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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追梦:跟着毛泽东走无怨无悔

草根追梦 · 2020-11-25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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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根追梦:跟着毛泽东走无怨无悔

  我最崇拜的人物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事,有后人承认第一件做对了,第二件做错了,还要彻底否定。我却认为这太贬低毛泽东了,等于把毛泽东仅仅看成中国历史上某一个时期的农民领袖,领导一次农民革命造反改朝换代而已。恰恰是顺理成章的第二件事成就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前无古人、后(暂时)无来者,继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WG成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第三个里程碑,它为无产阶级革命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开辟出光辉道路。

  我也拥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只是我的认识更具体一些。前30年当然包括文革十年,尽管有短暂时间“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但那十年依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学习、大宣传、大普及、大发展并统帅指导一切的十年,是共产党坚持继续革命、反帝反修防变、领导执政的十年,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十年,是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劳动大众当家作主扬眉吐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十年,是消灭了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十年,是封资修的“黄毒赌黑”和“假冒伪劣”绝迹、社会安定团结、风清气正的十年,是亿万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激情燃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快上的十年,是国民经济多快好省发展、四个现代化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安定、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十年,是第三世界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风起云涌而帝修反惶惶不可终日的十年,是第三世界人民把中国抬进联合国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世界中美苏大三角我们牢牢掌握主动权的十年……。

  毋庸讳言,习总书记提出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时,实际上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已经在先。1981年那个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就是源头,尤其是所谓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把毛主席为了拯救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晚年呕心沥血、闪耀着马列主义光辉的创新探索,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条战线取得伟大胜利成就的文革十年,诬名为比蒋介石和希特勒法西斯不如的“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着实让文革中受到“过头”冲击的“官僚”、“精英”们出了口“恶气”。殊不知这样做,根本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也把人民领袖和他缔造的共产党错误地推上历史审判台。还通过审判“四人帮”,制造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英明领袖和一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女魔头”,同床共枕、夫唱妇随近40年,十分荒唐、不合逻辑、无法自洽的惊世谎言。精英们“彻底否定文革”,进而否定前30年,痛快了一时,却自觉不自觉地为两个30年互相否定种下祸根,自觉不自觉地参加了国际帝修反和国内封资修残渣余孽掀起的反华、反历史、反人民、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合唱。终于酿成了第二个天安门事件,催化了苏东剧变,使改革开放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谷底,给腐而将朽、垂而待毙的美帝霸主输注了救命血浆、打了强心针,使其回光返照、转守为攻并连连得手,做了一回“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

  毛主席逝世是新中国承上启下的转折点。马列主义的真理不是教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后来者根据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实际及趋势,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进行适时地调整和部分地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国际上利用美苏矛盾,坚持继续反帝反修;国内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平反冤假错案,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放宽对城乡个体和私营经济的限制引导其适度发展;科学文化战线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一步调整文艺政策,完善教育、卫生医疗战线的新生事物等等。这些看起来,似乎会和毛泽东时代有所不同,甚至为纠正某些“左”的错误做些让步退却,但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派别是阶级的一翼,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共产党内,包括领导集团内,存在左翼和右翼,即便组织上不明显,思想上是回避不了的。即便一个人身上,由于个人经历、理论水平和实践的局限性,也会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不同问题上表现出左翼或右翼的烙印。离开时空,离开实践,离开群众,离开具体主客观条件,左翼和右翼无所谓对错。有左翼就有右翼,反之亦是,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别想消灭谁。就像人有左右两只手、两条腿,缺一不可。有左翼制约,右翼会少犯“右倾”错误,有右翼制约,左翼会少犯“左倾”错误。毛泽东是哲学王,是他超人的才华智慧,最渊博的知识,最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最彻底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最丰富的革命实践,最优秀的团队簇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拥戴,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站在马恩列斯的肩膀上,才能游刃有余的驾驭左右翼组成的团队,联系实际,有右反右,反右防“左”, 从不以“左” 反右;有“左”反“左”,反“左”防右,从不以右反“左”,时刻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保证中国和世界革命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毛主席先后参于和领导党内十次思想路线斗争,从来都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要不是叛徒、特务,不是叛国投敌,都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坚持原则、弄清是非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并给予改正的机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坚持以理服人,允许保留个人意见,允许申辩,不能压服。更不能以武力军事手段解决党内矛盾(枪指挥党)。即使处理敌我矛盾,也不能搞逼供信、也要执行给出路的政策,大部不抓(在群众中监督改造或称之为“群众专政”),一个不杀,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每个政治运动后期,必有落实政策阶段。毛主席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光辉榜样,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光辉榜样。没有他那个胸怀和水平,要么不敢承认存在党内斗争,搞“党内和平论”,要么搞形“左”实右,对待不同意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斩草除根”,犯下历史性错误而不觉、不认。

  直接从革命战争年代走来的毛泽东时代,在美苏为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中必然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在苏联变修后必然扛起反对帝修反的国际重任,国内必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统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各条战线的革命和建设。那个时代,实践中虽然也有右的、“左”的、形“左”实右的倾向干扰,总的来说,在帝国主义被迫退却、无产阶级革命高歌猛进的年代,毛泽东选择、支持、并代表了左翼激进革命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批评和克服右倾保守、左倾蛮干、形“左”实右等错误倾向。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的成功都证明了毛泽东无人能比的领袖、统帅、导师、舵手的能力和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英明、正确,是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相关的。当党的路线正确时,总是与毛泽东的领导或指导分不开。毛主席最擅长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模范;最擅长做到主观和客观相结合,是调查研究的模范;最擅长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是执行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模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正确,最合乎实际,最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最有理、有利、有节,最远见卓识,最经得起实践与历史的检验。当党的路线有失误时,往往是偏离了毛主席的领导或指导,而毛泽东的失误最少,发现失误最早,纠正失误最快,办法和效果最好,把握革命的方向最牢靠稳妥。

  没有谁比毛泽东更熟悉中国的国情。没有谁比毛泽东更熟悉中国历史,洞悉封建王朝兴替的规律,从帝王将相的史书中读出农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和农民革命的局限性,继承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之精华,扬弃其糟粕。没有谁比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读得懂、弄得通、悟得透、用得活、干得好。没有谁比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社会生活存在的弊病发现得早,研究得深刻。当赫鲁晓夫打着改革的旗号推行“三和、两全、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一露头,就逃不出毛泽东的慧眼,在苦口婆心地劝导无效后,带领中国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造了苏修叛徒领导集团的反。后来苏修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搞“社会主义大家庭”,对外侵略扩张,推行“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直至发生改旗易帜,“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反证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尽管中共领导集团许多人参与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但没有谁像毛泽东那样当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人民性命攸关的大事去思索研究。是毛泽东深刻地指明“对外屈服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际根源,对内屈服资产阶级的压力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内根源”,从苏联变修的沉痛教训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在领导全世界共产党人反对苏共修正主义斗争的同时,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率领中共党和人民开展整风反右运动,打退党内外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进行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尝试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式,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直到晚年义无反顾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通了社会主义航船驶向共产主义的航道。

  毛泽东是最伟大、最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奴隶(人民)创造历史论者。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大师,最注重调查研究,最注重研究历史,最注重研究现状,最注重马列主义的实际应用,最懂得实事求是,最善于做到实事求是。他是群众路线的大师,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最彻底的群众路线,最本色的群众运动,最真实、最生动的民主集中制,和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最彻底地决裂,花最大的气力解放人们的思想,把广大人民群众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马列主义“灌输”到工农劳动大众头脑里,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劳动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战胜一切敌人和对手的武器就是觉悟起来、组织起来的人民大众。毛泽东最推崇《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毛泽东不否认“精英”,但反对“精英”脱离群众、“闭门造车”,更反对站在劳动人民大众对立面的“精英”。毛泽东坚决主张人民当家作主,落实人民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管理社会、监督各级官员的权力(权利)。毛泽东最钟情和挚爱“群众运动”,不但因为群众意味着多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力量最大、智慧最多,人民大众整体是革命的,是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还在于让人民群众在参与中、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改造自身、提高自身,逐步消灭群众与“精英”相互间的差别、差距,最终实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只有毛泽东才是当代哲学王者,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属他们各自那个时代人类踏进自由王国“第一人”。只有毛泽东才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敢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才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于共产党员、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集团,文革是一道必须迈过去的“坎”,必须登上去的山峰,迈过去才称得上真正的“共产党人”,站到山顶才有资格去谈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文革和改革,本身就是继承和发展,也有互相否定之否定。文革不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战线看,主流是好的,基本面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存在有尚未来得及克服的“左”的错误,但没有方向路线系统性错误,更没有亡党亡国那种颠覆性错误。改革否定文革不足的一面,就会取得成绩进步,若否定文革的正确面,改革就必然犯错失误。你以右批“左”、反“左”,彻底否定文革,走上极端,真理多走哪怕是“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轻则犯右倾翻案复辟倒退的错误,重则犯右倾颠覆性方向路线性错误,走上亡党亡国的资本主义邪路。“左”和“右”就包含着对立、斗争、转化的辩证法。谁丢弃辩证法,都必然受到惩罚。

  归根结底,只肯定毛主席做的第一件事,否定他做的第二件事,还算不上完整的“毛派”;口头喊拥护毛泽东思想却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还算不上真正的“毛派”;只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却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他就还不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美帝一超独霸全球,帮凶、喽啰、资本列强环伺,国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成形做大的当下,丢掉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方法,刻意回避或抹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特别是抹杀国家、政党、政权、法律、意识形态、教育和文化艺术的阶级性,他就是一个十足的修正主义者。

  资产阶级派性干扰  批左、批右频“翻烧饼”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1964年工科大学毕业分到萍乡矿务局高坑煤矿。文革成为革命造反派头头,三结合进入局革委会任副主任,1969年入党,1974进入局党委常委会。文革中萍矿走以煤为主、综合利用、多种经营的道路,1970年实现煤炭产量比原设计能力翻一番,成为全国煤炭战线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矿山的一面旗帜。毛主席和党中央给予萍矿干部群众极大荣誉。受萍矿委托,本人或率团多次到全省工业战线、全国煤炭战线甚至广交会、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传经送宝、学习取经,反响热烈、收获颇丰。期间两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七次见到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文革十年,一贯到底,我没搞过打、砸、抢,没拉山头、闹资产阶级派性,没迫害过干部群众,后期还批判和抵制过“踢开党委闹革命”、“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的社会思潮。组织分工负责过群众组织工作,分管过科研和一年基建工作,更多时间协助主要领导涉及政宣和秘书工作。

  第十次路线斗争,1967年率部支左进入江西的程世清,主政5年,后来上了林彪的贼船,江西虽然没有犯清查“五·一六” 反革命分子的错误,但也受到形“左”实右路线干扰,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依靠一部分(涂烈派),打击镇压另一部分(万里浪派),导致造反派和革命干群的分裂。

  1972年,福州大区副政委佘积德接替程世清(各级革委会的军代表全部走马换将)入主江西,依靠九次路线斗争犯过错误的白栋才、黄知真等,批林彪、程世清形“左”实右的路线,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但也存在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如批“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进一步落实了部分老干部政策,这是正确的,但是却不落实受扩大化伤害的造反派新干部的政策,甚至又伤害了一批在程世清时期有革命干劲、积极工作、主要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同志,省里有领导竟把萍矿这个先进典型看作是林彪、程世清的典型。很多干部都存在着“右不对,左不对,不右不左难学会”的抱怨情绪。九次路线斗争主要批右,十次路线斗争批“左”,似乎文革以来第一次“翻烧饼”。我就目睹换人前后两个军代表斗嘴,一个说“你们是刘少奇的部队”,一个说“你们是林彪的部队”,我劝他们“你们都是毛主席的部队”。

  这次运动,文革前江西赣州地委书记李毅章调任萍乡市委书记;原江西劳改局局长徐海波任萍矿党委书记。他们是奉佘、白、黄之命而来。

  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臭名昭著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和孔孟之道一起批,抓住了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是复辟倒退,是否定和推翻文化大革命。中央批示涂烈反映江西问题的信件发出了第7号文件,指出江西要继续批判林彪、程世清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揭发批判佘、白、黄否定和推翻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成果的严重错误。

  3月起召开省委、省革委、省军区党委全委(扩大)会议简称“三全”会议,中央委托陈昌奉(少将、毛主席早期的警卫员)和潘世告(两届工人中央委员)、樊孝菊(两届农民候补中委)主持江西省委工作。这次会议会内会外结合、延续数月,其成果是为程世清打击迫害的万里浪等同志平反,揭发出佘、白、黄否定和推翻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成果严重错误的大量事实并给予批判。如曾流毒全国的政治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就是江西省前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散布的,被毛主席改为“老帅带路,小兵提升”。

  由于资产阶级派性作怪,纠缠历史旧账,革命造反派分裂成涂烈(批林批孔联络站)和万里浪(批林批孔上访团)两派。省委、省革委也半明半暗地分裂成两派,陈、潘、樊自然倾向涂烈,佘、白、黄暗中支持万里浪。江西的部分干部和群众程度不同地卷入进去,只是影响、规模和组织程度比第一年的文革逊色得多。批林批孔联系江西实际揭批“否定推翻”,总体是批右,也算文革又翻了一次“烧饼”。李毅章带头支持“反潮流(主要反程世清)”选边白、黄站队万派,徐海波不满李毅章耍两面派(自己支持“反潮流”却要徐压制“反潮流”)选边陈、潘、樊支持同样“反潮流(主要批佘、白、黄)”的涂派。

  1975年,邓小平复出且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工作。毛主席提出的“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以安定团结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邓提出“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进行各方面工作的全面整顿。特别是领导班子的整顿,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清除“乱源”,落实老干部政策,树立“领导权威”,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建立生产“新秩序”。中央调离陈昌奉,派原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主持江西工作。

  毛主席在1974到1975年,既批右、也批“左”。批右:继1973年底(“十大”后)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主持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指示政治局以民主生活会方式,批评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长此搞下去,必定出修正”(这次会内容保密,这句话正式下传了);1974年接见丹麦首相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1975年2、3月份,先后推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重要文章;8月份开展“评《水浒》、批投降”活动,警示调整中美关系后可能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批“左”:指示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批评“四人帮”左倾宗派主义错误(这次会内容政治局级保密,被邓派私密下传,我们一无所知)。

  邓小平显然没有深刻领会毛主席思想的内涵,这是他理论功力欠佳、骨子里走资派反文革的本能所致,他没有完成毛主席交办的给文革做个评价的任务,一门心思批“左”,批文革派的“派性”,不怕人说“复辟倒退”,大刀阔斧搞全面“整顿”,甚至秘密串联,拉拢、策反不同观点的领导干部。批“左”成为1975年的主色调。这算是文革第三次“翻烧饼”

  李毅章的夫人、萍矿党委常委兼政治部主任张荣魁站在万派观点上密报市委:“萍矿党委两套马车(涂、万两派)要组织整顿。”经省委批准,与李不同观点的徐海波书记、贾志朴副书记调离萍矿,任命李义秋同志(1949年解放萍乡的军代表)为萍矿党委书记,江西九江地区的九江市委书记张俊宸擢升为萍矿党委副书记,二人同时兼任萍乡市委副书记。

  1976年,毛主席最后下定决心,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元月8日,总理逝世,华国锋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4月,平息由邓小平参于、部分高干子女策划的,利用清明节群众悼念周总理,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党中央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叶剑英告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是毛主席生前最后一次决断“批右”,是文革以来第四次“翻烧饼”

  9月9日毛主席逝世。10月初,华、叶联合汪东兴等密谋上演抓捕“四人帮”的“怀仁堂事变”。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演绎得淋漓尽致,在中共党的历史上开启了用军事武力手段解决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的先河。华国锋本是文革温和派,却把毛主席认为“问题不大”犯有左倾宗派主义错误的“四人帮”定性为右得不能再右即极右反革命集团,在全国范围利用军队层层抓捕“四人帮”类的反革命。貌似老实厚道的英明领袖,陶醉在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玩弄欺蒙花招(说他们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迫害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发动武装叛乱云云)获得短暂成功的沾沾自喜中,被他本质上右的伙伴不怀善意、肆意吹捧,仿佛抢得大位、德智天成、“四伟附体”、华夏又迎“东方红、太阳升”!建功心切、急于求成,耗尽国库巨资引进西方技术装备,推出三年大见成效的“洋跃进”计划,走上左得不能再左即“极左”或形“左”实右的错误道路。算得上延续文革以来第五次“翻烧饼”。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爬得高跌得快。为党内热衷批“左”的右翼元老们批“左”上位,进一步提供了口实,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九·一三”事件前夕,毛主席南巡路过长沙接见华国锋,问他在干什么后说:“你想的是生产,我想的是路线”。说明华是个实干家。华上台执行形“左”实右的路线。邓小平二次复出,标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由毛主席支持的激进左翼,转入毛主席曾寄予希望也多次批评过的右翼集团。新中国第一个30年过去了,文革期间左右缠斗五次之多的“翻烧饼”终于被画上句号。

  邓小平接下来将引领一个失去或暂时失去左翼制约的“新时代”。毋庸多言,稳站“右”的立场看“左”、反“左”、与“左”对着干,还“一百年不动摇”,那一定会背离反倾向斗争的唯物辩证法,那一定是和毛主席的样子对着干、反着干,和苏修的戈尔巴乔夫比着干,学习美帝资本主义的样子跟着干。

  跟着毛泽东走我无怨无悔

  华国锋上台,邓小平再度复出,两股势力揭批“四人帮” 比赛谁最狠、最“革命”。于是枪打出头鸟,江西的涂派被最先打成反革命派,隔离的隔离,拘留的拘留,逮捕的逮捕,判刑的判刑,枪毙的枪毙,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那是必须的。是十一次路线斗争吗?是“我胡汉三回来啦!”秋后算账、阶级报复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本人既不是万派,也不是涂派,我是文革派。我不赞成、不参与两派的派性活动,主张在党委、革委会组织内部光明正大地解决问题。我和两派的观点都有部分交集,不同意那种“争输赢、分胜负、把对方打下去”的极端做法。我知道两派都是造反派新干部出头露面,背后有老干部介入支持。我文革经历与涂烈相似,万派以为我是涂派或向着涂派,涂派并不把我当成涂派,以为我倾向万派。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万、涂两派的群众单方面组织集会,纷纷拉单位党委书记参加造势,我提醒书记们“领导最好不要参与一派活动”。安源煤矿与市属五陂下煤矿因资源纠纷影响安全被迫部分停产,在有局党委李义秋、张俊宸书记、省经委黄副主任、省煤管局赵凤鸣副局长参加的会议上,部分干部群众借口市委处理不力,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 欲扩大事态、通电全国、发动大罢工,一时群情激奋。在场领导苦不敢言,我理解他们的“难言之隐”,义不容辞挺身而出,指出扩大事态发动罢工是错误之举,我们不是为错误路线生产,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人民、为国家生产,因安全原因被迫停工理在咱们一边,但真理再向前跨进哪怕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不啻给头脑发热的人群服了副清醒剂。事后张书记亲口对我说:“玄华同志,你说得好,做得对!我和义秋书记会给市委李毅章书记汇报。”

  当时萍乡市委书记李毅章站队万派。我先被“停职检查”(实际离家关黑屋变相“隔离审查”)半年,接着便被莫须有的以“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拘留审查,开始了共产党人坐共产党班房的“铁窗”生涯(传言会判20年徒刑)。

  “停职检查”阶段,我思想忐忑不安。我自己坚信,无论如何自己绝不会是反革命,不安的是毛主席不在了,失去了“保护神”,某些派性掌权者终于等到了报复的机会。在我戴上手铐离开拘留大会主席台时,我以蔑视的目光扫视正襟危坐主席台上的局领导们,要押送我的材料组人员转告他们:大会发言、领导讲话说我“恶毒攻击”纯属子虚乌有、胡说八道!

  拘留后第二天材料组提审:“现在该揭发交代清楚问题了吧!”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拘留大会张俊宸副书记说我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揭发交代,请你们以拘留时间为界,之前我的问题已全部讲清,之后若发现问题,你们可直接按抗拒从严处理!”“要我承认是反革命,你们拿证据来;要我揭发别人是反革命,我没有证据!”此后直到出狱,再也没查出啥新问题。

  1978年,胡耀邦总书记欲纠正十一次路线斗争清查运动“扩大化”问题,江西利用一派清查一派,已经“扩大化”了。这时出现一个令人意外又不意外的情况,根据江渭清书记的讲话,华上台后被江、白、黄所倚重的万派虽然红红火火一阵子,却被揭发证实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已被“四人帮”收入麾下,省委书记黄知真自批林批孔以来就是他们的隐蔽后台,“四人帮”垮台后,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又通过黄知真操控“万派”,插手江西的运动。这时白栋才高调放出奇谈怪论:“江西不仅没有扩大化,而是清查工作还很不彻底,涂烈和万里浪是‘四人帮’在江西的两只‘狼’!”江西的揭批查又掀起一个围歼“万派”的小高潮。汪东兴岌岌可危,黄知真被调离江西,万里浪步涂烈后尘锒铛入狱,已任南昌市委书记的李毅章闷闷不乐退出历史舞台抱憾而终。

  万里浪,文革前江西洪都机械厂(飞机制造)工人诗人,小有名气;涂烈,文革前江西拖拉机厂团委书记,他们前途本来一片光明。经历文化大革命大风大浪考验,毛主席和人民大众又给了他们很好的学习锻炼机会,历时十年仍不能成熟起来,理论水平、实践能力明显不是走资派的对手,特别是经不起权力的考验,跳不出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局限性,在相对强大的对手面前一败涂地那是必然的。你再看看那些经历血与火战争考验的老干部们的众生百态,有多少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时代,有站在人类历史制高点的领袖人物指引,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遵循,有革命战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熔炉冶炼淬火,有一个接一个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政治运动大浪淘沙,我们的干部队伍尚且如此。尔后改革开放,这些条件随风而逝,那后果必然不堪设想呀!

  32个月以后,1980年3月,华国锋实际下位,我的释放书在拘留理由一栏仍填写“现行反革命”。我提出异议:“我没有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啊”。市公安局预审科长揭昆争辩说:“你是文革的造反派,造共产党的反,就是反革命!”我愕然,如此那全国得有多少“反革命”啊?!

  出狱时市委结论我“外部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此时张俊宸也已调回九江市重任市委书记。局材料组贺君武同志告诉我,这次运动你是萍乡市和矿务局态度最好的。我有点纳闷了,坐32个月班房,一次欲结论我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我严词拒绝:“你们有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后来把结论改为严重政治错误(待报市委),我认为终于向实事求是的轨道回归就签了字(最后市委又搞了个折中)。我没变,是外部政治环境变了。以后才知道,由于搞逼供信,有些人为求自保,争取立功,顺势爬竿,乱咬乱说,严重干扰了清查工作。而我内心坦荡,没有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不离实事求是的原则,检查交代事情的背景、过程、结果,自己做了什么,别人做了什么,不推诿,不栽赃陷害别人,经得起对质,经得起历史检验。

  一年后复查,结论重回“严重政治错误”。那时说毛主席犯了严重政治错误,我就是跟着毛主席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不后悔。毛主席在,毛主席是对的,我做的就是对的;毛主席不在了,继任者自认高明,说毛主席错了,我也错了。

  又过了一年,结论改为“严重错误”,去掉“政治”二字,说是更能经得起历史检验。除了政治思想“错误”,我没有任何其它错误。为什么回避政治二字?我一直不得其解。回顾后来的改革开放,终于恍然大悟。这是为了向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靠拢,有意尽量撇清”政治迫害”的嫌疑;也是要与毛泽东时代离经叛道,形式上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心“告别革命”,与“泛政治化”划清界限。当时普世价值的西风东进,修改后的新刑法取消“反革命罪”,社会舆论推崇西方的言论自由,以彻底否定文革为突破口,污毛辱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大行其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形同虚设。实际上自审判两个反革命集团以后,基本回避政治思想路线问题,转而侧重经济问题反腐或耍点花招、换成其它什么问题定罪。

  说到结论严重错误,确实有一件事该做又不该做。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初期,帮赴京开会的潘世告同志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联系萍矿路线斗争一次次翻烧饼的实际,反映江西省委主要领导执行了邓小平路线,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此后,江西批邓反右运动,采取发动群众,帮助地、县领导“起义造反”,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揭发批判江渭清、白栋才、黄知真等同志的路线错误,推动省委领导“转弯子”。到七月份,南昌、宜春、九江、抚州、赣州、吉安等大多地市“起义”,可省委领导“称病住院”,省委工作处于瘫痪状态,省会部分群众采取过激行动揪斗省委主要领导游街示众……。

  江西群龙无首,基层“抓革命、促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萍乡市李毅章书记和夫人张荣魁运动经验老道,风向不对就都进南昌高干病房养病去了。市、局党委领导开会,大家也束手无策干着急。在一次会上,我发言认为关键在于中央尽快解决江西问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想到毛主席身体状况不便打扰,自己是造反派出道,那就写给王洪文副主席吧。以帮潘世告写给毛主席的信为基础,要求中央尽快解决江西问题。运动初毛主席明确指出对邓小平要批判,批就是帮,天安门事件后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仍保留其党籍以观后效。省及省以下的领导的错误充其量也超过不了邓小平,因此提出对省委主要领导采取“批就是帮”的方式以及必要的组织调整。我与王洪文没有任何个人关系,信中亦无阿谀奉承之词、求封官许愿之意,完全站在党性和对党的工作负责的立场上,全文千字左右,请字写得好的同事工整誊写,由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通过校领导转送。当时曾有人改动草稿写上要求派上海徐景贤同志来江西主持工作,被我一笔划掉。从批林批孔以来,我从不采信各种小道消息,只以毛主席指示、党中央文件为准,我本是地地道道的毛主席的“两个凡是派”。

  华、叶、汪联手抓捕“四人帮”,尽管我有很多疑惑,我仍选择相信华主席和党中央。尽管当时仍宣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还要继续下去,我理解这不过是一个策略而已,不相信揭批“四人帮”与批邓反右能够同时兼容。华国锋说“四人帮”的路线右的不能再右了,我认为毛主席给“四人帮”定性是左倾宗派主义错误。“四人帮”和林彪集团性质不同,林彪耍了两面派,搞了阴谋诡计,尽管他表现路线上是“左”,与“四人帮”有交集和相似之处,但他(儿子)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和林氏家族叛国投敌最真实地反应出他路线的极右实质,这也是说林彪路线形“左”实右的原因。同样的“左”,林彪是实右的“左”,“四人帮”是列宁批判过的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的“左”。就像南昌“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方向对头,路线有误,失败了。党内接连发生瞿秋白、李立三、特别是王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给革命造成颠覆性损失,毛主席并没有动用武力解决问题,而是耐心教育等待大家觉悟,延安整风后仍然选举他们当中央委员,因为站在同一个战壕,大方向一致。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对时局的评估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这与国际帝修反、国内封资修的余孽污毛反共反文革沆瀣一气,与党内走资派彻底否定文革共鸣有异曲同工之妙。

  粉碎“四人帮”,清查与其有关的人和事,党委常委会上,我把两次写信的事说了。张荣魁“表扬”我:“把别人不知道的事都讲出来了”。李义秋书记立即接话:“他写信时就在常委会上讲过”。那时张随她丈夫李毅章去南昌住院没参会而已。

  写信时,自以为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粉碎“四人帮”,我的信充其量属于错告。可专案人员却定我“诬告”。查词典,诬告是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和我对不上号。我没捏造事实,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看问题的视角或立场不同。毛主席在世,批邓反右,我站对了;毛主席去世,揭批“四人帮”,我由“对”变“错”。按毛主席的路线,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离开毛主席的路线,对老干部可以宽大,对“保守派”可以宽大,对文革初期臭名昭彰的“联动”可以宽大,唯独对出身平民百姓的造反派不能“高抬贵手”,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还要“除恶务尽,斩草除根”,杀、关、管、斗、内控“三不”(不能当领导、不能在要害部门、不能留机关)、留案备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忘记了共产党就是造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反起家,妄图一劳永逸,在共产党内,在人类历史上,永远根除“造反派”。

  1978年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幕后支持万派的萍乡市委书记李毅章因利用万派清查涂派有功,晋升南昌市委书记,其夫人张荣魁亦随调江西省档案馆长。临走时交代工作口吐奇谈:“不要轻易放过郑玄华,他是萍矿隐藏最深的‘四人帮’(反革命骨干分子)”。文革中挖出“61人叛徒集团”,证据就是他们公开登报,发表反共启事,后来平反说这是经刘少奇(白区地下党负责人)批准的。这样的事连毛主席也不告知,党内部分人质疑此事,都被刘等以“组织上早有结论没有问题”而搪塞过去,十分忌讳说明全部真相。如果是隐藏很深的反革命,你得有反革命活动的证据,还得有隐藏很深的材料。我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事已经讲清,我参于的帮派活动很少,我主张一切通过组织解决问题,我的错误大多是与组织有关属于组织性错误,没有什么可隐藏的问题。按照张氏的唯心逻辑推理,那与“四人帮” 没有牵连事的人更是隐藏最深的“反革命”。

  1977年拘留审查后,局党委立即指令局机关生产技术支部在处理对象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大会,开除我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在我出狱后的1981年,由局党委纪检委书记刘景勋找我谈话,宣布萍乡市委结论我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取消党员资格,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恢复文革前原样,只当文革在我身上没发生过)。还特别申明:1、这不算是受组织纪律处分;2、这不是平反,也不是纠偏,是政策放宽了。我听了哑然失笑、无言以对。这不就是揭批“四人帮”迫害干部罪行时说过的话吗?把你当做反革命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正是一朝权在手,横竖说了算。这还是那个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党吗,还是那个把“三大作风”做为自己优良传统的党吗?

  出狱后,休息了3个月,被分配到离萍20多公里的巨源煤矿生产科钻探组劳动。一年半后,技术归队,任生产科测量组负责人。四年多点时间,重拾丢失十几年的专业技术知识,联系巨源矿实际,依靠全组人员共同努力,改变了矿山测绘工作的落后面貌。实现了矿山测绘工作图纸规范化、操作科学化、资料系统化、管理制度化、经济技术合理化,建立起一套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管理制度,全国煤矿最早使用矿体几何学的“等高线法”预留矿井保安煤柱,解决了传统“垂直断面法”在地质构造复杂煤层预留保安煤柱的技术难题。

  1986年3月,调入萍乡煤矿职工大学地质测量教研室,担任测量教研组长,立即成为理论与实践结合型主力骨干教师,测量学科的带头人。这是一所1975年我曾参与创办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后来发展成为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备案的三年制专科层次的职工大学。其中设置地质测量专业,招收江西煤炭战线具有高中学历的在册青工。

  前三年,担任《矿山测量学》专业课教学,连续指导三届毕业生的毕业实习、毕业设计和答辩工作,毕业生质量受到湘潭矿院老师和现场工程师的高度赞扬。

  后三年转入科研,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查阅国家、省市、部门历史档案,撰写了《汉冶萍公司萍乡煤矿科技》资料长篇,全面、系统、具体地记述了1898年建矿,曾经是中国第一实业、举世闻名的萍乡煤矿的科技风貌,填补了萍矿史志上的一项空白。特别是搞清了全国煤炭行业中二十项“萍乡煤矿科技之最”(全国煤矿最早或最大或最先进的科技事项)。根据英语译音”德律风”机器房、“塞门土”、“细棉土”,破解了两个科技谜语:安源煤矿建矿伊始就建设有电话总机房,安装有先进的的有线和无线通信设备;地面及井巷工程曾广泛使用水泥材料。所有这些,为江西省自然科技志、省煤炭科技志以及各种志书的编写提供了宝贵史料,为我国煤炭科技史的研究做出了些许贡献。

  从1992年10月起,本人受聘于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驻阿尔及利亚经理部西米迪加项目组,先后担任测量队长、项目组副经理(分管经营),1994年10月起,担任项目组经理直至2000年8月项目结束收尾。

  这本是一个低价(4600万美元)中标、预计亏损的合同,一支没有海外作业及农灌工程施工经验的煤矿职工队伍,遇到一个政治动乱、恐怖活动猖獗、生命和财产缺乏保障的特大风险环境,经过十年奋斗,盈利700多万美元,给国家和企业创造1000多万美元的经济效益,在中建公司海外承包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也给我人生事业划上了个较完美的句号。

  1999年10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阿尔及利亚,我以中企公司经理身份受到亲切接见。

  我就是草根一个,有点阳光雨露,可以为祖国山川大地增绿。十四亿国人中,确实存在着一个有这样经历、这种思想认识、真真实实活生生的人,是非曲直、左右对错,任人去评说吧!

  清人郑板桥有句名言:“难得糊涂!”当然他不糊涂,反映出的却是无奈。我的人生经历坎坷,既不抱怨,也不后悔,尽管一度我也沉默过、徘徊过、普世过,最后还是选择“回归毛泽东”,终于使我“活个明白”。所以晚年余生“重走人生路,胸中荡激情”,跟着毛泽东走,草根一生追梦,再学马列明真理,心中永远太阳红!

  (注:“四人帮”垮台,潘世告被隔离审查。后来省委研究上报对其判刑劳改,是邓小平说了一句话“他不就是一个工人吗”得以幸免。最终结论为“严重错误”,免去党内外职务,留党察看后恢复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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