益强烈的吁求，既是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奉行“不争论”原则而导致的单极化思维定势的必然反弹，也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强力推行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的直接结果。
(65)今年(2016)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美国民谣诗人鲍勃·迪伦。对于美国的政治和主流文化而言，鲍勃·迪伦是一名不合时宜的异端，并且曾经作为“共产主义同路人”长期受到监视。但中国的某些先锋派和“纯文学”评论家只看到迪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作为“垮掉的一代”和波西米亚式的先锋艺术姿态，却对他异议和边缘的政治立场闪烁其辞、视而不见。这显然是一种选择性的失明和失声。“新时期”之初，先锋派作为异端的力量曾经受到挤压和排斥。相对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坛，他们是敢于突破艺术陈规和思想定见的前驱者，是一种生长性的解放的力量;而今天，他们摇身一变以正统的身份和不容置疑的口气面向文学不断出示各种权威的标准时，却对于新时代的边缘和异端构成了另一种保守和压抑性的力量。边缘和主流就这样发生了奇妙的置换。对于那些当年的异端，这究竟是一种奖赏还是讽刺呢?
(66)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社会主义阵营在全球范围遭遇危机时，福山迫不及待地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了。但几年前，面对新的全球政经变化，他又站出来修正自己当年的判断，声称历史并没有终结。相对于中国许多沉浸于历史终结论幻觉难以自拔的知识精英们，福山勇于修正自我的勇气无疑是值得尊敬的。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流行政治和美学，都不可能是“最后的审判”，当时代为某种神秘意志推动，一浪高过一浪，对历史的逻辑进行有意无意地遮敝、改写或删节时，一种不合时宜的写作，仍然会穿过各种强势和流行话语网络的缝隙，携带着一代人的痛苦体验与沉思，对时代的文化面貌做出有力的修正;无论人们怎样善于遗忘或排拒，历史和个人的真知，都会以某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复活，并且顽强地参与到当代史和当代文学的建构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67)在这个时代，解决内心的问题，似乎越来越没有解决一些峻急的外部问题那么重要了。而曾几何时，我们都认为，内心就是生存的唯一理由，外部世界充其量只是一个遥远的背景，如同舞台布景一样。演员站在舞台中央，仿佛居于世界的中心，舞台的声光明暗都是演员肢体语言的一种延伸。文学也同样如此。只不过作家不是居于世界的中心，而是边缘，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但由于“舞台”的灯光总是聚中打在他身上，他有时候也会有一种“居于世界中心”的感觉。这无疑是一种鸵鸟式的幻觉。其实，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作家这样的“特殊个人”，都深陷于这个世界，所谓中心和边缘都是相对而言。时代宛如一条大河，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朵浪花、一滴水珠。河流的沉浮就是我们的沉浮，我们甚至不可能爬上岸来。这就是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也是人不可逃脱的命运。所以，人不可能摆脱他所处的时代“洁身自好”。一个作家创作上的起起伏伏并不总是一种寻求突破的“策略”，对有些人可能如此，“功名”对他们太重要了，但对我而言只不过是时代的旋流在我身上的回响。在我看来，相对于严峻的时代困境(实际上也是人的困境)，所谓创作转向是否与我以前的写作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根本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当世界和人性面临撕裂和塌陷的时刻，我更看重自己作为一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一个作家的所谓风格和个性。
(68)“理想主义”在这个时代可不是一个让人待见的词儿，在某些人眼里，它往往跟激进、乌托邦和不合时宜等等联系在一起。有时候，它索性就变成了“过气”的代名词。多年前我写过一篇随笔，题目就叫《理想主义者》，现在，我对这个词有了更多的切身体会，在当下，理想主义首先意味着与流俗的事物格格不入，它拒绝哗众取宠，人云亦云。他必须对个人内心的问题和时代的疑难问题作出不媚俗、不趋时的回答。为此，他可能与自己的过去乃至友人分道扬镳，冒犯和挑战既定的文化秩序，乃至被强大的体制壁垒以及周围的人群孤立和排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就是自己笔下的那些个“遗民”和“异乡人”。我甚至不知道是我创造了他们，还是他们创造了我。
(69)之所以出现“精英与底层、知识分子与民众在利益和情感上断裂”，是因为现行的政经体制将人分成了一个个利益阶层和团体。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除了利益的博弈冲突，失却了互相体察、沟通和互助的制度乃至情感基础。在这种情形下，文学的代言功能便凸现出来了。如果作家还是满足于那种原子个人主义式的“我手写我心”，只会加剧社会的撕裂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甚至敌视。人的生存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简单。在我看来，耶稣就是弱势群体的最大“代言人”，你能说他只关心人的灵魂，不关心人的物质生存吗?耶稣的问题是把所有的审判寄托到彼岸世界即“天堂”，而当代还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是少数人)则希望在此岸世界就能够把事情做个“了断”。
(70)在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传统里，鲁迅先生大概是最让我发自内心敬仰的人物。他的伟大不在于他赢得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敬仰，而是他身上的悲剧品格，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鲁迅对知识阶层的批判一点也不亚于对所谓“国民性”的批判。如果说他对阿Q式的国民性的批判多少有些哀其不幸怒气不争，那么他对那些势利、自私和假洋鬼子式的“智识人”的批判，则是一种骨子里的深恶痛绝和蔑视了。鲁迅几乎与他们战斗了一生，为此开罪了诸如胡适、梁实秋、苏雪林为代表的主流知识精英集团，遭到了不计其数的诬陷和攻讦。遗憾的是，即便如此，中国的知识精英整体上仍然没有什么长进。直到今天，鲁迅批判过的那种“智识人”不仅没有消失，其阵容反而比鲁迅的时代更加庞大，调门也更加高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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