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晚，中国外交部宣布对欧方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利益、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以对欧盟以涉疆事务为由对中方个人和实体施加制裁进行反制。
在这份制裁名单中，排在首位的是欧洲议会议员彼蒂科菲尔，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德国绿党副主席，同时也是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
彼蒂科菲尔原本是一个德国“左派”，学马列出身，自称读过毛选，引用毛主席语录也是信手拈来。
让陈平之流大失所望的是，这位德国“左派”、“境外势力”，对中国打的并不是“马恩牌”，而是资产阶级的“人权牌”。
在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所领导的基民盟是正在执政的右翼政党，而在野的绿党则号称是德国左翼政党。
然而，号称左翼的绿党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似乎很不友好，不仅在西藏和新疆问题罔顾事实、频频编造谎言，充当欧美帝国主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急先锋，还公开支持热比娅和疆D组织“世维会”，而支持藏D的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也是德国绿党领导的政治基金会。
自媒体博主火锅大王曾经提出一个名词，叫“纳粹左派”，大致意思就是对内鼓吹相对平等和社会改良，对外维护帝国主义霸权，德国绿党的所作所为不就是标准的“纳粹左派”吗？事实上，绿党就连对内的平等诉求都已经在逐渐放弃了，而停留在一些空洞的理念上……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诞生的包括绿党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为何最后却“纳粹化”了，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们赢了”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批判资本主义、制止全球生态恶化为中心主题的绿色生态政治运动，已经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到全球，成为当代世界人们所不可忽视的一股很重要的民间政治力量。自1972年新西兰成立第一个绿党后，许多国家都相继成立了绿党，2004年，绿党还建立了统一的地区性组织——欧洲绿党，共有29个国家的32个成员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79年在西德成立的德国绿党，1998年德国绿党还在大选中获得空前胜利，进入执政联盟。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用到绿党身上同样恰当不过。
绿党的成员相当一部分都是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的参与者，而欧洲68年的学生运动正是受中国红色风暴的影响，所以，彼蒂科菲尔读过毛选不足为奇。
68年学生运动40周年之际，德国绿党领袖达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曾说过一句话，“我们赢了”，而这个“我们”，指的就是当年参加造反的人。40年之后，科恩-本迪特这些人大都已经跻身为德国精英阶层的一份子、既得利益者的一份子。正因为这样，他才会满足于现在欧洲既有的秩序，在他看来，这是他所领导的68年造反运动带来的积极结果。
68年造反运动让欧洲的资产阶级瑟瑟发抖，他们主动向造反者伸出了橄榄枝，把学生运动领袖吸收为资产阶级政客，将学生运动的方向“无害化”处理并吸收为资产阶级政治的一部分。科恩-本迪特在40年后可以优雅地宣称，是他们的造反给德国带来了进步，诸如文化的多元、男女平等的观念、个人自由的保障（如同性恋合法化）。
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资本全球化运动和新自由主义席卷欧洲以来，欧洲工人通过斗争争取来的福利和民主的权利已经遭到了极大的蚕食，经济不平等极大地加深了。68学生运动的一代固然享尽了“招安”所带来的成果，而“招安”所带来的恶果却扔给了他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
绿党的新自由主义转型
68年学生运动的“阶级平等诉求”，被欧洲的资产阶级通过软硬手段引导向了无害化的“环保”诉求以及“多元化”诉求。经过近20年的发展，绿党逐渐从单纯的、激进的环境保护力量发展成为在欧洲政坛和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政党，上个世纪末以来，德国、芬兰、瑞典、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的绿党组织先后入阁。
如果说80年代，在野的绿党还能不忘初心，怀揣当年造反时的政治理想，抵制新自由主义，反思资本和市场对社会的渗透，把取消资本逻辑的替代社会作为追求目标的话；那么，90年代以来，已经获得资产阶级政治献金、并逐渐取得政治权力的各国绿党，就已经越来越亲密地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为伍。
1998年，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红绿联盟在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上台，成立了“德国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左翼政府”，新政府充斥着从前参加过造反的左翼分子。这样的状况不仅发生在了德国，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1个国家都是中间偏左政府上台，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是60年代民权运动的参与者，各国舆论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总体“左转”的标志。
然而，正是在左翼政府执政期间，金融资本力量的增长全面超过了实业资本，各国政府失去了对本国货币的掌控；红绿联盟执政的七年间，德国参与了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的非法侵略以及向阿富汗派兵，社民党和绿党彻底背叛了他们的和平主义理念和反法西斯历史，他们自我标榜的“人权话语”转向了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极具侵略性的“人权军国主义”，绿党的环保主义理念还成了发达国家限制后发国家“发展权”、推行“气候霸权”的工具，彻底沦为帝国主义资本家集团的打手。
在对内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进上，红绿联盟走的比原来的右翼保守主义政府更远。红绿联盟通过工资冻结减少了那些领取退休金的选民在调整通胀后的实际退休金；红绿联盟还立法通过“哈尔茨方案”，大量支持该联盟的工人选民失业了一年后，失业福利被降为救济伤残的最低社会福利；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导致每个人花较多的钱享受较少的服务……与之同时，资产阶级却获得了数十亿欧元的免税。
对左翼政党彻底失望的底层选民，转而去支持鼓吹排外和民族主义的极右翼政党，间接导致了右翼民粹主义和新纳粹思潮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崛起。
当资产阶级成为“衣食父母”
绿党新自由主义转型的发生并非偶然，与放弃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主张、从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全民党的德国社民党不同的是，绿党的社会成分一开始就比较复杂，其中既有生态环保主义者，也有和平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生态社会主义者，有专家、知识分子、大学生，甚至还有共产党员，但他们的主体成分属于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人群，并非工农大众。
而小资产阶级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摇摆性，没有什么坚定的立场，在接受大企业捐助、国家经费补贴的发展壮大过程中，绿党最初作为抗议党的棱角被渐渐磨平，逐渐放弃了原来的很多政治理念，诸如对“爱国主义牌”的排斥、对转基因技术的坚决反对、“素食日”主张以及难民问题上的开放立场……甚至开始与右翼的基社盟合作，已经发展成为它曾经激烈反对的样子——一个精英、主流的资产阶级政党。
切·格瓦拉有一句名言，“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笔者理解，这个“现实”既包括实事求是、随机应变的行动策略，更包括阶级立场的改造与坚守。
阶级基础决定了一个政党的性质。1968一代的“理想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终究还是背弃了他们最初的理想，沦为帝国主义的打手。这从他们脱离工农群众，认资产阶级为“衣食父母”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的，这是值得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警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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