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复辟

“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马克思

黑格尔说：一切重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过两次。

马克思补充说：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一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巨人倒下了，侏儒们站起来。

侏儒们在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之所以一直受到他们所在的那个复辟阶级及其愚蠢追随者的倾心崇拜，无非是因为：

他们，是那个阶级腐败、堕落和不读书的最完美的代表。

早在他们掌控历史舞台以前，作为无良政客，他们就已经显露出他们的“修正”才能了。

他们时代的历史，他们自以为的“辉煌”史，就是一部劳动阶级的灾难史。

不过，站在劳动阶级的立场上看：

他们时代的历史，也是一出荒诞笑剧。

（01）

第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产者复辟，无疑是一出悲剧——要知道，在它上演以前，还没有人目睹过这样一出交杂着背叛、狡辩和无耻出卖的大戏。

在这出戏中，产生于我国的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和导师，扮演了真正悲剧的角色：

他以彻底革命者的雄伟气魄，发动了以批判“领袖国”叛徒集团为中心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但最终人亡政息。

当然，在这出戏中，“领袖国”本身的命运，也是悲剧性的：

作为一个开辟了历史新纪元、积聚了雄厚实力并与世界反动堡垒进行了全球范围内的“冷战”对抗的“超级大国”，竟然变得越来越像它的敌国，最终竟然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归顺了自己的敌人，仿佛一下子就从“最正统”的社会主义走到了“最另类”的资本主义。

总之，从这出戏主要冲突的双方主角——复辟者与反复辟者各自的命运来看，它确确实实堪称“悲剧”。

然而，赫鲁晓夫的天才继承者们的事业，却是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的笑剧。

他们没有什么原创性，这帮“新新修正主义者”在理论上(如果勉强承认他们还有“理论”的话)，几乎完全抄袭了新老修正主义者，即只懂得从他们可耻又可笑的祖师爷们那里捡食残羹剩饭——更搞笑的是，即使这样，他们也还要自命高明，并向人民做自我吹嘘的宣传。

他们至多在口号上，有那么一些“创新”，那就是不厌其烦地为“社会主义”添加修饰语和限定词，并高高举起红色招牌以掩饰自己的白色行动。

（02）

表现为右倾的机会主义，它的理论，它的路线，它的理论和路线的统治地位，以及它的实践——所有这些，在觉悟了的无产者及其知识分子看来，都不过是在搞笑地重复赫鲁晓夫之流的事业，虽然重复得还算有点水平。

机会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的产物。

如果仅仅将复辟归咎于一小撮复辟分子，甚至几个、一个复辟头子，那就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史唯心论。

“二战”后世界长期的总体和平环境，以及在这个环境下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局面与和平发展，是一个背景。这是丝毫不奇怪的。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过这种一度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局面，和它的和平的发展时期。

革命党的历史证明：

一般地，在必须与资产阶级决裂的、暴风骤雨般的“战争与革命”时期，易出“左”倾机会主义;

在与资产阶级合作，或通过和平方法限制和消灭资产阶级的、相对宁静安逸的“和平与发展”时期，易出右倾机会主义。

“长期”的“和平”发展，培养了一批温室花朵般的和平主义信徒，他们是庸俗的和平维护者，是实际上的和平主义奴隶——这种和平主义的迷雾，不可避免要扩散到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来。

我们看到：和平爱好者们大讲对国内国际资产阶级的全面“和平”，以阶级调和取代阶级斗争，以庸俗和平主义取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

7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初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国际形势的重大缓和(但是现在又紧张起来了)，也是一个背景因素，或者说本身就是“和平”的一部分。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确有条件跟帝国主义国家实现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的时期，有的人就忘记了：

有限的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它们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之间，就没有根本的矛盾和冲突了。

看看今天世界上涌动着的新一轮“冷战”潮流，就知道起码在思想上，美利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批可敬先生们是一点也没有忘记意识形态的——这，就反衬了那一帮大搞“不争论”，执着于“去意识形态化”，试图对帝国主义者进行“劝善”的机会主义庸人，是多么自欺欺人，多么可笑。

有限的，甚至是极其有限的和平共处，决不意味着国际范围内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了，决不意味着国际帝国主义已经“从善”了，决不意味着要以(应该实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取代(更加不可放弃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了。

通俗地说：

不是我们演变他们，就是他们演变我们——这句话，并没有因表面上的“和平共处”而改变。

机会主义者则“讨巧”地把全面的革命路线替换为片面的和平路线。

我们看到：

正是从战后和平时期，特别是“冷战”缓和与结束时期起，右倾机会主义或说修正主义，成为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主要危险。

正如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所指出的：“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

正如从1870年代开始，曾经有一段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那个时期产生了伯恩施坦的老修正主义一样;在“二战”后，在帝国主义国家被迫接受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某种程度上的“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处于某种“国内和平”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国家自身也处于较为长期的和平建设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思潮最容易滋长和泛滥。

（03）

然而，谁要是以为问题的根源在“国际”上，谁就无疑还是肤浅的，至少是不够敏锐。

战后各国内部资产阶级的改良与收买政策(改良在有些国家从战前就开始了，如美国)，和基于新技术的更巧妙统治手段，是产生右倾机会主义潮流的重要因素。

而在原本落后的东方国家，情况又更为特殊、更为复杂。

在这里，更多不是资产阶级以统治者的强势姿态“收编”无产阶级，而是原来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锋队组织的部分成员，“自觉”地向资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靠拢，摇身把自己变成资产阶级，最终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

社会主义时期，或说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是最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因素。

在这个可能表面上已经相当“平静”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好像已经“胜利”了的时期，资产阶级自己，当然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了，他们在政治上被推翻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似乎也已经不占“官方”的统治地位了。

但是，资产阶级——或者更严谨地说——前资产阶级，是不是已经变成乖乖驯服的小绵羊了呢?

不，决不是的。

谁要是认为在共产主义时期，特别是在它的初级的阶段即草创时期，又特别是在原本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落后东方国家的共产主义草创时期，刚刚被推翻不久的剥削阶级，竟然没有丝毫的复辟希望——恢复他们原有的、更舒坦的地上人间，并把这种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谁就不能算真正领会了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

他们有国际上的帝国主义，或者说国际资本力量的必然的支持，而且这种国际支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是很强大的——单是这一点，即来自强大力量的强大支持，就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更重要的，他们自己还有金钱和动产，还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还有较高的文化程度。

决不能忽视的一点是：

他们实际上还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维持霸权，而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思想并不能一下子就占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大脑。

我们与他们之间围绕文化领导权的斗争，是持久战中的持久战，千万不能忽视这一点。

（04）

除了“前”资产阶级，还有着可能产生的“新”资产阶级。

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当然也不例外。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包括这个专政的建立和巩固。

在原本落后的东方国家，似乎不可避免要出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接替进行”的现象，即在民主革命后不久就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现象。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转变;

而在东方落后国家搞革命，这个重大转变又不得不是比较迅速的。

这的确是东方落后国家的特殊性。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特殊性，不仅丝毫无损于世界革命的普遍性，而且是普遍性得以存在的前提。有的机会主义者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瞧不起”这种特殊性，认为既然如此“特殊”那还不如“先不搞”社会主义……这是自作聪明的蠢人的见解，他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于是，在这个比较急剧的转变过程中，在先锋队组织内部，社会主义革命路线能不能确立起来并坚持下去，是一个重大课题。

一般地，在经济文化越是落后的国家搞革命，不管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就越是会遇到强大的反革命复辟力量，就越是可能出现相当长的复辟时期，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就越是复杂、激烈而长期。

在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联合的对象，而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不得不将他们变为革命的对象，或者说他们必然要转变为革命的对象。

不革资产阶级的命，那还能叫“社会主义”吗??

这时，原来先锋队内部的，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即没有足够的社会主义领导觉悟的人，其态度，就变得暧昧、保守起来了。他们甚至可能从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变为社会主义反对派。

在比较长期的民主革命过程中，特别在又需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的情况下，革命队伍本身更加不可能纯而又纯。

不可避免有不少其实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甚至满脑子农民阶级“打天下，坐天下”观念，而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人，加入到组织中来。

他们甚至可能担负起重要的领导职责。

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和先进的无产阶级还有着比较强大的共同利益，因而能够部分接受民主革命的纲领，并在民主革命实践中表现出冲锋在前的积极性。

但是，一旦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他们当中有的，就不愿将革命进行到底了。

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同他们的世界观相抵触。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民主革命后，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利益(落后东方国家民主不充分的缺点加剧了这一点)，势必要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能够通过相对稳定的体制和秩序去保护他们的利益。

他们在政治上向往的是资产阶级精英主义，害怕群众，更不愿发动群众，欣赏少数人做决定、多数人被动服从的威权主义。

他们在思想上容易右，自觉或不自觉地拥抱修正主义。

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上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则构成了复辟的经济根源。

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他们就可以在分配方面做文章，通过或合法或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从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

他们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一部分领导权，在某些部门和单位实际上改变所有制性质，使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使劳动力变为商品，重新建立起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当然，他们对生产过程和生产资料的控制也是不可忽视的。

这样势必影响乃至改变先锋队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在整个政治上引起“改变颜色”的后果。

（05）

而此时，社会上的被推翻的原资产阶级分子，由于被推翻，已经很难大张旗鼓地进行复辟活动了。

他们就注定要把复辟希望寄托在先锋队组织内部，寄托在那些跟他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相近的新社会的落后分子身上。

先进组织内的落后分子和新社会上的旧主人，在思想上乃至在政治行动上的合流，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被还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思想俘虏和沾染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那部分工人阶级，保留着小生产者固有特点的农民阶级，具有比较浓厚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农民，以及我们所熟悉的顽固坚持旧世界观的、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切，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先锋队组织，影响刚刚开始的、幼苗般的社会主义事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方面。

革命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在东方落后国家，不仅面临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还面临更加陈旧的、封建的和帝国的剥削阶级思想残余的影响。

什么“孔孟之道”，就属于“更旧”的思想。

这也使得怀有复辟希望的阶级更易于在思想舆论领域兴风作浪，即利用一切剥削阶级旧思想旧观念，打着“伟大祖先”的旗号，跟正在确立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争夺阵地，以培植更年轻的复辟拥护者，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新旧交替”的历史转变时期，必然会有“新旧并存”“新旧交锋”乃至“新旧决斗”的特点。

在我们当中，谁不承认这个时期会面临一大堆刚刚摆脱的资产阶级社会留下的旧东西，以及一切历史上剥削社会的没有被彻底清算的老古董，谁就不能算清醒的社会主义者。

（06）

那么，既然面对这么多的旧因素，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在这个问题上，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再次显露出他们之间根本的原则分歧。

机会主义者总是喜欢自作聪明的，他们总是洋洋得意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天才”的修正。

他们宣称：

既然不可避免要面临如此之多的旧因素，那我们不如干脆“暂不”进入社会主义，等到“条件成熟了”“准备足够了”“情况许可了”再来进入。

或者，他们干脆去“聪明”地迎合旧因素——比如把自己给变成旧式剥削者，这样就“舒服”多了!!

我们与他们恰恰相反。

我们不是主张退让甚至迎合，而是主张使自己强大起来，以革命的新因素不断限制和取代反动的旧因素。

为此，必须建立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并在极端重要的思想文化领域展开坚决而不妥协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政治领导权(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巩固，才能够保证社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而不是“独辟蹊径”分出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小路——自然也不是转身走回到典型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同时，必须在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充分保障劳动者个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必须认识到：对“敌人”的专政和对“自己人”的民主，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如果不能对敌人实行最坚决、最有力的专政，自己人的民主就无法在根本上得到保证，就会被敌人专了政;反之，如果不能在自己人内部实行最真实、最彻底的民主，以保障自己人的自由，就难以避免从自己人当中分化出不受监督制约的当权派，他们必然要变成新的敌人，最终也是被敌人专了政。

不可否认：

伟大的革命毕竟是留下自己的痕迹了——岂止留下痕迹，它为自己的再兴起预留了火种!!

伟大革命家的伟大革命学说，是不会消失的，甚至连“官方”的世界也根本无法完全清除它的影响。

伟大革命家在世时，曾不止一次向人们讲过“精神变物质”的道理。

他的革命学说正是他留给我们的可以变成物质的极其强大的精神武器，这种精神武器一经由群众掌握就必定会在社会领域释放出核爆般的能量。

无法抛开革命学说外壳的统治阶级，则由于自己的“天才”而使自己处于极端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他们的所作所为与革命学说所指出的前进方向是完全相反的，他们与革命学说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的冲突;

另一方面，他们不敢全面公开地抛弃革命学说，甚至越到垄断阶段就越要借用革命学说中的“强硬”话语以推进自己的利益……

一旦伟大革命家的画像被从国家标志物上摘取下来，就意味着他们只能到月球上去继续他们关于自己“永远正确”的说教了，也就是意味着真正的统治危机和革命复兴年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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