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当官员们成为受害者的时候》一文中，我提到了一件陈年轶事，源于刚看到的一条字少事大的新闻：“原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彭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我不禁想起几年前与他的一面之交。
2016年6月18日，湖南益阳商人吴正戈因偷拍违法违纪官员被抓，罪名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他被抓时，我就在益阳，而且非常巧的是，我的手机正好放在他的车上充电，当时连我的手机都被当做涉案物品被扣押了，一周后才取回。我不得不作为其辩护人，为其奔走呼号。所谓的“受害者”是当地的法院副院长、庭长、法官及公职人员，偷拍的内容包括公款旅游、赌博、与情人去开房，但都是在公共场所拍摄，并没有酒店里面的镜头。他把这些资料交给纪委，上述八名违法违纪者被内部处分后，向警方报案，说吴正戈雇佣民间侦探侵犯了其隐私，遂以刚修正不久的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治罪。
此时在当时引起舆论极大反响，包括人民网、《京华时报》、《新京报》在内的七家媒体发表评论，认为这种反腐举措具有正当性，公职人员的隐私应让渡于民众的知情权，不应追究实名举报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刑事责任，当地抓捕吴正戈夫妇属于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但益阳公安机关不为所动，不仅没有放人，而且违反法律规定把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益阳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院)，在我向检察院机关强烈要求下，才变更强制措施，把他关入看守所。我就是在吴正戈被羁押两个月的时候，见到传说中的彭波的。
2016年8月19日，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位领导想约我私下谈谈，关于吴正戈案，时间是晚上，地点是北京西城区的一家茶楼。我虽然疑虑，但为了救吴正戈，还是去了。吴正戈当时被关在桃江看守所，律师根本会见不到。因为每次去会见，办案人员总是在提审。吴正戈已经被批捕，按理说，看守所会见不存在障碍，但办案人员就是掐着点，你不去，他们就不提审，你去他们就提审，并肯定会熬到下班。有位办案人员告诉我，他也没办法，都是领导安排的。我知道此案背后的巨大的阻力，特别想尽快地营救吴正戈。我曾约过当时益阳的市委书记、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甚至中院院长，都无果。
话说2016年8月19日晚上八点多，我如约到达位于西城区广宁伯街2号的金泽大厦，那里有一个号称百年茶庄的茶楼。茶楼古色古香，装饰考究，但奇怪的是人很少。服务员小姐一个个身材高挑，婀娜多姿，想必这里的消费并不低。进入二楼一个包间，中间坐着一位个子不高的五六十岁的和善长者，圆脸，笑眯眯地，看不出任何官架子。但他一说话，我还是听出了益阳口音的普通话。他自我介绍说叫彭波，在中央政法委工作。
事后我才知道，彭波籍贯湖南南县，属于益阳地区，算是益阳在北京级别最高的官员之一。他曾是南县一中的老师，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也就是我出生那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北大中文系，可比法律系牛逼多了，真正的天之骄子啊。他的学历，也并没有止步于本科，而是在1996年在湖南大学又在职读了个工商管理硕士，在2003年在北京大学又拿了个经济学博士。同时，他的仕途，也从《中国青年报》社长起，平步青云，到中央外宣办某局局长，再到国家网信办副主任。他在国家网信办任副主任时，上司就是后来被查的鲁炜。
我见他的前一年，他被国务院免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一职，但我实在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他。当时他介绍自己是中央政法委的，我也核实了一下，当时确实是短暂地任中央政法委网络舆情应对和依法处置协调小组组长，“长安剑”微信公众号据说就是他创办的。在我看来，从国家网信办专职副主任，一个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央政法委任一个小组长，实际上是降职，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错误。至于被中纪委调查时的官职，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已经是被权力边缘化了。我不懂官场，也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那天落座后，他让人沏了一壶上好的安化黑茶。他应该是那个茶楼的老主顾，因为美女小姐姐沏好茶后，朝他微笑，自觉地退出房间并关上门，甚懂规矩。他跟我说安化黑茶有什么好处，让我长了不少知识。后来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益阳，转到吴正戈案件上来，他跟我说了自己跟益阳市市委书记私交很好，要我理解他们工作的难处，但看到我狐疑的目光，他又主动说明自己不是受人之托来说项的，只是想说点公道话。他劝我不要再写批评益阳官员的文章，说是为我安危考虑。在他始终微笑的面容下，我已然听出弦外之音，果然是来者不善。
我十几年前放弃进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的机会，选择去高校教书，就是自认为自己性格不适合官场，以我的情商活不过两集，所以我不再虚与委蛇，而是单刀直入地问，是否能以释放吴正戈夫妇作为交换条件，我退出益阳的所有事件，不再参与。彭波略有迟疑，但依然不改微笑，说这事他做不了主，若有机会，可以转告。他给我的印象，这么多年来一直非常清晰，其笑容特别像王刚扮演的“和珅”。表面上永远给你如沐春风的感觉，但事后想想，却泛起丝丝寒意。他给我留的手机号，尾数非常吉祥，是“161616”，不知道这个号码是否给他带来了很多好运。
那天晚上的谈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回家时已经是十点。我没有把这件事跟任何人说，只是在微信朋友圈记录了一下时间和地点。我也没有对他说的“转告”抱有什么希望，此后他也没有再联系过我，或许在他眼里，我就是个不识抬举的书生，根本不足挂齿。此后吴正戈被羁押了两年才开庭，他始终未认罪，即使在血压高达两百多的情况下也没有被取保。开庭时我为他做无罪辩护，历经五天的庭审，我们坚持到了最后。他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四年，与骗贷罪合并执行六年。
这五年来，吴正戈被关在监狱，从未屈服，一直喊冤，也自然没有获得减刑。当初抓他的公安局的某些干警，早已进去了，某些领导，也已经落马了。彭波的落马，虽然与此案没有直接关系，但我仍觉得出了一口恶气。他涉嫌的严重违纪违法，一定会查清楚，我也希望他能获得公平公正的审判。只是，我不知道当初那些憎恨吴正戈的律师的官员们，当他们自己沦为阶下囚时，到底是指望见到勾兑派律师呢，还是为被告人积极辩护的律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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