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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华:“摸着石头过河”

刘金华 · 2020-05-09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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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石头过河”,指的是在没有桥和船的情况下,过河就得踩着河面上的石头过去,或先用脚试试前面石头的深浅,踏着石头稳稳当当地过,过不去就退回来。这是过水浅的山溪小河的方法。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隔着的,是很深的大河,摸着石头过河,会灭顶的。

  “摸着石头过河”

  2020年1月28日,我发表《抓防疫,稳生产》,认为“有必要提出‘抓防疫,稳生产’。所谓胜利,就是不能让病毒长时期影响社会的正常生活。这是在非常时期进行生产,需要考虑一些非常措施,防止病毒在集中的人群中传播。”

  这段时间,我“一个普通民众,又老了,干不了实事,只能帮忙想一些问题”,对抗疫稳产,写了一些东西,强调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几次被认为是“垃圾邮件”,但实际还是捡起了这些“垃圾”,废变为宝。

  现在情况如我2月25日在《事情将要复杂起来》所说:“冠状病毒基本控制住了,按照现在的疫情动态,大概劳动节前可告胜利。……以后,防疫战争中那种举国一致的简单的对冠状病毒隔离开的工作方式不能再继续,一定要转入正常的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科学治理中。”今天我写“摸着石头过河”,但思考不止于抗疫稳产。

  “摸着石头过河”是一句民间俗语,把它作为国家发展经济的方法。我看到的资料说是,陈云在1950年4月7日政务院政务会议中首提,1951年7月20日,陈云在《做好工商联工作》一文中强调:“办法也应该稳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最早写上文件是农业部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实行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和耕地三三制的伟大理想,必须有步骤,必须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九五九年全国的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不能减的太多。”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摸着石头过河’。”1981年10月国务院《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强调:“实行经济责任制,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领导,要摸着石头过河,水深水浅还不很清楚,要走一步看一步,两只脚搞得平衡一点,走错了收回来重走,不要摔到水里去。”意思都是要“稳妥”,强调先试验后推广,踏实在。

  关于“摸着石头过河”,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说,陈云的“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意思有所改变,重在大胆地“闯”,“错了重来”。

  2012年3月,厉以宁在两会上提出:“我国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源在哪儿?经济忽冷忽热,正是证明了改革没有深化。一个制度内部应有自我调节的机制,能够防止过热和过冷,目前这个机制还没有建成,唯一的就靠宏观经济调控,这就是我们的症结所在。再也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了。中国改革的前30年是自下而上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前30年主要的改革思路。现在水深了,摸不着了,或是摸着摸着又回来了。所以需要顶层设计。”厉以宁否定了前三十年的改革。

  次年,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没有完全接受厉以宁的东西。习近平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栗战书写了《遵循“四个坚持”的改革经验》,对“摸着石头过河”做了肯定性解释。

  现在,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不那么讲了,强调的是“问题导向”。

  学马克思主义的都知道,变资本主义社会为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过渡阶段。如何理解“过渡”,在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中存在分歧,产生了不同派别,提出了不同的“社会主义”。

  “过河”怎么过?从桥上走过去,不叫“过渡”,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叫“过渡”,“过渡”是指乘船划过河。这不是咬文嚼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用“过渡”这个词,形象地表现社会主义。

  马列主义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要被共产主义社会取代,但不会直接产生出共产主义。也就是不能架桥连接,可以直接往来。

  “摸着石头过河”,指的是在没有桥和船的情况下,过河就得踩着河面上的石头过去,或先用脚试试前面石头的深浅,踏着石头稳稳当当地过,过不去就退回来。这是过水浅的山溪小河的方法。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隔着的,是很深的大河,摸着石头过河,会灭顶的。

  从资本主义社会此岸到共产主义社会彼岸,是通过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过渡,渡过后就不再回来,即乘船划过去了就上岸。形象地说,社会主义就是过渡的,它的主体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桨是合目的、按比例、有计划的社会协作生产即计划经济,划桨的动力是按劳分配的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的顶层设计,如他所说,是书本里没有的。对于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要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的关系,工人与企业家的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等等,都没有搞清楚,不可能摸着石头过河,只能“闯”,走“错了重来”的路。所以,厉以宁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水深了,摸不着了,或是摸着摸着又回来了”,符合改革实际。但是他一般地讲“再也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了”,就不对了。我们看到,是 “实行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耕地三三制”,“实行经济责任制”这类改革,应当是可以摸着石头过去的山溪小河。

  当前的抗疫复产,就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首先复产要防止产生二次疫情,急不得;再就是,复产要摸着石头过河,踏实在。

  现在,官方舆论是复工复产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人们对官方数据和宣传质疑。我想,疫情扼制后,复工复产形势会好起来,宣传部门讲大好形势,是树立信心;但是不讲困难,只讲政府的作为,没有讲企业的责任,党员和大众要做些什么。片面了,会使大家松懈,不利于动员全党全国的力量。还有,复产是不是急了点,踏的石头是不是实在?

  改革开放后,外国资金、技术,国际市场,成了中国经济的基石,这几年,党中央就一再讲国际环境“不确定”;今天,特朗普闹着要“脱钩”,事实告诉我们:这块石头是不稳当的。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但不是积极应对,而是十分害怕“脱钩”,成为特朗普攻击中国的软肋。

  改革开放造就了“民营企业”;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另一块基石。但是,“民营企业”一得势,便要排挤国企,要“国退民进”。改革不久就提出“不要老提私营企业只是对国有企业的补充,现在谁补充谁啊?”今天复产,政府还得首先救助它们。

  现在复产踏这两块石头,不谈它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可靠性,提出“外贸基本盘”,“经济基本盘”,首先要垫稳这两块石头,我们减税降息放贷,就是在稳住这两块可能把泛滥的疫情卷走的石头。踏这两块现在还需要垫稳当的不稳当的石头过河,会不会摔到水里?

  再说,减税降息贷款这些手段,在生产链、流通链受到破坏的情况下,能否有效用于复工复产?现在,有人就拿着贷款去抄股、炒房、抄石油期货,没有用于复工复产。结果怎么样?上世纪改革开始,银行大量贷款给民间“创业”,导致经济衰退,全国挤兑风潮。这个经验,我是记得的。

  说这些,不是要愚蠢地丢掉这几块石头,这毕竟是现在改革开放踏着的石头,尽管不稳当。这里,我想建议四条。

  我在文革中管理过企业,那时银行贷款是定向的。比如工厂要贷款买某种生产资料,银行给工厂一份《付款委托书》,相当于信用卡,工厂凭委托书签订购货合同,货到验收后,售货方凭验收单按《付款委托书》上的付款金额向银行兑现。现在贷款也应当是定向的,必须用于复工复产,按实际发生额支付,可监督,可验证。这一条简单易行,立竿见影。不仅确保贷款用于复工复产,而且不用现金流,可防物价剧烈波动,是防贪污防诈骗的有效手段。

  我在2009年5月15日《社会主义的市场调控手段》文中介绍了,文革中一位蔬菜公司负责人告诉我,蔬菜公司是这样解决歉收丰收造成市场供求不平衡的问题:如果遇到歉收,就是从外地购进来补充,避免供应不足,物价飞涨,影响居民的生活;遇到丰收,就调外地卖出,如果调出不了,就收起来做盐渍菜储藏,放到供应淡季去卖,使农民避免增产不增收。我看,这个办法现在也可以用。由国家有关经济部门收购企业现在卖不出去、但是有需求的、以后可以卖出去的产品,或者以这样的产品抵押贷款,如此稳经济,既稳生产,也稳物价,稳生活。

  我在《稳生产要体现社会主义特色》文中提出,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分为生产与流通两个阶段;“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是互相排斥的,……假定有一个资本家按订货生产,因此他在提供产品时就得到支付,又假定支付给他的是他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那末,流通时间就接近于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大规模的生产为前提,同样也必须以大规模的出售为前提;因此是以出售给商人,而不是出售给消费者个人为前提。”所以,把流通的职能集中于一个部门,生产能无阻碍地不停顿地连续进行。资本主义发展实践中产生一个有形的辛迪加代替市场无形的手。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也可以由商务部领头,联合银行组织企业建立辛迪加,作为社会生产、分配与交换的组织,实现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协调社会生产,建立企业命运共同体。

  建议党召集“民营企业家”中的共产党员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身为共产党员的企业家,如何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共产党员本色,领导工人群众,不计利润、不计报酬,全心全力稳定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这是对去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教育的大考,做不了假。

  “稳定外贸基本盘”,只有在中国掌握了核心技术,世界不仅是需要“中国制造”,而且需要中国知识技术时,中国才有稳定外贸的决定力量,而不是新殖民主义经济中受“头脑国家”支配的“四肢国家”。所以,“稳定外贸基本盘”,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化生产体系,而不是维护现在“微笑曲线”的旧世界产业链。

  “稳定经济基本盘”必须发展公有经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不断集中,小薇企业不是社会化生产的基本盘,维持小微企业实质是维护小生产方式。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盘,但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盘,社会主义要消灭城乡差别,不是畸形的城市化。

  长时间来,我们有这样的感觉,中央讲了很多“要”,却很少提出怎么实现这些“要”,少有过河的石头。我在《依靠民众做好自己的事》文中,提出“决策者要从实际考虑复产的立足点,考虑如何复产,复什么样的产”的问题。以上四条建议,是过河可以摸着的石头。

  外贸、大中小薇企业,都是为利润生产,没有利润,减税降息贷款都不能使他们复产。它们可与国家共富贵,不能共患难,“好比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所以,我在《稳生产要体现社会主义特色》文中提出,“从为利润生产转到为人民生产、从依靠企业主转到依靠工农大众,走依靠劳动人民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都是靠工农大众。这是最可靠的基石。

  习近平提出“理论自信”,许多人不断重复,但是敬而远之,并不实际去彻底理论,因而不能说服群众,不能转化为物质力量,还常常是“挂羊头卖狗肉”,“南辕北辙”。

  请理论界和决策者认真考虑我在《辩证地对待危机》提出的:“形成分工合作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前导、大企业为龙头、中型企业为骨干,组织带动众多小企业协调发展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层次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发展精细农业,治山、治水、治荒漠,开拓资源,美化环境,拓展人类生存空间,提高人类生存条件……新的社会生态产业,……建设亦农亦工亦商的工农商学一体化的新农村。”通过社会化大生产体系新农村,建设生态产业。这是新经济纲领。生态产业是内容广泛深刻的“新基建”,它不仅营造经济发展的生态,同时越来越注重于营造自由人发展的生态。这是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

  最近,习近平提出“西迁精神”:“‘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百度说“‘西迁精神’是在1956年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的过程中,生发出来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从我是逐字敲出“西迁精神”,可见不是热词,还没有为人们认真思考。我想,“西迁精神”应当是现在发展中国的大战略。就当前稳经济而言,发展西部。需要大量人力物力,需要就是市场,是复工复产大有作为的地方。发展西部,构建中俄主导的新兴国际市场,不能老是“孔雀东南飞”。

  还有农田水利建设,这是投入可以产出的,不是重复无效建设。

  ……

  我经常议政,有违古言“力微休负重,言轻莫劝人”,但现在是人民民主新时代。

  刘金华2020年5月5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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