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谁创造的，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阶级斗争，从而关系到社会主义应否实现、能否实现的问题。
因为，若是历史是由精英、资本家创造的，那么，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便丧失了正当性，因而就无法借助它来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如果历史是由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劳动阶级创造的，那么阶级斗争就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进步的正义之举，从而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
因此，讲清楚这个问题至为关键。
教科书上的一个经典观点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对的，但又是笼统、空泛的，应该要给这个“人民群众”下一个定义，将它的内涵和外延限定在一个合理的、实实在在的范围内。
我以为，人民群众是一切直接从事社会物质资料，从而精神财富生产活动的劳动群众的总和。这样子，就把那些不直接从事生产活动、靠剥削别人为生，因而不是促进生产力，而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剥削阶级排除在外。
也只有这样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精英们则不这样认为，他们往往夸大自己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似乎如果少了那么几个精英，整个社会就会停止运行，整个历史便会停滞不前。而这种精英史观，其实是唯心主义思想的变种，它把少数人的意志、精神看成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这也就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地位降低到了极点。这种逻辑顺推下去，劳动群众受精英们的奴役、压迫、愚弄，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应该说，在马克思以前的人们，往往都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比如，以十八世纪的英国民粹主义者托马斯•卡莱尔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就认为劳动群众是多余的，整个历史都是由精英们的个人意志创造的；而像德国的俾斯麦等人，则认为历史的运转是由一种规律性的力量在绝对地决定着，因而劳动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便是无足轻重的。
必须承认，这两种说法，尤其是前一种说法，直到今天仍然有巨大的市场。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本身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历代剥削阶级的鼓吹与粉饰，由于这样的历史惯性，所以才造成了“精英创造历史”这样的说法的大流行。
比如，一些资本家就常常把自己包装得神乎其神，似乎整个企业，整个公司都是他个人的聪明才智创造的。这样，工人阶级能够得到工作倒还要感谢资本家了，如果能再多领点工资，那就要对资产阶级俯首帖耳，三叩九拜了。
其实，精英的出现本身就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现实中出现的精英，都是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此之谓必然性。偶然性，指的是单个的精英的出现是偶然的、随意的，不是确定时间、确定地点里的确定的某个人。
所谓精英，其实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产生的杰出人物，他们本身必须依赖一定社会的历史趋势而存在，而整个历史趋势，则是由劳动群众们创造并推动的。
因此，精英史观的本质无非是一小撮剥削阶级为了掩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运用唯心主义方法论拔高自己，贬低群众的障眼法。
然而，这种障眼法又是如此“乱花渐欲迷人眼”。
黑格尔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中指出：“有限事物的一个规定是偶然性，因此是关于世界的偶然性的证明。”
正是这种偶然性，造成了一种假象。
举马某云为例，他恰恰是顺应了互联网革命的历史潮流而产生的时代杰出人物，是时代塑造了他，而不是他塑造了时代。但是，偶然性暗示我们，为什么互联网时代塑造的是马某云，而不是牛某云，或者其它的某云呢？
这样子，马某云的成功似乎就是一件不可复制、无法替代的事情，似乎整个时代的力量都加持在他一个人身上，使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令人心生敬畏与佩服之情。
但是，必然性昭示我们，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精英，马某云不出现，自然会有其他人出现。只是，这种昭示太过晦涩、隐蔽，使人不易察觉。
此外，马某云的成功，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阻塞其他人在互联网行业的成功，这样就使马某云更独一无二，他就成了时代的与众不同的权威性代表，因为只有他把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只有他活生生地站在众人面前，而其它潜在的、可能成功的人毕竟只是“可能”，还没有化作现实，因而就不能使人信服。
然而，精英毕竟是时代的产物，它们有着自己的时代局限性。
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精英常常是剥削阶级，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产生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之中的，自然，最大的剥削者就是最大的精英。
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其实就是一切普普通通的劳动群众。
比如，毛泽东时代的精英就不是那些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剥削阶级，相反，是一切依靠自身劳动、自力更生的劳动群众们。
就是主席诗中的“六亿神州尽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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