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与非：人说“好人”祁同伟 “好官”孙连城
作者：向晴、观澜、季琼（主笔）
《论据与事实》国内外时事评论组
2017年播出的《人民的名义》在今天仍然热度不减，网络上的讨论也是不断，其中关注度最高的还要属“祁同伟”和“孙连城”。二人都是剧中塑造的反面官员，一个走向歧途、一个庸碌无为。但网络上的延续很多至今的讨论不是对二者的批评，而是对二者赞扬，例如照顾亲友的好亲戚祁同伟、不贪不占的好官员孙连城，更有人在二者身上添上出身和派系的标签，将二人塑造成为可怜的牺牲品，剧中反腐的战士侯亮平、田国富成了得志小人。
关于祁同伟和孙连城的是非问题不值得困惑，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黑中有白点它也是黑。产生奇怪现象的不是什么不懂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简单来说就是你个人不是被套走股份的大风厂员工，你不是被孙连城敷衍的群众，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的感同身受，你不会为别人的苦难去责难他人，真正的是非是什么又有什么所谓。但这是政治的是非啊，你今天耍小聪明立的杆子，有一天就可能砸在你头上。
政治的是非必须坚定立场，那么就产生了新的问题：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又是政治上的是与非?
笔者的回答是不知道。拿两个经典的问题举例子，一个哈佛大学火车变轨问题，一个美国大选。
火车变轨问题，正在行驶的火车正前方有三个人，如果变轨避开破坏规则的他们就会撞到另一个轨道上无辜的一个人。无数人给出过无数理由解释，我们也不能说谁是正确的。这三和一的选择，不论司机选择了什么总会有一半的人去替司机的行为背书。问题的第二步把三个人扩大到十个、百个、万个，司机又会是什么选择。大多数人和司机心里的天平其实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即使司机不去思考利弊得失，仅生理上的应激反应也会对变轨杀一更有力。
这个问题其实怎么选都行又都不行，就像前面说的是与非“我”不知道。这就像太极的阴阳两极，可能的无限性使得两极相生旋转，我们无法确定一瞬的黑白，无法知道什么是是与非。
说到这好像与第一、二段评《人民的名义》的是非有些矛盾，不知道是非又如何去评价是非。笔者前面说的是“我”不知道，但不代表没人知道。
第二个例子美国大选，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候选人确定之后，美国的选民会经历一个这样的阶段。对选举关注度不高的选民会选择一个自己知道的候选人，这就是很多专家说的有些选举并不是选贤，而是选我知道谁。希拉里也说过自己输给特朗普就是因为不熟悉网络，没能让人认识她。对选举关注高的候选人会从各种媒体上获取信息，来综合评价，给好的候选人去投票。如果不考虑利益集团的利益纠葛问题，美国大选本质上就是一场两党的信息战。两党给自己候选人制造了大量的正面信息，给对手制造了大量的负面信息。并通过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对选民进行全天候轰炸，面对着信息爆炸，普通选民甚至精英选民都没有足够的信息处理能力，不能辨别真假和分出优劣。除了输出信息，获取信息也是两党信息战的重要内容。《纸牌屋》第五季中，共和党候选人就通过与“波利跳”元搜索引擎公司合作，获取选战中选民的搜索信息，以确定其喜好，方便精准有效制造和投放信息。当两党在信息的全流程技术手段和资金都充足完备的情况下，选民个人对于候选人优劣的评价就产生了极大的随机性，选举结果也就有了不确定性。
在混沌之中，掌握大量资本的利益集团、科技巨头、信息公司和国家机器是有能力通过技术手段获取正确的信息。也就是说在中国，我们不知道的是非，党和政府知道，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相信政府，相信党”。大多数人在生活中没遇到过像祁同伟这样的坏分子，但他真真切切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党要反腐批露他们大众才能知道其真正的好坏，我们才知道这具体的是非，要不然一些演技高超的官员可能还受着人民的爱戴。到这很多人觉得经过这么多的过程，得出这一结论极其可笑，比写那些党八股的还可恶。其实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从婚缘家庭到国家产生，社会结构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个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但其主体意义的实现仅靠人自身也是不可能的。
关于在中国信任谁的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以阿里巴巴为例，阿里巴巴近年在公益和环保事业上所做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相关一些项目的公信力实际上比政府方面要高，大众中有一些言论是希望这些公信力较高的企业去代替一些政府职能的。今日阿里巴巴所做的这些，不少人认为与马云个人的眼界和胸怀分不开。但当这一类非国有企业代替政府必须职能之后，像马云这类的人物能一直掌舵吗?谁能保证他的接班人和再接班人能追求社会效益。一个企业的制度构建本质取向绝对不会是追求社会效益，可能有个例，但绝对不是真相。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制度趋向与长期以来各届领导集体的政治惯性都是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实现的，可能有反复，但绝对不会是常态。活着的东西不如死的东西值得信任，无论政治家或者资本家怎样说，制度构建所体现的利益趋向是不变的。
其实像对于祁同伟这一类人的不正确认识，早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大众中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局限于生活中的小圈子，而今天互联网深刻改变了大众观点的传播力。前段时间郑永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也许最该担忧的是文化堕落》，文章中存在一些偏见但总体还是写实的。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劣质文化淘汰精英文化”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产生之前，愚昧因素没有工具把自己呈现出来，更无法成为社会主流。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媒实际上是精英传媒，是精英通过这些传媒把自己的观点传播给大众。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把此彻底地倒过来了，现实是大众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把他们的观点传播给精英。”
文章中所提到的现象在“抖音”表现得最为明显。“抖音”这一类的社交媒体在彻底改变传统传播力和传播途径的同时，还使得普通的大众传播者和获得者产生了虚假自主性，他们认为一些观点的分享和信息传播增进了自身的认识，通过使用软件变得“睿智”“自主”。文章中的描述是“中国社会的一些方面，似乎又回到了近代之前的文化氛围”。存在一部分人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新现象看作是“民智觉醒”，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运动相比。
但近代中国的启蒙是同时尊崇“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今天的氛围中可能只有民主。而且大众口中的民主也不再是百年前的“西式民主”，是大众自身认为的“社会主义民主”。关于追求大众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曾经走向了极端，走向了一个全无是非的时代。
郑永年描述“今天，尽管中国式的民主之路还在找寻，但科学早被接受。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意识形态便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演变为一种信仰，甚至被一些人视为走向了极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然而，在中国这么藐视科学的文化里，这种‘极端性’里面也隐含着非常的理性。一旦放松警惕，大众文化中的愚昧部分就轻易沉滓泛起，很快蔓延开来。”
我们今天不讨论这其中的偏见，只说关于“科学”的现实。文中说的中国对于科学有着非常的理性，并没有明显的放松警惕，那为什么愚昧会泛起?因为以往的那把锁，只能拴上以往的门。在互联网技术普及和社交媒体流行以前，中国的文化教育、宣传统战政策主要依赖理论大框架和顶层设计。当时信息流通能力有限，非常具体的价值问题很难成为社会问题，当时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规划是可以“把握”住科学的。而今天具体价值问题在互联网上汇集，具体的是非都直接关系到科学。而中央领导层以外的政治精英对于这种新形势的适应缓慢，具体理论部门对于新问题的回答不能做到及时有效，这就造成了大众文化中科学土壤的流失。
也是前端时间，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对餐饮中的行为定是非。实际上，这类政治性倡议对具体的价值问题的治理是极其有效的，“微博”“抖音”上一些博主对餐饮问题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可以被科学管控的。
如果大众价值上孙连城是好官，这种意识形成主流，那社会就无望了。“来谈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当是之人为颠倒是非之人，而如若没人愿意舍弃迂腐敢于去做是非人，去辨明是非，那么是也会是非。谎话说一千遍就可能成为真相，没人去争辩的话，百年后的史书上，孙连城就可能成为官员的典范。“来说是非者，并非是非人”，并不是说有一千篇肯定中国发展成就的文章，就应该有一千篇否定中国发展成就的文章，这种好坏参半不是客观。说是非，是中国的发展成就的客观存在说明了是好大于坏，总体来说应该肯定，应该为是。任何人都可以写非，也可以写是。宣扬是也并不是为了打压任何批评的声音，而是为了事实的“科学”，是非的“科学”，并非所谓的“洗脑”、“逢迎”。
当下的中国在大的方向上没有什么错，在具体的价值问题上需要一场大规模的拨乱反正。这是一场需要党领导下全民参与的事业，在当下可能还会被污名化为“二次文革”。路途是艰辛的，前景是光明的，我们期待一个是非公义让人满意的时代。
[1]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中国也许最该担忧的是文化堕落》原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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