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需要制约，否则一定会被滥用。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容易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据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外国人说的，具体来讲，有人说是美国总统小布什说的。小布什总统说：世界上科学技术不重要，经典书籍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彻底驯服它。但又有人说很可能这是谣言，小布什总统并没有说过这句话。那么假定这句话就是小布什说的，就这句话(这个论断)本身来讲，是否有道理呢?其道理在哪里?依我看，这句话的语意其实是很模糊的，没有明确权力与笼子的具体含义与范围究竟是指什么。人们不禁会问：是把什么样的权力关进什么样的笼子里呢?要知道，权力有很多种，如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知识权力(培根说过，知识就是权力或知识就是力量)、媒体权力(无冕之王)等。如何理解权力的范围和性质?究竟什么样的权力才算真正的权力?政治权力是权力应该没有问题，那资本的权力(经济权力)是权力吗?媒体舆论对社会的影响力特别大，它们也算权力吗?而笼子也很多，究竟什么样的笼子才是这句话当中所说的笼子呢?当然，这只是个比方，那么，其所指究竟是制度的笼子还是其它什么笼子，如资本的笼子?人们可以设计和编织很多笼子，如铁笼子，捕捉动物的小篾笼子等，但这些能够限制权力吗?显然不能。权力是看不见的，是指人对他人的支配力与影响力，很难用有形的笼子来制约无形的权力。此外，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究竟怎么关?由谁来关?钥匙掌握在谁的手里?权力这个东西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法律关系)中产生的，所谓关进笼子里，一般有形的笼子是关不住的，那就只能以毒攻毒，以权力来制约权力，以权力对权力监督与制约，构建制度的笼子。但是这就够了吗?问题还在于，对权力进行约束和限制(监督)，怎么限制?由谁来限制?那个能够限制和监督权力的人又是怎么产生的?对谁负责?是谁赋予他限制和监督的权力?谁来限制和监督监督者呢?因为监督者自身有了权力也是容易腐败的，监督监督者的活动在权力运用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而且这一切的监督和制约(限制)都是需要付出巨大成本和代价的。如果一个社会完全没有道德的自觉性和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以之配合国家的治理，凡事都只是靠法律和制度这些外在的机制和强制力量来支撑，其巨大成本和代价将是难以想象的，完全可以压垮整个社会，侵蚀到国家的根基。
归根到底，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不受控制而危害巨大的是这样两件东西：权力与资本。特别是资本，资本本身作为经济基础的核心内容，是决定性的，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权力这个上层建筑如果没有资本这个经济基础做支撑是根本玩不转的。所以两者非常容易勾结，导致腐败，世界上起码存在着权力和资本这两个需要关进笼子里的东西。究竟是由人民把权力和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还是由资本把权力关进资本所做的笼子里呢?我看这两个笼子是不一样的，甚至存在很大的不同。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政治是在资本之上的，资本受到政府权力的限制，而在西方社会里，则是相反的，资本是在政治之上，支配政府的运作。所以这两对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欧洲的资本会在政治之上呢?这是因为欧洲分裂的地缘政治，当政治分裂，它就无法控制资本在流动中形成联合垄断，进而占据上风，所以资本控制住了政治。那么中国为什么政治会在资本之上呢?因为中国政治是大一统的，资本没有机会控制住政治，相反受到政治的节制。同时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政治和人民是有契约的，资本和人民是没有契约的。你再有权力，今天还得说一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吧(西方叫“人民主权”或“主权在民”)，但是你如果是个很有钱的人，说我的钱我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别人根本管不着。所以，如果一个社会的中轴力量掌握在资本(资本家)手里，那他的危害性就很大了，是非常可怕的。对于资本的恐怕，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上到下，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还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实际上就掌握在资本(资本家)的手里。政治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全球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关系，但是大家对于资本却没有任何警惕心，资本的私人性(私人所有)、流动性(自由交易和买卖)、腐蚀性(权钱勾结)和根本性(资本这个经济基础决定权力的运作)是非常大的。现在全球的社会进步，特别是文明的进步已经进步到了什么程度呢?对政治已经有警惕心了，知道权力不能被滥用，否则就会腐败泛滥，但是全球对于资本却没有警惕心，马克思写的《资本论》之所以伟大，其伟大正在这里——他(它)要让我们认识到资本的公共性，绝对不能让资本在全球横行霸道，横冲直撞，侵蚀一切。我们要用国有力量来控制资本，就是为资本套上了人民性的缰绳，这就是用政治教育和纪律以及法律的强制力让资本很好的为人民服务。西方对资本家则没有制约，而中国的资本家是在政治之下的，政治如果能够被人民所制约，那人民就能够同时控制住政治和资本这两个危险又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把权力和资本关进人民民主专政的笼子里，这需要在中国全面普及落实人民民主的制度与实践，这就是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面所说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前一句话“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就是政治学和法学研究中所说的间接民主，后一句话“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就是政治学和法学研究中所说的直接民主。两者充分结合则社会主义的民主和国家治理大事可成。事实上，我认为“窑洞对”已经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人民民主。它是目前为止唯一能够摆脱历史周期率的办法，也是驯服权力和资本的根本方法，关键就要看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声称代表人民利益的统治者如何去做了。
总之，光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根本不够的，还需要“以权利制约权力”，需要真正落实人民民主专政的监督制约机制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和资本最终关进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笼子里。所以，西方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只有资产阶级专政，资本这个人间恶魔可以四处任意泛滥，其死穴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中国最应该珍视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两种制度的较量即将见到分晓，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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