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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统治阶级玩弄知识分子?

陈俊杰 · 2020-10-1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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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都有好有坏,谁玩弄谁都要就事论事。

  陈俊杰:统治阶级玩弄知识分子?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总结统治阶级控制人民的手段有哪些?

  “百度知道”网友“余生还很久远”认为,封建社会统治者在老百姓的概念中似乎就是皇帝,其实皇帝只是地主阶级利益集团的一个代表。皇帝若只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他身边的或能接近他的任何人一刀或一拳就能将其劈死、打死,推翻哪有那么麻烦呢?皇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益集团成员个个都能得到各自的利益,他们自然要努力维持这个集团——皇权。利益的分配,当然是地位越高得之越多。比如皇帝最多,以下按级别与手中所握权力逐步分派,就连衙役、军人也比老百姓过的好一些,这样统治阶级就安全了。当然,直接参加生产的劳动者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商品资源其实不是他们自己所有,更多的是为了提供利益集团享乐之用,也就是直接参与商品资源生产者们始终是处于被压榨一方。所以皇帝需要的是‘知道忠诚于皇帝,把皇帝抬的很高的人。’(注:以下皇帝均指代利益集团)至于贪污,那没关系,因为皇权的存在就是为了便于大家利益共享。官员假如都特清廉到不要基本收入之外的额外利益,那么他们当官的目的就不是来成为一个既德利益者,而是要站在公理一边讲话。假如满朝文武都如此,那么皇帝的许多特权就会被限制住了,而此时皇帝充其量真的只剩下一个人,假如没有满朝文武同流合污而产生的皇权支持,恐怕皇帝真的不比一条狗强大多少。所以腐败与当权者的利益是维持其专制的第一动力, 而不需要清一色清廉的官员。那么维护其专制统治有哪些主要手段呢?

  第一,既得利益集团对加入集团人员的挑选。一是利益集团内部人员子弟,俗称官宦子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第一就是要团结,而能产生本能团结的非家人莫属。他们要受最好的教育,教育是提高人素质最重要的因素,而保持既得利益者的高素质(俗称精英),又是维持专制统治的关键一步。因为既得利益者们人数再多,也不可能比老百姓多,毕竟是少部分,如果要维护统治,就要靠这批人比一般老百姓有更多知识、更聪明、更智慧才行。话说回来,把自己变聪明来统治大多数人,只是他们的愿望,为什么他们总是被推翻呢? 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安逸,没心思也没有实践经验去琢磨统治,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早晚被推翻。二是科举,无论任何考试,能胜出的总是比较优秀的人,科举虽然枯燥,但能名列科举前列者也不会是傻子,这种人也能成为既得利益者。虽然没有血缘,但能靠利益与感情拉拢。而且科举另外一个更重要意义是:引导老百姓想的是如何加入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其中的利益者,而不是如何推翻既得利益集团。明清两代很多知识分子批判科举考试与八股文,可朝廷就是不废除,练习好八股对于日后的治国安邦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能训练你的思维,使你以后知道什么是顺从。把全国青年的精力都放在一些没意义的东西上,国家自然安定的多了。虽然能考到名列前列者的人可谓是珍稀动物,但不用冒生命危险,只要足够努力,就有希望。何况还有秀才、举人之类的,一般人只要努力,也能得个安慰奖,这才导致了那么多好青年把青春扔在了学习八股这种荒唐的东西上。三是其他社会里有才能、有影响的人士,比如军队里的将才、大商人、大学者,这些人也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很有威信与能力,虽然不是科举出身,但拉拢一个就等于拉拢了一大批人以及社会舆论,所以他们对于统治也很有重要性。

  第二,丑化有威胁的任何组织。在古代人治理国家的思路上,虽然满口仁义道德,但本质上是没有正邪的。只要是对统治阶级的利益产生威胁,无论对方站在什么立场上,都必然被视为洪水猛兽。如果威胁来自于内部,那么对这威胁势力的定性必定是邪恶的,专做蒙骗百姓、杀害良民勾当的组织。如果威胁势力来自于异邦,哪怕是对方打着民主自由旗号,也要妖魔化为邪恶的侵略者,都是拿着大刀企图杀光我们国家的人、抢占我们国家资源的侵略者。这样有两大好处:一是老百姓普遍不了解真实情况,知识结构也注定了他们的盲目,一旦相信统治者们的评定,能更加团结在统治者周围,并且还会使老百姓对统治者报有救世主心态。二是邪恶化这些威胁势力后,其更加难以攻进我们的堡垒,使统治进一步坚固。当然,这种丑化方法还有变种,假如现实中没有威胁势力存在,那就把没有今朝统治者的前朝,老百姓所生活的日子形容的暗无天日,或把异邦丑化成老百姓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方法都能达到蒙骗百姓、使之心怀感激的接受压榨而维护以皇帝位核心的利益集团的统治地位的类似效果。

  第三,专制统治的运作。既得利益者们成功组成后就要运作。一是教育,从小教育孩子们‘皇帝至高无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三纲五常,忠君爱国是第一道德标准。’让每个小孩都知道‘要顺从’,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长大,对强权顺从深入人心。这样就能造就一批迂腐不化的顺民,稍微控制一点舆论环境就行了。迷信教化也是一种教育手段,它会告诉人们,人的一生是天理注定,你的苦、你的累、你的受压迫是命中注定,只有现世要做个好人,不能有非份之想,下辈子的人生就能有所改观。这种种教育思想就是要让百姓做个顺民,再受苦受难也不要归结到既得利益集团的身上,这为专制统治能得以稳定维持在百姓的思想观念上打下了基础。二是利益联盟,只要是专制就必定是一少部分人欺压一大部分,这种结构是完全不合理的,目的性就是错误的。皇帝的目的是全国人供养,崇拜他一个人。官员的目的,就是除了不得罪皇帝,自己能得到到最多的财富及其它自己想要的东西。衙役的目的,就是经常收点贿赂,给自己安个漂亮舒适的窝,置办一份产业,当然也希望自己哪天也能成为官员。所以这个利益集团一旦开动,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想争取利益最大化,其贪欲就像无底洞。古代生产力弱,没什么工业,以家庭生产为主要单位,没有形成社会化生产,百姓基本都是农民与极小部分小商人组成,老百姓根本负担不起越来越庞大的无底洞,所以底层的人都很穷很穷,老百姓想的是怎么交租子,怎么躲避交租子,最后弄的民不聊生。而既得利益者们所想的不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与创造社会价值,也不是想着如何让国家更文明,更发达,而是如何压榨老百姓。所以,国家的发展总体上速度很慢,甚至是进进退退、朝代更替使得社会发展几乎是停滞不前。三是军队等暴力工具,古代都是冷兵器,武器杀伤力小,所以革命还是相对容易些。假如把老百姓惹急了,有几个人起头让铁匠打上足够多的刀枪(或干脆铁锹锄头也行),再训练上众多的农民,就能与利益集团正规军能打得火热一阵,拿下几座城也不成问题。所以古代利益集团还是很心虚,饥荒什么的,经常来个罪己诏,这不是他们开明,懂民主,而是他们心里多少有恐惧。随着武器的不断改进更新,统治的难易度也随之变化。唐朝维持统治,比清朝难的多。因为到了清朝,就有热兵器(也就是枪炮),北京有个火器营,是某王爷的火枪队住的。所以腐朽的清王朝,居然也能在中国大地上专制统治270年。专制统治的瓦解导火索还是靠更强大的火器——外邦。外国人不来还能继续统治下去,没有另外势力的武器能从内部推翻他们,所以中国封建政府都只怕外敌而不怕内患。清朝政府的火器能保证不被内部推翻,但无法保证其不被外敌推翻,尤其是被外敌牵制住,内部再出大乱子,就很危险了。民国政府也是如此。事实也证明,这两朝近代政府之所以被推翻,都是因为外部侵略。一个是欧洲列强,一个是日本人。遭受外部入侵或外部牵制之后,政府忙于处理,国内就会有人蓄足力量,宣传思想、屯兵买兵,其结果肯定被推翻了。从古代封建社会时期看,换代的过程看似利益集团被推翻,其实这集团只是换几个人再换个名字罢了,其本质上完全是一样。近代的清朝与民国政府,是外邦牵制而后内部生变才能得以扩大化,最后也改朝换代。所以历史以来利益集团怕的不是老百姓,但都极其怕外患。洋人不象老百姓这样,在强大的武力面前会妥协、会顺从、会跪着求你,甚至通过利益集团的舆论宣传导向会在心里还是拿你当亲人看,而洋人同样是手握武器。甚至武器不需要很厉害,象匈奴、女真这样的小小外邦也能把巍巍大中华搞的鸡犬不宁。只要没有外患,内部矛盾都是能安抚,大部分人是不会反的,就算反也只是以卵击石,何况武器越来越先进。在武力斗争毫无取胜希望的境况下,毕竟愿白白送死的人是不多的,这是人的求生本能。利益集团更多时对内是不会动用大规模武力,采取安抚的方式更多,怎么安抚呢?很简单,稍微节省一下集团内部开支抽一点蝇头小利给百姓,或灭几个平时看不随眼的或大或大贪官,搜出的钱就能保证老百姓的基本权利了,而且大部分百姓还会对既得利益集团感恩戴德,高唱一番赞歌。如果是唐宋就要复杂太多了。首先,古代武力不强,只要你利益集团得罪了太多的人,是存在不了多长时间的,比如早期的纣王、杨广等等,会被另一帮人取代。甚至农民也能挥舞着与你一样的武器——长矛大刀,与你闹腾上几年。在此情况下,那时清官也就产生了,官员里是允许存在一些真正的好官,比如包拯、海瑞等等,他们能成为很好的正面典型,给老百姓留个希望,也算是一种安抚。所以当时出现一些清官也是由于历史环境所造就,清官有他们存在的空间与价值。但这一切不是建立在唐宋既得利益集团的仁慈上,而是越古越廉,因为越古则管理伎俩与制度越不完善,国家机器越弱,大禹时代如果谁贪污并被众人知晓,被庄稼汉当场一耙子打死也很有可能。那时的法律就是群众的公共价值观,大家说他没罪他就没罪,再回头想想,是不是有点象当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体系呢?古代衙役(等于现代社会的警察)人数越来越多,说明社会稳定基础在恶化,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持专制统治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只能扩充武装暴力工具,使之有足够的暴力采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镇压来自于各方面的不稳定因素。

  以上就是古代统治阶级蒙蔽百姓而换来专制统治能沿续无钱多年的最惯用的权谋手段。利益集团就算改朝换代,就算新皇帝有崇高的人类理想社会思想,只要大框架下专制的政治体制不改变,那么只不过又是一个政治兴衰轮回罢了,对于政治文化不会起到哪怕是一点点的进步作用,只可惜了为这个轮回而充当炮灰的无数条牺牲的生命。也许在当朝时皇帝们为了安抚人心,帮皇帝们夺取统治地位所牺牲的人们可能会被封为一个虚无飘渺的名称——英雄,但当再一个轮回时,有几万分之一的希望人们还会记着的只是你的名字、身份与经历,可已不再是英雄,因为又一批帮着当朝利益集团夺取统治地位的英雄们产生了。

  “天涯社区”网友“觉醒你个头”认为,有种流传甚广的观点是:知识分子数千年来一直都受到统治者的迫害与打击。“为了达到自己家天下,传万世的目的,掌天下专制之大权的始皇帝最想让臣民丧失犯上作乱、取而代之的思想与能力。”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会举出很多例子,如“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科举考试”,“八股取士”。“正如被阉割肉体的人不会产生性欲的冲动,被阉割了思想的人怎么会产生思想的冲动呢?两千多年来的思想阉割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矮化与活力丧失,最终导致了全民的愚昧。”(见《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被阉割的历史探索》)。也就是说,“统治者的肉体消灭与精神阉割”不仅摧残了“知识分子”,更摧残了整个民族的心智,还要为“全民的愚昧”负责。还有一些文章举出“屈原(我们过会儿会着重说他)、蒲松龄、曹雪芹等等的生活境遇则更加糟糕。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要想生存就只有做"御用文人"。”接着话锋一转“最喜欢一个人思考,一个大脑代替全部大脑的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他老人家通过一个叫“文化大革命”的现代文化大阉割,确实使全国十几亿人的脑袋成了一个思想。他老人家非常聪明,知道饭碗的对平民的价值,于是控制了全国的饭碗。听话吗?给你一个铁饭碗,不听话吗?你连个泥饭碗也没有?因此,可怜的中国人为了饭碗,为了生存,自觉的阉割了自己的灵魂,于是,文化的革命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功。”(见《精神太监和太监文化》)“屈原、蒲松龄、曹雪芹等等的生活境遇则更加糟糕”都是因为他们不做御用文人的结果。特别是毛伟人才是迫害“知识分子”阉割学术愚化民众的罪魁祸首。

  屈原这个人在众多文艺作品中向来是个高大全的正面形象,为楚国的富强费尽心机鞠躬尽瘁,性情刚直不阿,因此得罪了靳尚、子兰、郑袖等奸邪小人,还有秦国张仪暗中捣鬼,被昏庸的楚怀王流放,最后悲壮的自杀殉国,他的精神激励着后来的爱国者。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能代替生活与事实。真实的屈原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屈原的身世沉浮是楚国国内“连横”“合纵”两种国策之间斗争的结果,就像英国张伯伦与丘吉尔的去留,是国内外局势所决定的。秦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基本完成了改革,奖励耕战,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加强中央集权,国力极强。而其他国家的改革都太晚,实力的对比造成他们不得不向秦国倾斜,也就是“连横”。即使改革成功,比如赵武灵王改革,也因为改革力度、国土人口综合国力的限制难逃灭亡的命运。另一方面,六国的制度相对于秦国是十分落后的,改革不彻底,必然被历史淘汰,这属于历史趋势,不可抗拒。屈原富国强兵的主要途径也是改革,但改革失败了。成功的改革有商鞅变法、张居正改革,等等。商鞅变法时得到国君全力支持,割掉太傅公子虔的鼻子,对反对派实行恐怖政策,虽然他后来惨死于反攻倒算,但他的改革是成功的;王安石变法前期,在司马光等人的拼命阻挠下失败了,王安石隐退,后期宋神宗亲自主持改革,对反对变法,甚至散布反对言论的行为也不放过,比如苏轼因为被告了黑状,涉嫌反对改革而被流放,差点掉了脑袋,按某些标准也可认为是一起“文字狱”。平民出身的大才子张居正,得到了皇太后、太监冯宝的支持,他本人也是政坛老手,擅长坑人,逆我者亡,整倒了高拱,几乎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新政改革,明朝的财力国力大大提升,史书上尽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类的肉麻词儿,他本人也享受了荣华富贵寿终正寝。改革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特别是强势集团的利益,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改革要想成功,就要求改革者有足够威力的手段与足够灵活的手腕。而屈原一度受到楚怀王的信任与支持,但他的性格与能力却没能令他成功。一个是手段不够坚决,对反对派没有任何有效的打击;另一个是不懂得妥协,不懂得玩弄政治手腕巧妙的干掉政敌。作为政治家,他的刚直不阿并不是优点,反而是致命缺陷。说白了,屈原这个人,志大才疏。屈原是个有远大抱负与决心的人,但因为国内外形势,及其个人的性格能力的限制,改革失败,最后成为楚国统治集团及其代表的落后制度的殉葬品。所以,屈原的遭遇是历史发展自然淘汰的结果与他是否“做御用文人”没必然关系。

  在维基百科中,“知识分子”“是指运用其智力研究、反思与推测、提问以及回答有关各种不同思想问题的人士。智力劳动者的统称。”百度百科称:“目前,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领域,是国内通称“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有些人把屈原列为“知识分子”之中,按这种标准,屈原做过大官,还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属于王族,应是“残暴的统治者”当中的一员,怎么可能是“知识分子”呢?百度百科中还有一句“在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哦,原来古代官僚阶层才属于“知识分子”,不做官的就不是“知识分子”了。那么蒲松龄、曹雪芹就不是“知识分子”,而司马光,张居正才是“知识分子”,但司马光、张居正受到“迫害”了吗?光看见他们迫害别人了,比如迫害王安石,比如迫害了前内阁首辅高拱,比如迫害皇上,动不动就把万历皇帝臭骂一顿,包括秦桧、严嵩之流。

  其实“知识分子”是个舶来品,各国各地区的概念都不相同。何为“知识分子”?第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不管是上学堂还是家教自学,反正总不能是文盲。第二, 知识领域包括诗歌小说戏曲等各个文学体裁,还要经常发表政治主张,就是不能包括科学,要是像沈括张衡那样的就是科学家,就不是“知识分子”。第三,对政治报有万分浓厚的兴趣,不管自己有没有那个能耐,以便日后获得足够的挫折感与被伤害感,如杜甫。第四,也能是政治方面的成功人士,能当一阵子官儿,但一定要不得重用或被贬,最好被杀,特别是被皇帝杀全家,要是像霍光那样连皇帝都敢废的,就算有再大的学问,也不是“知识分子”。第五,更不能是打天下的首领,比如曹操,管你什么“建安风骨”,得了文学大奖也不能是“知识分子”。所以,郑和不算“知识分子”,尽管是伟大的航海家,航海知识十分丰富,不符合第2条;朱元璋不算“知识分子”,尽管自学成才,每天都要看书学习,不符合第5条;屈原是“知识分子”,符合第3/4条;张仪不算“知识分子”,不符合第4条;司马迁是“知识分子”,符合第3/4条;霍光不算“知识分子”,不符合第4条;苏轼是“知识分子”,符合第3/4条;司马光不算“知识分子”,尽管他是《资治通鉴》主编;方孝孺是“知识分子”特别符合第4条。姚广孝不算“知识分子”,尽管他是同时代大学问家,但他是辅佐永乐的“黑衣宰相”。即使他们的才学文化水平差不多,但掌权的就不是“知识分子”,想要掌权而没掌权的就是“知识分子”;成功的,能废皇帝的不是“知识分子”,失败的,穷的吃不上饭的才是“知识分子”。有了这种标准,所有的“知识分子”必然是悲惨的的,因为不悲惨的知识分子都被后继者蓄意过滤了。

  按走资派知识分子的说法,中国几千年的时间,“知识分子”一直在受到迫害与打击,比如焚书坑儒,罢挫百家为尊儒术,科举制度,八股取士,铁饭碗等等,令中国的发展大受影响,直接导致了“全民的愚昧”。那么请问,既然如此,为何中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走在世界个文明的前列,成为世界上最为富庶先进的发达国家?焚书坑儒说:先是焚书,为何至今我们仍能看到诸子百家的书籍,没有失传?至于坑儒,看看《史记》就知道原来是“坑术士”。“功高莫过秦皇汉武”,秦国扫灭六国是先进制度淘汰落后制度的历史必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毋庸置疑,“汉承秦制”说明其制度的合理性,儒生提倡“先王之法”有背历史潮流。秦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急功近利,滥用民力以及继承人问题,与焚书坑儒没有直接联系。罢挫百家,为尊儒术说:请问所谓“百家”真的有一百家吗?我们现在能说出的也就屈指可数。“百家”的消亡是历史淘汰的结果,能延续发展的就那么几种。道法儒已架构起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精神体系,只不过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侧重。科举制度说:相比之前的士族特权阶层养尊处优,腐化堕落,科举制度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人事制度,大量平民出身的优秀分子得以成为国家栋梁,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比如很多名臣:房谋杜断,姚崇宋景等等,使唐代之后的中国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八股取士说:知道八股文的来历吗?朱元璋有一次临朝听奏,刑部主事茹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说时务,朱让人读了很长一段也没有听出讲的是什么。一怒之下,下令将茹责打了一顿。后来又让人继续读,读到最后才涉及正题,所提几条建议也还可行。他一面向茹道歉,一面下令纠正浮夸的文风。看来八股文与其说是蓄谋已旧的阴谋倒不如说是为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无奈之举,比起纵容浮夸文风,它在一定时期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看到,八股文盛兴的明代,无论初期后期,依然有大量优秀政治家出现,仍然有大量名臣出现——著名的“三杨内阁”,于谦,王守仁,徐阶,张居正,孙承宗等等。铁饭碗说:如果说毛泽东依靠铁饭碗来控制了全国人民的大脑与嘴巴,请问在他之前近代中国人有过可靠的饭碗吗?美国人分析1949年前中国每年光饿死就有几百万,老照片里北京城中每天都有倒毙在街头的穷人。水旱灾害,失地流民,城市失业人口,强盗土匪,官僚腐败,膨胀的人口面对着落后的工农业生产力让中国人迫切的需要铁饭碗,可能坐在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们并不太知道这个事实。毛泽东是不是知识分子?1927年以前他是个耍笔杆子的,时事评论家,社会活动家。当时很多与他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比如梁漱溟,都想用自己的意志来改造社会,但真正敢于走出书房付诸实施的寥寥无几,他们的意志,思想,大脑与嘴巴是无法让中国人端起饭碗的。“知识分子的功能既然在解释外在世界,自然总是倾向怀疑与批判,他的想法与看法与社会现状总有距离。没有一个现实社会是圆满的,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对社会现状不满足,总是批判他身处其中的社会,总是企图按理性与自己的理想改造或改良社会。这也许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由于这个形象,他们被浪漫地认同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的不如意主要是他们的理想主义与实际的距离太远,缺乏实践经验,又十分固执的结果,是自身固有缺陷使然,是理想主义作用于社会现实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比如曹雪芹,自视清高,不懂得同现实妥协,不愿给权贵做画师,又视务农做工经商为下品,一直处于下岗状态,贫困是必然的,他既蔑视权贵又蔑视劳动人民,绝非100%值得学习,自己造成了自己在夹缝中挣扎的状态。无一例外,知识分子按自身理想改造社会只能沦为黄粱美梦。

  把“知识分子”批判讽刺一通,把“社会的良心”说的千疮百孔,是不是“知识分子”一点用处都没有呢?前些年,一个大学生为了救出掉进粪坑的老农,自己淹死在坟坑里,引起了一场争论:到底这个大学生的行为是否值得学习?有一种说法我很认同,他的行为让我们明白了舍己为人的精神,为社会做出了精神方面的财富。比如“知识分子”屈原,他虽然志大才疏,虽然回天无力,但他与祖国同命运的精神以及壮烈的殉国激励着后来的仁人志士与爱国者。再比如谭嗣同,本来有机会逃走,但为了警醒世人,表示自己为国献身的决心而慷慨赴死,被探索救国道路的后来人所敬仰。虽然能力有限,虽然稚拙,憨直,他们完全能用伟大来形容。一个民族如果全都是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人,是悲哀的。他们的确是社会的良心,只不过单靠良心是办不成事的。另一方面,很多“知识分子”的最大社会意义在于知识与思想的产生与传承,正是有着他们的存在与他们的成就,那些实践者如李世民、朱元璋、孙中山、毛泽东之类才会获得丰富的思想理论来用于社会实践,否则任何革命都会盲目。最后,他们的思考与言论也能起到一定的探索与警示作用,尽管这些思考与言论很有可能不切实际,与现实脱节。比如孔子思想充斥着安宁,秩序,文明的理想主义,在春秋战国期间自然无法实现,但到了汉朝以后部分的得以受到重视,成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剂;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也成了历代帝王耳熟能详的教诲,其中有些如唐太宗也附和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推行了很多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

  既然“知识分子”受迫害的理论如此漏洞百出,为什么流传甚广,妇孺皆知?一方面是革命时代的剩余影响:所有古代的帝王将相都是大坏蛋,与他们唱反调的,被他们扁的都是大英雄。另一方面,任何流传甚广的段子都迎合了一些人的口味。比如很多人闲得没事儿想看外星人,于是ufo的报道一度十分红火;为了迎合没老婆的王老五,就有了《天仙配》《白蛇传》《第一百零一次求婚》;为了安慰社会上众多不得志的猪八戒,就有了《春光灿烂/福星高照/喜气洋洋猪八戒》……为了迎合众多不怎么会写诗却如杜甫一般悲天悯人的人,众多没写过什么小说却如曹雪芹般愤世嫉俗的人,众多没什么大学问却如苏东坡般不得志的人,不敢跳河却如屈原般愤愤不平的人……这种人什么时候都是很多的。过去能识字就很不错了,读完中学就算小知识分子了,现在多数老百姓够得上过去“知识分子”的标准,旧时代“知识分子”的缺陷也在很多人身上显现出来,对问题一知半解,自我感觉良好,眼高手低,愤世嫉俗,认为自己没有得到重视等等。本人也有一段时间是这个样子,这是现在青年人普遍的问题。过去文人相轻,现在网友也相轻。bbs里指点江山奋笔疾书,现实中一文不名一事无成,自己的观点必须100%正确,容不得不同意见,对于一些不知出处的文章,要么深信不疑,要么讽刺谩骂。上网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娱乐还是斗气?为了学习提高还是固执己见?就算是在辩论中占到了便宜,你也输掉了很多宝贵的时间。

  另外,知识分子又可分为大知识分子与小知识分子。“百度知道”网友“司空摘星1981”认为,小知识分子通常只看到了统治者会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甚至残害人民,只看到了统治者的破坏力。大知识分子却看到如果人民被煽动起来,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想想这几个月香港发生的事,还有去年法国的黄背心,还有远一点的五月风暴。还有一点,纳粹是怎么上台的,是德国民众用手里的选票把他们送上台的。所以有什么样的民众,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政府,就好像民粹的抬头,造成特朗普上台一样。所以大知识分子才会更警惕民众,更注重引导民众。网友“血刃流”认为,小知识分子被统治阶级,当然有受害的妄想症,高不成低不就,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统治者的权力既然与他无关,当然越少越好。大知识分子就算不在统治者一列,也是统治者天然的盟友与潜力股,当然与民众这种盲从的“乌合之众”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甚至被民众仇视与怀疑,当然担心民众搞他。无论大知识分子还是小知识分子,其实都不是什么好人!

  至于“臭老九”,“臭老九”早可见于赵翼《陔余丛考》:“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榭枋得在其《叠山集》中则排序为:“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八娼,九儒,十丐;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知识分子何以被称为“第九种人”,这要追溯到13世纪的元代时期。古代虽然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但历朝历代的政府并没有象印度那样明文划定公民的社会等次。由政府出面用文件形式界定帝国公民社会等次则是元代的独创。一、官(政府官员);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八、娼(妓女);九、儒(知识分子);十、丐(乞丐)。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竟然被划分到社会的最底层,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究其实连乞丐也比不上,因为乞丐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知识分子则随时有生命危险,政府一不高兴就拿他们的脑袋开玩笑。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文革”之风狂起,“臭老九”其名远扬。全国各地造反派大做文章,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批斗劳动改造,有的甚至命丧黄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臭老九”大多恢复名誉,重新走上新的岗位,为祖国做贡献。“臭老九”的提法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是历史形成的民间说法。从建国初期开始,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的说法,这五类人属于专政、改造的对象。而文革开始后,又有“叛徒、特务、走资派”也成为专政、改造的对象。随着文革的深入,知识分子也成为改造对象。从而知识分子排在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所以就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了。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有极左思想的人把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特务、叛徒、走资派的后面,名列第九。流入民间,对知识分子谑称“臭老九”。“臭”字人们容易理解,就是不光彩令人讨厌的意思。“老九”这两个字就颇令人费解了。这要从元代的等级制社会说起。蒙元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从始至终,蒙元政府依据其社会地位的差别被人为地划分为几个高低贵贱不同的等级。顾名思义,老九就是第九等人,也就是说在社会等级上被划分为第九个等次。到了“文革”时期,认为仅此不足以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厌恶之情,将这个早已消弭的概念死灰复燃般又揪出来并加以升级,就在“老九”前面再加个“臭”字,是一个更绝望的等次。统治阶级如何玩弄知识分子?应试教育是一个重要手段。在蒙古人故土的沙漠地区,人们只从事生产劳动,在他们有限的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读书与做官的这种行业。所以他们极端瞧不起知识分子,也仇视造就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并毫不留情地取消了这一制度。没有了科举制度,知识分子的特长便无法施展,他们又没有其它的技能,处境日益被动,最终沦落为连娼妓都不如。在蒙古人眼中,妓女能创造财富,可知识分子则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除了读书做官外什么也不会作。科举制度随着封建帝制的消亡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并没有随之消亡,相反还发展壮大起来。现代化离不开专业知识与专门技能,知识分子也适应时代的需要,不光学习儒家经典而且要学习专业知识与专门技能。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在知识领域与能力上有很大的差别,在品格上也大不相同。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掌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缘故,从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转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决定力量,应是一个被尊重被敬仰的阶级。遗憾的是,知识分子直至今天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为什么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知识分子自身的工作不被人们了解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知识分子并不直接生产商品,但知识分子发展科技;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单位人工内,生产的价值靠什么提高?靠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新的管理措施。这些可概括为“新技术”。举个最不起眼的例子:中国人教外国留学生掌握汉语的“了”字用法,以前要35天;一位老师经过研究论证写了一篇论文《“了”》,用5天就行了,也就是每个学生能省下一个月的时间与花销。按留学生的数量20万/年、每人一个月学费人民币2000元、共能节省4亿元人民币。曾经社会上有个说法:“研究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曾经的脑体倒挂,让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在贫困线挣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知识分子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待遇也随之升高。社会上多了一群高学历高工作压力的群体,虽然收入比一般劳动要高,但他们不少人40岁出头就劳累过度而逝世,不少人因为一心搞研究而影响家庭关系,不少人因为综合压力而自杀……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处境跌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知识分子被冠上“臭老九”的头衔。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反感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一连串的群众运动把知识分子残存的一点尊严毁灭殆尽,相当一部分被迫害致死。尽管知识分子身上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但知识分子毕竟是中国最为先进的阶级,是中国现代化必须依靠的力量。仇视或否定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的最大悲剧,一个成熟理性的国家应重视知识分子,宽容知识分子的弱点,为知识分子营造一个利于生存与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使知识分子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能与优势,为国家的现代化与民族进步贡献更多的脑力劳动。

  “儒家吧”网友“新月下梦漓江”提到20世纪50年代上海流传的一个段子:毛问刘、周如何使猫吃辣椒。刘说:把辣椒塞进猫嘴用筷子捅。毛摆手说:非人所愿。周说:让猫饿三天然后把辣椒裹在肉里给它吃。毛说:非人所乐。毛想到的办法是:把辣椒擦在猫屁股上,烧得不行,猫就会自己去舔自己的屁股,而且越舔越兴奋。就算知识分子看不起劳动人民,但毛的手段算什么?反右算什么?思想改造算是什么?你反知识分子也不能支持毛吧。而且当时的精英那个不是知识分子?鲁迅,胡适之流也都是知识分子啊。另外,要我说中国人还真让人看不起,下层的劳动人民?阿Q还是X林叟?另外,就算知识分子看不起下层的人民,这算什么?这是罪行吗?有谁规定知识分子一定要看得起某些人?知识分子有傲气又算什么?这是罪行?我没听说过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用得着动用理论水平不高的群众集体批斗与思想改造?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咋的,那中国的其它人就更不咋的。有本事的玩文斗,玩批斗算个鸟本事。秦始王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毛要教育农民当家做主?毛是想教育农民要听话是吧,法家学说以吏为师的毛版?要教育农民好好当奴隶吧!网友“小黄老师”认为,中国的底层人民,以前主要是农民吧(当然,现在有些农民卖土地,加上干买卖的,还是有发财的)。农民有农民的问题,比如愚昧。但黄炎培先生一句话,我一直记着:中国自有历史以来,中国农民从没对不起统治阶级过。说到二十世纪,中国农民也没对不起谁。饿死人的年头,真正饿死的主要是农民;改开了,一个主要的功臣也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毛主席早就说过,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教育农民(好像就是《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讲的)。他老人家心急了一点,办了许多错事(也跟底下乱念经,跟咱们的体制、文化有关系),但他老人家还是高瞻远瞩的。也许过个几百年,许多东西都淡下来了,人们对毛主席的评价,可能会比邓公高。当然,邓公也是天下雄杰。历史有些东西,角度不同,说不清楚。现在俄罗斯有人重新评价斯大林了,但多数人还是怨恨斯大林。政治上的不讲,在经济上,斯大林搞的主要的一套就是农民的粮食都征来(其实是抢来),卖到西方换外汇,然后用这个钱发展军工重工。那些饿死的俄罗斯农民当然会怨恨斯大林。但后来人其实是在享受斯大林为他们创造的这些东西呀。说到这里就不是历史的问题,是价值观的问题了。按人道主义来说,斯大林绝对是暴君,没有疑问。但让俄罗斯一直当过农业国,一直受穷,受西方的白眼,就理所应了?俄罗斯这个国家,早晚是要崛起的,到时候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斯大林犯下的罪恶,有一天回过头,俄罗斯人会看明白,那是为他们强国富民打下来了最初的底子。斯大林以后的评价,也许也不在彼得大帝之下,也未可知。网友“富贵一品红”认为,没有毛的文革就不可能有大批量的平民进入今天的政治舞台,一切靠着开国既得利益者的后代的政治舞台,我们现在的国度仅是一个王朝的兴衰罢了,与我等屁民何干?

  现在打进党内的走资派玩弄知识分子的手段之一是借知识分子里的败类之口对毛泽东“三七开”。要剥削压榨老百姓就必须“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必须制服老百姓的任何反抗,就必须使老百姓处于无组织状态的“状态性劣等”,从而丧失有组织的反抗能力。但这还不够,还必须釜底抽薪,铲除老百姓头脑中何能导致反抗的思想,这就必须否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必须否定“造反有理”,就必须否定阶级斗争,就必须否定毛主席思想。所有这一切环环相扣,步步紧逼。这才是知识分子里的败类妖魔化毛主席的真正原因。“民主个人主义者”、“自由知识分子”们为什么随声附与跟着知识分子里的败类妖魔化毛主席?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的生存只取决于自己个人的聪明才智与能力高超,跟集体劳动无关,跟人民是否处于“有组织状态”无关,跟国家与民族是否处于“状态性优等”无关。而要使人民处于有组织状态,就必须牺牲若干个人自由,就不能象无组织状态那样绝对自由,就不能允许有害于凝聚人民、有害于巩固人民组织的绝对自由主义——任何军队要保持战斗力,就不能允许惑乱军心的言论自由,任何组织要保持生命力,就不能允许鼓吹散伙、破坏凝聚的言论自由,这就使这些只知道为自己着想、从不管民族生存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自由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自由”受到了妨碍,为了一己之私,宁可祸国殃民,让全民族陷入状态性劣等,所以他们要同流合污,狼狈为奸,起劲地妖魔化毛主席。知识分子里的败类对毛主席的妖魔化已到了彻头彻尾、无孔不入的地步——几十年来对毛主席从出生到去世,从建党、建军、建国到文化大革命,从本人到亲属后代……每一人每一时每一事每一步都细致入微地竭尽诬蔑诽谤之能事,半点死角不留,以为这样就能让毛主席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他们的不遗余力既证明了他们的狡诈,又证明了他们的愚蠢。狡诈——使阴谋、耍诡计、造谣诽谤、蛊惑人心的本领的确登峰造极,无出其右。愚蠢:居然以为客观事实存在不存在取决于他们承认不承认;以为靠谎言能改变客观规律;以为凭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能把毛主席思想一笔勾销;以为太阳有没有,全凭他开口;地球转不转,他们说了算。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毛主席思想揭示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造反有理”是客观规律。这也能看成“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在政治领域里的表现。否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否定“造反有理”、否定阶级斗争、否定毛主席思想,其实是在政治领域里否定“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否定“牛顿第三定律”蠢不蠢?在政治领域里否定“牛顿第三定律”难道不同样蠢?开动舆论机器妖魔化毛主席的知识分子里的败类跟跳大神、念符咒呼风唤雨长生不老的巫婆神汉的本质一样,都是妄图用主观的夸张否认客观规律、“制造”客观规律,都是骗子——不管手段上如何娴熟完善天衣无缝,不管如何红极一时,但骗子终归是骗子,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总有聪明反被聪明误、想玩弄客观规律反被客观规律惩罚的一天。客观规律就是客观规律,永远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知识分子里的败类即便一手遮天一时又怎么着?当年的宗教裁判所成功地让人们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转,成功地迫使伽里略放弃了真理,那又如何?你爱承认不承认,地球照样绕着太阳转,到头来认输的是宗教而不是地球。知识分子里的败类的道行比当年的宗教裁判所差远了,根本用不着等几百年,他们的谎言已被无情的事实面打得体无完肤了。否定了毛主席思想,就再也谈不上制约权力——要说制约权力,最有效的制约是“造反有理”。只有“造反有理”才能让一切当权的不得不有后顾之忧,不得不有所收敛。否定了毛主席思想,否定了阶级斗争,否定了“造反有理”,否定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权力当然就有恃无恐,当然要肆无忌惮严厉镇压老百姓的一切反抗,当然要导致国内阶级矛盾的空前激化。药家鑫为什么行凶杀人?因为张妙挨了撞敢抄车牌,因为“农民难缠”——这“抄车牌”、“难缠”的实际意义是反抗。属于“精英”阶级的药家鑫见属于农民阶级的张妙无端受害之后居然敢试图反抗,顿时大怒,顿时起了杀心。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精英”阶级绝对不能容忍老百姓对自己的穷凶极恶有任何反抗,哪怕张妙抄车牌这样保护自己权益的完全合法正当的微弱反抗。为什么那么多“精英”铁了心拼命为药家鑫开脱?因为“精英”阶级决心维护药家鑫的立场,决心不容忍农民阶级对“精英”阶级的压迫有任何反抗,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反抗。这是否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必然结果。如此恶劣的杀人犯罪都要开脱,那还有什么杀人犯罪是不能开脱的?“精英”们不管药家鑫如何惨无人道、如何罪大恶极也要决心包庇杀人犯,决心当杀人犯的同伙同谋,因为开脱了药家鑫,就在事实上树立了“‘精英’杀百姓不偿命”的特权,借此对老百姓“逆来顺受”、“绝对不抵抗”的奴化教育。这是阶级对抗,是“精英”通过否定毛主席、在“不搞阶级斗争”的旗号下对人民群众发动疯狂的阶级斗争的表现——“精英”这个提法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就意味着阶级划分与阶级对立。“精英”这个词是“血统高贵”、“特权阶级”、“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改头换面。今天的中国成了国际垄断财团与“精英”特权阶级的天堂,劳动人民的地狱,只有剥削致富,诈骗致富,持权抢劫致富,没有劳动致富。靠正当劳动不但致不了富,而且越来越难生存。人民越来越不满,国内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不但靠正当劳动维生的人对前途越来越悲观,而且越来越多的“精英”阶级内部的“自己人”也觉得前途渺茫。不绝于耳的“屁民”、“涨价”、“被代表”、“被幸福”之类怨声载道,防不胜防的有毒有害食品药品转基因,无孔不入的污染毒害,越来越多的国家经济命脉落入外资财团控制,天文数字的人民血汗白白流入外国……所有这些令人想起当年《毕业歌》的歌词:“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虽然国土表面依旧,实际上经济主权丧于外资,土地水源空气沦丧于污染,这难道不同样是沦丧?否定了毛主席思想,没了思想武器,没了实事求是,没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精英”面对所有这些矛盾一筹莫展,茫然不知所措,一会儿求助于孔老二,一会儿乞灵于“普世价值”,一会儿又寄希望于张打油李胡邹之类江湖骗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朝令夕改,政出多门,象没头苍蝇乱碰乱撞,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对国内外分裂颠覆势力的里应外合毫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结果就是整个社会道德败坏,人心瓦解,向着崩溃瓦解的总危机越陷越深。这一切促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重新认识毛主席。知识分子里的败类妖魔化毛主席最终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算他们得逞一时,硬把画像摘了,把纪念堂拆了,把毛主席思想禁了又有什么用?地球仍然在转动,毛主席思想揭示的阶级斗争的规律仍然在发挥作用。知识分子里的败类妖魔化毛主席越疯狂越肆无忌惮,中国社会的矛盾越激化,越从反面教育中国老百姓,越让人们看清他们的真正嘴脸,老百姓觉悟得越快越彻底。知识分子里的败类想妖魔化毛主席,到头来在老百姓心目中真正变成妖魔的只能是他们自己。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知识分子里的败类之类所谓“专家”、“学者”、“自由知识分子”的名声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臭过,这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稀罕事。反毛英雄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当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老百姓认同毛主席。我对毛主席的文革从当年的满腹牢骚到如今的五体投地,关键不是毛主席的正面教育,而是知识分子里的败类这些反面教员的鞠躬尽瘁,他们用事实、用自己的丑恶告诉我谁是谁非。我如此,很多朋友圈也如此。要认识真理,最有效的教育是反面教育,最出色的教员是反面教员。知识分子里的败类妖魔化毛主席越疯狂,反面教育越充分,中国老百姓信服毛主席的老百姓反而越多。

  一言以蔽之,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都有好有坏,谁玩弄谁都要就事论事。当然,从理论到实践,统治阶级玩弄知识分子的手段更多,统治阶级变成知识分子的概率则显著低于知识分子变成统治阶级,所以知识分子的内耗总是大于统治阶级的内耗,包括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谁玩弄谁这个话题。统治阶级更团结且玩弄知识分子的手段更多,当然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可能团结起来玩弄统治阶级。这是个概率问题,具体操作效果仍要就事论事,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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