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窗外秋雨绵绵，忽然从一个微信群里看到周新城老师去世的消息，心里猛地一沉，再无睡意，遂披衣走上阳台，与周教授生前交往的一些画面，也一一浮现。
周教授对我来说，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2011年底，我开始主持《国企》杂志理论部，周新城教授是我最重要的作者，而我也变成他许多文章的第一读者，我有了和周教授见面的机会，但仍然不是很多。
在《国企》杂志工作期间，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学界，整体上对国有企业都非常不友好，都把国有企业视为一个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的暂时性存在，能够旗帜鲜明地支持国有企业的经济学家少之又少。这和国有企业（准确地说应该叫“国营企业”，即全民所有，国家经营）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
有感于这种现象，我提议专门编一本书，反击主流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的诋毁，周新城教授对这一想法表现出了极大热情。
在为编书召集的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慕名已久的周教授，他留着军人式的短发，衣着朴素，身板笔挺，目光炯炯有神，讲话声音洪亮，很像是一位战士，和那些人们熟悉的西装革履、油头粉面、讲话时喜欢夹杂一些英语单词的主流经济学家截然不同。
这本书，我们就定名《九评国有企业》。孰料在书稿基本完成之后，“九评”两个字竟触动某些人敏感神经，这本书最终胎死腹中。
但因为编书，我从周新城教授的文章里学到了不少新中国经济史的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知识。
这一期间，我和极力反对国有企业的郎咸平先生在广东电视台当面辩论。郎先生以主场优势，口舌之利，竟不占上风，只能不断“转进”，他不知道我背后有周教授做“场外指导”呢!
2015年之后，我离开了《国企》编辑部，和周教授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但仍然非常关注他的文章，一有见到，就认真阅读，如饮甘霖，受益匪浅。
2016年，在已故李新中老师召集一次聚会上，我再次见到了周新城教授。这次聚会是李老师为外地一位籍籍无名的自学成才的青年经济学者组织的，周老师对学术体制外的有独到见解的青年学者非常关心，回答了他很多问题，也表示愿意随时尽其所能向他提供帮助。
在和周新城老师的接触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始终充满战斗豪情。他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战斗性，认为没有批判精神就不是真懂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
记得正是在关于“九评国有企业”的讨论会上，周教授带着一种跃跃欲试的神情说，只要社会上出现错误思潮，我就忍不住要进行论战，如果见到错误的观点，一声不吭，躲着走，那还要马克思主义者干什么?
他很专注地看着我说，论战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只有在论战中才能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离开现实斗争，抽象地、一般地谈论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即使学到一些词汇，也是表面化的、肤浅的，只能用来装点门面而没有实际意义。
周教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些年来，他始终站在理论斗争的第一线。2018年，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周教授撰写《“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境内外新自由主义势力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他，但在一片喧嚣声中，我却似乎看到了王成手持爆破筒跃出战壕的身影！
在2008年8月24日，革命老人魏巍去世的当天，我写了《阵亡者魏巍》一文，认为他是作为一个战士牺牲在自己阵地上的。
今天，我要把“阵亡者”三个字也送给周新城教授。他也是一个战士，并且战斗到了最后一息——如果他不是突然去世，第二天，已经86岁高龄的他，还要去给大学生讲课。
和魏老一样，周新城教授也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就溘然长逝了。
很多战士都看不到胜利，他们等不到胜利礼花绽放的时刻。能够胸佩勋章，乘坐敞篷车驶过广场，接受鲜花和欢呼的战士，往往只是少数幸存者。
但战斗对战士来说，仍然具有极大意义，因为战斗本身，就是对战士最好的回报!
我战斗，故我在！我战斗，我快乐！
战斗过，让你的敌人受过伤，你就永远不会后悔。
作为后死者，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像魏老、周老那样，度过战斗的一生!
愿周新城老师安息！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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