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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胜:“分”——小岗村的悲剧之源

杨百胜 · 2020-10-11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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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害死了小岗村的进步之路,永远陷入贫困之中

  政治制度的架构如何,会极大地影响社会政治的向心力,影响生态平衡,影响经济的发展速度。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力是非常明显的。在刘哲昕教授的这本《文明与法治——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书里,提前近10年就准确预见到了今天香港、台湾和美国等所谓民主、半民主制国家与地区的命运。以及华西村、大寨村与小岗村的命运。其分析框架是“统与分”。刘哲昕教授目前已经出版了九本专著,其中有四本是系列姊妹篇。笔者读后深感受益匪浅,感叹他确实是理论大家,目光犀利,能够预知很多事物的发展路径与未来方向,里面的分析事实证据俱在,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说实话,现在这样的理论大家和认真求实,肯说实话的人实在太少见了。下面是该书的一个片段,对明星村(包括落后的与先进的)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与对比,得出了发展和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甚至实现农业现代化根本之道的详尽分析,值得一读。敬请广大读者朋友好好欣赏,仔细分析,必有不小的收获。

  明星村的“合”与“分”

  尽管三个华人社会由于具备了中华文明传统的土壤特性而为我们判断中国未来的路径选择提供了很有价值的镜鉴,然而相比起中国内地而言,这三个社会毕竟还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殖民地历史。因此,倘若我们终究没能在中国内地寻找到一些有说服力的本土案例,本书的立论就难免会在不必要的争论中打上一点折扣。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寻找本土案例呢?正如前文所述,要想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观察样本,就必须满足相对独立性和较长时间段这两个不可或缺的标准。由于历史的原因,三个华人社会事实上在中国内地体制的控制力之外独立运行了数十年,没有受到过多的外来变量干扰,因此具备了较强的样本性。相比之下,近年来内地许多地方尽管也逐步开始了各种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比如公推公选、公推直选、代表常任制或全委会职能改革等等,然而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实践除了时间尚短之外,毕竟还受制于政治体制大框架的约束。这就使得这些小环境内的探索注定难以排除来自于大环境的干扰而构成一个长期独立的政治生态,致使其样本观察意义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虽大,样本难寻。

  然而这一切并不足以让我们绝望。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来到了江苏常熟一个著名的明星村——蒋巷村开展调研。当我站在蒋巷村的土地上,听着蒋巷村令人尊敬的带头人常德盛先生为我们介绍蒋巷村奋斗发展史的那一刻,我突然间意识到自己错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观察的目光锁定在了霓虹闪烁的城市,却熟视无睹地错过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本土案例——农村。是的,农村,中国最纯粹和最根本的土壤,数千年来生我养我的母亲。与它相比,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至今不过短短数十载。在对中国性格的塑造上,工业生产方式和城市生活方式根本就无法与绵延数千年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相提并论。倘若武断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说:农村土壤就是中国土壤,农民性格就是中国性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与受到政治权力直接控制的城市社会相比,农村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自治社会。关于这一点我们这些后人倒是可以乘点荫凉。因为费孝通老先生几十年前就已经在他的《乡土中国》和《皇权与绅权》中说清楚了:中国农村社会就是一个“乡绅自治社会”。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就是一个由无数零散的农村社会直接聚合起来的大一统国家。这个国家是如此之大,其农村又是如此之多,导致国家权力无法对农村社会实施直接而持续的控制和渗透。即便历史上偶尔发生的例外介入,最后也终因控制成本的不能承受之重而被迫退出,几千年来无一例外。因此历史博弈的最终均衡是:国家权力必须依靠一个特殊的中介阶层——乡绅阶层间接控制农村社会。于是慢慢地,中国农村在事实上进化成为一个个零散的自治社会。只要没有出现乱臣贼子,又没忘了交皇粮,国家权力对于这些自治社会的内部生态基本上是不太过问的。设身处地地替那些皇上们想想吧:以中国村庄规模之小,只要不让它们有机会横向联合起来,就算让它自治又能如何?难道还怕它反了不成?

  中国农村的自治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到了今天。几十年前,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初现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决定。这一决定意味着中国从此走上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同时也意味着辛辛苦苦包围城市几十年的中国农村在将自己最优秀的子女送进城市之后,又重新回到过去的那种自治状态之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含辛茹苦,默默无闻。然而也正因如此,农村社会却在无意中具备了我们前文所希望的那种“样本性”。对于一位观察者来说,中国的每个村庄都堪称一个独立的样本,而每个样本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小生态。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这些相对独立的政治小生态内部,各种偶然性因素多年来相互作用与相互耦合,最后所形成的某种稳定的微观政治结构,必然会对我们思考中国宏观结构问题提供十分有价值的镜鉴。

  农村视角的突然闯入的确在我的内心打开了一扇关闭已久的大门。要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道路从来都是从农村的土地里趟出来的——过去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正是从农村包围城市开始的,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也是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难道未来中国民主法治的道路当真也要从农村的泥土里走出来吗?想到这点,的确颇有点让人激动。不过现在还有一个小问题需要解决:全中国有86万个村庄,你准备研究哪一个?

  蒋巷村的调研经历启发我从明星村的研究入手。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城市化的三十年,也是对传统农村社会结构破坏的三十年。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引力作用下,中国农村的大量优质资源和人口纷纷通过升学、经商、打工等方式离开了乡土。大量的空心村现象表明,今天中国的多数村庄早已不再具备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而成为城市化运动亦步亦趋的附庸。因此,尽管全国村庄多达86万,样本的选择依然不可随意。然而对于明星村来说,以上的问题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三十年来,这些明星村由于某种独特的机缘,得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潮中成功地实现自我组织。它们不仅没有被城市吸走资源和人才,反而本身成长为一个资源和人才的吸纳点,其吸引力之大甚至足以与城市分庭抗礼。因此与多数社会结构已经被打破的普通村庄相比,这些明星村的确更具独立样本的观察意义。

  在中国,堪称明星村的村庄从比例上看当然很低,然而从总量上看并不算少。全国闻名的明星村,远的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山西昔阳大寨村,近的有“坐牢杀头”也要包干到户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现在则有号称“天下第一村”的江苏江阴华西村。若是各位城里人还愿意再俯下身来,当会知道,原来在我们平日熟视无睹的泥土之中,早已经悄然生长出了如此之多的小小奇迹——山东龙口南山村、江苏江阴长江村、陕西宝鸡东岭村、上海闵行九星村、山东临沂沈泉庄村、江苏张家港永联村、浙江奉化滕....若有必要,我们完全还可以在这里写下一连串长长的名字。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大浪淘沙,这些从泥土深处摸爬滚打而来的“土包子们”如今实力已经不可小觑。排名靠前的华西村、南山村、长江村等“超级明星村”,其近年来的GDP数据竟然都在500亿元人民币上下。而前文提及的那个曾经登上央视《乡约》节目、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蒋巷村,在所谓的全国百强村排名中尚且不能入围。中国明星村阵容之盛,实力之强,可见一斑。不过,我现在最大的兴趣是,这些明星村非同寻常的经济基础背后的那个“上层建筑”究竟是什么?既然我们常常叫嚷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受制于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反过来说,既然这些明星村的经济基础如此发达,相信其背后的上层建筑也必有其内在合理性。倘若我们能够通过近距离的观察揭示出这种合理性并总结其规律,我们就的确有理由以小见大,为探索整个中国宏观政治结构规律提供一份十分有说服力的镜鉴。

  明星村的政治结构规律究竟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先后调查研究了十几个全国性的明星村,最终得出了几条惊人一致的规律:第一,每个明星村必定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领导,俗称带头人;第二,这位带头人往往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四位一体的全能型精英;第三,这位带头人必定是“长期执政”的;第四,一个明星村绝对不能出现两个旗鼓相当而又意见不合的带头人。总结成一条,那就是:一个明星村必须也只能有一个长期执政的全能型带头人。

  这的确是一条令人惊讶的规律,但也的确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说起华西村,无人不知吴仁宝。这位从1957年开始担任华西村党支部书记的强力带头人,经过46年的努力,带领全村人民将一个普通的江南小村,变成一个富可敌市的超级明星村。对于像我这样一个自幼在泥土中摸爬滚打的农民子弟来说,无论天下谤誉如何与华西随行,这个事实已经足以在我的内心激起一份真诚的敬意了。吴仁宝其人,也可堪称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四位一体的全能型精英。46年执政并不简单。因为这意味着文革之前是他,文革之中是他,文革之后还是他,谓其政治精英,诸位看官当可会心一笑。500亿GDP也不简单,倘若说华西成名之后尚有政治资本助力,那么成名之前每个铜板都得自个儿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去挣。成败由己,生死在天,谓其经济精英,并无不当。而论文化,倘若诸位看官能到华西走走,定会发现田间地头、村头村尾,吴式语录随处可见。此情此景的确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的红宝书。不过文化稍欠的中国农民是否确实需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予以组织和教化,恐怕也不能一口否认。谓其文化精英,有其特定情境。再论道德,世人皆知华西家家有别墅,也略知老书记自住全村最旧老房子。记者问曰:你是做给别人看的吧?回答:就是要做给别人看。人心深似海,答问皆如此。既然我们无从知晓每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那么还是多看看事实吧。谓其道德精英,可有意见无?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以华西为例,全非在下偏好,盖因华西如今顶着“天下第一村”的大名,研究明星村舍他其谁?其实前述规律,所有明星村无一不是如此。诸位看官只需略作调查,便可发现明星村的故事几乎全是一个“套路”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满地,村里有一个头脑聪明的年轻人在苦想:究竟应该怎祥带领大伙致富呢?对,开办个加工厂。于是他把想法告诉了大伙。大伙纷纷说,你就带着我们干吧。资金东拼西凑了几千元,艰苦创业从此开始。后来,赚了一些钱,有人说分了吧。这位带头人高瞻远瞩,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让集体资金滚动投入,继续艰苦创业。再后来,企业终于越做越大,上级终于越来越关心,荣誉也终于越来越多。而故事的结局当然是完美的大同: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村里盖的别墅,开上了村里买的小汽车,有的家庭还不止一辆呢。什么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到了咱明星村全是地里的泥丸。问问群众感谢谁?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问问车头为了谁?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

  套路,全是套路。不过倘若有谁要我在这样的套路和农民工讨薪、失学儿童割猪草之间做个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重复一遍,毫不犹豫。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凡事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倘若批判地看,套路难免令人腻烦。倘若积极地看,套路不正是规律吗?尽管土了点,那也是规律。这个规律,是带头人之于明星村的规律,是领导核心之于农村社会的规律,也是政治向心力之于中国社会的规律。不过,现在还有一个疑问需要澄清:即便这个规律已经从正面证明了一个明星村必须有一个好的带头人,但是它的确还没有从反面证明过一个明星村不能有两个以上的带头人。俗话说得好,人多力量大。凭什么说两个带头人反而不如一个带头人好?全中国的明星村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例子,能够用事实而不是用推理告诉我们:两个和尚的确会没水喝?

  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很抱歉,我必须要讲到小岗村的故事了。小岗村,中国大包干的旗帜,农村改革的先锋。1978年冬天那份盖满18位农民鮮紅手印的“大包干契约”,早已经将小岗村的名字刻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丰碑。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明星村,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却很快地落后再落后。曾经耀眼的政治光环也无法阻止小岗村坠入“一夜越过温饱线,三十年迈不过富裕坎”的宿命结局。为什么? 2009年11月6日凌晨,一位平民英雄在小岗村猝然去世,他就是沈浩,任职6年的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的死在我的心里激起了很大的波澜。虽然我与他素昧平生,但是我早已经知道了他和他的难。从着手研究明星村开始,我就通过各种办法了解小岗村,也因此知道了沈浩,这个从安徽省财政厅挂职而来的普通干部。其实我一直想等自己来到小岗村实地调研的时候,当面询问他一个问题的:沈浩同志,你累吗?我当时想象着,当我询问他的时候,我一定会静静地看着他的眼睛,我甚至还能够想象得出来,当他听到这个问题之后的那声深深的叹息。然而现在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沈浩突然用他的死,为我多年来的判断写下了一个重重的注脚,这个代价实在是太惨重了。我不需要这样的注脚,我只希望这样的一个好人还能够好好地活着。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之前,我特地打开了《沈浩日记》,把它认真读完,一直读到他的女儿汪汪用最圣洁的泪水将我淹没。现在,我想就着小岗村的故事说几句真心的话,为了平民英雄沈浩的死,为了中国未来的路。

  沈浩的死,在于他的累。沈浩的累,在于小岗的“分”

  小岗村确实是够能“分”的了。当年大包干,那可是在一大二公的历史背景下公然顶风作案。还记得那份生死契约是怎么写的吗——“我们分田到户,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事实上,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也的确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被骂,被关,甚至被打,然而小岗最后还是分了。有人说小岗村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纯属历史的偶然,我颇不以为然。如果说村庄亦有性格的话,那么小岗村大概便是全中国“分”之性格最为强烈的村庄了。1978年的中国,在经历了一场泯灭一切私利与个性的浩劫之后,历史的钟摆正在酝酿着从“合”的极端向“分”的另一端急剧摆动的能量,就在这历史的当口,小岗村恰好以它义无反顾的“分”充当了这一场反摆运动的急先锋。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岗村当年的脱颖而出,不能说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这一个义无反顾的“分”字成就了小岗的历史,如今这一个无可救药的“分”字也在葬送小岗的未来。分田到户,不过是解放了小农经济的生产力。以中国的人均土地占有,这一次解放充其量只是解决一个温饱的问题。要想走向富裕,就必须将分散的土地重新集约利用起来,走工业化与合作化的道路,一个字——“合”。小岗人真的不知道啊,当历史的钟摆触摸到“分”的极端之后,终归还是要重新回摆的,而且要一直回摆到稳定于那个“有分有合”的均衡点为止。作为一个“分”字当头的小小村庄,是历史将它送上了荣誉的巔峰,也是历史将它抛下了失望的深谷。记得在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曾有一位大包干带头人面对电视镜头说了一句大实话:“你知道当年小岗为什么要分田到户吗?一句话,不团结啊!”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这样的一个小岗村的确是谈不上团结的。人家明星村也就一位带头人,这边小岗村却要多达十八位(现如今健在的还有十二位)。而这十八位带头人之中,偏偏又有两位旗鼓相当的主要带头人。偏偏这两位旗鼓相当的主要带头人,对于如何发展小岗经济意见就是不合。其中恩怨,彼此自知。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自大包干伊始,这两位全国闻名的大包干带头人便是你方唱罢我便登场地“轮流执政”。至于政见,不用说,自然也是你若赞成我便反对,我若反对你便赞成。倘若此事搬到美利坚,岂非两党制呼之欲出?然而此事落在小岗村,穷尽三十年之功,终于也是只见扯皮,不见制衡。最后,日渐衰微的小岗村终于发现自己再也选不出能够摆平两边的本土领导了,于是开始了“外来户”的挂职,这便是沈浩故事的由来了。其实沈浩并非第一个,而是第四个。前面三个,全都是任满便闪: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偏偏这个沈浩,非要出死力地干活。哪怕小岗村迎接他的,不是鲜花,而是拳头。此事谈起来似乎是个奇闻:一个上级部门派来挂职的一把手,居然在小岗村被人打了几次,甚至被打得躺进了医院。即便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人们恐怕也要斗胆问上一句:这还有王法吗?可是在小岗,这等破事居然最后也不甚了了。小岗村的邪气到了何等地步(沈浩日记语),由此可见一斑。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沈浩用他的行动、他的真诚和他的生命,努力地在四分五裂的小岗村搭起一座弥合断裂的桥梁。三年之后,当沈浩即将任满回城时,小岗人终于体会到了一个真正的领导核心对于小岗村的极端重要性。于是历史性的一刻再次重现:二十八年前摁下红手印签署了大包干契约的小岗人,再次摁下红手印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求上级让沈浩留任三年。而正是这三年,最后夺去了沈浩的生命。多么奇幻而意味深长的两次红手印啊——第一次红手印,小岗人要的是一份分田到户的包干契约,第二次红手印,小岗人盼的却是一个凝聚合力的领导核心。两次红手印,两个基本判断,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定见?

  沈浩已经去了,在断裂的两岸肆意的对峙和差动之中,这座苦苦支撑了六年的桥梁终于用猝然逝去的方式轰然垮塌,垮塌在了小岗村人的面前,垮塌在了全国人民的心里,垮塌在了我们寻找中国未来之路的途中。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倘若我们最终能够因此明白某些早就应该明白的道理,那么沈浩的死,才是值得的。(——刘哲昕:《文明与法治: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14-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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